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群——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论文,竞争优势论文,源泉论文,产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90年代以来区域产业发展的相关文献，有关产业群的探讨无疑是热点之一。《世界发 展》杂志作为关注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重要国际学术刊物，已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群”的主题出版了两本专刊（注： World Development,1995,23(1);1999,27(9).）和众多相关论文。同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也在力图推动产业群战略在第三世界地方公共政策中的实践。学术界多年的探索与公共政策 领域最新的关注，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这一理论争鸣的深厚学术渊源及其复杂的现实背景之 中。
一.背景：地方竞争
——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对峙
经济全球化首先得益于近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战后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 成功推进更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和经济活动的跨界转移越来越频繁，区域之 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提高，区域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动荡。跨国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 标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资源、组织经济活动；而各地为改善本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社会福利，谋求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本地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吸引力，依赖于本地的生 产活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更高的价值增值。吸引投资、争夺具有高附加值劳动职位的经 济活动，成为当前全球化的流动空间里，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焦点（注： Storper M.The Regional World: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Gulford Press,1997.）。
经济全球化大大拓展了经济活动的跨国联系，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统一的全球市场 ，将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参与各方的福利。然而，现实生活中，随着跨国公司 对 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传统方式面临挑战。一方面，发达国 家的地方工业面临着来自落后地区的低成本竞争，正式劳动岗位大量流失，国家社会福利保 障体制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不断抱怨总处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底端， 难以改变低收入、低积累、低福利的现状，并且时时受到成本上升、投资环境恶化和来自其 它落后地区竞争的威胁。新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资本在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 环境里自由扩张，严重威胁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加重了经济周期运动对地方经济的破坏力， 增加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扩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后现代思潮则反思了伴随着 全球资本主义的广泛渗透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沉重打击（注：关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的讨论可以参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
论丛”系列丛书。有关“全球化”问题综述性的讨论可以参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翻译出
版的《全球大变革》一书。）。
若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是非曲直，而把这样一个过程认定为客观现实，并承认其发展方向， 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发展的成功已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对土地、资源、产品等固定物质 财富的占有。随着当代社会财富的价值越来越多的蕴藏在全球商品链中流动着的资金流、物 流、信息流和人流中，地方的地位在于其对诸种流动财富的吸引力和利用这些财富创造新价 值的能力（注： Markusen A.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 s,Economic Geography,1996,72:293-313.）。这种吸引力被证明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力。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公认的经 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区域时，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故事是如此不同，每一个地区的发迹史总能 追述到久远历史中不经意的偶然事件，然而集聚的过程一旦进入自我增强的正反馈循环中， 地方经济就蓬勃发展起来。同样，也有一些曾经繁荣的区域无声无息地凋零下去，经济的繁 荣与凋敝在历史的长河里、广袤的大地上不断上演着。而经济全球化使这种繁荣与凋敝不再 各自相对封闭地进行，而是彼此联系、彼此竞争。经济效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为一把通 行的尺，使遥远的、分处于地球不同大陆的经济单元必须接受相同的效率检验，决定各自的 发展命运。
值得关注的是，地理区位在这种竞赛中还有意义吗？如果资本可以在全球游牧，而地方只能 被动接受“资本的选秀”，那么谁来为地方发展的长期目标负责？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 认真检视那些公认的成功故事，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某种产业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 持久的竞争优势，往往离不开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注： Porter M.Location,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cal clusters in a g lobal economy,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0,14(1):15-34.）。这里地理环境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古 老的地理决定论中所包含的自然环境的狭隘含义。在这里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是相互作用的 ，本地企业与当地产业环境的关系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一样，处在不断的物 质、能量与信息交流中。这种近距离的交流与联系通过不同的形式完成，遵循不同的制度和 习俗，深深刻上了当地历史文化的烙印，形成各地不同的产业生态，使企业、企业家的经济 活动紧密的镶嵌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当全球化把这些企业、企业家推向全球竞争的舞 台时，这种地理的烙印并没有消失，正如美国东海岸职业经理人的就业哲学不同于西海岸硅 谷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群信守的竞争合作规范不同于日本企业集团内部遵 循的等级关系体系。同样，当跨国公司进入新的地区，也必须采取本地化的战略以适应当地 的环境，并对当地的产业生态产生影响。
那么是什么力量塑造着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分散格局？这种格局如何变动？变动的动力来 自哪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这种变动的趋势中，实现我们关于社会公正和持续 发展的目标？
二.理论争鸣：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家或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和交易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 效率的差异。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但生产效率的差异可以通过创新、学 习来改变。马歇尔100多年前就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 聚，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他将这种产业集聚区域称之为“产业区”，并把这种特定产业对 特定地区的依赖称之为产业的“本地化”（注：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王缉慈：“简评新产 业区的国际学术讨论”，《地理科学进展》，1998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将“industri al district”和“localization”分别译为“工业区”和“地方化”，本文为避免与通常 使
用的“工业区”和“地方化”的含义相混淆，采用王缉慈使用的“产业区”和“本地化”术语代表马歇尔书中所指的含义。））。克鲁格曼将马歇尔关于“产业区”优势的论 述总结为三点：本地专业化劳动力的发展，大量增加的相关企业和生产服务活动对核心产业 的支持，以及频繁的信息交流对创新的贡献，认为这些优势就是所谓“规模报酬递增”的基 础（注： Krugman P.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MIT Press,1 996.），并把这种与特定产业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区集聚的现象称之为“产业群”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方法，两种不同生产效率的产业在假定无差异的空间中自由分布 ，那么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会自动形成空间集聚的结果，这种 集聚发生的具体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先天差异和历史偶然有关，往往是不可预知的，但集聚的 过程和动力却非常清晰。当把这样的模型用于解释现实的产业集聚区位模式时，各种限制因 素，如国家疆界、关税壁垒、政治因素等就可以逐一加入分析的假设条件中。用这一理论框 架分析欧洲共同体市场对各国现有产业布局结构的影响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注： Fujita M,Krugman P,Venables J A.The Spatial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1 999.）。
马歇尔还强调了组织和知识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性，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其实就是知 识管理的形式，尽管马歇尔推崇企业家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但他关于“集体效 率”的论述强调了人类知识分享体系在经济生活中的奇妙作用。对于知识和创新的关注形成 了产业群研究中的创新环境、创新系统等流派。不论创新环境还是创新系统都强调技术创新 的社会性和内生演化过程，特别是集体学习过程的重要性（注： Morgan K.The learning region:institutions,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Re gional Studies,1997,31:491-504.）。技术创新不是孤立于社会和 经济系统之外的，技术演化的长期性，以及影响技术创新及其扩散因素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决定了我们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采用系统的观点（注： Benko G,Dunford M.ed.Industri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London:Belh aven Press,1991.）。波特在其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 研究里极力强调地理群聚现象的广泛性，及其对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创新 能力的意义，并提出一个折衷主义的菱形分析框架，将影响地方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归纳为 市场需求、要素供应、相关支持产业和机构，以及同行和替代产品竞争者，并兼顾了政府和 偶然事件的作用（注： Porter M.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0.）。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讨论不同区域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也是当前经 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回到产业群发展中的区位意义，产业群聚带来的地理临近如何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行为，物 理距离的靠近是否就意味着交易活动和知识分享会自动发生？当我们对比不同地区的产业发 展 ，就会发现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由此形成的 制度的关注，对马歇尔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注： Williamson O 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产业群研究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 关于地方制度、交易成本的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网络的思想（注：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 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这种研究 方法强调产业联系的重要性，企业或个人不是无差异空间自由运动的原子，交易活动镶嵌在 各种社会联系的网络之中，生产原料、产品、资本、信息、劳动力就是在由这些联系纽带形 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流动。网络中的主体组织资源、获取信息、制订决策都受到既定网络 结构的约束，但同时每个主体也参与塑造网络，影响网络演化的轨迹。
产业群组织结构的效率与生产模式密切相关。按照皮艾尔和赛伯对生产模式改变的描述， 现代生产正在从刚性生产模式向柔性专业化生产模式转变（注： Piore M,Sable C.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New York:Basic Books,1984.）。内部劳动分工明确、垂直一 体化的大企业组织形式在刚性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表现出极高的生产效率。可是随着市 场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采取新的技术手段以满足小批量多样化定制产品的需求 ，这种生产模式也影响到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大企业为核心，削减核心企业的生产规模，用 生产外包的形式，控制大批中小企业供应商，可以形成企业群聚优势。众多的小企业通过复 杂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网络，相互转包，形成生产合作，也能实现地方的企业群聚优势。 而不同生产模式有其地方性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时其有效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新马 克思主义继承结构主义传统，采用生产关系、经济周期运动、工资关系等概念体系，研究地 方产业群的兴盛与衰落，是产业群研究中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异的重要思想渊源。
理论争鸣反映了影响地方竞争优势因素的复杂性。从产业群理论对政策实践的启示来看， 地方持久竞争优势首先强调本地知识系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效率，而这种知识系统又是深深 扎根于本地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之中的，因此，各地产业群发展的道路必定是多样化的，很 多情况下是自发的；其次，影响地方知识系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制度 对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交流与共享过程的限制。
三.脚下的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群
发达国家的产业群研究关注产业群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对知识 创新、生产效率的影响。当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群的时候，全球化带来的外 部影响成为产业群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注：Bell M,Albu M.Knowledge Systems and Technological Dynamism in Industrial Cl 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Development,1999,27(9):1715-1734.）。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实施过国家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力图用自 上而下的工业化过程，改变自身在全球生产和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不利位置。不论是进口替代 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力图从工业化先行者那里获得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知识，将外 部知识引入自身的生产系统之中。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外来的技术创新体系融 入本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形成自己的知识创新系统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陷入了 经济二元化的泥潭。引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与原有的社会背景难以融 合到一起，一方面，本地生产系统严重依赖外部技术创新和市场，缺少持续的创新能力；另 一方面，本地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社会环境动荡不定。
研究者在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聚区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发达国家成功的 产业群内部企业之间交流频繁，这种交流对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非常重要。而发展中国家的 产业群，特别是那些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工业基地，由于企业所从事的是成熟技术生产，技 术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相互之间是争夺定单的对手，彼此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建立起密切的 交流与合作关系，相反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与海外客户或合作者的交流上。也就是说，对于许 多发展中国家来的产业群来说，全球联系比本地联系更重要。
但是，依赖全球联系，缺少本地联系，导致发展中国家许多依靠出口加工的工业区经济基 础脆弱。往往只是充当全球商品链中低附加值劳动的血汗工厂和发达国家市场波动的减振阀 。所以研究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群发展的高端道路与低端道路，将地方产业群的学习能 力、技术创新能力放在动态发展的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地方产业群面对全球化过程的冲击可 能 出现的几种结构演变过程，指出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群应该从依赖低成本竞争向依赖本地产 业群集体效率和集体学习能力的方向发展。
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群的确可以给本地企业带来集聚优势，而不是一定陷于 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中无法自拔。由于本国市场相对狭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比较有限，发 展中国家产业群的高速成长一般都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有关，也就是说比较依赖于出口市场 。因此，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政策比单纯从要素供给方面提供支持更有效。提供市场信息、 帮助企业推销产品、扩大本地产品的知名度对本地企业的发展比降低税率、提供各种优惠政 策吸引外来投资更重要。另外，单个的中小企业能用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很有限，因此发 展中国家要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公共技术研发部门就显得很重要，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 和培训，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这在台湾新竹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和印度班加罗尔 的软件出口产业都有很好的成功经验。
政府的作用在各国的产业群发展中并不一样，但相比于过去区域发展促进政策中，依靠外 力、外来资本，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而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群越来越依靠激发自身 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在全球市场的变化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四.中国的地方产业群
中国历史久远，许多地区都有自己历史传统深厚的特色产业，如以刺绣闻名的苏州、以瓷 器得名的景德镇等等，都是依赖工匠技能的手工业集聚区域。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 国的地方生产系统同样经受了外来技术、外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解放以来，中国同样曾 力图模仿建立一整套西方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过程并没有解决技术 创新系统与本地社会经济系统相融合的问题，而是僵硬地承袭了西方现代化工业体系的生产 组织模式和技术手段，无法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动。这种经济体系可以在封闭的经 济环境里运转，但是不能面对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 浪潮。既有东南沿海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加工工业区，也有浙江温州一带依靠当地 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群，还有北京中关村这样的依托国家高科技资 源形成的高科技企业集群。这些产业群在不同的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不尽相 同的方式开始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与协作网络中（注：王缉慈：《新的产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边缘工业化——东南沿海的外向型加工工业区
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 业为特色的工业区，在外资驱动下，带动地方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近年来，这类 发展模式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一方面，“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形式，本地劳动附加价值低 ，知识和技术扩散十分有限，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动荡的打击；另一方面，这种外向型出口加 工贸易模式是建立在国内市场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的，恶意的走私行为和不规范的市场 操作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增加了本地企业间的交易成本，限制了本地生产 网络的融合。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用“双重边缘化”来概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 置，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政策的落差，市场环 境的落差，这种“边界”位置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独特优势的话，那么随着国内国际市场逐 渐接轨，这种优势势必逐渐淡化，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原来在这种优势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地方制度很可能反过来变成阻碍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桎梏。
以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电子产业中间产品集聚网络为例，这个产业群最活跃的部分是面 向出口市场的。这个电子产品产业群实际上是整个南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的 许多国家的电子产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其典型特点就是以日、美投资为主，其发展过程体 现了日、美之间在电子技术和电子市场上的竞争过程。但是，走进这个地区，我们会发现， 这个产业群并不象从外部看来那么均质，其中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企业形 成了明显不同的商圈，彼此对市场行为的认识、技术创新的观念、合作的基础都有很大区别 。尽管电子产业是公认的标准化的全球性产业，但是这种地方生产系统内部的分裂仍然非常 显著。而更为严重的是，原有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地方生产系统内部的分 裂。
其实，近年来，国内外领先的集成电路厂商——IT产业的核心技术企业——把目光聚焦在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珠江三角洲已经越来越感受到来自长江三角洲的有力竞争。长江三角洲 在面对国际国内市场两方面的优越位置使得上海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日渐突出，这种“中 心优势”与珠江三角洲的“边界优势”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中国加入WTO，边缘优势可能进 一步淡化，但是，业已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却是历史机遇留下的财富，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 是否能继续巩固和提升，还有待地方制度创新的探索和实践（注： Tong Xin & Wang Jici.Global-local networking of PC manufacturing in Donggua n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0 residential conference of the IGU Commi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Dongguan,China,August 8-11,2001.）。
2.自发全球化——浙江的“块状经济”
随着温州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界，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已经开始引起世 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了浙江这种以乡、镇或县、市为单位发 展起来的特色加工业产业区，并称之为“块状经济”，也就是围绕服装、鞋袜、低压电器、 纽扣之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形成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这种产业区具备典型的马歇尔式 产业区的特点。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一条龙的生产服务，乃至相关技术研发机构都在当地 配套成网。
过去讨论温州模式往往只强调其私营经济发达的特点。没有国家扶持和资金技术投入，没 有现成的工业基础，没有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许多企业都是依靠个人和家庭从做小买卖 起步，逐步积累资金发展起来，家族企业的特色非常明显。市场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的创业精 神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不过，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地方生产系统的运行机制就会发现 ，地方生产的集体效率对个别生产者的竞争优势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曾经调研过 浙江诸暨大唐的袜业生产，尽管本地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是一家一户，各自独立的，但企业之 间 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生产联系与社会联系交织在一起，生产者之间形成了精细 的分工和协作机制，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然分享市场信息和技术创新的技巧。有的家庭 可能只专门从事一两个生产过程，有的家庭则可能掌握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有的企业拥有 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有的企业除了自己生产还可以控制一个相对固定的生产供应网络，以 适应市场需求变动，减少自身投资的风险。这种分工协作的集体效率是建立在本地企业之间 长期交易而形成的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注： Wang Jici,Zhu Huasheng and Tong Xin.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Zhejian g Province.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idential conference of the IGU Commission o 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Milan,Italy,2001.）。
不过，对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有不少批评，简单来说不外乎两点，一是企业内 部组织，由于这些企业普遍是家族企业，缺少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出现管 理瓶颈，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二是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由于企业规模小、分散，企业之 间往往存在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的情况，甚至有缺少实力的企业凭借质次价廉的商品争夺市 场，玷污了本地产品的整体声誉。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要通过企业的股份化改造为 企业引入现代管理制度。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所谓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其实还有与本 地现有生产经营模式相互协调的问题。企业并不是孤立的，政府扶持个别规模较大的企业， 帮 助他们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上市融资，确实可以帮助一部分企业跨越发展的瓶颈 ，但是这些措施对本地其他众多中小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对整个地方生产系 统长远发展的影响也很难说。一些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县、乡出现本地企业集团化，这些企业 集团有很强的地方影响力，当然他们可以在维护地方生产经营秩序、提高整体对外竞争实力 方面有所贡献，但我们也发现这种集团化有时存在很强的反竞争倾向，这种反竞争倾向和过 度竞争一样都是不利于地方产业持久发展的。
最近，浙江省提出的产业发展政策思路是建立“特色工业园区”。通过把原来散、乱、小 的工业企业集中到统一规划的工业区中，以此改善工业空间布局，优化企业之间生产协作流 程，促进企业之间共享基础设施。同时，在帮助企业扩大产品市场方面投入了更大的力量， 包括兴建特色商品展览馆、发掘商品的本地文化内涵、推广地方品牌和改善商品交易市场设 施 等多种措施。这一政策思路借鉴了意大利产业区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改善产业区的整体经营 环境，逐步形成商品的原产地声誉。
浙江“特色产业区”的重要发展是其“自发全球化”过程。也就是温州商人引以自豪的“ 一百万人从事国际贸易，一百万人从事国内贸易，一百万人在故乡从事生产组织”的跨国经 营体系。这种“自下而上”，从国内贸易走向国际贸易，逐步形成自己控制的跨国生产和经 营网络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多见。据了解，甚至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浙江商 人把生产基地设在了欧洲国家，有些所谓原产意大利的皮鞋、领带竟然也是当地中国人生产 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展开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很多困难，这种跨国生产体系的规模和 范围到底有多大，其运行机制的细节如何？这类问题还无法准确解答。而这种现象所涉及的 跨国生产组织和移民问题对于移民原住国和移居国的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3.科技民营化——中关村的高科技之梦
发展高科技园区代表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高科技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尽管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硅谷之路不可复制，但硅谷持续数十年的繁 荣和在信息技术领域不断引领技术发展潮流的事实，令高科技之梦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 精英们所神往。20世纪90年代初，高科技园区建设的热潮吹到了中国，目前全国已有国家级 高新技术园区52家，其他各级以科技园、高新技术园区命名的开发区不可胜数，但真正象硅 谷那样具备高技术企业云集的地方竞争优势的却凤毛麟角。中关村，作为中国高新技术园区 的领头羊，20多年来的起起伏伏，对中国的高科技之梦可谓意味深长。
与解放以来几十年国家采取的技术引进战略不同，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民 营化。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以前，中关村经历了 解放后数十年的建设，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建设经费，聚集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科研人员， 其技术研发的人力资源优势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院校体制 改革，促进了部分高校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下海从商，从而诞生了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 中关村第一代民营科技企业。科技民营化是激活中关村多年积淀的科研投入，将高校与科研 院所的研发活动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最直接的一步。然而，近20年的发展过程证明，这一 结合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1988年中央在肯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决定成立海淀高新技术产业 实验区。自那以后，中关村每年的新企业诞生数量经历了几次起落，到2000年，新的中关村 科技园（仅指海淀园）企业数量已经超过6000家，其中IT企业仍然占近70%的份额，围绕IT技 术的硬件销售、系统集成和应用开发，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地方产业群落。这个产业群的 优势，应该说除却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外，临近国内最大的IT产品市场购买决策中心—— 北京，也是非常根本的一条，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尤其突出。不论政府设备采购、全国 性的行业用户，北京都处于全国的市场中心的地位。这个市场中心是众多企业得以生存的基 础，而众多企业聚集客观上使中关村成为中国IT行业信息最为集中的地方，从而吸引了更多 客户到这里购买产品或服务，也吸引了更多企业和个人到这里寻找市场机遇。
中关村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的关注，而1999年政府对中关村政策的大调整一下子把中关村 再次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不仅大大扩充了中关村所指的空间范围，把原来“电子一条街”所 在的海淀园、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园、东南郊的亦庄开发区、西南的丰台园和东北的酒仙桥电 子城都纳入到“中关村科技园”的旗下。而且在发展目标、产业定位、发展政策等各方面都 做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调整。“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而是变成了中国高科技 产业的一个象征。这种变化深刻体现了政府的巨大推动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 含义，尽管干预的方式变化了，但这种力量对一个“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市场化的地方 产业群仍然具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种冲击力是否能够使一个地区的 产业发展向着政策制定者希望的方向推进呢？
中关村的许多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资金缺乏、管理不善、市场秩序不健全等种种困难，而 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交通条件恶化使得许多小企业不得不考虑重新选择他们的 经营区位。许多相对成功的大企业，由于历史遗留的产权机制问题，也深陷于体制转轨的复 杂过程中。从现有的政策实施情况来看，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能通过改善硬件环境，吸引跨 国公司入驻中关村，以此帮助改变中关村的产业定位和外部形象，提升中关村在全球IT生产 网络中的位置。进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地方发展驶上快车道的一条捷径。从目前众多国际IT业 界 的领先企业纷纷在中关村设立研发机构的情况来看，中关村的人才优势对跨国公司是有吸引 力的。但是，中关村在吸引跨国公司方面是否能与朝阳区CBD已经形成的外企集聚优势相竞 争还并不确定。
另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也是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如同印度I T技术人才一样，硅谷的华裔IT技术人才也成为连接硅谷的技术创新源泉和中国市场的重要 纽带，这样一种跨国联系对于中关村的发展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中关村的高校，特别是北大 、清华这样的知名学府每年出国留学的学生成百上千。所不同的是，硅谷的印度裔IT技术人 员往往成为联系印度本土技术劳动力与美国IT市场需求的纽带，而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更多的 是 回国谋求本土的市场机遇。中关村在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方面一直有着较大优势，但 最近来自上海人才争夺的挑战也日趋激烈。最近的调查显示，硅谷有45%的华人技术人员有 归国创业的意愿，但其中大部分首选的定居地点是上海。
中关村在中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各个高新区的管理体制 各 不相同，发展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但大家都开始注意到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高新技术发展所 赖以维系的创新动力并不能依靠大规模的硬件基础设施投入，能够激励创新的软环境往往不 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就能够形成的。而且我们对高科技的理解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 接受发达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定义，到从自身的发展目标合理的看待社会对高科技发展所投 入的资源及产生的回报，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区的发展规划理应进一步走向理性化。
综合上面列举的珠江三角洲出口加工工业区、浙江“特色产业区”和中关村高科技产业群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地方产业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群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 点：首先，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作用比较特殊，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极 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在地方制度演化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 的角色，因此对地方产业群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形成的地方制度环境不仅独特而且区 域差异大、变化快；另外，全球华人网络在中国的地方产业群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起 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港澳台资本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占据近2/3的份额，是早期东南沿 海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浙江温州地方产业群的全球化道路是另一种自发 的跨国经营网络的扩张过程，这种过程的实际状况还没有可靠的研究资料，但是其研究的理 论价值和跨国公共政策意义却已经显现出来；同样，跨国联系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也是有目共睹的。“本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在中国不同地方产业群的发展中有着 不同体现。
产业群的研究对于中国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自1992年开发区热以来，中 国不少地区规划兴建了各种级别和种类的开发区，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和人力、物力，但 达到当初规划目标的开发区实际上很少，即使从单纯的经济效益来看，发展成功的开发区也 并不占多数。开发区采用的政策激励多是从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优惠，地价、税收、基础设施 等优惠在早期可以成为一个开发区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开发区建设项目增多，相互 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优惠对于本地竞争优势的积累并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随着 开发区的企业越来越多，地价、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环境恶化，投资者完全可能转移投资 ，造成开发区的空洞化。
但这并不否认公共政策对于地方产业群发展的帮助，公共政策对于地方产业群的支持，首 先是立足于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地区贫困、减少贫富差异的社会公正目标。在这样的目标下 ，促进地方产业群发展的思路从强调外来扶持转向了调动地方发展的内动力因素。发展中国 家的地方产业群主要由中小企业构成，缺少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支撑，主要依赖海外大客户的 定单，在不了解市场信息，缺少技术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企业很难抵抗市场的波动。地方经 济发展积累的财富常常在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波动中瞬间消失殆尽。所以，从市场出发，促进 本地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集体协作、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才是产业群公共政策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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