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刚性维稳”的代价与教训——基于四起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刚性论文,突发事件论文,四起论文,群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5)05～0065～06 所谓“刚性维稳”(又称“惩处性维稳”)是以封闭性、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为基础，把管控的目标定位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绝对”安定，因其“稳定”价值诉求的绝对性，无延展性和缓冲性，导致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行为都会被看作社会的无序、混乱和失控[1]，进而使用武力威慑或者镇压方式恢复社会秩序的做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以“权力本位”人治思维方式镇压重大群体性骚乱的案例司空见惯[2]。本文拟选择其处置四起境内外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案例，试图从中分析解读出“刚性维稳”的代价与教训，以期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维稳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一、苏联在境内外“刚性维稳”的代价 (一)1953年苏军在民主德国东柏林“刚性维稳”及其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分区占领了德国，后来又在分区的基础上建立了两个德国，即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苏联不仅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搬到了东德，而且从东德运走了大批工厂设备、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巨大差距。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高层领导班子调整。6月17日，东德首都东柏林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并很快蔓延到哈勒、耶拿、莱比锡、德累斯顿、勃兰登堡、马格德堡、格尔利茨等城市。整个东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约有50万[3]。“这是苏联在东欧遇到的第一次激烈反抗。”[4]东柏林暴动有多方面原因。从政治上看，战后民主德国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参照苏联的经验对党内进行了严厉清查和整肃。据1951年的统计，有15.1万名党员被除名，3000名党员自动退党[5]。1952年至1953年春天，民主德国领导人再一次开展整肃工作，“这一切是日后东德人纷纷逃往西德以及6月东德危机爆发的重要政治因素”[6]。从经济上看，由于照搬苏联公有制和移植计划经济模式，民主德国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缓慢。不仅电力、工业品供不应求，而且食油、肉类和食糖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在人民群众对国家政策已经产生不满情绪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部长会议还于1953年5月28日召开会议，宣布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从6月30日起公有制部门劳动定额指标平均提高10％[7]303。一些工业部门的劳动定额指标提高了40％～50％。东柏林的劳动定额提高了25％[8]。这一规定意味着，与以往相比，工人必须多干活才能拿到定额上调之前的工资。工人当然不肯答应。6月15日，东柏林建筑工人首先上街游行示威举行大罢工。很快罢工扩展到其他城市建筑工地和工厂，17日罢工进入高潮，席卷了整个民主德国。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民主德国有限的警察力量根本无法制止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民主德国没有办法，只有向苏联求援。于是，苏联驻东德的坦克部队开进东柏林市区武力驱散示威人群恢复社会秩序。在当天苏军镇压行动中，东柏林有20名工人死亡，200多人受伤，2414人被捕。加上其他地区伤亡人数，当天总共33人死亡，303人受伤，3758人被拘押[9]。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一七”事件后“有40多名拒绝向(东德)起义者开枪的苏联士兵被枪决”[10]398～399。 (二)1956年苏军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刚性维稳”及其代价。1956年3月5日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纪念日，他的家乡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等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群众示威和集会。其原因是，当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否定斯大林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斯大林家乡人民十分不满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尽管格鲁吉亚人所受到的斯大林的迫害并不比其他民族轻”，但是他们却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成了(对已故领袖的)人身侮辱”[11]298～299。3月5日，群众不满情绪快速蔓延的一个新诱因是，已故“领袖的忌日(当局)居然毫无表示”。于是，第比利斯的大学生作出了过激反应，“他们决定纠正当局的‘错误’”[12]。随后，示威游行在哀悼斯大林和保卫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开始，格鲁吉亚党和政府采取观望态度，到3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8万之众，局势几乎失控[13]。为了驱散示威群众，赫鲁晓夫动用了坦克部队、摩托化步兵和内务部部队[14]。据不完全统计，“单单在(第比利斯邮电大楼和斯大林纪念碑附近)两次冲突中就有15人被打死，54人受伤，有5人随后死亡。最后至少有20名示威者被打死，60人受伤，被捕入狱的人更多”[14]。除了“打死20人”的说法外，也有“几百人被打死”之说[15]。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这次事件死伤人数的确切记录”[16]。 (三)1956年苏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刚性维稳”及其代价。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战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也学习斯大林模式，照搬照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国内保守派(亲苏派)与改革派(本土派)斗争激烈。有鉴于苏联领导人倾向于支持匈牙利亲苏派势力，匈牙利国内希望改革的干部群众情绪迅速高涨。1956年10月初，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顶住赫鲁晓夫等粗暴干预其内部事务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匈牙利人民。10月23日，布达佩斯学生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政治生活民主化、恢复改革派领导人纳吉职务等。结果遭到亲苏派领导人格罗指使的匈牙利保安部队的镇压，使得“和平示威演变成流血的暴力冲突”[17]。随后，虽然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上台执政，但是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却奉命向苏联驻匈牙利的部队和驻喀尔巴阡军区以及罗马尼亚边境部队下达了向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开进的命令[18]。眼看着群众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11月4日凌晨，苏军的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在布达佩斯大街小巷采取了新的镇压行动。据目击者、时任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的山多尔·科帕奇回忆：驻匈苏军所到之处是“逢人便杀”。“苏联坦克部队系统地摧毁了各条街道。特别是暴动的摇篮——工人居住区里，数以百计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在街上，被枪打死或被炮弹击毙的普通老百姓数以千计!”[10]423在镇压匈牙利骚乱过程中，匈牙利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亡5000人，受伤2万人[19]。另有20万人逃亡到国外。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这个数字约占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20]。当然，苏联也为其采取的军事镇压付出了很大代价。据初步统计，1956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期间，“苏军阵亡337人，受伤881人。其中，军官阵亡37人，受伤74人”[21]。为此，苏联的国际形象遭到严重损坏[22]。 (四)1962年苏军在俄罗斯新切尔卡斯克市“刚性维稳”及其代价。1962年6月，在高加索北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工业城市——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一场悲惨的流血事件。该事件是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纲领以后不久发生的。这个纲领曾经允诺将迅速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早在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就宣布，要在今后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24]46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采取了许多行政手段，但是效果很差，粮食和畜产品产量不仅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且有所下降，1961年底食品供应出现紧张状况[11]529。1962年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的价格。这“是苏联共产党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24]462。对于想用20年左右的时间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赫鲁晓夫来说，不仅是一个莫大的嘲讽，而且是一个“有力的打击”[24]462～544。赫鲁晓夫急功近利的农业政策的失败戳穿了苏共新纲领的虚假性，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24]462。更糟糕的是，主要食品价格上涨之后，一些工厂企业又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定额，就是工人想挣与过去同样的工资，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工人们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工资会有所下降[25]。于是，一些地方不仅出现了工人罢工，而且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6月1日，最严重的骚乱就爆发于新切尔卡斯克市。一些情绪激动的游行示威群众开始打砸党政机关大楼窗户、损坏家具、殴打机关工作人员，并且向军人和警察投掷石块、木棍等。为防止新切尔卡斯克市出现类似1956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乱象，当局一开始就动用了军队，一方面大肆捕人，另一方面开枪射击，造成流血惨案[26]133。在这场镇压行动中，共计打死23人，打伤70人，逮捕49人，1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同年8月14～20日，官方对骚乱参与者进行了开庭审判。14名骚乱组织者中的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7人被判10～15年徒刑，被判刑者的家属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7]303～304。 二、苏联在境内外“刚性维稳”的教训 尽管苏联以“惩处性维稳”方式平息了发生在其境内以及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的多起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但是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都相当大，维稳的成本太高，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也很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教训最值得我们今后汲取和借鉴。 (一)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必须慎之又慎。通过对以上1953年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和1962年俄罗斯新切尔卡斯克市群体性突发事件背景的梳理，不难发现这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均与国家经济政策调整有关：前者东德政府是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劳动者劳动定额指标；后者苏联政府贸然宣布提高食品价格，导致重大群体性事件爆发。根据上述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当年东德与苏联领导人随意调整经济政策，与发生重大群体性骚乱事件之间具有逻辑关联。这两个“案例”给我们提供的深刻历史启迪是，党和政府无论是决定提高劳动定额，还是直接提高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食品价格，都必须小心谨慎，党和国家领导人拍脑袋决策、草率行事后果不堪设想。调整劳动定额与食品价格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谨慎处理的、有可能影响国家稳定的政治问题。惟其如此，所以群体性骚乱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苏联政府都对事件的起因进行了反思，并且为此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却没有在引起骚乱的根本原因——改革斯大林模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认真思考对策，社会不满情绪和骚乱现象自然无法根除[9]。 (二)处置群体性事件须最少动用武力。国际上处置群体性突发治安事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最少动用武力”原则。“因为骚乱群体不是要消灭和攻击的敌人，而仅仅是需要约束管理的公民，只有出现严重暴力倾向、局势难以控制的时候，才应最低限度的使用武力。”[9]即便形势所迫确实需要动用武力压制，那也应该由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国家警察机关作为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力军。国际上处置群体性突发治安事件的基本原则之二是“武力等级对应”原则。该原则要求警察使用武力的程序必须与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警察不宜以炮击雀”。为了实现战术目标，警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应依次选择处置行为或手段：(1)对话说服；(2)控制押送；(3)约束造成肉体痛苦；(4)使用机械手段压服；(5)使用水枪、警棍等阻止；(6)使用枪械制止。然而笔者注意到，本文讨论的苏联处置境内外四起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不仅都有大批苏联军队强力介入，而且被苏军击毙击伤的人员数量相当大，明显存在违反“最少动用武力”原则问题。如果依次采取处置行为，而不是直接杀戮，死伤人数肯定会大减。其实，在有些事件中伤亡完全可以避免。例如，格鲁吉亚的群体性事件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群众不清楚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内容。如果第比利斯的居民及时了解二十大的决议，那么“这种震动了整个加盟共和国的风潮和不必要的牺牲都是可以避免的”[27]210。 (三)预防群体性事件须反对官僚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僚主义表现在：首先，对随意调高劳动定额以后民众的反应存在严重误判，对于东柏林罢工的快速蔓延估计不足；其次，民主德国领导层普遍不重视工人阶级的合理诉求，致使工人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第三，当罢工者要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布利希或格罗提渥直接对话时，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27]203，204，205。苏共官僚主义表现在：第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初对第比利斯骚乱事件发生及其扩大化掉以轻心。1956年3月初，当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地方官员给赫鲁晓夫打去“惊恐不安的电话”时，赫鲁晓夫答复说：“不必慌张，保持镇静”。大学生们“胡闹一阵就安静下来了”[28]。由于学生“游行没有受到阻力”，所以集会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当事态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居然还是“没有人出来阻挠集会者”[29]。第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党政干部同样存在严重渎职问题。他们基本上没有对群众游行、集会、示威、公开演讲等活动进行过持续有效的干预和制止。于是，一些人“正是利用缺乏领导之机”，“把事情推到反苏行动的地步”[27]210。第三，执法者不作为。当年，在第比利斯市群众集会现场执勤的公安民警，对于群体性事件“什么反应也没有”，“微笑而已”，“谁也不曾试图去制止这种胡闹”[27]211。执法人员连续多日不作为，“实质上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迅速蔓延、扩大与质变”[26]130。另外，1962年俄罗斯新切尔卡斯克市群体性事件不断升级，一方面与少数企业的领导人“对工人的需求采取不正确的，甚至冷酷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企业领导人在有关工人的劳动组织、生活组织以及在处理工人意见等工作中存在“渎职行为”有关[26]130。因此，要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四)预防群体性事件须加强管理教育。首先，党和政府必须对那些参加群体性事件可能性很高的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积极引导并加强管理。遗憾的是，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对无业人员管理十分不力。在第比利斯市生活着不少长期不愿意工作，而靠父母的劳动收入过日子的无业游民。据说，1956年初当地大学毕业后不愿工作的大学生就有好几千名，“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酗酒和滋事”。实际上，群体性事件的挑唆者“正是从这批人中搜罗追随者来执行自己的冒险计划的”[26]131。假如这些大学生被政府、社会或者家长引导去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自食其力，那么群体性聚集活动的挑唆者，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支持。其次，党和政府、学校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知识来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学法守法的教育，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是学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法制教育一度被弱化，结果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出现了一批没有原则的年轻流氓”，“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惜去犯罪”[30]。他们法制意识淡薄有多种原因，但是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和弱化，应该被看做是重要原因之一。 (五)政府信息公开利于预防群体性事件。公民个人根据法律规定，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原本是每一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苏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却对公民实行政府信息严格封锁政策。政府信息不公开难免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格鲁吉亚骚乱为例，因为当地群众不了解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精神，所以“很多流言歪曲了报告的内容。很多人在讲述报告的内容之时，援引了贝利亚(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3年底被处决)案件结论中的事实，而这些结论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各个单位传达过了。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而党中央“没有考虑到向人们提供准确可信的消息，没有考虑到往加盟共和国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员，把这份至关重要的(党代会)文件的内容传达给格鲁吉亚的老百姓”。甚至“那些被派往格鲁吉亚处理问题的人员，也不知道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内容”。人民群众既不知道苏共二十大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什么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自作聪明的官员，他们无中生有，以上级的名义下达指示，禁止花店出售纪念斯大林的花圈和缎带”。结果大大刺激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情绪”。假如当时党和政府有关信息披露及时、上下对话交流管道通畅，那么，那些自作聪明的地方官员无中生有的所谓“上级指示”也就不会起到刺激作用，很多流言也就不攻自破。 (六)维护国家社会稳定须标本兼治。为巩固国家政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长期将惩处性维稳奉为圭臬。然而，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方式处置一系列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结果表明，尽管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能快速平息事发当地社会乱象，获得短时段社会安定效应，但是人员伤亡、物质财产损失在所难免，党和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受损，并要以国家“消解法治”为深层代价。更严重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群体性事件往往又会死灰复燃。长此以往，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陷入了骚乱—镇压—再骚乱—再镇压的历史怪圈。这种维而不稳的短效性维稳模式说明，刚性维稳，即对国内骚乱的武力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是平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治标之策。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解决，涉及复杂的社会各阶层权益调整问题，远非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权限和能力所能及。因此，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须标本兼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落实民主、保障人权，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是应对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频发高发的治本之策。其中，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维权才能维稳，维稳必须首先维权。从本文讨论的“刚性维稳”的四个典型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苏联，维权与维稳成了矛盾性、对立性预设，党和政府的维稳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众的维权。然而，维权与维稳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只有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不被侵犯，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团结。遗憾的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长期沿用革命的逻辑和思维治理国家，没有能够完成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执政党用革命的手段治理国家，将很难跳出骚乱—镇压—再骚乱—再镇压的历史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