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立场的文化突围——《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场论文,民间论文,文化论文,文化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①。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报纸和期刊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刊作为文学的载体与文学共生、共存、共发展，作为东北现代文学组成部分的东北新启蒙文学也不例外，其自身塑造和构建也始于报刊。《文化报》为新启蒙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平台，打造了一个民间的、公共的、启蒙的、自由文化空间。
同以往作为文学载体的报纸副刊不同，《文化报》本身就是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文化、文艺性质的报纸”②。该报整版都是以文化为主，与其他作为报纸附庸的文艺副刊比起来，《文化报》显得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全面化，《文化报》和《生活报》上的文学作品在体裁、内容、篇幅上都是《东北日报》副刊所无法相比的。《文化报》新启蒙文学始终坚持以传播五四文化和启迪教育市民为己任，坚持民间立场，不掺杂过多的政治因素，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空间”。这是一个基本不受政治文化干扰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定位为回归五四启蒙为主核心的启蒙空间。这种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平民立场使得《文化报》的启蒙文学更加具有理性和公正性，为独立的文学在政治文化一统化的时代争取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文化报》时期，东北解放区报纸和文学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这种特殊源自于延安时期报刊和文学的关系，报纸及文学不再是由编辑和作家来掌控，而是由党的文人集团和政治文化来控制，这种特殊的形态在传媒界普遍存在。只有《文化报》因其民间私营性质得以突出政治文化的重围，由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掌握文艺的方向，暂时保持媒介的主体性。
《文化报》的这种独特性是与报刊的民间性质、报刊编辑的政治成分、作家的启蒙思想相一致的，是《文化报》启蒙文学生成和传播的必要条件。这种文学的生成还与作家的构成以及编辑自身的个体经历有着重要的关联。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还原已经消失的“文学现场”，可以重现原生态《文化报》文学的生成过程。
一、《文化报》的作家构成：非党文人集团
现代传媒中的每个报刊都有自己大体固定的创作群体，也可以说是一个“文人集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中，文人集团既呈现出文学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又是收藏各种文学论争、文人姿态、生存氛围、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创作手法的一个巨大的‘话语场’。”③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文学观念的分化，导致了现代文人的‘聚合’，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作家群；二是相近的‘大学’、‘籍贯’和‘留学’的背景，容易形成相同的社会意识、审美观念，孕育出一个个‘文人圈子’；三是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和传播方式，也会促成一个文学流派、文人集团的生产和发展”。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文化报》的创作群体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文人集团，因为这一群体中包含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他们尚不是成熟的作家，与“文人”称谓还远。然而哈尔滨时期的文人集团概念已被扩大化了，就连拥有真正“文人集团”的《生活报》作者群中也有业余文学青年参与，这些非正统的“文人”也有自己的“话语场”，有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和是非标准，他们也参加两报的论争，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文人集团”得以大众化。《文化报》和《生活报》的创作群体，也可以看成是“文人集团”这一概念的外延，是广义上的“文人集团”。
《文化报》文人集团是综合了上述三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既有文学观念的原因又有籍贯的因素，另外还有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等方面的影响。就文学观念来看，《文化报》所弘扬的是鲁迅精神，奉行以鲁迅精神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提倡的是东北乡土文学创作；从籍贯上看，除了李又然、吴晓邦少数几位作家、艺术家之外，围绕在《文化报》周围的作者几乎都是东北籍的作家，如萧军、陈隄、李无双(李克异)、李庐湘等；从政治、市场、文学的运作和传媒方式影响来看，《文化报》的文人集团主要以无党派作家为主，属于自由知识分子一群。《文化报》以民间报纸的形式出现，萧军仅仅依靠中共中央东北局三两半黄金的资助，成立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创立了《文化报》，建立了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这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转模式促进了《文化报》的发展，增强了报刊传媒的独立性。由此可见，《文化报》文人集团指的是奉行五四启蒙思想、倡导东北乡土文学、坚持民间立场的一群无党派知识分子。
《文化报》的文人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作家、文艺家，如萧军、蒋锡金、李又然、吴晓邦、甦旅、辛若平等人，他们都是随东北大学进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如果以1948年8月15日为界将《文化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这些人是前期《文化报》的支持者、主要撰稿人。前期的作品有李又然的各类译文，如第9期的《莫洛托夫是怎样关心着艺术家的?》、14期的《一位伟大人物的侧面》；吴晓邦在12期的散文《回忆》、20期的随笔《废物利用》、22期的文论《一些关于舞蹈上的意见》、33期的散文《谈生活》等；蒋锡金刊登在25期上的随笔《课余笔录》和各类寓言小品。此外，还有甦旅的《战争风景线》等。当然，这部分人中作品最多的还数萧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萧军自身火热的创作激情和强大的事业心使然。萧军在回到哈尔滨初期曾“雄心勃勃的埋首于出版和办报事务之中，驱遣着十五六个笔名写下了大量社论和杂感随笔”⑤。另一方面是两报论争开始后，《生活报》的党内作家为孤立萧军而采取分化策略，不准党员作家给《文化报》投稿，导致《文化报》稿源枯竭、稿件匮乏。在这种状况下萧军不得不亲自上阵并加大创作力度，有时甚至将旧作重新在《文化报》上刊登，这也是《文化报》上萧军作品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报》创作群体的另一部分是一直生活在东北的本土作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陈隄、李无双、关沫南、雁夕牧、侯唯动、李季繁等。这些作家大都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尤其是李无双、陈隄和关沫南还曾一度登上“伪满作家”的名单。他们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坚持山丁所倡导的乡土文学创作，将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同日伪文人作战，揭露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为东北沦陷区文学作出较大的贡献。哈尔滨解放后，他们又积极地加入到解放区的新文化建设中来，在文化、教育岗位上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同时，也为《文化报》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这部分作家中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李无双和陈隄。他们都是萧军的好友，也都因为与萧军和《文化报》的关系先后被划为萧军分子，李克异被“控制使用”，在政治上被“挂起来”⑥；陈隄也因被罗烽、白朗夫妇指责是替“《文化报》为虎附翼”⑦而被停职。《文化报》创办的一年时间里，李克异化用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⑧诗句，取笔名马双翼和李无双为《文化报》投稿，相继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文学随笔和小说，其革命题材的小说《英雄的墓》和《狱中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构思上都有独具匠心之处，在《文化报》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得《文化报》的新启蒙文学显得更加厚重。陈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本土作家，是《文化报》忠实的作家和编辑，其影响虽然比不上萧军、李克异、蒋锡金等人，但是在东北作家群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文化报》上陈隄创作的题材几乎囊括各个方面，有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游记、随笔、译文、书信、消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碧血丹心录》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陈隄的创作是东北地域作家乃至整个《文化报》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关沫南的创作集中在随笔和文艺评论方面，《谈我们应该怎样表现》《谈直露“口头”及其它》《谈反动派的战术》《关于书的琐谈》《谈几天的题材》《写什么》《怎样蓖集材料》等文章都是有关文学创作的文论，对于文学青年的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雁夕牧、侯唯动、李季繁等人也在诗歌、散文等方面为《文化报》提供了不少作品。
《文化报》创作群体的最后一部分成员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他们多数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既有哈尔滨复华小学的师生，也有少量市民和文化工人。他们积极参与哈尔滨文化活动的建设，这部分作者中表现突出的有李庐湘、爱群、冷岩、霍人、支羊、刘学正、洪汎等。李庐湘是青年作者中表现突出的一位，1948年大学毕业后便加入到《文化报》的作者中。李庐湘的创作主要以文艺评论为主，在《文化报》上他相继发表了《略论社会与文艺思潮》《文学上主题的选择与表现》《读书札记》《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漫记》《中国近代文学史略记》等文章。这些文章理论性较强，对文学青年学习写作有一定指导作用。另外爱群、冷岩、霍人、支羊、刘学正、洪汎等也发表了小说、故事、散文、评论、消息、通讯等题材不一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文化报》的栏目，《文化报》在对青年进行启蒙的同时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除为《文化报》提供稿件，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并发表了论争文章，如李庐湘的《评〈生活报〉的社论》、刘学正的《军民关系要正常谁也不要欺负谁》、洪汎的《〈分歧在哪里〉读后》、支羊的《以冷静态度展开自我批评》、霍人的《读〈生活报〉社论〈团结与批评〉后》等。这些作者大多都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论争、阐明道理，在论争中经历了实践的磨砺，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报刊是文学的载体，分析一种报刊文学的生成不仅要“读上面发表的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的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⑨。由此可见，影响《文化报》新启蒙文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人集团的重要影响外，编辑和编辑部的影响也很大，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编辑、作家的办报和创作个体经历上，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
二、《文化报》的文学传统：启蒙的批判、自由、独立意识
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真正忘记启蒙运动的本来意义，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就重新把五四启蒙的目标引入中国革命，这种情形在萧军身上表现尤为明显。萧军一生恪守鲁迅精神，弘扬五四启蒙思想，恪守文人独立、自主的意识，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始终将启蒙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然而在当时中国大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总是落在救亡的下风甚至被救亡淹没，启蒙者的灵魂也不得不在启蒙/救亡之间挣扎。所以当萧军用单干户的身份以民间立场创办了民间化而非政党化的报纸时，《文化报》就成了启蒙知识分子的私人“自留地”。刘震认为：“就文化观念而言，中国人对‘公’/‘私’关系的理解也极其暧昧，既有‘大公无私’的说法，又有‘一姓之私’的传统，与西方的公私分明大相径庭。”⑩这种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对萧军来讲这种“自留地”的“私”，是一种私爱，这私爱是“一己之私”和“大公无私”无法概括的。萧军独自用自己的力量来为知识分子撑起一片独立的文化启蒙空间，这种“私”恰恰是一种大“公”，这一点在《文化报》被停刊后很快得到验证。萧军对《文化报》虽无一己之私，却真正是凭一己之力创办起来的。《文化报》创刊初期的编辑高俊武于1948年春天病故，编辑部人手紧张，除哈尔滨女子第一中学校长陈隄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萧军编稿外，萧军几乎承担了全部的编辑工作。直到引进了“赵素、谭莉、孟庆菊、张铁铮”(11)等人为编辑，萧军才得以些许脱身。在办报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萧军从约稿、选稿、划样、制版、下排字房、排版、看大样等各个环节都要亲自参与，使《文化报》启蒙文学具有了较大的主观性，表现在稿件的选取上面就是五四文化启蒙的作品的比重增加了。
五四启蒙作品比重的增加与萧军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从萧军的社会经历来看，他可以算作一个地地道道的“报人”。从哈尔滨初登文坛伊始，他就担任《国际协报副刊》的记者和《夜哨》《文艺》周刊编辑；青岛时期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上海时担任《海燕》《作家》月刊编辑；武汉又作为《七月》杂志的编辑；成都时期任《新民报》副刊编辑；到延安后曾担任《文艺月报》编辑。萧军虽然在《文化报》之前没有真正做过报刊主编，但是丰富的编辑经历还是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办报理念。尤其是延安的《文艺月报》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萧军完全负责。萧军在《文艺月报》实践了自己的文艺抱负，后因倡导“暴露黑暗”的杂文运动与延安体制化相背离，而《文艺月报》最终被中央宣传部停刊，致使萧军第一次独立进行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活动以失败告终。这一次持民间立场以主编身份出现的萧军，再一次将《文化报》作为实现自己启蒙理想的阵地，将原有的理念有意识地沉淀在《文化报》上，这对《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报》可以看成是延安《文艺月报》的延续和发展，其中也包括对《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成功经验的借鉴。
《文艺月报》是文抗“文艺月会”的会刊。1940年10月14日由丁玲、舒群、萧军倡导的“文艺月会”在杨家岭文化协会俱乐部成立，会上决定成立会刊《文艺月报》，并讨论了会刊的编辑方针。《文艺月报》办了近两年共18期，在1942年10月23日被中宣部停刊。该报每月1日出版，初为四个版，后增为八版，每期500份，几乎全是赠送。《文艺月报》上刊发的文章体裁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短论、戏剧、消息等。1942年前的延安政治文化气氛并不浓厚，知识分子有着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文艺月报》也成了作家们的“自由论坛”。它既是作家们展示自己作品的文艺园地，同时也为文艺批评论争提供了平台。这里既出现过何其芳和陈企霞关于诗歌的讨论，也引发过萧军与刘雪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争，还发生过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白朗等人对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批评，由萧军整理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周扬同志》就发表在第8期上。这些论争是纯粹的文艺争论，是就文艺领域内的个别问题持不同看法引发的，虽然难免有文人间的斤斤计较之嫌，但却不掺杂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是真正的文人间的笔仗。“这种论争文章本身也许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作品，但这种自由论争的存在却是文艺界生机和活力的标志。”(12)
作为文艺月会的发起人和《文艺月报》的编辑，萧军曾一度负责月报的全面工作。在延安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他的文艺界知识分子独立意识也在《文艺月报》上得以彰显。萧军在《文艺月报》第12期署名编者的《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中，通过对“公家”和“私家”的比照论述，婉言提出“‘公家’是尊重和维护作家自由的”(13)观点，萧军作为作家要求从事自由、独立写作的思想意识初步显露。萧军后来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所’、‘设立独立的文艺奖金和基金’、‘由党和行政解释作家的特殊性和对革命的作用’等”(14)，这实际是比较直接地表达出以萧军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盼望文艺界能独立自主、作家能自由写作的心声。不仅在延安，哈尔滨时期萧军就曾向民主政府提出过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照顾问题，他希望“政府方面以后以‘照顾全般’这精神，能给文艺运动和文艺工作者们以精神和物质具体的帮助”(15)。至此，萧军追求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民主的品性暴露无遗。然而延安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自由写作的文化市场，整风之后的延安实行了体制化管理，个人和集团的矛盾再次显现，绝对的自由和民主不可能实现。随着《文艺月报》的停刊，萧军在延安的民主自由的文化乐土消失了。《文艺月报》虽然停刊，但追求独立、自由的办报理念却被萧军锁进了记忆空间。当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时，这种理念随之被灌输到《文化报》中，导致《文化报》和《文艺月报》在办报方针、办报理念、栏目设置、文体选择上都十分相像。《文化报》新启蒙文学和《文艺月报》文学的亲缘关系，在《文化报》上的论争杂文中可以清晰看到。从这几方面考察，《文化报》可以看成是对《文艺月报》的继承和延续，是在实现萧军未竟的文化启蒙理想。
同样影响《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还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解放日报》由《新中日报》和《今日新闻》两报合并而成，自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终刊共存在6年零10个月，是延安时期党的机关报，是解放区文化的象征。《解放日报》副刊是解放区极其重要的文艺阵地，是“延安新潮文艺和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文化空间”(16)。从1941年到1946年的6年时间里，《解放日报》共发表萧军的各类文章18篇，其中大多以杂文和文艺理论批评为主。前期的《解放日报》副刊为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公共空间”，它能容纳文艺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声音，是延安文艺界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和文化交流的平台。“文艺栏”的主编是丁玲，正是因其自身的批判意识才引发了后来有关“暴露黑暗”的争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日报》副刊的文艺由多元化向一体化和体制化过渡，前“百家争鸣”时期结束。1942年左右，延安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文艺月报》《谷雨》《草叶》等，虽然没有《解放日报》影响大，但各报刊之间在作品体裁、办报形式、栏目设计等方面相互影响。文化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特征，萧军是一个从旧世界里杀出来的斗士，“批判意识”是其思想的重要成分，这自然不需再向《解放日报》学习。《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文体多样，小说、故事、诗歌、散文、戏剧、外国文学译著应有尽有。同五四时期相比，这些文体显得更加成熟并具有了现代化的意识，并不逊色于《解放日报》。但是在栏目的设立上，《文化报》却受到了《解放日报》更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化报》栏目的设置与《解放日报》副刊和《文艺月报》十分相近，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同样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看作是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更注重培养新人。栏目的设置不光形似而且神似，甚至命运也相同。《文化报》曾在第10期上开辟“文章理发馆”专栏，通过帮助文学爱好者修改其习作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这与1943年《解放日报》创办的“大众习作”栏无论是创办宗旨还是内容形式上都如出一辙。两报创办该栏目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工农兵群众的文学水平，形式都是先由编辑修改然后再发表，修改习作的编辑都被称为“理发员”。不仅如此，就连栏目的命运都出奇地相同。“大众习作”仅仅四个月后就因发表的形式和批评的方式而办不下去了，习作作者要求“能给我的文章做‘理发员’，但请不要随便改头换面”(17)。《文化报》的“文章理发馆”同样也在几期之后便停业了!这种相同命运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它说明文化启蒙者对提高大众文学水平的热切关注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文学水平的巨大落差。
通过将《文化报》和《文艺月报》《解放日报》副刊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那就是一种报刊文学的发生不仅与该报的文学创作群体有关，而且还与报刊创办者的个人经历、办报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文化报》启蒙文学的产生来看，一个优秀的创作团体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果没有萧军的新启蒙思想做指引，没有成熟的办报理念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做保证，《文化报》启蒙文学也是难以产生并发展传播的。正是依靠对延安时期《文艺月报》和《解放日报》经验的学习和继承，《文化报》才能被哈尔滨广大市民所喜爱，萧军的新启蒙思想才能得以通过《文化报》文学向东北人民大众传播。
三、《文化报》新启蒙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为报刊文学，《文化报》是东北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份纯文艺性质的报纸，该报的文学作品对于开展启蒙实践、启发民智、丰富东北人民文化生活、推动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还是有着独特的贡献的。
首先，《文化报》东北地域文学是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有益补充。东北解放后，解放区文学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文学创作上，各种文体的作品都获得了大丰收。小说方面有马加的《江南村十日》、范政的《夏红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白朗的《煤》、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等，此外在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等方面也佳作迭出。然而在创造这种繁荣的作家中只有少数几位是原东北作家群作家，如罗烽、白朗、范政等，其余皆是由延安或其他解放区来到东北的作家。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域作家和作品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而《文化报》文学作品的出现一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格局，涌现出一批东北本土的作家和作品，如陈隄的《碧血丹心录》，李克异的《狱中记》《英雄的墓》，萧军的《我底生涯》，关沫南的各类文艺评论和萧军等人的杂文。《文化报》文学既重视文化启蒙又兼顾革命启蒙，丰富了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东北地域作家的参与也健全了东北解放区文学作家构成的格局。
其次，《文化报》加强了对苏联作家及作品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五四时期报刊的译介涉及世界很多国家且范围极广。1942年之后，延安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范围不断减小，主要是苏联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东北解放区由于与外界联系困难，能获得的外国文学作品更少。所以《文化报》刊载的对国外作家和作品的译介大多数是对延安时期各个报纸发表过作品的重刊，同时夹杂着个别作家自己收藏作品的选登，这就使得译介作品的内容过于单一，所刊登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全都来自俄国和苏联。《文化报》介绍了大批俄国和苏联作家，如凯绥·珂罗惠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莫洛托夫、果戈理、柴霍甫等，同时也刊载了《柏油马路》等作品。在大量介绍俄国文学的同时偶尔也出现一些非苏俄译介，如对作家左拉和《西班牙游击队》这样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的介绍。《文化报》上刊登的外国作品虽然单一，但是对长时期处在日满文化封锁下的东北人民来说还是耳目一新。对这些作家、作品的介绍，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了解了世界，对于提高解放区人民的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这种报刊文学对苏俄文学和文艺思想的依赖，无意中成了后来新中国文艺理论对苏联文艺依赖的缩影，这对研究现代中俄文艺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文化报》培养了大批东北青年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只存在短短一年多的文艺性报刊，《文化报》为东北青年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平台。这一年中，大批的东北青年、教师、学生、工人、普通市民为《文化报》投稿，通过《文化报》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文化报》也竭力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设立“文章理发馆”专栏来帮助新人修改文章并发表，既帮助他们克服了自身写作上的不足又调动了他们写作的积极性，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文艺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文艺骨干，如李庐湘、冷岩、向群、寒虹、支羊、刘学正等。《文化报》培养的文艺人才壮大了东北解放区的文艺队伍，为解放区文艺和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①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王科、徐塞：《萧军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③⑩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第97-98页。
④程光炜：《试论四十年代的文人集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⑤李振声：《我是鲁迅的学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⑥⑧李士非、李景慈、梁山丁等：《李克异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34页。
⑦萧军：《萧军全集》，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卷，第236页。
⑨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
(11)哈尔滨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报业广播电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卷，第102页。
(12)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0页。
(13)萧军：《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文艺月报》1941年12月1日。
(14)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
(15)萧军：《文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文化报》1948年9月1日。
(16)韩晓芹：《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5月。
(17)《大众习作》栏目编辑：《关于〈大众习作〉》，《解放日报》副刊194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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