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隋唐是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朝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隐也和佛教有着密切地联系。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槃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修佛是为寻求内心平衡，其佛学观念并不彻底。读李商隐的诗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佛学知识，进而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关键词：苦谛 缘由 佛学
一、苦谛在李商隐诗歌中的体现
佛教在唐朝时极为盛行，李商隐与佛教也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佛禅、佛学要义等在其诗歌中都有较多体现。本文主要从苦谛来说明佛学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佛教有“四圣谛”说，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部分，其中苦谛说明的是众生为什么需要解脱的道理。“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在人生道路上，不仅要遭受生、老、病、死等生理上的痛苦，而且还要历尽社会的苦难。苦不仅是皮肉身体之苦，而且更指精神逼迫之苦。”佛教中有二苦、三苦、四苦、和八苦等说法，二苦指内苦和外苦；三苦是指苦苦、坏苦、行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苦以及五蕴盛苦，称为八苦。苦谛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众多表现。
首先是“行苦”，行苦主要指一切有为法迁流三世，而无刹那常住安稳，见诸法无常，而感烦恼。“行”，本指迁流不息的意思，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时时刻刻处于变动不居中的，如若为世间变动而感到痛苦伤心只会徒生“行苦。”因此佛教认为，人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三界众生，六道轮回，一切生命与生存现象，无非都是苦的表现。而对此，李商隐似有深刻地体会，并在诗中反复吟咏。如他在《昨夜》中写到：
“不辞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
“鶗鴂”本已带有暮春凄凉的感觉，“流尘暗烛房”暗示时间飞逝，诗人昨夜站在西池边，寒露霜重，连月中桂花的香气都消逝了。“吹断”二字暗含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摧毁了，这既包含着李商隐无可奈何的情感，也是对自然界美好事物不能永恒留在世上的真实写照。这种“行苦”在李商隐的景物诗中表现得很明显，如：“狂飙不惜萝荫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深宫》），“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槿花》），都写了美好的物、美好的人的衰落和枯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美好的时刻。佳人、好景，总会陨落于无常，除非将时光之流截断，才能避免无常惨象。于是又有了《赠句芒神》
佳期不定春期赊，春物夭阔兴咨噬。愿得句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损年华。
诗人期望韶华永驻，幻想给人间带来亮丽生命的春神句芒，能迎娶萧杀的秋神青女，从而使时光之流凝固成永恒的刹那，百花永远亮丽，生命永远欢笑；诗人还幻想通过其他种种方法来永绝时光流逝的悲哀：用长长的绳索把飞驶的日车拴住，使它永远停留在天上；想向麻姑买下东海，使念念消逝的时光之流无所归宿，让生命之树长青。多么奇妙的幻想，多么善良的愿望，然而，在冰冷残酷的无常面前，却是如此迅速地破灭:“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渴山》)。“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乐游原》)。海底尘飞，陵迁谷变，时光之流又怎能留驻！光阴匆速而去，水云永无还期，留给人的只是无限的怅惘。本来时光之轮辗转向前，事物就是迁流不息的，纵然事物再美好，诗人若是期冀她们能永恒不变，就必然会给自己招致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三苦”之中的“行苦”。
“求不得苦”则是指人的愿望欲求、喜爱往往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即使得到了满足，又会有新的欲求产生，永远不知足，所求越多，期望值越高，得不到时的痛苦也就越大。“求不得”苦在李商隐诗中主要表现为入朝无路、仕宦无门的痛苦，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但“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二首》)，这使他对求不得苦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在诗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如《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中诗人感慨贾生而悯自身，既是写贾生也是写自己，在讽刺汉文帝的同时也讽刺当时的君主，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此外如“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安定城楼》）中以贾生和王粲自比，空有才华却不见用；“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中以相如自喻，渴求出仕，然而却不得分君王一杯雨露；“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中将诸葛亮功业未成归诸命运，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归诸现实。诗人怀着满腔热情，期望可以得遇明君，得以出仕为天下万民谋利，然而君主昏庸，自己空有满腹才学却无用武之地，不由心生苦闷。诗人的要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徒生苦恼，这就是“八苦”中的“求不得苦”。同时他的诗中常常用“望”、“隔”等字，“望”是充满期待和盼望，“隔”则是所望与所得总有鸿沟天堑之远，所谓“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义山追求的总在山那边、天尽头，即便努力了，得到的仍是无尽的焦虑、彻骨的凄凉，这也是“求不得苦”的深刻表现。
李商隐诗中最唯美凄凉的，该是“爱别离苦”了。“爱别离”苦是说，人们主观上所爱之事物，往往不能如愿，偏要分离丧失。如父母兄弟，夫妻朋友情爱融洽，欢乐相处，然而终不免生离死别，留下莫大痛苦。在他诗中，仅“离”、“别”的字样反复出现就达八十多次。他写别离之痛：“伤离适断肠”（《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写离别之频：“浮世本来多聚散”（《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人生何处不离群”（《杜工部蜀中离席》）；写对别离的无可逃避，彻骨痛楚：“此生真远路，几别即衰翁”（《寓目》），“人生死前唯有别”（《离亭赋得折扬柳二首》其二）等。而“爱别离”苦表现在诗人诗中更多的则是爱情无果、娇妻早逝的悲苦。李商隐这一生，依据有关资料，应该是爱过三个女子，一位是宋华阳，另一位是柳枝，最后是妻子王氏。宋华阳是女道士，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诗人纵使倾慕于她，也无法与佳人结合，于是他为她写下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为了纪念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诗人写出了那惊艳的一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而诗人与柳枝，原本已经很接近幸福，然而天意弄人，诗人因故离开，重回故地时，柳枝已嫁作他人妇。为了怀念这段恋情，诗人痛苦地写下了《柳枝五首》：“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他还曾在雨夜里思念着那女子的音容笑貌，不能自已：“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他心中的苦痛，迷朦的细雨也许能够理解吧。幸运的是，诗人终于能与最后一位心中所爱王氏结为夫妻，然而幸福的日子并没有太长，诗人中年丧妻。再一次失去了爱人，诗人终于无法再投入一段新的感情，而是带着对亡妻的怀念独自生活。如《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崇让宅是诗人的岳父、径原节度使王茂元在东都洛阳崇让坊的宅邸，诗人和妻子曾在此居住。昔日回到崇让宅，见到可爱的妻子，是十分幸福和欢乐的。这次归来，却是触目生悲。宅门牢牢上锁，重重关闭，地上长满青苔，说明久已无人居住，成了废宅；因为寂无一人，回廊楼阁非常冷落，显得特别深迥；妻子已逝，无人与语，诗人只好在这里独自徘徊。夜幕降临，月忽生晕，不但月光蒙上一层阴影，似有无限哀愁，而且月晕则多风，天气也要变得更加寒冷；露寒见冷，春花也不绽开。这首诗里的崇让宅有着温馨的过去，如今却如此凄凉寂寞，触景生情，心中是对亡妻深深的哀悼。李商隐拥有过三段真挚的爱情，却又三次痛失所爱，饱受“爱别离苦”！
“怨憎会苦”指双方互有怨仇憎恶，本求远离，偏偏造化弄人，狭路相逢而生出无限苦恼。对李商隐来说，主要是他和令狐绹的关系。李商隐受令狐楚知遇之恩，怀有“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的感激；他和令狐绹本也是“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别令狐绹拾遗书》）的知己良朋。不料因党争偏见，令狐绹对他产生了误解，以致于疏远、猜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为当朝宰相，一官小而名大，彼此又是欲避不能，李商隐不得不在诗中一再哀告、剖白自己的心境，其中仅以“令狐绹”为题的诗就有十首。如“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梦令狐学士》）、“儿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等诗句，哀怨、羡颂与求告之意表达得何等明显，只是一旦睽隔，好合难再，二人的关系成了诗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也成了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五蕴盛苦也称“五阴盛苦”。“五蕴”包括人的身心等各方面。蕴是聚集、汇合的意思，五蕴盛苦被认为是一切痛苦的汇合点，既是其他苦的根源，又是一切苦的聚集。李商隐的诗晦涩、朦胧，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体味和演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心灵世界的表现、非现实意象的运用、大量使用典故等。然而，就李商隐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体验到的社会、人生等诸般痛苦汇聚而发为歌诗，其内涵复杂，往往很难有一种明确的解释。如：“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等，可谓触目成愁，无往而非伤心之境，其中蕴含了伤时、伤春、沉沦、漂泊、孤寂等种种痛苦，颇难指实，是“五蕴盛苦”的典型体现。
二、李商隐向佛的缘由和影响
苦谛之所以在李商隐的诗歌中表现得这么明显，既与晚唐的社会风气有关联，也与李商隐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由浅而深，渐至沉迷，终于溺而不返的过程，其间有曲折的经历、纷纭的缘由。他自述向佛的直接动机：“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冠意事佛”（《樊南乙集序》），从这里则可以看出义山自认为一意事佛是为排解妻子故后内心的郁闷，但仅仅用“丧失家道”四个字绝对是不能概括义山向佛的缘由的。义山的心，曾在抑郁中挣扎，在痛苦中奋起，又一次次地在创痛中沉沦。其向佛的原因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时代风气的浸染。
众所周知，唐代实行儒、释、道“三教并崇”的政策，社会上崇佛风气很盛。晚唐，由于佛教势力极为高涨，唐武宗曾发起“会昌法难”，但不久佛教又再度兴盛，至懿宗时已具相当规模。同时唐朝还出现了一大批诗僧，如皎然、寒山、拾得、齐己等，诗僧群体的出现带来了诗僧创作的高度繁荣，也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中晚唐禅风大炽，禅宗作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士大夫的思想生活影响最大。李商隐交往的僧徒如澈师、臻师、惠祥上人、融禅师等，都是禅宗大师，他从禅宗也汲取了大量营养。诗僧与文人士大夫相互往来，逐渐影响到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倾向。而李商隐所处的晚唐，对广大士人来说，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君王庸懦、宦官专权、朋党纷争、朝政日非。对国家和自身的前途备感失望之际，士人渐以佛教作为精神依托，北宋儒门淡泊尽归释氏的现象已初露端倪。这是李商隐向佛的大文化背景。
其二，是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和困厄现实的矛盾。
李商隐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他以王孙自称，希望有所作为，能为君分忧。为能有所作为，他四处干谒。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就李商隐自己而言，他是无意于朋党之争，但却被卷入了所谓的牛李之间党争，更可悲的是他并没有真正融入其中任何一派，却成了两党明争暗斗中的风口浪尖的人物。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忧共主君的雄心与抑塞困厄的现实间的矛盾，使其逐渐向佛学靠拢，也使其将内心的苦楚写到了诗文之中。
第三，是孤傲的个性与无奈处境的矛盾。
李商隐虽出身低微，但自以为“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才高性傲。对黑暗现实不满，义山就生出“欲狂走远飏”的狂想；活狱触怒上司，他便有“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况》）的傲岸行径。可即便是如此孤傲的李商隐在现实中还是不得不低头，他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就不得不在浊淖中求生存，他“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兄妹9人的贫寒之家，身为长子、仅任九品微职的义山却是“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因此，他不停地请谒、上书，令狐绹、彭城公、刘舍人、李相公……在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前，殷殷剖白着自己的一片用世热心。为了生活，为了前程，义山不得不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这其实与他孤傲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却不得不挣扎，可见这些给李商隐内心带来的是多大的痛楚。
其四，是爱情的不幸和婚姻的短暂。
李商隐生性浪漫多情，他深爱过脱俗的女冠，苦恋过美艳的使府姬妾，他渴望着“心有灵犀”的情感交流。然而所有的情爱均是无果的花，她们或者成为“同时不同类”（《柳枝五首》其一）的他人之宠，或者已流落他乡，甚至已埋骨垅头，这些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敏感脆弱的心。他与女道士宋华阳的爱情，因为不能被世俗和礼教所接受，在唐朝那个社会自然是无望的，所以只能将这种感情埋葬在他的许多无题诗中。而与柳枝的感情，最终因为几天的错过成了终生的错过，自然给李商隐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自然，李商隐也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李商隐与妻子王氏情爱弥笃，身处桂管异乡，他思念妻子：“此楼堪北望，倾命倚危栏”（《北楼》）；归家途中，他想到将为人父，兴奋不已：“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棲”（《凤》），可是好景不长，在李商隐39岁的时候，王氏就去世了。
佛教虽然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李商隐的佛学思想是不彻底的。
首先李商隐的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家学说，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及仕路波折之时，仍然高歌“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在他的许多诗中有着忠臣的人格设计和积极的入仕思想。李商隐的政治诗约占其集的1/3，不仅数量多，而且是晚唐诗坛上反映现实最为深广、思想性最强的一家。儒家殷忧君父、关怀国事的精神的确贯穿了义山一生。
其次，李商隐一贯佛道双修，佛教并非其唯一的宗教信仰。义山少年时期在家乡玉阳山参加过道教养炼实践而后一直和众多道士保持着密切地交往，如永道士、白道者等。他时有参与养炼的迹象，也写过文章阐发自己对道教的看法和热情。可见，佛教始终未在义山心中一枝独秀，他是兼收并蓄，自由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
最后，李商隐对佛学教义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其解脱并不彻底。他在人生苦况中感悟到了无常幻灭，渴望着忘却一切烦恼。殊不知，这种对“无常”、“忘却”的执着也是佛教观念不彻底的表现。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李商隐事佛只是巨大痛苦折磨下的逃避，而非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真正接受。归根结底他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人，始终无法摆脱士人固有的社会责任感，因而佛教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彻底的。
三、结语
审视李商隐的一生，入朝无路、仕宦无门、谋生艰难、归隐不能、情爱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诱因；而妻子的溘然长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隐真正绝望了。自我的理想抱负、个性情感与外界的冲突对其精神造成的压迫感，使李商隐一步步地转向了佛教。但又因李商隐始终放不下他的儒士身份和儒士使命感，所以佛教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彻底的。而不管佛教对李义山的影响大不大，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儒家知识份子骨子里最可贵的使命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各处碰壁，人生八苦又无处不在，我们也可以学义山，在佛学禅理中得到精神慰藉与片刻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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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刘湘艳
论文发表刊物:《中小学教育》2019年第37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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