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大陆论文,白先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几乎与他被“引进”大陆相同步。从1979年到现在，21年来，白先勇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21年里，大陆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出版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有2部，公开刊登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有94篇，至少在9种大陆出版的有关台湾或海外华文学的文文学史中有专章或专节介绍白先勇，大陆媒体发表的白先勇的“自述”有3篇，对白先勇的“访谈”则有6篇。
在所有这些与“白先勇研究”相关的文字中，最能反映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学术状况的，是2部专著、已经刊登的94篇论文以及在“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所提交的10篇论文（注：在这次大会上，有许多代表的发言尚未整理成文章。）——文学史中专章专节对白先勇的涉及，由于文学史本身的要求，基本上只能限于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层面，而白先勇的“自述”和对他的“访谈”，则可归于“资料”一类——因此，本文对21年来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就主要是以这2部专著和104篇论文为评说对象。
研究状况的历史演进
大陆第一篇论及白先勇及其创作的文字，是发表在1979年12月广州《作品》杂志上的一篇《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注：事实上在此之前，在一些介绍台湾文学的文字中对白先勇已有所提及。如《台湾小说选·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介绍三位台湾作家》（《出版工作》，1979年第10期）等。）。在严格意义上讲，这还很难说是一篇研究白先勇的学术论文，它只是对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进行了一些创作背景的介绍和对作品本身进行了一些分析。然而，它的出现却昭示着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开始以及这一研究初始时的形态：是以对白先勇的身世介绍和作品分析为发端的。
与大陆整体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沉陷在作品介绍和简单赏析的状态相比，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显然是较早摆脱这种境况的一个领域。从8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深具学术性的白先勇研究论文就已出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封祖盛的《论白先勇的小说》（《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1980）；王晋民的《白先勇小说选·前言》（《白先勇小说选》，1980，9）、《论白先勇的创作特色》（《中山大学学报》，1981，1）；晓立的《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认识价值》（《读书》，1981，7）、《夕阳残照、断壁颓垣——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辑，1982，6）；陆士清的《白先勇的小说技巧》（《白先勇短篇小说选》，1982，12）等。这些文章在对白先勇进行不可或缺的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的同时，还深入地剖析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特色（现实主义态度、感伤主义色彩、细腻含蓄深沉优雅的风格）；探讨了白先勇小说的认识价值（为与外界隔绝了几十年的大陆读者提供了“一群其他作家很少表现的人物，很少触及的生活方面”，“细致入微地再现了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那整个‘上流社会’的、有如秋风扫落叶的衰败下场”）；解读出白先勇小说贯穿着的苦闷压抑的绝望感（反映了作者自己所属的阶层对于沉沦的惶恐，以及对这个阶层业已面临绝境的认识）；归纳出白先勇小说的技巧特质（善于刻划人物——特别是女性形象、结构精巧、描写细腻、意识流手法、语言个性化）。应当说，这些文章都在相当程度上对白先勇小说的基本特性进行了挖掘，反映出了当时白先勇研究的学术水准。
在随后出现的有关白先勇的研究文章中，一方面，研究的视域逐渐扩大，另一方面，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从总体上看，80年代大陆白先勇研究的兴趣侧重和关注焦点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为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如陈青的《论白先勇小说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一文，提出白先勇的人物心理描写艺术并不单纯源自西方，而是“熔中、西技法于一炉”；叶公觉的《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风格》则把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风格概括为“沉郁凄凉”；朱学群的《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从主题、情调、结构、形象等方面对白先勇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意识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灵肉冲突、情理分离是其悲剧主题，宿命论的神秘色彩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其悲剧情调，悲剧冲突的内向化使白先勇在结构上注重“意识流程”，而塑造刚美的人物形象则是其通过人物来显示悲剧力量的手段；易明善的《略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语言描写艺术》从语言的角度对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描写形态进行了描述，认为“从口语中精心选择提炼，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色彩鲜明的文学语言”、“把我国传统文学语言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化在经过选择提炼富于表现力的口语中，从而显示了他的小说语言的民族风格”、“人物语言个性化”、“语言具有绘画美”是白先勇小说语言描写艺术的特色；徐杰的《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抒情特色》则提出“抒情性”是白先勇小说“独具魅力的具体表现”；党鸿枢的《略论白先勇的美学观》认为“现实主义的创造原则”是白先勇美学思想的“中心支撑点”，在此基础上，空寂感和虚幻感、沧桑感和失落感构成了白先勇美学思想的有机内容，而“多元性”则是白先勇美学观的“特殊性质”；袁良骏的《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艺术》通过对白先勇作品和作品中悲剧形象的分析，认为白先勇通过自己的作品“唱出的是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这些文章分别涉及了白先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风格特征、悲剧意识、语言艺术、抒情特色、美学观、悲剧艺术等领域，相对于在此之前的白先勇研究，这些成果无疑是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这一阶段白先勇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众多论文不约而同地对白先勇小说中的重要篇目进行了更深、更细、更具体的挖掘，如阙丰龄的《〈台北人〉艺术构思散论》归纳出了《台北人》在构思布局上的五种形式：对比式、归类式、类比式、对话式、纵横相映式；常征的《论〈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的性格》则对“金大班”的复杂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她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它的复杂不仅仅是正反两面、好坏之分，而是多种性格因素的交叉。她是一个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陆士清的《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通过对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与中外文学关系的追溯，指出这篇小说艺术追求的成功之处在于“融传统于现代”；王晋民的《一部多层面的小说〈孽子〉》则从“《孽子》与《台北人》比较”、“《孽子》与台湾的社会现实”、“《孽子》不能被视为是现代派作品”、“《孽子》中傅老爷子这个人物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孽子》的结局”等角度对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进行了多层面的阐释。这些文章，均以对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品、重要人物进行深度分析见长。它们的出现，是对白先勇研究在一些具体的“点”上的突进。
在这一时期到90年代前的白先勇研究论文中，有这样几篇论文值得特别一提，它们是：应红的《从〈现代文学〉看台湾的现代派小说》、林青的《小说〈游园惊梦〉与同名话剧比较分析：兼谈昆曲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殷国明的《一个世界性主题：种族的困惑：兼从比较的角度评论白先勇的〈纽约客〉》。应红的文章，不是对白先勇的单个作家研究，而是从《现代文学》这个杂志来分析台湾6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特点，文章把《现代文学》发表的小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内容到形式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完全的模仿；一类是在形式与技巧的运用上可称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但就实质而言，还是倾向于西方现代派的；第三类是借鉴现代派技巧，表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而白先勇是第三类的代表。这篇文章的突出处，在于把白先勇置于整个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背景和《现代文学》作家群中来考察，以突显出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特色。林青的文章是通过对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从小说到话剧的文体变化来解读这中间所透露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同与异——而传统戏曲，特别是昆曲对白先勇创作《游园惊梦》既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那对这种影响如何既在小说又在话剧中留下投影，也就成为这篇文章题中应有之意。这篇文章的独特处在于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就是在白先勇的小说向其他艺术样式转化的过程中，其间有何成败得失，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学术课题。殷国明的文章则从比较的角度，从白先勇的《纽约客》中看出了一个“世界性主题：种族的困惑”。文章通过对白先勇《纽约客》的分析，认为白先勇的《纽约客》和美国犹太文学、黑人文学有着类似的主题——那就是由种族的处境所导致的种族的困惑，而“所谓种族的困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生的困惑”。从种族的角度在更广的范围内来解读白先勇的作品，这篇文章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进入90年代，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有了新的收获：除了有两本研究白先勇的专著问世之外，在单篇论文中，对白先勇的研究也有所深化和突破。1991年8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袁良骏撰写的大陆第一部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专题论述的方式，对白先勇小说世界中所体现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阐释，全书共分十一章，《导论》名为“一个旧时代的挽歌”，对白先勇小说的悲剧倾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他十章则分别探讨了“白先勇的创作道路”、“白先勇小说的传统特色”、“白先勇与《红楼梦》”、“白先勇小说的现代特色”、“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白先勇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白先勇小说的艺术魅力”、“白先勇小说的语言风格美”、“《孽子》研究”、“白先勇与鲁迅”、“白先勇的文化思想”等方面。这本专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以论题为切入口，贯穿起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整个历史和重要方面的相当全面、系统的认识。它的出现，表明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开始从零散的分论进入系统的整合、从单向的探讨转为全面的论述。
2000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由笔者撰写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这是到目前为止大陆出版的第二本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专著。因为涉及到笔者本人，所以在这里不予置评。
90年代大陆白先勇研究的论文在延续、深化着以前的“悲剧意识”、“《孽子》研究”、“女性形象”、“语言艺术”等论题的同时又有所拓展，这种拓展主要表现在对白先勇与《红楼梦》的关系、白先勇小说的“女性倾向”、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等方面的探讨。袁良骏的《白先勇与〈红楼梦〉三题》从“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评论”、“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学习与借鉴”、“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弘扬和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白先勇的创作与《红楼梦》之间的密切关系；李夏的《论白先勇小说的“女性文学”倾向》则通过对白先勇小说的分析，对白先勇小说中透逸出的“女性气质”进行了别具匠心的阐释。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白先勇研究成果中，这样几篇论文应当被提到：吴俊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白先勇小说意蕴管窥》、吴福辉的《背负历史记忆而流离的中国人——白先勇小说新论》、陈思和的《“同志”，你好进步！——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同性恋描写之一（意象一：“野凤凰”——来自白先勇的〈孽子〉）》。吴俊的论文以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对“苦难——这是生命悲剧意识的根源”的论述为出发点，指称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始终都在表现着他对于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感受和思考”，并且“这种悲剧性的感觉和思考已经摆脱了它们原先可能有的纯粹的个人经验色彩，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价值。这也就是白先勇小说中‘生命的悲剧意识’”。吴福辉的论文则把白先勇“放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这样的大范畴内”，从“放逐”的角度对白先勇的小说世界进行全新的认识，指出“历史的回忆，是白先勇小说的‘肉身’，以现代主义的思想体味中国人世纪性的精神放逐，以及这种精神的悲剧美，则是他小说的‘灵魂’”。与吴俊和吴福辉的论文专论白先勇相比，陈思和的论文是对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同性恋描写的全面考察，在这种考察中，白先勇的《孽子》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与其他论述白先勇《孽子》的论文不同，陈思和的文章从对“龙”、“凤”、“凰”三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溯源入手，认为在“龙－凤”结构中，龙为雄，凤为雌，而在“凤－凰”结构中，凤又成了雄，凰则为雌，这样，“凤的意象本身包含了雌雄合一的性别标记”，作者由此指出在《孽子》中，除了几个主要人物之外，“从整体性的象征意义上看，似乎还有一个既贯穿始终却又没有公开露面的角色更为重要，那就是被称为‘野凤凰’的阿凤”，而小说中的李青就成了已死去了的“阿凤的灵魂的现实替身”，“李青的痛苦与矛盾，都是为了展露阿凤所象征的同性恋文化的悲剧内涵”。并且，陈思和还从小说中王夔龙与阿凤的同性恋关系所体现出的龙／凤结构中，看出了一种“占有”与“被占有”的不平等。应当说，从“龙”、“凤”、“凰”的角度对《孽子》进行解读，确实读出了新意，深化了对《孽子》的认识。
2000年11月在汕头大学召开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大陆白先勇研究界在本世纪就白先勇研究所作的最后一次密集“发言”。从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看，无论是在研究论题的开拓还是在研究深度的挖掘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些论文中，陆士清的《白先勇与上海》探讨的是作家与城市的关系——上海是如何留存在白先勇的记忆中并融化成他创作中的想像的；黄万华的《海外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则对白先勇在海外既容纳现代又坚守传统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双一的《白先勇与延续于台湾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关注的是白先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徐学的《白先勇小说的长句艺术》剖析的是白先勇小说语言中的长句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这次会议中的这些论文，显示了大陆白先勇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大陆白先勇研究在本世纪的最后收获。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在21年的时间里，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上面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回顾中，不难发现这一事实。然而，反思二十一年来的白先勇研究，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总体上看，这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在早期的白先勇研究中，由于学术环境的逼仄和旧有思维惯性的作用，使得研究者对白先勇及其小说创作的认识时见准意识形态的色彩，如在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总体肯定的同时，却又认为白先勇“看不清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只是目光专注地凝视着没落阶级的衰败灭亡的历程”——而这个阶级也是“他所属的”；他的小说题材，也被概括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写台湾的现实生活，特别着力于反映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依附者的没落生活。二是反映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中国知识分子醉生梦死，前途茫茫的精神面貌”。对白先勇及其小说创作的这样一些概括和判定，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局限的——带有浓重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色彩。
(2)一些研究成果在思路和视野上，显得有些狭隘和雷同。在对白先勇的小说进行分析的时候，许多文章都谈到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现代派技巧”、“感伤情调”、“怀旧思绪”、“放逐主题”、“灵肉之争”、“今昔对比”，这些当然都在某一方面、层面涉及到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但不同作者的文章总在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方面打转，而又不能在角度和深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终究给人以不满足之感。事实上除了对白先勇小说的这些特征进行概括、分析（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之外，理应还可以对他的小说世界进行更深、更广、更细的挖掘、开拓和剖析，也就是说，在白先勇的艺术世界里，可以言说的空间远不止这些——更何况这些内容，有许多欧阳子女士在她那本著名的论著《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中，已有十分精辟和详尽的论述。大陆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欧阳子女士的框架和水准。
(3)在白先勇小说世界所关涉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缺乏真正深入的、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比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识到了白先勇受中外文学的影响很深，可是在对白先勇究竟受到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又是以何种方式作用于白先勇的，在白先勇的身上，这种影响又如何“白先勇化”等问题面前，我们的研究界还没有扎实的学术回应，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多的是泛泛而论，而缺乏的是真正的学术论证。又比如，许多研究者也都意识到叙述“观点”在白先勇小说中的重要性，可是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文章中除了看到大量引用白先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之外，还没有一篇文章真正深入地论述过白先勇小说的“观点”艺术。再比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含有浓重的宗教蕴涵，可是在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时候却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笔带过而难以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说都是白先勇研究中有待深化的方面。
(4)在白先勇研究领域，尚有一些研究区域有待开掘。白先勇的许多小说曾被改编为戏剧、影视作品，这种从小说原著向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改写”的过程，毫无疑问应该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改写”成功与否？成功了原因何在？不成功又是为何？如果这种“改写”是白先勇自己进行的，那对这两种文本的参照，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白先勇的文学世界？而对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显然又可以深化对白先勇及其创作的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却尚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此外，白先勇虽然以小说家名世，但他的散文也堪称一流，他的《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无疑应是20世纪中国散文中的精品，然而关于白先勇散文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笔者目前正在撰写）。作为一个教授，白先勇还有许多学术论述，这些文字不但是寻索白先勇文学理念和美学趣味的重要线索，同时它们自身也是白先勇文学世界的一部分，可是在大陆白先勇研究的现有成果中，对这一部分的研究还相当缺乏。
当然，以上所说的问题与不足，并不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有的现象，在有的研究成果中已得到了部分的克服。并且，21年来，研究者们体现在白先勇研究中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对大陆白先勇研究的不断阔大、不断深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当我们回眸检视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时，成绩的肯定固然重要，可对问题与不足的反思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毕竟，我们的研究是要逐步向前的，而回视并发现过去的不足，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