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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五大”的最重要成就，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旗帜意义。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说摆在突出位置加以阐发，喻意极其深远。它昭示我们今后一切理论与实践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围绕这个基本国情展开，惟有如此，方能真正领会和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形成，既直接源于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更根本的还在于它是对中国共产党七十余年革命与建设理论及实践进行全面省察和总结的成果。令人瞩目的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纠左”为契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两个凡是”的荒谬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偏执，完全被实践理性所化解；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被纳入社会主义体制；“三个有利于”原则为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清除了障碍。社会主义不再是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模式、概念，其内涵不断由实践所矫正、填充。将当代中国社会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重发展的宽阔视野和实践原则，它是中国现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写真，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又极富针对性地破解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层面上的敌视与隔膜，有利于摆脱思想上行动上的自我封闭，以使自己在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完善和强化自我。
然而，在我国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切实做到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要在市场基础上增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两相协调，任务将是繁重而复杂的。若放弃或丧失原则，“和平演变”随时可能发生；而由于担心社会主义原则将受到威胁，因噎废食，将公有制与其它多种经济成分对立起来，重归所谓的“纯粹”，则必然葬送经济发展的锦绣前程。对此，历史巨人邓小平早在1992年春就谆谆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他对“左倾”的严肃警示， 满怀着历史的凝重，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底蕴，对我们能否坚持和怎样运用邓小平理论，都将产生关键的影响。
回首历史，“左倾”创伤仍在
启望未来，“左倾”隐患犹存
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反右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此举的确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幸的是，反右派生出了“极左”，“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使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与之相对应，建国后的社会和经济也度过了三个比较好的时期：即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讫今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恰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治国决策中未犯“左倾”错误或“左”的危害较小。
右是政策路线问题，“左”是方式方法问题，“宁左勿右”曾蔚为思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痴迷于形式和崇尚假、大、空的务虚风气及脱离现实的理论自恋肯定会有所收敛，但它仍能在新的义利之辩中大行其道，“姓资姓社”的诘难余音未绝。对政治功利的诉求极易诱发物质功利主义，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又框定了政治理论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一元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要么固步自封、要么自我失范的二律背反，造成人们理念与现实间的失衡，进而危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进步。
防范“左倾”，必先认识“左倾”，尤需对“左倾”进行寻根溯源的剖析。“左倾”之所以难于防范，它象一只无形的魔手，反复作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它赖以滋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不可不察的，换言之，“左倾”具有某种社会文化上的依据和社会心理上的寄托，它们构筑了“左倾”一再死灰复燃的能量补给线。
“左倾”反复衍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基础，以此为倚托，与现实脱节的理论及观念往往能获得合理解释，空想也变得可望而可求
“左倾”根本上是个政治概念，而在认识上却不能不归属哲学范畴。“左倾”相对右倾而划定。
列宁指出：“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2〕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3〕“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当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时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4〕
中国现代史上，无论左倾，抑或右倾，归根结蒂，是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究竟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而引发的不同理论与认识取向，它们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实践。“左倾”的发生主要表现为人们用以指导实践的认识和理论超越现实，显示出强烈的主观和先验色彩，悖离了“实事求是”原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刻蕴涵了其认识论的基础。
“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经济的客观需求，统一的政治权威（中央集权）的使命在于维持自然经济的生存，绝非促进它的发展（重农抑商）。如此，政治权威的不断强化，只能导致它越来越与经济生活相剥离，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独立倾向，其强调自上而下的纯粹政治联系与建立在经济网络基石上的政治一体化是有区别的，二者所采取的自我强化的手段也不相同，前者注重意识形态，后者则偏重法制。思想文化的统一对保障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实现的必要性，是勿庸置疑的。
古代先贤酝酿形成“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被后人发展成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进而引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了人们自觉构筑普遍统一价值观的有力依托。“天人合一”从根本上模糊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同时又几乎将人的属性完全拘守于人文环境中，进而把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混同，把自然性交由人性来体现，导致了人性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格化。显而易见。这种认识论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反映论有泾渭之别，其中的要害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判定都是不全面的，造成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先天不足。也正因为认识主体与客体生来就杂混在一起，使得人的存在具有了自然与社会的本体意义。于是，“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5 〕被“吾心即宇宙”（明·王阳明语）所消解，主观对客观由感性而理性的认识变成了人们冥思般的体认和感悟，认识客观世界变成了主观感知自我。道家的气功境界（精神化育）和佛家的顿悟说，弱化乃至消弥了原本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把“心外无物”推崇为理想境界，并引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充分条件。儒家的“礼”更是将客观“天意”和主观“人情”集于一身，它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而礼由圣人出，因为圣人能达天意、通人情，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皇帝被打扮成圣人，皇帝又称天子，意为昊天上帝的儿子，他能秉承天意，统驭万民，皇帝成了礼仪的化身，天意演化为人意。可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骨干的儒、释、道三家学说都认可了主观和客观的混通，客观可由主观的自省而被感知，稍有不同的是，儒家更看重其手段价值，用董仲舒的话说，“神道设教”是也。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应属于人们的两个不同行为层次；对世界认识的正确与否要靠改造世界的实践结果去检验；认识世界的意义在于适应和改造世界。但是，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农业社会，除了四季农时，人们很难对自然界的其它变化发生普遍的兴趣，自然界从来都不是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就始终没有出现以研究和探求自然界本质为目的的科学理论。这里，抽象的自然属性“天命”与封建皇权的联姻，也根本遏止了人们对自然界本然的探究欲望，直至近代，输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尤其是科技方法，仍被时人斥为“奇技淫巧”，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学触动“天道”权威的恐惧与排斥。传统认识论不仅泯灭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差别，而且明显把认识的过程摆在高居实践之上的核心地位，由于自然界被虚化、被拟人化，因此，人们认识与实践的博大内涵便完全拘守于人心自我的狭小空间，对自然界的抗争也被人心自我的苦斗所取代。“知难行易”的思维定式摄取了人们的认知灵魂，由此演生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谬论。人就是一切，一切取决于人的所思所想，有了人，不管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也无论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便“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大炼钢铁”的惨痛教训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不过是顺服于人的沉默羔羊，“与天斗与地斗”的伟大卓绝被“与人斗”的无穷乐趣冲淡殆尽。
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和社会主义在新中国迅速取得初步成就，愈加使毛泽东相信：人心向背是成功的钥匙，人民大众是“天意”的化身，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足以根本改变世界的无穷力量和智慧，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将是万能的武器。他坚信，这种选择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自上而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工业体制和计划方法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要讲究多快好省。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境遇中，这种建立在“自力更生”前提下的发展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客观条件而言，完全成就上述设想是不现实的。而正是这一想法，得到了党内富有领导群众运动经验的大批干部的积极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阻止新方法的尝试，于是，有了“大跃进”。待跌宕平复后，自上而下对“大跃进”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其盲目性，并从此自觉以外行自居，很少直接干预经济事务。即便如此，旨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庐山会议”，仍把“纠左”的议题轻易换成了“反右”，这与“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出一辄。这说明人们情愿恪守的是他们认为比现实经验教训更重要的东西。
在“天人合一”认识论基础上，人们对真理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充溢着主观先验的色彩，一如人们理解“礼”是人间真理那样。传统政治生活中，思想统一与权威主义是两位一体的，而作为权威赖以生存根基的统一思想，始终而且必然闪耀着神圣的霞彩，这是人们普遍自觉认同权威的起码保证。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神圣获取，很大程度上出自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灵体验，它一旦形成定式，便与既定权威构成生死结，也就离科学与实践越来越远。
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原则影响到人们惯以生产关系而不是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长期的政治中心机制也束缚了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德治社会而非法制社会，人们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进行评判，遵循的是特定的道德评判体系，即注重人的行为动机和事物发展过程的考察，而实践的客观结局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
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评判是以维护某种既定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为出发点的。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及其利益关联以制度为载体，由是，制度成了道德关怀的首要对象。一般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制度的冲击是必然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利益主体转换为标志的新的利益关系往往以旧朝代的灭亡为前提，改朝换代是道德加以认可的；同样，新的利益关系仍仰赖新王朝的奠基加以确认，皇权体制不容动摇。另一方面，道德对皇权体制得失的评判是以“有道”和“无道”为标准的，姑且不论这种标准如何难以把握，仅就评判对象而言，它显然是针对某个皇帝的，而随着某个“无道”皇帝的被推翻，他所代表的王朝也崩溃了。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关系的确立是以新旧王朝的交替为条件的，尽管新旧王朝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在利益主体的价值评判中却是南辕北辄，“有道”战胜“无道”，新的总比旧的好，肯定新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否定旧王朝，这一点演化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与此同时，鉴于新旧体制转变不过是利益主体的轮流坐庄，人们总是不自觉地给新内容套上旧形式的枷锁，最终落入新瓶装旧酒的怪圈。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泾渭分明，而且二者的内涵及其分野一旦形成，便不再发生变化。他们认定，社会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出路，它再穷困，也无损它的优越性。显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不是他们分析问题时想要突现的主题，令他们陶醉的只是理论和构想本身。
马克思列宁所创立并完善的社会主义理论，起初并不是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而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已获很大发展基础上的。它固然帮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发展国家的道路，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努力方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可这些并不足以表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真正成了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其中一直存在着理论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发展的课题。而在传统文化造就的思维方式作用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道德先验的属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主义既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也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摈弃。它不光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新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涵盖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理应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一旦将社会主义纳入传统道德价值体系（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也就随之成了人们内在的道德诉求，因此，它充当客体供人审视与评判的可能性便日渐消弥，而它作为先验的道德主体的功能则日益完备。充作客观手段的社会主义逐渐被贵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所吞没。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既然是先验的，那么，估价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关键不是看它作为手段运行得是否妥贴，建设有无实效，而主要是看人们是否将社会主义当成一种价值追求，考察的核心在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否坚定，对社会主义是否满怀激情，是否按既定社会主义规范去做等，若“按既定方针办”了，你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是“有道”，否则，就是“失道”，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公然背叛，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那样，就非得把你打倒不可了。
正如传统“礼”一元文化对“非礼”的拒斥那样，社会主义与前此存在的旧体制间的天然联系被斩断了。哪怕是没有任何根基的花样翻新（虚行矫饰），都被推崇为文化的创新和贡献，“白纸”与“新、美的图画”，只求不留旧痕。但事实上，白纸是难求其白的，美妙的构思画将出来也就未免涂鸦一片。道德评判掩盖并取代历史评判，使得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疑问的思路预先被堵死了，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划定的范畴，人们需要的只是按社会主义理论规范去做，真理是无可辩驳的。“克己复礼”，〔6〕乃天经地义；非礼勿视，非礼勿行， 否则，社会便无你立锥之地。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对于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道德层面也起到了推动和维护作用——这与传统道德为维护中央集权而不断调整其内涵的文化结构相呼应，这种作用反过来又促成了人们习惯从制度的层面把握社会主义，认为搞社会主义重在对体制的维护，在评价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上，出现了生产关系标准优于生产力标准的评判。这无疑加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相对社会发展的目的性的理解，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教条，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率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以生产力标准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转变。同时，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可动摇。维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有效坚持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一贯性，社会主义真正由理论变成现实。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这是继毛泽东思想产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第二次飞跃”。正如邓小平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指导作用需要在实践中实现，社会道德一时失去了往昔那种超现实的支点，金钱至上的观念乘虚而入，且有演成新道德基石的趋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失衡，再次危及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强国梦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在两个大的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一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其二是以行政意志为主导的德治（人治）社会向法制化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怎样与市场机制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能否确立的关键；而能否建立起代表社会主旋律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并保证实现其与非政府倾向的私营经济的逐利为本的亚文化行为的矛盾统一（绝非全盘拒斥），则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要害所在。
我们对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反省，彻底告别了某些教条的东西，但是，潜藏于人们内心的道德文化思维模式不是一时能触动得了的。那种一元文化背景下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偏颇，仍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计划体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的逊位，势必造成原有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跌落，旧者已去，新者未莅，而道德在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社会里，终归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认为它不复存在，或因此对道德淡漠不闻，都不过是对道德已变换了的存在方式不愿承认罢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向钱看”这句为传统“重义轻利”观念所一向不齿的口号甚至成了最令人心仪的生活诫条，对金钱物欲的渴求不再与道德精神相背逆。道德文化的机器重新启动，然而它此时已不是社会机器的机芯，却沦为了物质文化的附庸。金钱至上观念已取代传统道德角色，它给传统道德以致命的一击，可并没有将旧道德扫地出门，它掏空了旧道德的内核，仓促将自己填充进去，转而以新道德自居。因此，它不仅没能发挥道德应有的职能，反而给社会道德带来了可怕的损害，使道德丧失了调节利益关系的社会属性，社会物质进步变得没有或很少道德约束，及至权钱交易横行、官僚腐败肆虐、地方保护主义成势、假冒伪劣猖獗、中央权威受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日趋严重，人际关系冷漠，以金钱明是非、断善恶，诸多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不难看出，金钱至上观念的雀占鸠巢和越俎代疱，加上传统道德思维模式的推波助澜，是酿成当今社会道德迷失的渊薮，道德价值观的混乱与纷杂正在恣意侵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用单纯物质进步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内涵，认为经济发展了，精神文化自然提高的观点，与忽视生产力发展，固化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一样，都脱离了中国现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极易造成新冒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确是防范“左倾”的有力武器。
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匮乏：“左倾”的社会深层底蕴
建国后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政治、经济政策中的明显幼稚性和极端性，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更是文化落后的结果，贫困的社会必然滋生贫困的文化，而贫困的文化又加大了摆脱与消除经济贫穷的难度。“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标榜维护社会主义的所谓“纯洁”，都表现为对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压制直至迫害，造成了一种对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非常不利的氛围，加剧了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
文化的落后也促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性的丧失。中国传统社会很难寻觅到有人锁定的民主传统（人民做主），却富裕地拥有“民本主义”（以民为本，为民做主），此般状况只能产生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在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上表现为上级怎么说，下级怎么做。作为被领导的一方，容易心安理得地听凭别人随意摆布，盲目迷信权威，迎合长官意志，而缺乏自我独立的见解，即便与领导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与冲突，更多的时候也是隐忍退让，委曲求全。中国共产党早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在于迷信苏联经验，盲从共产国际的决断，甚至在执行中遭到惨痛失败，仍不肯对其错误性提出怀疑和进行反省。
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匮乏，造成了权威和由权威提出的理论与主张失去制度的监督。由权威的人生出权威的理论——这种理论有时可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源于实践、具有现时客观性的理论一旦被赋予永恒色彩，也将断送实践的前途。无论怎样，人们都宁愿相信它们是金科玉律，因为它们贵为道德本体，是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之所系。
最后，应该着重指出，虽然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曾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左”的危害，但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跟“左倾”没有因果关联。从中国实际出发，强调实践精神的邓小平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同时，还从经济与文化两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开启了不断发展的大门。理论的正确已为实践证明，且它摆脱了自我僵化的命运，实践也不再盲目地超前或滞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落到实处，“左倾”隐忧得到有效化解。
注释：
〔1〕 《1992年春邓小平与深圳》第6页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257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第1卷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5〕 《荀子·天论》。
〔6〕 《论语·颜渊》。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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