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人发展的条件之一，是有利的环境。不遵循自然资源利用的规则，就谈不上作为生物形态的人的幸福。因人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本身使幸福丧失。这反映在对作为进化一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垄断地位的威胁缺乏认识。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完全失去了对健康的恐惧。在构思社会文化领域时，他往往使自已脱离扎根于社会生物基础的自然环境。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具有稳定的方面：自然资源（矿物、森林和水等）合理的消费，安全地使用各种能源，保持生命活动领域的最佳状态，发展宇宙研究并用它们的成果为全球谋福利。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价值优先上的，其中主要的——维护人的健康——与培育健康的环境密切相关。作为类生物的人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和单一的价值观，形成了植根于政治结构的价值观联盟。政界旨在再现和校正人的生命活动的文明方向。
构成人与自然环境的卓有成效对话的因素之一，是旨在调节和规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对俄罗斯来说，由于它的地域辽阔以及现代能源的利用需要开发它们的相应的制度。此外，社会转型的状况，在发展一些经济部门的过程中，造成自然严重的失衡。最近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某些国民经济领域除了运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常常使用较陈旧的设备和工艺。
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是加剧对自然环境负面影响的客观因素。在经济中完成的转型过程，决定在工业、交通、通信和农业生产中形成与它们的结构改革相关的新的主要部分。
同时，激活了个人的主动精神，并在实质上展开了增加经济活动主体数的过程，而这将导致消费性地使用自然及其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特别寄希望于法律和政治。就生态问题而言，作为共同意志的法律，反映了社会对每个人的生活和幸福的关心，这是人道政治的原则。在这方面，政治旨在通过法律机制确保运用生态完全活动的原则。
必须再次强调，政治实行的基础条件，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及其必不可少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优先。如果任何行为将使大部分人的生态安全面临威胁，那么就必须把它们看作非法的行为。政治决不允许使经济大大优先而有损于生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合理地确定了资本在它与自然资源相互作用中的活动。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能在西方和俄国之间实行同义的和单维的类推法。正如帕纳林（А.С.Паиарин）正确地指出的：“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近几年来的特点是生态思想占优势，这是对破坏野生自然的粗糙的工业技术的反应。对以下的一切，都应当坚决地进行重新评价：对这些技术的态度——对改选的‘意志的普罗米修斯’，对科学分析的剖析和整理，对自然的生存形态的摧残，实用原则的独占统治地位”。西方的生态方面的”忏悔”，迫使它重新考虑东方的经验或自已遥远的过去，——欧洲文明独特的课题、今天我们所掌握的课题。但对它的掌握不应再走西方的道路，即过若干年后重新考虑今天它们状况恶化的问题。
当今，俄国在本质上正经历着两个客观的和动态的过程：私有者阶层的形成，以及分化出与生产产品的私人占有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群体。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及其实施具有特殊的意义。借助法律机制调节财产关系。经济的安全发展，既对私有者，也对非私有者，都是必要的。采取法规形式的法律，不应包含矛盾，但它们是由生活本身产生的。法律作为统一的机制，为私有者阶层的形成创造了前提。在现代条件之下，他们可能也应该根据社会和公民的生态利益开展自己的活动。法律是把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然的保护结合起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人——生态龛的垄断者
人是具有立足于其二元论本质之上的社会自然属性的生物。这与以下一点并不矛盾，即人垄断地占据生态龛的完整的、统一的生物种。莫伊谢耶夫（П.Н.Моисссв）指出，人在成为生态龛的垄断者的同时，不能防止由他的活动引起的生态危机。由此可看到两条出路：或者是人退化，或者是人必须改变自己的活动，形成新的生态龛。我们认为，这种垄断地位也可外推到社会界。
当然，对人类生存的现实威胁，今天并不来自动物。恐惧是人的自卫职能的基础，而恐惧的丧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心理。这就意味着，或者人作为一个种将覆灭，或者根本改变人的生命活动，获得新的生存形式。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正在寻找一些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些方式与作为人存在的现象、自我保存手段的恐惧的预防职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恐惧不可能是评价的唯一标准，它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将改变。
社会中的恐惧现在集中在作为人类活动（战争、能源等）结果的客体或关系上，或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例如，末日论关于世界末日的观念）。恐惧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履行着非常有益的职能。它势必使人想起他的可能行为的范围、风险的合理性和遵循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切尔诺贝利的悲剧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不可估计的可怕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然而，正是这些后果应当使人类、也就是某些人注意到可能发生的灾难，以及遵循法规和自然界规律的重要性。
正如西蒙诺夫（П.В.Симонов.）所指出的，任何动物群、人类社会，只有在其成员遵循一定行为规范的条件之下，才可能保持完整性。我们认为，对人来说，这些规范表现为通过道德规定、习俗和法规显示的联成整体的社会价值观，表现为人的生活组织的规范（人不会丧失这些规范，而由他的活动的生理参数加以证实）。这些或那些规范与许多另外的定向一样地包含为人的生活、健康和福利而担惊受怕。
为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人来说，作为他的日常活动中的定向因素的证明是有效的恐惧的作用，并非无关重要的。而人的日常活动，则与生活的目的和进化发展的前景密切相关。
人确定目的和生物社会的能力
库斯（П.юуусy）认为，人生活的目的并不限于获取他本身和他合乎兴趣的成就。它必须规定某个更大的东西一一客观上存在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也许，人会明白，他的生命的意义一一领导进化，他的使命——创造性地组织好世界的发展。上述对人的使命的观点，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把永恒的东西、现时的东西和一时的东西结合起来。人类的活动渗透在这些极之同，而在个人的主观想法中，每个人都不得不根据本身的信念作出自己的选择。然而，人的活动的生态问题赋予人的共同体另外的责任。这与人对生物圈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成为强大的地质力量密切相关。最近的研究证明，人类在自己的改造活动中，对自然环境属性的影响不断增强，而生物圈为受影响最重要的客体。
为了多维地描绘人在自然中的使命，必须创造各种各样的前提条件。人本身及其人类学的品质具有这些条件。现代科学力图研究阐明人的机体及其意识的深刻过程的理论。个人具有决定他的生命活动的主要参数的遗传代码。他能以自己人类学的结构出众，而且活动也不以它为转移。遗传构造的灵活性意味着，个人能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进行自我实现。对遗传代码的认识，产生于分子生物学和信息论的接合部。据此，遗传程序可区分封闭的部分和开放的部分。前者实际上是不变的，并且是所有生命期短暂的动物固有的；后者是能变化的。遗传程序开放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所固有的，因为人接受知识的能力和理性活动都非常发达。
遗传程序的打开，是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作为生物种与（多种多样的和不同的）环境的有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这样，在遗传结构的层次上，人具有和谐地参与各种形式的生命活动的前提条件。人的诸如语言、打手势、沟通能力、交际、开玩笑、种种审美观和创造等等素质促进了这一点。但主要的素质仍然是理性、思维活动、记忆、意识和心理结构。
特别是，在人掌握新经验的过程中，以日益紧凑和自动化的形式不断缩小从来存在的活动展开的过程。在这方面，人的大脑的作用及其意识是无限的，并具有揭示理性新的潜在的属性及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的能力。
根据对人的某些属性所作的这种概述可以确认，人具有潜在的积极发展、自我理解、完善，以及种的自我保存和在生态上实施安全活动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确认在理解人的能力和表现形式方面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人是多方面的，还具有许多其他的素质。例如，弗罗姆指出，尽管“破坏和严厉并不是人的本性的本质特点，但这不完全意味着，它们将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传播”。
因此，人的控制自身行为即为所欲为的职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能拟定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工艺。当然，把人的行为的整个动机形成的范围，只归结为自我控制的因素，就未必是正确的。就这方面而言，还存在无意识的领域，这是不能消除的。动因包括以下各种本能：获得具体形式的人格和各种层次的需求，以及合理的、合乎逻辑的预测方法。
存在着对人的存在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强大因素。佩奇伊（А.Печчси）认为这样的因素是“人自身巨大的、 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它取决于科学和文化的最新成就，新技术、集约工艺、经营活动的发展，文明的生产和商业经验的聚积。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自然——人——社会”外，还要补充第四个因素。佩奇伊认为，这一潜在的不可控的因素就是技术。任何生物种在数世纪期间的存在，经受了深入人的活动结构的人工创造的因素的影响。
现在，人已经能够控制技术。然而，由于利用技术带来了利润，不得不按新的方式对待人与技术和自然的关系。在天平上，运用技术的物质利益，有时比保护人居住的环境更重要，尽管运用技术的成果往往只为少数人据为已有。物质力量本身创造了一种自然力量的欣快，即毫无变制。人在这种情势之下，就丧失了对自然力量下意识的恐惧，使人回复到渴望从自然界得到恩赐的比较低级的生物状况。
“技术——人—— 自然”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结果，是人当今的生物学状况，它与人的活动和自然的平衡的破坏密切相关。在某些社会变革和环境的长期的过渡计划中看到了出路。这一计划将依靠更新技术装备和许多社会计划。
当代俄国发生了生疏的、有时使公民不理解的过程，而重要的是要保护公民自己生存的价值基础：健康、安全和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各种方式与生态环境——人在自然界中的居住地密切相关。保护这一环境的完整性，要集中和协调政治家、政府和社会运动的力量。正因为这样，现在要有一种新的俄罗斯民族思想。它不应服从于任何一个现存的概念（尽管它们本身很重要）和纲领（没有它们，就不能进行），而应提高经济、政治、立法和运用纪律方面的过程。这个概念的主要部分应当是财产关系之外的人，受普遍社会保障、法律保障和生态保障的人。这种人类社会方法和法律方法的统一，在当今条件下，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摘自俄国《社会政治杂志》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