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长制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前加在他头上的许多不实之词都被纠正过来了，但是，在陈独秀“家长制”问题上却没有触动。在学术界关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乃至大革命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似乎已成定论了。笔者对此有所质疑，今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学者专家们。
一、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由来
究竟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有哪些根据？笔者对此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这个问题从党的创建伊始就提出来了，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陈独秀就与李汉俊等发生严重争论，陈独秀主张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李汉俊等坚决反对，并指责陈独秀想要独裁。蔡和森对此有过说明：李汉俊未选入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消极而回家当教员去了。“第二届大会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李汉俊等把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独裁、专制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党内也没有市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党的第三次大会后，陈独秀在中央内部获得过“家长”称号。他说：“那时候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间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权力增加了，许多事情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因而在中央内部都称陈独秀为“家长”。张国焘讲的这些究竟是否属实，笔者未作考证，姑且当作事实看，这也是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组织生活不健全所致，并不能说明陈独秀在搞“家长制”，相反倒说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陈独秀勇挑重担，独撑门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张国焘讲的“家长”，亦无贬责这意。
真正提出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问题的是蔡和森，他《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但没有阐述，直到同年九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才作了如下的说明：“中央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的机关不注意吸收群众领袖进去，党内无自由讨论，无选举制度，……。”又说，在一次会议上，“CY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这一实例成了后来论证陈独秀搞“家长制”统治的铁证。
党内文件中最早记载关于家长制问题的，是党的六大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指出：“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斗争后，……，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
蔡和森和党的六大，均未点陈独秀的名，直接点陈独秀名的是毛泽东。他与斯诺谈话时，指出：“在那个时候（指大革命后期—笔者注），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陈独秀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这话份量很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原话仅仅指处理“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件事。笔者查遍《毛泽东选集》和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始终未找到“彻头彻尾的独裁者”的原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论述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也没有涉及陈独秀独裁或搞家长制问题。但是，斯诺是一位信誉很高的著名记者，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生前也未声明更正。所以，我们认为斯诺虽然引的不是原话，但仍然反映了毛泽东的看法的，只是不应把它看作是毛泽东的科学的论断。斯诺在序言中也强调指出：“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严格限定在“那个时候”，没有泛指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批评“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笔者注），“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五大时，陈独秀不懂农民在大革命中的地位，未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五十年代，李达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以当事人的身份作证说：“陈独秀是官僚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有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争论的时候，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在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因为是亲身经历，可信度大，所以李达文章颇有影响。他把陈独秀家长制问题提前到建党时期，而且把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同他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有了阶级根源。从此以后，陈独秀不仅在大革命后期实行家长制而且从建党开始就是如此。
在“文革”时期无限上纲的情形是人所共知的，在学术界也没有市场了，所以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七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陈独秀家长制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篇：1980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同年11月10《安徽日报》刊载《陈独秀与新封建主义》，1982年《陕西师范大学》发表《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产生之由来》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党章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往往都要涉及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问题。
总之，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学术界，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问题似乎成了铁案。
二、“家长制论”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
1.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对此，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在建党的过程中，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陈独秀与李汉俊等发生严重意见分歧。陈独秀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十分坚定，不惜与之分道扬镳。陈独秀被一大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后，他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中国过去各政党采取党魁制而发生的种种流弊，而委员制则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共善，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情况。他还指出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的威望，也由于许多同事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在一些会议上，大家比较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对此也有警觉，1924年5月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在会上陈独秀强调指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发生偏差。因此要求这次扩大会议予以纠正。他提议沈定一为扩大会议主席。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他认为不妥。陈独秀作完报告之后，又提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
2.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入领导层，不搞论资排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就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党的创建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培养和选拔青年积极分子，及时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委以重任。党的一大的12名代表多数是年轻人。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3人中就有一位是青年人。特别是党的二大的代表绝大数都是新人，大多数是青年人。二大之后中央组织部长是张国焘，中央宣传部长是蔡和森，中央妇女部长是向警予等。中央领导班子吸收不少新鲜血液。陈独秀对这些晚辈们十分尊重，平等共事，从不摆架子，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从党的成立开始，我们党就十分重视青年，没有论资排辈的传统。这应是陈独秀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又一功绩。
3.陈独秀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陈独秀认为一个政党不能搞得死气沉沉的，应该发挥每一个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敢于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在党的三大召开前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中央还没有共同起草文件的习惯，陈独秀就在会议上表示，对他起草的文件，所有的同志都应不客气的提出修改意见，使之成为集中大家智慧的作品。这一作法成为党的一个好传统。在西湖会议上，马林提议针对党内小组织问题形成一个决议，进行批评。陈独秀不赞成。认为在党的小组会议上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已决定的政策发表不同意见，也是党内民主允许的，否则，将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1924年8月，为了开好党的四大，陈独秀以中央的名义致函各地党组织准备意见和建议，以便在大会上提出。这一作法也被很好的继承下来了，每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党都要认真进行准备，使会议开起来各抒己见，生动活泼。正如毛泽东强调指出的：“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不是“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毛泽东对五大有意见，也并不是说不允许他发言，而是指“拒绝把他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毛泽东说陈独秀不同意他的小册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笔者注）的主张，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但还是可以在地方上或其他刊物上公开发表。因为发表后，陈独秀并未追究责任，并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说明陈独秀是允许不同意见在一定场合发表的。
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事实上形成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革命活动中心。中央从实际出发，给了广州、北京党组织以很大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由于所处的情况不同，加上派往三地的苏联和国际的顾问们上边没有统一的领导体制，所以，广州、北京党组织与上海中央常常出现意见分歧。陈独秀从未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压制打击，而始终坚持民主协商的办法，按照民主程序加以解决，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地方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为了发扬民主，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时，严肃的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陈独秀带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先例。党的三大确实否定了陈独秀的一些错误主张。后来，陈独秀公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也被中央纠正过来了。党的五大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中国革命，但是五大在党的民主建设方面的地位则不能低估因为对党的现任领袖进行严肃的批评就是从五大开始的。这是党的民主建设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很可惜，五大这个好传统我们未能很好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仅就上面列举的简单史实，就足以证明从党的创建到党的五大，陈独秀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并不是一言九鼎的权威偶像，更不是不准道半个不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独裁者，相反，陈独秀对党内民主建设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家长制论完全抹煞了这一点，是很不公正的。
4.从宏观上看，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的短短6年中，我们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有5次之多。此外，还召开5次中央扩大会议，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并决定重大问题，每次会议都开得生动活泼。在6年中，在党的领导下，还召开过4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4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多次全国和各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生前也承认这一点。
一个只有6岁的幼年党，党的队伍最多时也不过5～6万人，而能与国民党合作，发动和领导了席卷半个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绝对做不到的。党内没有充分民主，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也绝对调动不起来的。
总之，“家长制论”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我们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家长制论”忽视了根本的历史条件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大国，又有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封建传统，这是我们党内兹生“家长”制“一言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陈独秀家长制问题的，但却忽视了更带根本性的历史条件。从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看，在党内真正形成家长式统治，造成“一言堂”局面的，只有两个时期，一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二是毛泽东的晚年时期。王明为什么能够校“一言堂”呢？根本的一条就是共产国际的支撑，打起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能搞“一言堂”呢？根本的一条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在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他是真理的化身。这两条陈独秀都不具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及其机关的决议执行”。“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应经常地向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才能生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违反国际纲领、章程、决议的整个支部、部分成员或个别成员，开除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出特别代表，特别代表有权参加被派往的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斯大林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的干预权，他说：“否认它的干预权，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形成独立于共产国际的陈独秀的“一言堂”呢？！陈独秀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则就将被纠正。例如，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不同意马林党内联合的意见，主张建立党外联合战线。但马林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也得服从。再如，陈独秀在蒋介石公布《整理党务案》之后，立即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出公开信，表示准备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以后陈独秀又几次提出这个要求，均被国际代表阻止了。
为了支援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向中国派遣了大批顾问，主要集中于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他们都有对我党发号施令的权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处理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征得国际顾问们的同意，才能作出决定。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还离不开这种援助，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我们党才第一次独立的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
陈独秀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我党党员心 目中的地位相比，是不足道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最后阶段对斯大林紧急指示没有在中央传达、贯彻，立即遭到党内的强烈批评，甚到CY中央都作出决议对陈独秀进行反指责。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总之，陈独秀即使想搞家长制的统治，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是决然搞不成的。
陈独秀虽然在创建党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革命刚刚起步，他的历史功绩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树立起如毛泽东那样的崇高威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创立时期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层领导干部，都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是经过独立思考最终选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很少盲从。他们是不大可能盲目追随陈独秀的。
总之，党那时所处的内外条件，不允许也不可能建立起陈独秀自己的家长制的统治地位。当然，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是不行的；对待同志简单粗暴，吹胡子瞪眼睛也是不对的。陈独秀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加以改正。据他的老朋友汪孟邹说：“陈独秀做党的领导人以后，变好了，不再象从前那样经常发脾气使牛性了。”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始终没有完全改好，发脾气使牛性之事仍然时有发生。这虽是他一大弱点，但我们不要夸大，尤其不能夸大他作风上的问题。
综上所说，陈独秀在个性和作风上，确实存在一定的毛病，但是，把其夸大成家长制作风，或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则是不正确的。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