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刚[1]2001年在《现代中国都市风情小说的文化学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市井是都市中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其中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市井民众或由他们组成的生命共同体——都市社会的“民间群落”。同时它有着隐性的文化结构，与显性的主流文化相比更具原始的、本真的民间文化品格，其中活跃着传统文化的因子，生动地展示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及其功能，以及由二者整合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人格的结构。 现代都市风情小说是指描绘都市普通市民的生活场景和浸润既久的风尚习俗、遥远而亲切的民间掌故，古色古香的珍玩器物，并通过这些生存表象、生存背景的展陈与勾画，试图探究潜隐其间的历史深意、文化内涵和精神气韵，并最终承续文化启蒙与文化隐喻的使命与负载的小说。因此，现代都市风情小说应符合以下特点：一是以都市的特殊的空间和独特的阶层——市井和市井细民为聚焦点，二是以都市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生存遭际为描述的重点，叁是以现代意识精审、烛照都市普通民众文化——心理架构中的合理因素与非合理因素。 都市风情小说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上溯可至唐传奇，唐传奇中己有描写市并风情和民风习俗的篇什，及至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萌发，市井生活日渐丰富，宋元话本中可以见到描摩市井人生百态的作品。到明代这类作品日见其伙，冯梦龙的“叁言”、凌蒙初的“二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即是代表之作。清代的都市风情小说更是丰赡。这些都市风情小说文本己开始渐露文化批判之端倪。进入20世纪后，老舍、张恨水、张爱玲、林语堂等人，把都市风情小说的神髓特质发扬开来。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友梅、刘心武、范小青、陆文夫、冯骥才、林希、方方、池莉、刘恒等人，继承和发展了老舍等人所开创的传统，又在主题意蕴、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方面有所发挥，创作实绩令人瞩目。 现代中国都市风情小说从外在规模和内在神韵上都具备了形成一个小说派别的充足条件，虽然这个小说派别未有作为实体和支点的文学社团的成立， 现代中国都市风情小说的文化学阐释更未有阐明其小说文本建构主旨的共同纲领或宣言的发表，但从文学形态上来看，他们的建构倾向、美学追求、文化。0理、价值观念却体现出了凉人的相似性与相关性。 现代都市风情小说，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个案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小说类型或流派，放到20世纪这个宏阔的背景之下进行梳理与阐释还是个新课题。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初步的探求。 现代中国都市风惰小说因其负载着文化启蒙与文化隐喻的历史命意，因而它具有非主流话语的叙述姿态、文本内涵的双重价值取向、从文化启蒙到文化隐0民俗学审美意蕴等质素，沤异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类型文本的建构。 现代都市风惰小说力避主流话语中心，避开热闹与喧哗，择取冷观与寂审，以一种或边缘或游走的姿态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主要表现为其文本对主流话语的有意无意的规避与逃离，寻求一种文化建设上的．独特取向即“现代化民族化并行不。淳”的文化策略。 现代中国都市风情小说文本充分显示了其双重价值取向：一是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文化必须完成其现代转型，文化人格也须完成其以现代理性为支撑的构建与完善：其二是在全f扫比大潮之中，中国文化须保持自己鲜明的个胜。与之相适应，现代中国都市风惰小说一方面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启蒙发昧的动机来描摩都市风惰，剖析市井细民生存的文化语境和与生俱来的糊＆根性；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来观照传统文化。 现代都市风清小说主要是为应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产生的，它既承担着传统文化的庚续使命又负荷着文化启蒙与隐喻的双重重任。现代都市风惰小说对风俗的描写并SEta仅是一种背景或衬托而是小说文本的副．主题之一，有的作品完全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切入阐释，同时小说文本对民俗文化中美的因素进行了桔取与提炼，因而具有较深厚的审美蕴含，使作品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
皇甫晓涛[2]2003年在《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与现代文化的重构》文中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是中国文化重构的重大时代课题与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又促成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与其跨学科整合的系统构筑与学术体系建设。本文从文化复兴与文化重构的关系入手，从影响、渊源、媒介的跨文明整合中探索俗雅文化、古今文化、中外文化原创与发展、还原与复兴中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与思想、文化线索，从文学、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多方面的跨学科综合中探索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力图在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史史学体系、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形成比较文学的学术体系。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中国文学全球化的话语重构与知识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化影响、整合，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本文分叁大块、五个部分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及问题：总论与第一章提出问题，从总体上探讨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现代性与本土性文化整合的重大时代理论命题：第二、叁章纵向总结、梳理中国古代文化复兴与现代文艺复兴的文化重构及中国文学再阐释的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阐发的人文基础；第四、五章横向探讨从新文化到新人文的现代性困惑，文化复兴复线结构与新理性文明重构的文化诗学体系，并从文化转型、文化复兴到文化变异、文化重构探讨了中国文化的整合之道，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整合的方法、道路与未来抉择；第六、七、八章从理论体系到学科体系探讨中国文学再阐释的中华性跨文明阐发文化诗学体系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问题，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与学科理论问题，完成自己观点的创新体系与学术阐发;在结语中具体总结了当代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文学科与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学术使命与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宗旨，并就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文化反思与理论思考，从而在知识构成与知识份子道路及学者使命上阐发了人文学科的价值重构与文化复兴的内在联系。 本文把握住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找中国原创文化话语重构的思想、文化史过程与世界化、全球化进程，把握住本土化与现代化互动结构的矛盾体系与深刻内涵，在文化变革与文化还原中探寻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史学价值与逻辑结构。从汉儒复兴的文艺初觉到玄学复兴的人文、艺术价值及新工具意义，从诗学复兴的母语文化重构到盛唐之音中亚细亚社会诗心与人文的世俗精神觉醒，从理学复兴与宋明理学的儒家文化重构到中华性、中华理性、中华心性及中华人文体系的诞生，在上古、中古与近古叁个时代、叁大体系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原创体系的文化重构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发的学术、文化体系，从影响学、渊源学与媒介学的多维视角中透视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发展，“转换升成”其现代话语结构的文化渊源与人文内涵，使之能够在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跨文明整合中更好地进入全球化的文化语义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之中，重构中国文学的阅读视野与读解价值，发掘其文化原创力的丰富人文内涵与艺术意蕴，确立比较文学的史学体系与学科建设的文化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原创体系到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从新文化的现代性困惑、争鸣与理论自觉到其两大人文主题、叁大文化思潮、四大显学的文化重构，从现代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体系到新理性文明重构的历史抉择，从现代文化转型的比较研究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比较研究体系，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比较研究到京派、后期浪漫派的现代文学新人文重构，都做了系统的文化、历史梳理与学术、理论探讨及比较文学学科构筑的系统整合。 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论上总结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叁重证据法到中国比较学派跨越的第叁堵墙，提出比较文学跨文明整合的“叁重境界”说，为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交流、融合、阐发确立了比较研究的学术前提与学科体系。 2 2.系统研究了儒学复兴、玄学复兴、理学复兴的中国叁大原创文化体系及其互动互补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完成一系列学术创见;对中国文化重构与打开其全球化视野的生存空间及本土文化的再阐释，做了文学、美学、史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梳理与跨文明阐发:对比较文学媒介学、影响学、渊源学的发展，做出相应学术拓展与理论探索。 3.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阐发了文化复兴、文化重构、文化还原、文化转型、文化变革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及与之相关的阐释学、叙述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关系，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思想，拓
肖佩华[3]2006年在《市井意识与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中的“市井问题”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历经风风雨雨、艰难曲折的发展,业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精神、创作原则、话语特征和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市井”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是中国城市的根。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它与“都市”既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要理解中国的城市,市井实在是一个难以漠视乃至十分重要的所在。可见文学研究中引入“市井”概念,把它从城市文学研究中独立出来确有必要和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了“市井意识”的观念,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视界和结构框架,将古今打通、流派打通,整合分析阐释20世纪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即把市井意识视作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侧重于从它与作为民族文化内源性遗产的中国传统市民文学思潮的关系,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心路历程和期待视野,与主流文学或其他相关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之生成的各种“合力”因素,发展的自律性特点,市井意识的形成与特征以及审美意识等。论文充分吸取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运用、依据我国的市井文化理论资源,力图从根本上探究、梳理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文化渊源和文学形态。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中国市井的古今演变及文化意蕴的历史考察,搜集基本而全面的数据,阐述论证了中国市井风情小说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国市井闾巷的形成及特质,梳理了市民小说的流变轨迹。从中可见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自己独具的特色,市井特色浓郁,走过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从而也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市民及市民社会与西方的迥异。它反过来也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市民文学、市民小说与西方城市文学的不同的面貌和特色。其中游民对中国市井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章研究文学想象中的市井细民的生态景观与精神表象。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从冯梦龙、凌蒙初到老舍、张爱玲、予且、汪曾祺、黄谷柳、陆文夫、邓友梅、范小青、冯骥才、林希、王朔、池莉,
王晓文[4]2009年在《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多民族混居的处所,边地是受汉儒主流文化影响较浅的边缘地带,文化构成相对复杂和多样,富有迥异于主流正统文化的民间色彩,凸显出独特的文化生态状貌。如位于贵州、四川两省交界的湘西,四川、西藏交界的川康,滇缅边地,塞外的科尔沁旗草原等等,就是边地文化空间存在的显例,都具有文化和文学的双重阐释价值。沈从文、端木蕻良、艾芜、周文、蹇先艾、马子华、李寒谷等作家,集约式地描写了上述边地的风土人情,表现了这些地区的人生喜怒哀乐及原始自然生态。这种边地文化的独异性,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以小说的形式,建构出一种另类的文化和文学空间。但是,这类小说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学样式并没有得到文学史的充分估价,只是将其纳入中原主流文学的大框架中进行品评,尤其是在现代性视野中,边地作为“后发地带”更是失去了全面展示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可能。因此,如果以“边地小说”来涵括命名这类作品,我们将会获得一个新的阐释视界,并彰显边地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还没有研究者把上述作家的创作置放在“边地小说”的视域进行综合审视观照。以往研究,通常是把这些作家置于不同的文人集团: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创作干将,而且是受到胡适、徐志摩这些“欧美派”欣赏的作家;端木蕻良既是东北作家的代表,也属于左翼作家群,而且他的崛起还有鲁迅先生的提携之功;艾芜和周文同样也是左翼作家,只不过前者在文学史上往往是与他的老乡沙汀连在一起,而后者更多的是以军人作家的特殊身份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蹇先艾则是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派的重要一员。这种把作家捆绑式纳入不同流派的研究路径,化约了文学的丰富维度,尤其掩蔽了这类小说叙写对象的独特性。而如果以“边地”作为研究他们小说内在联系的切入点,更能深入探掘这些作品建构“边地文化”的内在意蕴与创作旨归,对建构完整的文化中国与文学中国具有启示意义。本文将边地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大框架中,通过边地文化/中原汉儒文化、边地农村/现代都市、边缘/中心、原始/现代等这些价值体系的相互比对,以具体的边地小说创作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突破口,沿着边地——生态——生命,从文学反映文化,文化影响文学生成这样的思路对边地小说进行主题把握、文学审美及文化探寻,在此基础上,对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和文学意义进行界定。这种研究模式着重从中国现代边地小说审美空间的建构与地缘文化特质来探讨这些特殊的自然人文生态空间,在现代生态理念下提出“边地”这一审美理论视角,注重边地小说的人文价值意义呈现,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命体,对调整现有文学史的建构格局提出新的理论参照。本文分五章论述。第一章是对中国现代边地文化空间的全景勾勒及审美意义的阐述。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形象的表明了文化对人性发展的渗透力,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地域文学的差别。首先,历时性的将中国古代的文学区域勾勒出来,并且就这种区域分布的特点给出简要的说明,以此证明现代边地文化空间存在的可能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区域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原北方地区长期占据文学中心的位置。随着经济的发达和通商口岸的开放,文学中心才逐渐地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反映东北、西北、西南和北部地区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边地文学范畴。现代边地小说所反映的文学边地与古代边地文学有地缘相似性。它大体由西南文化边地、东北文化边地与西北文化边地组成。中国作家不同于西方作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空间体验和生命感受,这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因此,对边地文化空间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边地文化空间给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另一种有意味的空间审美想象。第二章在大体勾勒出中国现代边地文学的基本范围之后将边地民间的野性魅力体现出来。在这一部分中,不但要凸显边地自然生态的瑰奇之美,而且要突出其边地民间的魅力。边地小说中大量的自然生态描写并非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自然在边地文化空间是一种价值的存在。自然生态的边地构成了其自身独特的边地气质。为了将边地的意义阐释清楚,运用对比的方法,将边地农村与现代都市、边地山城与中原都市进行比照,以便更好得突出边地文化的特质以及作家对边地文化的思考。边地的民间魅力主要体现在边地文化孕育的自由生命形态,乡间话语的大量运用以及边地的民间歌谣等具体的载体上。边地作为一种边缘空间存在与处于中国文化中心的中原构成相对的文化空间概念。它远离中心文化的控制,具有自由开放而驳杂的气质,富有民间文化色彩,是民间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第一章对边地文化空间的绘制和第二章对边地民间的魅力展示表明有必要对边地文化空间进行再深入的探讨。为什么作家倾心于世人眼中那个偏僻闭塞而荒寒的边地世界呢?作家创作的边地小说体现什么样的边地人生传奇?这种边地人生体现出什么样的边地文化指向?第叁章就是通过剖析边地人性、边地生命、边地爱情以及边缘族群的守望与怨羡来探讨多元化的边地人生传奇。这些作家借助边地小说这一中介建构边地文化空间并以此凸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人文理念。他们对边地人生的倾情演绎体现出强烈的边地生命体验和边地认同意识。在这一章,通过阐释具体的小说文本来剖析边地作家对中国文化母体的反思。自然守护的边地尽管原始荒蛮却是孕育自然人性的温床;热辣的爱情与伤感的结局使悲情的边地凝重而忧郁;边缘族群的抗争与反思增添了边地文化空间新的解读意义。另外,边地作家尽管没有明确倡导现代生态思想,但是他们对自然魅力的肯定却暗合了现代生态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思想的前瞻性。尤其是沈从文的“优美人性论”与端木蕻良的“大地意识”,更加体现出边地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深度。第四章在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参照审视中反思中国文化的出路。强调不能忽视边地文化的活力因素,需要利用边地文化自由活泼的质素来激活中国文化的母体,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在此基础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在这一章,运用杜维明的“对话理论”、现代生态文化观、以及现代性理论对边地小说所传达和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文学价值进行阐述。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表达工具。现代作家创作边地小说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文化,不但从边地文化反思中原文化,而且也从中原文化的视野反观边地文化的优劣。在现代性反思的开放姿态下,秉持“和而不同”的生态文化理念,通过对话交融构筑较为完备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多维立体化格局。回归到文学本体是研究现代边地小说的重心所在。第五章从审美的角度及文学史的意义来探讨边地小说。首先,从审美的角度来剖析此类小说的篇章结构、人物塑造和叙事情感基调。边地小说大多以中短篇为主,这样的篇章构建对呈现边地文化空间富有效度。小说人物体现出多向度的指向,彰显边地文化的驳杂繁复。忧郁的情感基调造就了边地小说悲凉的美学效果。这种叙事特征也表明边地作家对于边地文化命运的隐忧。边地文化影响边地小说作家对中国主体文化的思考,也影响到边地小说的审美品格。其次,边地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边地”是有意义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边地小说的存在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具有丰富和补充的作用。结语部分指出现代边地小说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出边地中国的风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建构与叙述样式,提供了多样的中国文化样本和文学体验。可以说边地文学创作为重新审视文化中国,“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地图”做出了文学实绩。但是现代边地小说也存在文化定位游移,文化对话的不畅等诸多问题。在当代文学视野中,边地内涵既与现代文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有自己新锐的时代特质。
岳立松[5]2010年在《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狭邪书写是晚清文学的重要面向。北京和上海的城市风貌、性别文化对狭邪书写的创作、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狭邪书写也展示了京、沪各具特色的声色欢愉及性别文化图景,并对其加以想象性重构,带有鲜明的城市特性、群体心态。这对于深入探析晚清文学与城市文化、性别文化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考察晚清北京、上海的城市背景与狭邪文化。帝都景象与租界景观呈现出鲜明的城市风格,京城私寓与海上青楼塑造出不同的狭邪文化。京城士人耽恋戏曲、追捧伶人,形成品伶狎优的性别文化；上海青楼冶游繁华,表现出都市摩登,京、沪情色狭邪的城市氛围影响着人们的性别文化观念,此为狭邪书写的城市文化语境。第二章梳理晚清京、沪狭邪书写并考察其在城市文化中的传播。京城品优书写与上海青楼文学两相呼应,两地狭邪书写的表现对象、表现内容、传播形式皆有不同,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影响效应。第叁章研究南北异趣的声色审美与性别文化。优伶与妓女作为狭邪书写的主要表现对象,显现出城市特点。优伶展示及侑酒侍宴建构起京城的声色文化；上海妓女以其融入城市的生活时尚、服饰潮流及与优伶的情欲交往,塑造着上海的声色文化。狭邪书写表现了城市的生活情态,亦隐含着性别观念的迁变。第四章从京沪花榜与题赠诗词探究品优与品妓的文人书写。品优、品妓花榜与题赠优伶、妓女之诗词体现了文人的冶游情怀及风流情性,虽形式相类但却展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京城品伶菊榜与题赠诗词更多地体现出传统文人的理想与风月情怀；上海妓女花榜、题赠诗词与报刊媒介相结合,建构起洋场文人别样的才情展示空间。第五章探讨京沪冶游风尚所形成的士优交往、士妓交往特征及所蕴含的士人心态。士人与优伶往来形成具有京城特色的交往图景,形成文人的群体风尚。文人于此交流情感、表现自我,流露出争事冶游的士林心态,受京城文化濡染此种交往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上海的洋场文人则在青楼寻欢中构建起洋场生活图景,他们优游于申江曲院,迎合城市的情色娱乐与市民情调,以复杂的心态面对申江繁华,重塑文人的价值。第六章研究狭邪书写所体现的文人文化。狭邪书写将我们带入文化书写与文人想象的空间,将访艳引入阅读和消费的文化语境,推动京沪的声色文化。京城文人在“品花”中投入自身理想,并对伶人进行文化重塑。“状元夫人”佳话亦成为一种融合传统观念与风月浪漫的文人理想而广为传诵。王韬为代表的洋场文人也以狭邪书写展现情色生活,并将一己的文化寄托融入其中。
许心宏[6]2010年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叁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叁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方珺[7]2011年在《小城世界与女性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小城作为一个独具意蕴的地理空间,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一头连着都市,一头连着乡村,是新与旧的碰撞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地,具有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特性,具有独立丰富的审美意义和研究价值。但一直以来,这片城乡之间的风景却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那些描写小城人与事的文本其地位和性质也时常被尴尬地模糊着,它们或被归入乡土文学,或被纳于都市文学。在宏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小城社会和小城文学的独特性被掩盖,复杂性被消解,丰富性被忽视。将小城从城乡二元对立的架构中剥离出来,探究其深层次的空间、历史和文化内涵,挖掘其在文本叙事中自成一体的形象风格,既有利于溯本求源厘清思路,也有助于凸显被困囿和遮蔽的价值主体而使研究变得更为客观和真实。小城文学作品数量多、内蕴深、涉及作家广,作为中国新文学百年来始终存在却屡屡被忽略的一种文学现象,深入其中展开追索势必能开拓新的研究范式,挖掘出一大批现当代作家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内在审美追求。小城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文化概念,更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学概念。本文从人文地理、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等角度,结合文本的发生,探讨了时空场域、文化视野和文学书写中的小城形象,深入剖析了它的多重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本文认为：小城之大,在于它占据了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广阔天地,具有无限的包容性,整合了新与旧、变与常、现代与传统,自成风格地渗入到中国文化的肌理；而小城之小,在于用文本中那一方狭窄的空间,就能将风云变幻下社会历史的迁移和人物命运的起伏浓缩且淋漓尽致地展现开来。文学中的小城绚烂多彩让人着迷,而其中,女作家的写作占据了重要的一端。本文通过梳理小城的写作流脉与女作家的文化选择,揭示了小城故事女性书写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精神背景,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女作家的小城书写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和把握。从内容层面,在女作家的笔下,小城世界的构建往往是依托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地域认知,调度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生活感悟,用独特的写作视角而进行的故事编织、情节构造和场景勾勒,是一种经过艺术典型化处理的诗意展现；从精神层面,“小城之女”在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炽热浓烈的故土情思则混杂了社会和个体的多重动因,反映了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透隐着对“小城”这一精神家园的某种皈依或是忧虑,恋土怀乡的同时感怀伤逝的情绪亦在蔓延。在小城世界的文学书写中,女作家不仅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表现出惊人的才华,还形成了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模式,诗意的散化结构、纯真的童年视角、幽美的意象表达无不突出了女性的细腻与柔韧。但这也正像一把双刃剑,既构成了一道色彩斑斓、耐人寻味的文学风景线,也因视野的偏狭、情绪的泛滥而造成了某种叙述上的钝化与凝滞。
冒建华[8]2007年在《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选取当代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之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分时期进行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欲望的政治化与审美贫困化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集体意志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无性别的审美观念与无差别的人情世态四方面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封闭”与僵硬的时期，国家用计划经济来规划城市，而在城市经济建设中造成了对城市欲望的抑制。同时，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对个性和人性的抑制。20世纪80—90年代是欲望的释放与审美调节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物欲与情欲的狂欢、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城市现代生活的审美关怀、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四方面来进行论述。80年代是一个欲望释放与经济开放的年代，城市观念的调整，使得本来属于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了，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膨胀的年代，多有失范的年代。这时期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反常的。世纪之交则是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取向、道德“失范”与审美观照叁方面来进行论述。人们面对种种精神困惑，这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写出了城市人痛苦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矛盾的、艰难的、可能性的选择过程。最后，本文从城市精神的生态平衡、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叁方面来论述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本文认为，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是城市人理想化秩序的生长点。笔者从城市精神的高端来审视城市欲望的释放，探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城市小说精神如何有秩序地生长，指出城市小说的救赎之道乃是解决高技术与高情感、竞争与公平、情感裂变与精神规约、人际关系冷漠与普遍关爱之间的平衡。本文还从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关系方面来观照，主要审视当代城市小说的精神缺失现象：在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下，城市小说侧重表现纯粹的欲望，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价值多元、价值错位、文化意识与评价标准的迷惘导致小说精神的缺失与审美的迷失。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小说中的深层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批判精神的获取(关注城市下层、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矛盾)等。全文对城市小说的欲望与精神力求做出客观分析和审美评价，立体地思索新世纪小说的出路问题与精神救赎。
许苏[9]2016年在《海派文化视野下的早期中国电影1927-1937》文中认为上海被公众视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这里不仅孕育了显赫一时的海派文化,同时还是早期中国电影的重镇,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海派文化和早期中国电影同时达到了高峰,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聚焦1927年到1937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空,试图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出发,探讨海派文化所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以及内在特点,同时,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结构起互为勾连、彼此映射的逻辑关系,并从中反映早期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宝贵经验。本文绪论部分提出论题,论证其研究意义、价值和可行性,并对研究背景和文献资料进行介绍,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从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化的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作深入的探讨,同时对城市和电影的逻辑关系予以论证和说明;第二章对海派文化进行了概念剖析,从文化到海派文化,再到海派人文精神概念的推演,并将海派文化精神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影响进行探讨;第叁章从美学角度观照1927年到1937年的早期中国电影的特色,试图从中寻找早期中国电影与海派文化声息相通的内在联系,如时代主题、市民趣味、梦幻制造等等;第四章从商业操作的角度考察海派文化与早期中国电影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从产业经营、类型生产、明星策略、报刊宣传,和商业噱头等方面予以论证和说明;最后结语部分,对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精神之魂的现实表现进行言说,并对当下电影生产的积极借鉴的意义有所论证。
赵庆超[10]2010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大众传媒不断扩展文学传播途径的当下时代里,关于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走向的思考在不断加深。学界中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相伴而生的是“文学性”泛化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文学性”向其他学科蔓延的理论背景下,以传统印刷媒介为依凭的文学作品在与其他媒介的共存中将如何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成为富有意义的话题。带着对这一话题的思考,论文重点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梳理和廓清这一时间段关于电影改编的一些问题和规律,厘定文学性元素在向电影这一艺术领域拓展中多样化的转换和创新样态,从而为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和电影的良性发展寻求理论支撑点。为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论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主题学、文化学、叙事学、符号学、修辞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从主题思想、审美艺术和个案分析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进行深层分析研究,力图通过对电影改编的历史轨迹、转换规律和创新原则的揭示来反思、考辨特定时段内文学史与电影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丰富和深化对文学性泛化现象的理性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改编的文化主题学研究、叙事结构学研究、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和结语五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梳理考辨电影改编研究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提升空间,从而明确论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意义。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缘起、现状、范围和涉及的理论方法等角度展开阐释论述,表明研究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做出充分准备。上篇部分重点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文化主题层面上的转换创新样态和思想流变规律。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精神上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诉求指向,形成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格的审美表征,电影改编受文学蓝本的思想意蕴、时代语境的价值催生、创作主体的艺术品味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文化精神层面的演进流变中呈现出复杂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包裹在印刷媒介中的文学精神内涵,并有效地促进文艺精神的传播途径和扩充文学性的表达视阈。同样,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不同范畴,相异的媒介特质决定二者之间的主题内涵在改编过程中可能发生种种变异现象,特别在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具有深度批判指向和形而上超越的文学主题常常在改编时被平面化和去本质化,淹没于专注解构颠覆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思潮中,正确处理这种不良的改编倾向,及时匡正其负面化的影响,需要创作者认真平衡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与产业链中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艺术精神良性拓展的运行机制。中篇部分重点探寻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审美表达层面上的艺术流变现象和深层转换原则。文艺作品的改编在主题精神层面上多是相互勾连的,更应该注意把握的是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审美表现元素的艺术转换与创新。虽然文学采用文字线性叙述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电影以声、光、画综合作用的镜头话语揭示主题内涵,但二者在艺术表现上均采用相似的叙事元素、符号元素和修辞元素来完成艺术包装,伴随着文艺创作在新时期的特定时空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电影改编在艺术转换与创新层面上也取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成就,使得文学性元素与电影性元素在转换中逐渐实现充分的融合。但由于部分改编者盲视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使用同类艺术手段上的差异性,一些审美元素在改编中被生硬搬演,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利于在文学创作与电影生产之间进行圆熟的艺术对接,正视这种改编硬伤,做到艺术转换上的扬长避短,需要改编者借鉴他人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对审美元素的仔细甄别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新。走向多样化的审美表现风格带给改编者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学和电影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下篇以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继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的认识。选取《香魂塘边的香油坊》到《香魂女》、《寻枪记》到《寻枪》、小说《高兴》到电影《高兴》叁个分别凸显现实主义元素、现代主义元素和后现代主义元素的改编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以求形成以点带面、深层整合的研究效果。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在每一次改编行为中都应注意把韵味深远的主题情感与个性独异的艺术建构相结合,使二者在深层整合的基础上既能延续和深化原作的文学生命力,又能彰显电影作品的审美风味,竭力实现审美传播与经济回收的双赢。所以不管凸显何种色彩的文化和审美元素,都应自觉遵循艺术转换的基本规律,契合文本所寄身的媒介的特质,凸显创作者的主体性精神,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彰显时代精神做出应有的努力。由通过对这叁个案例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因精心设计而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因改编失误而获取的沉痛教训,都能够给具有类似风格的改编行为带来丰富的启示,因此由点到类地反思两种艺术文本在艺术链接中的生命契合点和审美表现偏差,对充实完善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结语部分针对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电影改编所面临的新的尴尬处境,认为当前的电影改编行为仍有进一步完善和加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疏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不能真正促进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反而会使得作品有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电影改编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以求生产出更多的艺术精品。全面而理性的电影改编研究有进一步深入进行的必要,编导们需要认真反省和协调改编行为的外部语境与内部元素、人文关怀与娱乐消费、艺术实践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将能真正实现文学性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深层拓展,以鲜活的艺术汁液滋养着电影艺术的茁壮成长。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没有泛泛而谈改编理论和改编现象,而是对新时期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文学和电影之间的艺术对接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梳理,在寻找和揭示艺术转换规律的过程中,竭力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生存空间的开创清理认识误区,建立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现代中国都市风情小说的文化学阐释[D]. 杨新刚.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2]. 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与现代文化的重构[D]. 皇甫晓涛. 四川大学. 2003
[3]. 市井意识与现代中国市民小说[D]. 肖佩华. 河南大学. 2006
[4]. 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D]. 王晓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5]. 晚清狭邪书写与京沪性别文化研究[D]. 岳立松. 南开大学. 2010
[6]. 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
[7]. 小城世界与女性书写[D]. 方珺. 山东大学. 2011
[8]. 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D]. 冒建华. 兰州大学. 2007
[9]. 海派文化视野下的早期中国电影1927-1937[D]. 许苏. 上海大学. 2016
[10].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D]. 赵庆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