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撰《虎口余生》传奇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虎口余生论文,传奇论文,曹寅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一生创作甚丰，有《楝亭集》传世，诗、文、词、曲俱佳，其弟子王朝
在《楝亭词钞·序》中说曹寅“尝自言：‘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1]可知曹寅对其戏曲创作的重视和自负。曹寅所撰戏曲，除《续琵琶》、《北红拂记》、《太平乐事》外，尚有《虎口余生》传奇，但迄今学术界对《虎口余生》的著作权问题，仍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可以《红楼梦大辞典》为其代表：
《虎口余生》 曹寅著。杂剧，又名《表忠记》，盖作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八年之间。全剧共五十余出，以边大绶自叙经历的《虎口余生记》为题材，以边大绶作为全剧情节的贯穿线索，反映明清之际的变革，一方面暴露农民起义的“暴虐”，一方面对清朝歌功颂德。刘廷玑《在园杂志》、萧奭《永宪录》、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皆有著录。
“否定说”可以周汝昌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此《虎口余生》乃一极反动之剧本，余旧年未加审辨，反为称引，错谬已甚。谓《虎口余生》为曹寅撰，始刘廷玑，《永宪录》实亦本之刘说。然事滋可疑。黄文旸出以存疑口气，最为有见。今考此剧，序文曲白，无一与寅相类者。其“叙”始言：“君子知己，达人安命，斯二语者，行于居上位固易，行于居下位已难；行于处安地犹易，行于处危地实难。”末云：“国朝定鼎以来，海宇奠安，迄有百岁；间尝过河洛，走幽燕，见夫人〔久〕无虎迹。暇日就旅邸中取逸史所载边君事，征以父老传闻，填词四十四折，竣后前〔剪〕灯披读，落叶打窗，弁其名曰《虎口余生》，亦以叹天下事之死而之生，皆余也，岂独边君然哉。……”语气事迹，与寅相去悬远已甚，不啻风马牛。揆其人，盖一南士，思想文笔皆至陋谬。其曲辞尤为恶俗，断非曹寅手笔。[2]
两相比较，意见截然相反。诚如周先生所言：《虎口余生》“是否为曹寅之作，关系甚大，不可不审”[3]。考最早记载《虎口余生》为曹寅所撰者似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其卷三云：
商丘宋公记任丘边长白为米脂令时，幕府檄掘闯贼李自成祖父坟墓，中有枯骨肉润，白毛黄毛白蛇之异，与吾闻于边别驾者不同，长白自叙其事曰《虎口余生》；而曹银台子清寅演为填词，五十余出，悉载明季北京之变及鼎革颠末，极其详备：一以壮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义，一以暴闯贼行事之酷虐，一以恨从伪诸臣之卑污。游戏处皆示劝惩，以长白为始终，仍名曰《虎口余生》，构词排场，清奇佳丽，亦大手笔也。
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汉军旗人，荫生，历官台州同知、处州知府、江西按察使，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缘事降江南淮徐道。著有《葛庄诗钞》14卷和《在园杂志》4卷。其《辛巳元旦诗》自注：“时年四十九。”据此推考，可知刘廷玑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红楼梦大辞典》谓其“生卒年不详”，失考。其与曹寅早在康熙三十一、二年（1692年、1693年）即已互通音问，时曹寅任苏州织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做江南学使落职回涿鹿，过江宁访曹寅，临行曹寅赠以酒币，赋诗送别，刘廷玑有《金陵留别曹织部荔轩兼谢酒币之惠次原韵》诗，曹寅有《读葛庄诗有感即韵赋送刘玉衡观察归涿鹿兼怀朗崖李公（时峙乃二弟同行）》诗，据此可知曹寅与刘廷玑的交谊。作为曹寅的友人，刘廷玑明确记述《虎口余生》为曹寅所撰，当是可信的。曹寅与刘廷玑既是同时代人，又同官江南，刘说我们岂能视为“胡言”？还有一条有力的证据是：《红楼梦》第53回乌进孝的帐目单子上有“御田胭脂米二石”。庚辰本于此有脂批：“《在园杂字》曾有此说。”《在园杂字》即《在园杂志》之误。这条批语表明脂批者不仅读过《在园杂志》，而且对《在园杂志》所记述的内容是持肯定态度的，因而把它引进批语里。周汝昌先生在其《红楼梦新证》里也引述了刘廷玑的记述，却说：刘廷玑与曹寅“本非故旧，于寅诸事，难言深悉”[4]，周先生此言大有推测臆断之嫌，难道说“本非故旧”就“于寅诸事难言深悉”吗？又谓“或初会时适在寅署中观演此剧”[5]，纯属小说家言，因为毫无根据；又谓“有人托言寅作以绐之，廷玑误信耳”[6]云云，不啻向壁虚构，且完全否定了《在园杂志》的史料价值。这种做法在学术研究上是不足取的。据我的臆测，周先生否定《虎口余生》为曹寅所撰的思维线索，大约源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卷129于《在园杂志》下有如下文字：“所记边大绶伐李自成祖墓事甚详，然与大绶自序不甚合，疑传闻异词也”。对《在园杂志》所记边大绶伐李自成祖墓一事，《总目》尚以存疑口吻出之，可谓审慎，而周先生却据以干脆全盘否定了《在园杂志》，当然其用意主要是否定曹寅撰写《虎口余生》的著作权。
退一步说，即使《在园杂志》的记述乃有人“托言寅作”以欺骗刘廷玑，致使刘廷玑上当误记，那么方扶南的诗却给我们考察曹寅撰写《虎口余生》提供了铁证。方扶南《春及草堂·江关集》载有《初至仪征程南陂郎中宴观家乐（张献忠始末补虎口余生）》诗。西北乏书，原诗集我未寓目，今据袁行云著《清人诗集叙录》所录抄在这里：
卓荦观古今，氍毹乃多垒。开泰待新朝，先驱群盗否。曹公谱刀兵，虎口余生始（原注：故盐漕通政使曹楝亭公演）。特表边令功，文体但详李。黄虎张献忠，凶残未遑理。同恶不同科，当筵犹裂眦。洛中福禄酒，江底金交椅。三王不能诛，四镇无力弭。以致坏金瓯，二贼实表里。长矢殪天狼，夫谁能扶髀。我朝如汉高，一洗秦儒耻。皦日丽中天，妖星尽尺箠。人生立本朝，安敢忘丰芑。文武缵绪成，臣子彰厥美。所以武部郎，演剧助编纪。读史者几人，观剧则比比。金鼓一登场，兴亡在眼底。盲腐如复生，把臂入林矣。若谓但嬉游，笑冷识者齿。嗟嗟良史才，小试何至此。通籍邓禹年，历官邴原至。念母终养归，望子就衰已。抱才无所施，游戏王高比（原注：《西厢》、《琵琶》两元人）。比象指低昂，顾曲辨宫徵。酒阑拍君肩，一笑三叹起。[7]
方扶南，字息翁，安徽桐城人。为《南山集》狱案株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流放黑龙江宁古塔；雍正元年（1723年）遣戍回里，年已49，是知方扶南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初至仪征程南陂郎中宴观家乐》诗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距曹寅故去仅40年。仪征与扬州甚近，曹寅在扬州、苏州、南京影响颇大；如果再联系曹寅在江南负有的采访外事、探听情报、笼络江南遗民、消除士人思明反清情绪、进而把他们团结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这一切特殊使命来看，《虎口余生》一剧于曹寅逝后40年尚在仪征演出自可容易理喻。因此，我们认为方扶南的诗亦可作为曹寅创作《虎口余生》一剧的极佳证据来看待。因为方诗明明写着“故盐漕通政使曹楝亭公演”，并把曹寅与《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和《琵琶记》的作者高明相提并论，方诗所记述的内容亦与《虎口余生》的内容完全一致，我们对此是不能轻率否定的。
周汝昌先生还以《虎口余生》“极反动”为依据来否定曹寅的著作权。而只要我们把曹寅看作康熙的宠臣，看作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位忠实成员，那么曹寅撰写《虎口余生》以诋毁“闯贼”、表彰清朝之美、“演剧助编纪”自亦容易理喻，道理很简单：“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8]
至于周汝昌先生谓《虎口余生》的曲词“堆砌陈词”、“不见丝毫精神性格”，是“清人剧曲中之最下者”而“断非曹寅手笔”[9]云云，乍看似乎有理，细思则实难服人。我们知道，文艺创作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它与作家的才、学、识关系非常密切。同一个作家由于时间、地点、经历、情绪、思想等等因素的不同，往往可以创作出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大统一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
我们认为曹寅撰写了《虎口余生》的另一有力根据是记载曹寅藏书的《楝亭书目》中明确记载着以下文字：
表忠记 明学士钱士升论次十卷
虎口余生 抄本，本朝前米脂令边大绶著一卷
续表忠记 本朝赵吉士著八卷
显而易见，曹寅本来就收藏有《表忠记》、《虎口余生》、《续表忠记》三书，他有充分的资料和便利的条件依据以上三书改编撰写出《虎口余生》一剧；凭曹寅的才华和对戏曲的特殊偏爱以及丰富的藏书，他撰写《虎口余生》以“示劝惩”，岂非牛刀小试？
较之刘廷玑《在园杂志》稍后记载《虎口余生》为曹寅所撰者，是萧奭的《永宪录续编》：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寅演《琵琶》传奇用蔡文姬故事，以正伯喈之诬，内装潢魏武之休美。或谓其因同姓，然是举实阿瞒一生好义处。又演明末米脂令边大绶与陕抚汪乔年掘李自成先冢，所记《虎口余生》将一时人物备列，表忠义而褫叛逆，可敦风教，并附志之。
考《永宪录》成书于乾隆十七年即1752年，上距曹寅去世仅有40年。无独有偶，前引方扶南诗亦作于1752年，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较合理的解释大约只能是曹寅确实撰写了《虎口余生》，所以尽管方扶南、萧奭之间不通声气，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按历史真实记载了下来。周先生说“《永宪录》实亦本之刘说”，若按时间来推，此说自可成立，不过尚需证据。但无论如何，刘、方、萧三人的记述是我们据以考定《虎口余生》作者的证据，若拿不出新的材料进行反驳或否定，就还得承认曹寅对《虎口余生》的著作权。即使能拿出新的材料，也该对刘、方、萧三人何以都有上述记载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由黄文旸原撰、董康辑补的《曲海总目提要》卷46亦著录了《虎口余生》：
《表忠记》 一名《虎口余生》。近时人作，闻出织造通政使曹寅手，未知是否。演明末李自成之乱，本朝大兵声讨，小丑殄灭，死难忠魂，俱得升天，故曰《表忠记》。其端则米脂县令边大绶掘闯贼祖父坟茔，后为贼击，几死。皇师诗贼，大绶获全，且得邀恩至显官。其自述有《虎口余生记》，故又谓之《虎口余生》也。事非无因，择其有可据者，详载于后……
诚如周汝昌先生所言，对《虎口余生》的著作权，“黄文旸出以存疑口气”，这是无需争辩的；但谓“最为有见”，则完全是周先生个人为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提出的看法，尚值得商榷。因为，第一，黄文旸谓“闻出织造通政使曹寅手，未知是否”，仍然把曹寅与《虎口余生》联系了起来，而并未归之其他“南士”名下，更未点明“南士”姓名，以存两说。第二，从黄文旸的履历看，其“闻出织造通政使曹寅手”，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虽然他又谓“未知是否”。考黄文旸，字时若，又字秋平，江苏甘泉人，诸生。其生年为乾隆丙辰元年（1736年），文旸《扫垢山房诗钞》卷5《寿吴柏槎六十》诗有“我生岁丙辰，君生岁丁卯”句，可证。其卒年不详，据阮亨《瀛舟笔谈》载嘉庆乙丑（1805年）正月十六日文旸生日阮元招饮于积古斋，则其卒年当在嘉庆十年以后，享年至少70岁。文旸尝从姚鼐学古文辞，尤善词曲。乾隆帝为严密控制民间戏曲，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诏令两淮盐运使伊阿龄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图思阿继之，历经两任，凡4年事竣，黄文旸任总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州织造府进呈古今词曲，文旸奉旨修改，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遂成《曲海》。值得注意的是，精于戏曲的黄文旸曾在扬州、苏州校订词曲，这自然使我们想起曹寅曾任苏州织造（1690年）、继任江宁织造（1691年）以及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起与苏州织造李煦轮番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经历，曹寅的风流余韵在扬州、苏州、江宁肯定还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江南“校改元明及国朝各杂剧传奇”的黄文旸对朝廷重巨曹寅在江南的影响亦不会不有所感知，他对《虎口余生》的作者问题之所以出以存疑口气，主要是由于他相距曹寅生活的时代已有数十年之久，对刘廷玑《在园杂志》及方扶南的诗大约亦不曾寓目，所以审慎地云“未知是否”。而无论如何，他仍著录着“闻出织造通政使曹寅手”的文字，他之“闻”当不会是捕风捉影吧？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的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卷17“《后琵琶》”条下引刘廷玑《在园杂志》关于《虎口余生》的记述后即云：“按《虎口余生》曲本，余曾见之，今梨园亦有演者，然其为曹子清手笔，则知者罕矣。”俞樾的看法当亦不是无中生有吧？因此，我们翻检一些戏曲论著，可以看到一般都肯定曹寅为《虎口余生》的编撰者，如王季烈《螾庐曲谈》、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即是。
综上所述，根据刘廷玑《在园杂志》、方扶南的诗和注、曹寅的《楝亭书目》以及《永宪录》、《曲海总目提要》等古籍的记载，《虎口余生》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旷世奇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周汝昌先生的“南士说”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1]见《楝亭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2]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3]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4]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5]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6]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7]见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1册第68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8月版。
[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9]见《红楼梦新证》上册第356－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