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4)03－0100－09 发展社会学理论经历半个多世纪发展，取得了丰富成果，出现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转型理论等流派。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指导。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浮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象的描述，流于简单和肤浅，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深层理论建构和深度解读，难以破解社会发展问题，陷于一种困境。 一、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困境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人类的理性充满了信心，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价值观。“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近代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韦伯的核心思想就是关于现代社会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社会行动理性化贯穿韦伯全部学说。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韦伯按照他的“理想型”的社会研究构想，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①。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是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算计的。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强力侵入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引起了韦伯的忧虑，他甚至把由日益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庞大秩序称为合理的“铁笼”。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忧虑，倒是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融合起来，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预设。 工具理性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工具理性预设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理性是有边界的。工具理性预设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囚徒困境”就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第二个困境就是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理性主义的工具论价值导向致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陷入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之中。第三个困境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定。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以往目的论的价值观，人们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但在精神上却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态，理性化发展最终就不得不陷入个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中。 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发展理论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需要对理性作出认真的反思，对理性的合理把握，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片面的工具理性回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理性主义上来，以此来扭转现代化极端物欲化的倾向，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而使社会朝符合人性与物性的方向发展。 二、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理论范式就是二元两分，如“传统—现代”，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家庭与企业的分离。这种范式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使人们并不能很好解读社会现实，甚至会出现扭曲现象。 (一)“传统—现代”的割裂 二元两分论范式典型模式就是传统—现代的宏观分析框架，长期以来，很多人常常用二元对立的区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就把人类社会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类型。共同体是传统的社会，社会是现在工业社会，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人的行为受规章法律的制约。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把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与“有机团结的社会”两种类型。帕森斯则通过引进“模式变量”的分析范畴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有了清晰的概括，一切社会都被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建构。在帕森斯看来，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是这个国家与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将逐步由“传统”的一端移向“现代”的一端。20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反思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类型及现状仍旧作了二元区分：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 传统－现代范式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已充分地齐一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还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的部门和一个具有活力的现代的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因此，“发展”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如罗斯托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部门”，而经济增长阶段的更替也就是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变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工业经济比重轻的二元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储备着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只有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寻到出路，完成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的转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这样的理论模式给我们两个印象：一是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二是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一切既有的理论分界，所有的社会因素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简单的二元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非传统即现代，非现代即传统。也正是这种意义上，在传统—现代二元发展框架下探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任务、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都被赋予了进步的涵义。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理性化原则就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人伦关系以及乡土感情的传统格格不入，它需要完全以契约和货币的理性来取代以往的一切包括田园牧歌的生活。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赖以站立的大地，它在一个又一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以致成了我们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在中国，无论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多么想抛弃旧有传统的束缚，中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传统的机制，那种仅仅试图依靠现代性就结束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的美好幻想一再被现实所否定。新的制度只能从传统的知识结构分布和知识交流中产生。中国有学者在对当前中国民工潮的研究发现，移民社区、移民网络呈现出“无现代化的迁移”②，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因素完全可以并存。我们在对中国浙江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中发现，浙江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地结合。③这都充分证明传统是现代化一种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判断，那所谓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 (二)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的对立 在发展模式上现代化理论有着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两种截然对立理念。经典现代化学派理论看来，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或者是自上而下进行，即主要由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同时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由独有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来支撑。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发展，不过只是内部的些微调整和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由于西方的冲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些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引发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即民主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世界文明的要素。现代化理论将这种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穆尔就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他为不发达国家总结了工业化(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四个条件：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 但世界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已普遍形式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衍变那样精确，选择符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课题。 反西方模式认为依循西方发展道路将使现代化发展陷于停顿甚至是失败境地，如依附理论从拉美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因而出现了由那些富裕中心国家造成的“低发展之发展”。由于外围国家对于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存在着依附关系，因而出现了不发达的发展，并且，由于这种依附关系，在外围国家产生了异质性和边缘性及不完全再生产的特点。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附局面，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脱钩。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坚持每一文化各自的特异性，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这种反西方模式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更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西方模式和反西方模式都同样犯了错误。西方模式错在把自己与理性等同，认为它自己的现代化纯粹出于内源；反西方的模式则错在认为只需有绝对权威、单凭意志和它自身的推动力、牺牲掉一代或几代人的利益便可以获得现代性。 (三)家庭与企业的分离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说道：“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④韦伯的根据主要是工业主义需要普遍化和专业化；需要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工作场所和家庭住所的分离，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离，经营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需要公民权、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概念以及个人财产所有制和契约精神。帕森斯也认为，“历史上分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如东方世界中的大社会，这些人的典型组织单位是家庭和生产单位的组合，其中不存在职业与家庭角色的分化”。⑤ 但韦伯等人这种现代化路径观点在中国浙江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否证。浙江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分散化的工业道路，走出了一条家庭、家族与企业紧密结合的道路，走出了一条充分利用传统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⑥“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形式。这样一种生产形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以草根力量和现代社会分工为核心是一条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余英时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同样有‘事业功能’(Functional tasks或enterprises)，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站不稳”。⑦ 其实即使在西方，对于家庭、家族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格拉斯比教授(Richard Grassby)2001年在其新著《亲属与资本主义：1580—1740年英语世界的婚姻、家庭和商业》中，从分析商人家庭(家族)关系入手，就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的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家族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家族资本主义而不是独享型的个人主义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曾经指出，从词源上看，公司是由父子、兄弟和其他亲戚结合的家族合作形成的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⑨现在不仅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存在着大量以家庭、家族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即使在欧洲也有大量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企业。这说明家庭、家族制企业不仅能与现代化相融合，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化理论这些方面的问题，由于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的失败，以及由于对现代化理论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很多又显得极其无力。这都使得这一理论及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陷入了严重困境。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 (一)研究对象的偏狭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在当代，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研究自然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什么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是干什么的？现在一提到发展社会学问到这些问题时，一般发展社会学著作大多是这样描述的，说它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支科学”，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是以现代社会变迁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研究现代化在全球或某一国家内发生的背景、方式、过程与目标。换言之，发展社会学是立足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近代至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理论、途径、模式和经验等的综合性研究。 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主要研究：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对策。 发展社会学由此也就有了两个研究主题并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学派。这一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20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从实际来看，可能更多地还是主要探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判断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和现代化的水平，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它主要研究的问题有：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对策。近年来转型理论尽管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但它主要是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从前市场向市场社会、从威权向民主社会、从农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仍可看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类型。 这样仅仅是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现代化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可能还是偏狭与工具性了点。因为，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能够回应本学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不可避免会努力追求“总体性”解释。这些总体性解释包括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发展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人类的发展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的发展是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这一个方向，是否吻合了我们的期待与理想？ 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因此，发展社会学至少要应对两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理解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解释的可能性。发展社会学要解释发展问题，唯有借助哲学的给养，才有可能探析当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与生成机制；唯有以历史为参照，才有可能真正明确社会发展从历史到现今发展坐标与发展轨迹。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就主张，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化社会的有序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⑩另外，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现象的“总体性”，应将社会结构、机制乃至人心的机理，纳入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如此，发展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坚实学术基础和强大现实解释力的社会科学门类。同时也才有可能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使发展社会学得以振兴与繁荣。 19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经典作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于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无论是社会分工如何推进社会整合与社会进步，还是分析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塑造社会价值，抑或是新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发展内在的逻辑关系建构，都表明了这种关注。孔德认为，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基本规律的认识，能让社会学家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马克思追求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迪尔凯姆经典质询异常分工是如何影响了个体与工业社会之间得到的整合，马克斯·韦伯批判资本主义的“铁笼”怎样损害了个体确立自己道德标准的能力，这些关注与追问建构了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使命意识。由于现代化理论及发展理论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相关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阐释，使得发展社会学更多研究发展问题、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发展代价，就是如何去解决现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社会机制要健全等等。而对发展的基础性、学理性、思想性的研究关注不够，发展社会学的遗产遭受遗忘，发展社会学经历了碎片化趋势，流于工具理性地对待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发展理论出现了困境。用这样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也使发展的实践陷于很多困境。 尽管追求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时代主题。但由于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相对偏狭与工具性，因此，如何把握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涵义特别是其定义，可以说是并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的谈论社会发展的著述，基本上都认为社会进步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其实，这个定义，只是从发展的方向性角度对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进行了分析，并未把社会发展范畴的全部的、特别是实质性的内容揭示出来。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社会学肯定人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的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过程，即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发展社会学实现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变，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以人为基础、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把人作为维护人的利益的一种需要、追求和目的，将人作为发展的一种尺度、原则和要求。这样，发展社会学就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是集中于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不但是经济的、物质的需求，还包括精神的与文化的需求；二是集中于提高人类的素质和创造性。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不同社会里的人们所急需满足的需求，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成员具体素质和创造性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素。 同时，置身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还应回答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强国之道问题；二是中国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发展社会学回答强国之道问题，要弄清楚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即中国的发展处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何种位置；中国发展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能。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分析不仅要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态和建设，还要强调制度文明的状态和建设，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发展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模型，给出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可调适的发展速度。 另外，发展社会学还需要提出并且回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发展与变迁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在发展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承担了最大代价？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都是发展社会学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问题。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引进和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浮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象的描述，流于简单和肤浅，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深层理论建构和深度解读，难以破解社会发展问题。这亟须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资源的同时，反思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走向深层的必然选择，将会为社会发展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增强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将具有借鉴意义。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并不是为了构建一整套大而化之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坚定中国立场，树立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直面中国社会的发展，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总体发展逻辑，追问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规范和引领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还需要处理好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可以说这一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必须有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也就是要以人为本，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必须有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因为人类必须注意生态和环境保护，把人融入整个自然界之中。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视角，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容易处理好，特别是容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然而真正的发展必须以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协调和可持续的。 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发展表明，社会不是单一的实体性的刚性结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大。在此前提下，发展社会学要想真正完整地把握社会发展，就不能局限于对社会发展某一方面性质的理解，或以某种单一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模型。目前，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更愿意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界定为更具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不是自我封闭的狭隘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多重矛盾关系，不断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拓展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丰富发展社会学的思想文化底蕴，在多重向度中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解，将是未来发展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向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以往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社会矛盾得到扩展，现代性与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矛盾关系更加复杂。从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来看，当代发展社会学不再满足于对社会发展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显示出反思现代性矛盾的思想努力。当代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正在从片面追求社会秩序的控制论旨趣，转向反思现代性的后果，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协调人与社会发展的解放论的价值旨趣，发展社会学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与人文性的价值关怀日益得到彰显。在此背景下，未来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将不再盲目地推崇或简单地抗拒传统与现代性，而是在反思传统与现代性本身的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重写”传统与现代性。人们将越来越就此达成共识：传统不会死去，“现代的成长”始终伴随着“传统的发明”。现代性不再是普适客观化的形式合理性，而是可以注入主体自我选择与能动性的本土现代性。本土性的现代化经验将被重视、挖掘和提炼，对现代性的未来理解将融入与自身社会生活结构内在相关的本土性文化传统、历史体验、生存际遇与生活理想。 (二)社会学想象力的匮乏 1950年代的美国处于工业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中，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问题杂芜丛生，大量的急速变化的信息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社会学者们拥有了远比前辈们充分的资料和信息，但是却丧失了那种看清世事，把握社会论题的理性能力。因此，米尔斯呼唤“社会学的想象力”。(11) 社会学是一门富有想象力的学科，研究发展社会学不能只是采用获取知识的常规途径。一个社会学学者就是能够自如地跳出个人情境的即时性、又能够将事情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来加以思考的人。社会学研究，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对社会发展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提出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及其结构、基本组成成分，这些成分是如何联系这一结构与社会秩序等等；二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看社会的位置，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它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构建历史，等等；三是在一个社会里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等等。(12) 在当今中国发展社会学如何想象？这取决于发展社会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止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 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问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由于我们一些研究中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造成当前一些研究成果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描述但缺乏分析，解释但停留于表象，“就事论事”的纯经验分析。我们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看到对问题表象的描述常常是大量事实现象的堆砌与数据图表的罗列。而对现象与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推理，描述的准确性与精确性的不足又无法为进一步解释形成必要的铺垫。现有的解释研究缺乏深刻的洞察力，难以抓住相关本质与演变规律。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对事物现象的分析要坚持整体系统原则与历史背景原则。这就是说对现象的解释至少要涉及结构—功能解释，历史背景与发展规律的解释，以及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层级因果分析。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其三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视发展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非经济增长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使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正确消费，这些都是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 (三)学术研究的功利性 学术研究的功利性首先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轻视。中国社会学要在新的世纪有更大的作为，必须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一开始就指出，“经验远不是能让我们的知性受其限制的唯一领域。它虽然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却并不告诉我们这必然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正因此它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对知识的这种方式如此渴望的理性，则更多的是被经验所刺激的，而不是被经验所满足的。于是，这样一种同时具有内在必然性特征的普遍知识，必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本身自明的和确定的”。(13) 从今日中国发展社会学看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并无太多创新性的东西可言。糟糕的学术环境，让整个研究的氛围变得面目全非。学术之于学术，已失去学术的意义，而不以研究，却以功利与利益为先的体制引导。发展社会学的产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是社会自我反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发展社会学因为对人类苦难的深深同情，对社会发展孜孜追求，这一学科始终勇敢地直面现实，洋溢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因而，类似饥饿、贫困、社会歧视、种族身份、地缘政治、弱势群体、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发展等等社会问题就成了发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书中就说，本书并不是一本消失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14) 发展社会学从诞生至今，一直都洋溢着这种直面现实的实践理性精神。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说，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15)。社会学者对社会弱势的关注，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对社会日常的批判，使得社会学担荷起了社会批判与建构的责任。费孝通先生就曾明确说过，“从实际出发分析现实社会，用以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是我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16)。发展社会学者是为社会公正、社会进步服务的，他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发展理论的知识峰峦不断扩展、提升，能很好回应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解释、揭示人类发展内在机理。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我们的发展可能仍将陷于困境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亟须我们反思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收稿日期：2014－02－27 注释： ①［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②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页。 ③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④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1、426页。 ⑤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⑥参见杨建华：《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页。 ⑧参见《商人研究新视角：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格拉斯比转型期英国商人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研究评述》，2011年11月24日，http://www.kejianhom。 ⑨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71页。 ⑩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12)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注1。 (14)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页。 (15)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 (16)费孝通：《缅怀福武直先生》，《读书》，1990年第5期。标签：发展社会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韦伯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