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哲学史论文,断想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以两军对垒为纲的中国哲学史之研究，几乎得出了大部分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从这个结论看，中国哲学史没有多少可以令人兴奋的地方。显然，这种方法和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且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摆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为纲的教条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到时代思潮的研究，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到周易研究，以及大量的史料学、文献学、出土文物研究（特别是马王堆帛书）、对古籍的重新整理和重新注释，使人看到中国哲学实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哲学史有其特殊性。本文拟在中西哲学史对比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史作若干思考。
恩格斯对欧洲哲学史的总结
恩格斯在前人思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这个总结特别是针对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因而能够较完整地表述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揭示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但我们看到这个概括带着近代欧洲哲学的特殊性，与中国哲学三千年的基本规律有着重大的差异。恩格斯的经典表述是：“……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总结，特别针对了近代欧洲的哲学史问题。欧洲哲学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时期——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占绝对统治的时代，这种统治是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异端”，甚至可能有利于“异端”的任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的公布，例如任何可能引至怀疑圣经教条的自然科学的观点。这种绝对统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在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时代，也没有对自然科学家们进行任何审查。因此，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化和科学基本上停顿了一千多年，相当于晋朝至明朝！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二分之一！这样的哲学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特殊性。由这样特殊的历史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完全不经改造而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长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他们的哲学史观点必然由那里的存在决定。他们对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不了解。
在东方的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哲人通过易学、儒学、道学等政治、伦理、道德学说，成功地统一民族精神、发展生产、抗击外敌、管理百姓、教育士人、培养官员。这与在西方依靠庞大的宗教力量才能完成的情况迥异。
没有宗教和世俗两重性的中国
宗教和世俗两重结构之产生，与现实的民族历史有关。在古代，征伐是避免不了的，但在征伐之后如何对待被征服者，将会影响这个民族日后的历史。根据中国史书所载，周族战胜殷人，虽然加以严密的监视，但没有将殷人当作奴隶。成汤建国，也没有对夏人进行奴役。同样，在黄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尧、舜、禹的征伐之中，并没有制造出如欧洲、北非和中亚细亚那样大规模的民族奴隶制度。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都认为我们祖先的德行是善待被征服者，不将失败者当作奴隶。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以及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是对这种仁慈政策的细致反映。反之，《圣经》记载，由于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奴役，才有所谓《出埃及记》的故事。欧洲民族的长期对立，民族战争之频繁，战争之激烈，都是由于征服者恣意奴役被征服者所致。欧洲近代史所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被推广至澳大利亚和北美洲，于是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就面临“绝种”的命运。我们看到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大规模对奴隶的压迫制度，妨碍了欧洲民族之大融合。而在东方，五帝时代、大禹精神、成汤开国和周朝的“文武之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响往的仁政境界，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精英分子的精神支柱，是华夏民族和中国文化统一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融五千年来智慧的中国精神，极可能会分裂，并组织成多个“教派”，从而导至民族的长期分裂。我们看到，这样的分裂，中小民族从宗教力量中寻求自保，正是欧洲常见的历史。犹太教和基督教正是在民族压迫与反压迫中产生，并且影响了整部欧洲历史。中国文化没有以宗教统一思想，没有依靠宗教作为民族斗争的力量。放弃运用如此巨大的宗教力量是其它民族所不敢为的。中国文化另有统一力量，中国读书人在宗教以外另有修、齐、治、平的境界追求，因而中国就没有如欧洲之宗教和世俗的两重结构。中国没有针对教会提出“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西方哲学的最高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基础。这是中国哲学史没有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军对垒作为其普遍形态之主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史的概括的确是“特别”指近代欧洲的情况。在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时期，虽然有所谓“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教会神学依然是处于“绝对统治”之中。我们看不到在这一千多年之中，有任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坚实立足之地！也没有以“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作为哲学争论基础的条件。“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相对中国历史来说，欧洲中世纪这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决定了其后的文艺复兴、自然科学的兴起、工业革命等等事件，使欧洲人从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巨大动力。这巨大的动力产生后，就和一千多年的传统有神论和唯心主义产生强大的矛盾。这个巨大的矛盾当然决定了欧洲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恩格斯所总结的就是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样特殊的历史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近代以前的中国哲学史，有其特殊的基本规律。虽然对这个规律还未有统一成熟的看法，但是它必然和儒、道、释三家有关。尤其是儒家，它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官方派别，道家和佛家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儒家虽然二千年来占了主导地位，但在中国，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的专制思想统治。道家和佛家一般作为儒家的补充，有时甚至取代儒家的统治地位。中国哲学强调“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穷则思变”，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多少也表现在儒家的自我更新，吸取佛道两家的哲理之上。例如汉代的学术仅是对儒家“五经”的钻研，为儒家的世界。其后的魏晋玄学，虽然对儒家的名教进行批判，但“三玄”中的《周易》，实为儒家五经之首。隋唐以佛教蓬勃发展为特色，但儒家还保持一定程序的统治地位。后来宋明理学占据中国的思想界，它虽然有重大的改革，但仍然还是打着保卫传统儒家的旗帜。只是理学侧重发展了儒家的《周易》哲学和孟子“心性”理论一面；这完全是儒家的自我发展。理学发展到清代和民国，直至今天海外的新儒家，仍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学派。总之，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哲学形成了一个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传承模式。
中国哲学史发展缓慢吗？
中国哲学史以儒家为中心的演化，在某种程度上，近似老子所讲的波浪起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围绕着忠实演绎孔子、老子、《周易》的原著精神还是远离“道统”之间的波动。当然其波动的“中轴”，可以指向越来越复杂，直至现代化的社会现实。历代以来，无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是围绕这个变化而波动。
而欧洲哲学在演进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最美丽的开端，可是这个庞大而先进的哲学体系，完全覆亡在其后的基督教统治之中。中世纪的基督教绝对统治，只容许作为“神学的婢女”之经院哲学存在。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其文化与哲学完全暗淡无光。欧洲哲学从极光辉滑到极黑暗，这不能说不是一次巨大的变化。之后的文艺复兴，宣扬回到希腊，也是为了复兴这个光辉。欧洲经历了频繁的民族战争，民族兴起和衰落，宗教专制与改革，文化大幅度衰颓和复兴；其后早熟的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产生等等。在如此的背景下，它的哲学演化自然较之于中国为大。中国类似的变化到20世纪才出现。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史相对欧洲高速的哲学发展来说，要缓慢得多。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速度”的效应，中国哲学并不是处于绝对静止之中。纵使是相对的静止，她仍然表现出着重理论联系实际，侧重哲学的实践性，因此注重当代人如何理解古人的思想，如何将古代智慧应用于当代实践之中。
中国哲学史选择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还有其经济基础。西方历史上的经济基础是众所周知的“五个阶段”。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经济基础显然和西方有所不同。马克思曾提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较接近中亚细亚，即中东地区或伊斯兰教国家的生产形态。这些生产形态有别于欧洲，也有别于中国。而中国的生产方式和马克思所研究的欧洲生产方式有着更大的区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西哲学史之不同当源于此。西方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中国有否经历和西方同样以奴隶生产为主要动力的社会，尚有争论；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只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然，用现代哲学史的方法论来整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现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哲学界同仁摈弃各种“先入之见”，在详细研究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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