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学论文,新进展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深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一进展表明，中国史学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史学工作者更一步走向中国史学深处。同时，这一进展的学术影响，已超出了专史本身的范围而受到不少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以至于受到学术界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者的关注。总结这一进展，需要有大块文章或专门著作。这篇短文，只能提纲挈领地讲一点自己的认识。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尚有待于来日。
一、研究史略：20至60年代
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史意识产生甚早；在这个意识驱动下所作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丰富的积累。但是，明确地提出“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并认识到应对其作系统的研究，则是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来的。从那时起至60年代前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这40年，是作为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草创时期。
草创时期的前二十几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比较活跃。其标志是，有些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有些研究者写出了本世纪最早的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书。这些专书可分三种情况：有正式出版的，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 年）、 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1947年）等。有作为大学讲义而内部印行的，如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 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印行， 1933年）等（注：参见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 期。）。有写出讲义或书稿而未曾完整刊印但有部分发表的，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注：《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22—345页。）。此外，还有一些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其中若干章节有涉及到中国史学史者。
以上这些著述，从撰述内容加以概括，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有明显的史部目录学的痕迹；二是以梁启超所提出的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为基本结构；三是探索中国史学之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如周谷城着重于探索中国史学的进化，顾颉刚着重于概括当代中国史学，蒙文通着重于爬梳史学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及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等等。一言以蔽之：尽管是草创，但却显示出生机。在这些著作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可以看作是草创中的代表作。金著“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稍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它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草创时期前二十几年的这些著述，于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学科本身的理论，一般涉及较少。
草创时期的后十六七年，在专书的撰述与出版方面，显得十分沉寂。 人们所能见到的， 主要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修订本的出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版、1962年中华书局版）和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的内部铅印本（此书曾在较大的范围进行交流）（注：《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后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后者从远古的传说写到盛唐刘知几，凡六章。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到把史学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二是着意揭示重要史家和史书的历史观。这十几年中，还有一些研究者在教学中写出了中国史学史讲稿（注：如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即撰于1955年前后，载《中国史学史稿·说明》，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历史组的学者、教授们把编写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教材作为历史学科教材建设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并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以此为契机，从1961年起，全国史学界展开了有关史学史研究的讨论，同时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对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家、史著作了深入的探讨（注：其中一些论文后来收入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和《谈史学遗产》（1961年）两篇理论文章，回答了中国史学史应当研究什么和应当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0年代初，少数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供内部交流的中国史学史刊物。这些，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终止了这一势头。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此被搁置了十年之久。
二、重新起步后的发展趋势
70年代后期，随着十年“文革”的终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全国面貌为之一变，各项事业相继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竞相开创新的局面。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以八九十年代为标志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起步快。1978年，全国一些高校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先生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复刊。1980年，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出版。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能有这样的局面，足以说明重行起步之快。
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1981年，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硕士研究生毕业，通过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
第三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较之于草创时期，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内容上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个人专题论集，有个人综合论集，有多人专题论集，有多人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有史著题解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
第四是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1997年王树民的《中国史学史概要》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近二十种之多（注：参见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续篇》，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仅《史学史研究》季刊，每年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约在40篇左右）。在近二十年中以“史学史”名书的著作，各有特点，其中刘节的遗著《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分撰）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1989年）等，学术影响更大一些。刘著是草创时期向建设时期过渡的著作，它一方面带着重点论述史家、史著的痕迹，一方面又已注意到考察史学发展中各个阶段的概况与特色。《中国史学发展史》是一部试图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按照对社会性质的界定而阐述该社会的史学。白著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其特点是以长篇叙论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而于先秦史学则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和“历史知识的运用”等问题，颇具启发性。《中国近代史学史》是同类著作中较早问世的，且包含有比较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另有几本著作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陈清泉、苏双碧等编辑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1985年），它评述了八十二位史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1990年），它评介史学名著八十六种，亦不乏佳作。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89年），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三十六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周朝民、 庄辉明、 李向平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1989年），本书的长处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这几部书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上起先秦，下迄当代，确已有了广泛的展开。
就中国史学史某一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 年）、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1996年），是值得关注的。
这个时期，还有几部工具书或资料书，也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杨翼骧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目前已出版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年）。这几部书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提供了许多方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
第五是加重了理论色彩。这一点，同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有关，兹不赘述。
综上，可见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索
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有的是草创时期就提出来了，有的则是新提出来的。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问题。对此，在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二十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注：参见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3页。）。白寿彝先生在1964年2月29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提出“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三个问题，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见解。80年代，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提出：“把新的史学学科早日建立起来”，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同60年代初的热烈讨论一样，人们对此仍有种种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依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等，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有的研究者揭示出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的关系，进而通过对史学批评的研究摸索史学理论的积累和发展（注：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为史学界所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也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估量。笔者认为，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名教”观念，甚至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注：参见拙著《史学与史学评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4页。）。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 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中说明上述问题。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页。）。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从一般的学术史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论和规律来看，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没有真正的继承，便不可能有出色的创新。但是，本世纪以来，人们探讨史学的发展，较多关注的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和模仿，对于传统史学则相对冷淡了。80年代有“史学危机”思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越发低落。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注：苏双碧说，见1998年1月20 日《光明日报》“学术话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注：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这无疑是正确的结论。
关于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在认识上要承认、要关注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早在三四十年代，不少研究者对此颇多论议，不乏卓见。顾颉刚在40年代曾经指出：西方的科学的治史方法和西方的新史观（包括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的输入，对推进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注：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这个认识在基本论点上是正确的。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论在历史过程方面还是在理论思考方面，都更加深入了。这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应当把输入的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把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一方面把西方史学同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重大的、最有意义的事件。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它也经历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和严肃、认真的反思，并探索着新的发展前景。因此，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总结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一度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大事。尽管人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及评价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近二十年来的总的倾向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功绩和失误。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曾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第一，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出它的意义的重大；第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关键是在科学地对待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教训这一辩证关系；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加以比较，将有助于得到恰当的结论（注：参见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这些讨论， 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枚举。仅此而论，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处于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建设时期，还将走过一段路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大部头的专史著作，如思想史、文学史等，而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宏编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专门的论著问世。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的认识，都应当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一则为了总结遗产，再则为了促进当代史学的发展，等等。这样的问题也还有很多，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下个世纪的头二十年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