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飘逸的风流情怀——唐人小说品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品格论文,飘逸论文,风流论文,情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品格是某种文学作品表现出的相对普遍、恒定的特征，中国文学研究中历来重视对文体品格的探讨。朱自清先生的《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与“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这种分法稍加变通同样也适用于史传与唐人小说。史传彰善惩恶、资治辅政，既属“著书者之笔”，也就偏于“儒雅”；唐人小说愉悦情性、传奇记异，既为“才子之笔”，也就偏于“风流”。
风流一词的基本涵义之一便是指有才而不拘礼法，如《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也指风韵、风情，放浪不羁的男女关系。如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之七五：“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①]，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唐人小说的风流样态之一就是浪漫飘逸的情怀，具体表现在：偏嗜浪漫脱俗的情爱描写，对登仙、神怪津津乐道，激赏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
唐人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中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②]，集中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是从唐人开始的。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中指出：“在唐以前，中国向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人传奇。就是唐人所作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为优秀。作者大都以隽妙的铺叙，写凄惋的恋情，其事多属悲剧，故其文多哀艳动人。不似后代的佳人才子小说，其结局十九为大团圆。读毕后使人没有些儿回味可寻。”唐人有关男女情爱的小说洋洋大观，千奇百怪。有人狐恋，如《任氏传》；有人猿恋，如《孙恪》；有人鬼恋，如《李章武传》；有人仙恋，如《崔书生》；有人与生魂之恋，如《离魂记》；有人与龙女之恋，如《柳毅传》、《湘中怨解》；有梦中相恋的，如《秦梦记》；有述说私奔的，如《虬髯客传》、《昆仑奴》；有叙说私通的，如《飞烟传》、《冯燕传》；有迷恋娼伎的，如《杨娼传》、《李娃传》；有迷恋贵妃的，如《长恨歌传》；有始乱终弃的，如《莺莺传》；有薄幸负心的，如《霍小玉传》；有历经艰难终成眷属的，如《无双传》；有失而复得，破镜重圆的，如《柳氏传》；有单思成疾，终成眷属的，如《崔护》……数量极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堪称唐人小说典范，创作于大历、大中之际的单篇小说大多表现情爱。小说集中较有影响的《传奇》（裴絅撰），据考近人周楞枷辑注本所收的31篇中，描写情爱故事的就有20余篇。对情爱题材的偏嗜成为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一大特点。
更重要的是，唐人情爱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甚至淹没了其他主题，成为唐人小说的代称。这从后人的一些品评中也可以看出来。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③]，以“情事”指代其推崇备至的唐人小说。清代学者章学诚从守旧的小说观出发批评唐人小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合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④]洪、章二人，趋舍尽殊，但在用情爱主题指代唐人小说这一点上却完全相同。至于个中原因，我们不难从社会现实、创作和接受主体，以及小说文体自身特点等方面找到答案。唐代社会符合生命的原则，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对男女之事的通脱开放也可谓空前绝后。“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⑤]，英武如太宗、玄宗尚有触违礼法之事，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们的行为就更可以想见。唐代崛起的进士阶层推波助澜，以“浮薄”闻于天下[⑥]。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唐代之新兴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有密切关系”[⑦]。“枥多名马，家有妓乐”，成为士人日常生活的追求。社会现实和直接的生活体验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因而当他们细细体会出男女爱悦的情绪，以写宫体诗的本领来写小说，“以诗人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文章，于是产生了唐人传奇”[⑧]。唐人小说是高度的诗的创造，尽管依照正统的观点，这种缘情的文学失之于柔靡浮艳。它仍受到人们的喜爱。加之宴享、闲谈中“征异话奇”之风盛行，以及为谋求仕进而进行的“行卷”、“温卷”活动，都使这种创作很有市场。小说的“小家珍说”、“稗官野史”出身本就相应少了些限囿和要求，多了块自由的天地。情爱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唐以前也不乏这类作品，唐人情爱小说将情爱生活描写直接推向前台，置之于现实生活中，委曲婉转、细腻生动的描写使人物声口各异，极具个性化、典型化。
两情相悦，容貌姣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唐前小说对女性容貌的描写自不必说，唐初有“万选万中”、“青钱学士”之誉的风流才子张文成所撰《游仙窟》，前后用一千余字描写女性美貌，也难免概念化。自《任氏传》以后的唐人小说，则大都不仅重视外貌举止的个性刻画，且注意写美貌在男主人公心头引起的独特感受。《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题材相近，女主人公都艳绝一时，但小说对其描写却颇不相同。荥阳生初遇“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时，“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李娃的反应是“回眸凝睇，情甚相慕”。荥阳生再访时，李娃“整装易服而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亲热地与其“叙寒燠”，李娃的活泼主动是符合她久谙情场的名妓身份的。崔莺莺出场则完全是另一种表现，在被母亲强令出来见张生时，“常服铏容，不加新饰，垂鬓接黛，双脸销红”、“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张生相问，也不应对。莺莺的美在一种被动、慵倦的姿态中表现出来，自是合于她大家闺秀娇羞、矜持的特征。《霍小玉传》则纯从人物心理感觉着笔：“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这是对女性美诗化的感受，带有深深的爱意与梦幻色彩。
唐人小说不仅成功地写出了青年男女初遇的惊艳场景，而且注意细致刻画双方相悦相爱的曲折过程和复杂心理。《莺莺传》中，张生原是一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儒生，自从见到莺莺，才一改“未尝近女色”的习性，沉睡多年的性意识突然觉醒过来，“几不自持”，又苦于无法表达私衷，只能试探于红娘。红娘“腆然而奔”，令“张生悔之”，后红娘为张生出谋，“试以喻情诗以乱之”，张生大喜，果得佳音。可当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逾墙践约时，不料却遭到申斥，茫然无措，“自失者久之”。几夜后莺莺在红娘扶持下突然降临，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直到莺莺离去，他仍自疑“岂其梦邪”？小说的笔触顺着张生对莺莺的追求去写，因而在逶迤曲折的情节推移中张生的性格和心态也获得生动形象的显现。相对来说，莺莺的性格和心态更为丰富复杂，作为大家闺秀，礼教对她的束缚远远超过张生，因此她初出场时非常矜持。然而她内心同样也充满对爱的渴望，所以见到“性温茂、美风容”的张生送来表示爱慕之心的《春词》后，情不能已，约张生赴会。可是当张生真的来到面前，恪守礼法与接纳张生的冲突就达到顶点，礼教观念在瞬间又占了上风。不过她数落张生，看似义正辞严，实则不堪一击。数夕之后，她终于主动来到张生处，“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终夕无一言”。小说从张生的角度叙述，但情节的每一个进程，每一次转折起伏都由莺莺而起。正是莺莺时而犹豫，时而果决的举止行为使作品超越概念化和低级趣味，真实地展示了八九世纪中国青年男女奇美动人的情爱历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崔张初欢之夜的描写，笔致含蓄优美，洋溢着浓郁诗情，如“斜月晶莹，幽晖半床”的景致；莺莺离去后，张生犹疑是梦，却发现“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的细节，无不让人感觉到真挚情爱的美好。
《李娃传》中，热情奔放的李娃与荧阳生相悦同居的第一年，其实只是整个故事的序幕，只是一个名妓与阔少间普通的情感纠葛。当荥阳生身陷绝境，两人邂逅，“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娃前抱其颈”，“失声长恸”、“绝而复苏”，并决意帮荥阳生谋取功名时，李娃聪慧、善良的人格才显现出来。《霍小玉传》是典型的“痴情女偏遇负心汉”的故事，作者在处理时却避免流于程式化、简单化。李益是个薄幸之人，但在故事发展中却不能说他对小玉毫无感情。同居两年，他“指誓日月”，几次“且愧且感，不觉涕流”自不必说，即使赴任离别，另有所娶后，“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也并非良知丧尽，全无心肝。小玉亡故后，“生之为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依唐丧制，只有亲缘关系极密切的人才衣缟素，李益此举，也非矫情作戏。小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冷峻深刻地表现出李益的可憎、可悲、可怜。其他如《离魂记》、《任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长恨歌传》等故事虽然相异，却都有对男女相爱及心理的剖示与交代，在不同程度上步入现代意义的爱情境界。
异性间由倾慕而终至结合，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主题，自然也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在重伦理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式的婚姻关系，往往出于家族或个人功利目的考虑，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缔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⑨]，两情相悦式的自主结合不能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因而尽管不乏忠贞不渝、相敬如宾的夫妇之爱，但更多却是有婚姻少爱情的结合。唐人情爱小说将视线主要投向青年士子和姬妾娼优身上，真实反映出他们之间缠绵悱恻、凄美动人的情事。虽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狎妓享乐的陋习，不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出发，又“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堕入物欲泥潭，而是“语带烟花，气含脂粉”[⑩]，“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11)，着力表现两情相悦的美好幸福、浪漫飘逸，令人神往。同时塑造了一大批德才色兼具的女性形象，她们善良、忠贞、聪慧、果决又富于牺牲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放射出耀眼光芒。
缠绵缱绻、浪漫飘逸的情事之外，唐人小说还将目光投向“以武犯禁”的侠士。侠士们“时扦当世之网”，总是多少与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处在相对立的位置。因而二十四史中唯有《史记》、《汉书》为游侠作传。但是在文学领域，游侠却一直是千古文人咏歌弗衰的主题，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游侠诗和唐人豪侠小说。
游侠诗的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汉魏以后日渐繁盛，著名诗人几乎都有游侠诗传世。需要指出的是，侠士并非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不具备某种阶级成分，而主要在于一种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侠士们“言必信”、“行必果”、“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在充满剥削、压迫与不平的现实中，他们身上除却了平庸怯懦和无可奈何，闪烁着人间英雄（超人）的耀眼光辉，纾解了弱者（凡人）心头的郁结，寄寓了他们的期望和理想。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确实令文弱书生心驰神往”(12)，形成了绵亘不绝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唐人豪侠小说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举其大要，不外如下几端：中唐以后藩镇跋扈，攻伐不断，各蓄死士自保或谋杀；唐社会受胡风冲击，女权高涨，妇女也有人习骑射之技；武术、杂技空前发达，游侠之风盛行；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欣赏需求；唐人小说征奇话异的需求和武侠小说本身发展的必然。
唐人豪侠小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初期的豪侠义士往往是一群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他们仗义行侠，鄙弃利禄，重名节，讲信用，以生得壮烈，死得磊落自豪，没有儒家“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同于隐士的汲汲于一己营求，他们只是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不甚平凡的人。冯燕、许虞侯、黄衫豪士、谢小娥、柳毅、郭元振等，社会身份、气质特征各异，但都具有气势浑厚的道德风范与纵横捭阖的人生情态。其中，许虞侯、黄衫豪士以打抱不平为特色；冯燕“杀不谊（义），白不辜”，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胸襟；谢小娥矢志复仇，历尽艰辛，洋溢着女侠的坚韧；郭元振拯人于水火，不计利钝得失，显出卓荦不群的胆识。柳毅虽一介书生，亦有侠肠义骨，排难解纷毫不犹豫，功成事立又拒不受赏，而对强作媒人、凶悍鲁莽的钱塘君，又威武不屈，“肃然而作，欻然而笑”，义正辞严，气概非凡。这一时期的侠士，并无超出常情之外的功夫，强调的是古道热肠，而非匹夫之勇。不过“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13)，豪侠既然是寄托了人们理想的英雄，其壮举英名往往仰仗绝世武功来成就。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徒留给后人“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14)的憾恨。
随着以武行侠观念的形成，唐人豪侠小说不再局限于渲染行侠效果，而开始注重侠士武功，突出行侠过程，打斗场面也异彩纷呈，各种技击、道术与药物在实战中得到应用。昆仑奴（《传奇·昆仑奴》）曾负崔生“逾十重垣”与红绡相会，又往返三次，将她的“囊橐妆奁”一一背出，再“负生与姬，而飞峻垣十余重”，当他这样频频进出时，“一品之守御，无有警者”，昆仑奴救出红绡后，一品曾“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杖围崔书院，使擒昆仑奴。昆仑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烘托出昆仑奴动作迅捷、武艺高超。聂隐娘（《传奇·聂隐娘》）之师曾打开隐娘脑袋“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隐娘本人“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并可“化为蠛蠓”，潜入人肠中；妙手空空儿更胜一筹，“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都表现出出神入化、亦人亦仙的非凡身手。古押衙（薛调《无双传》）不以神术为特色，而以沉着坚韧成为“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他设计从宫掖救出无双，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免于事泄，又抽刀自刎。前人评述这一结局“事大奇而不情”(15)，“不中情理”(16)。我们认为，以死酬知己，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之一，古押衙的形象如果上溯，我们甚至可以在《史记·魏信陵君列传》中侯生一类人身上找到影子，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7)，正是在这貌似不合常理的情节中，古押衙的人格风范再次得到彰显。唐人小说豪侠形象由初期充当故事背景（如黄衫客、许虞侯）渐移到舞台中心，从《无双传》可以看出转型的轨迹。唐后期的豪侠小说情节大都围绕侠士展开，变得更为纯粹。
唐后期的豪侠小说伦理意义更少，更注重对侠士武技奇行的正面描写。豪侠从年龄、性别到职业、身份都更加宽泛，男女老幼、官商士卒乃至僧人、囚徒、盗贼等均可加入侠的行列，其技艺也变得千奇百怪。可以看出，唐人豪侠小说对豪侠武艺的渲染不同程度地受到志怪影响而近似于神通法术。不过志怪写神通主要是突出其高深莫测，唐人豪侠小说则是为更完美地塑造一种济世扶危的超人形象。
《虬髯客传》是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特出的一篇，其中的“风尘三侠”并不像一般豪侠那样具有非凡的武功。他们的光辉乃是由各自的内在精神迸发出来，这样内在精神又并非如其他侠客那样系于个人恩恩怨怨，而是体现为对时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明智抉择，他们从胆识、气魄和人格理想上都远远超出了一般豪侠。李靖史有其人，是兴唐元勋，在三侠中却光彩稍弱。红拂妓相对更具慧眼，行动也更主动、果决。她身为权重京师的杨素的侍妾，却认为杨素“尸居余气，不足畏也”，星夜投奔布衣李靖，并周旋实现了三侠“环坐”，约会太原。志向、气魄最大的是虬髯客，他早已认识到隋朝必亡的形势，做好“龙战三十载”以取而代之的准备。太原之行，经再三确证李世民为“真英主”后，便决然退出逐鹿中原。又赠资产与李靖，鼓励他忠于事主（李世民），显示出英雄才有的恢弘豁达气度，十年后他本人也终于立国于海疆。
唐代豪侠小说内容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多个方面，突出豪侠人格的坚韧恢弘与卓荦不群，武功的出神入化，功业的惊世骇俗，表达了作者本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企羡（与宋人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豪侠高蹈轻
、不重不滞的人生情态折射出唐代士人的风流情怀。
唐人小说中，神怪登仙主题也占了相当数量。在中国文化内涵中，这些主题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代表人们对超现实世界的向往以及对怪异现象的解释。唐人神怪登仙小说承六朝志怪而来，但寓含了更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情志欲望。大都是文人感到自我生命才情于现实中难得抒展，又无力改变外在处境，于是创设一个幻想世界来收容这些不合时宜、不安本分的情思，给自己命运一次假想的转机，对现实环境与遭遇的某些缺憾作出补偿。最直接明显地道出这种贪想的是所谓神仙艳遇作品，如《游仙窟》、《柳毅传》、《湘中怨解》、《玄怪录·崔书生》、《传奇·崔炜》等都写书生与神仙的遇合。其中，书生的地位被提高了，受到逾常的尊重与赏识，财色兼得，甚至最后得道成仙，永享天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古代文学中，神仙境界并不完全象征着超脱尘世，它同时象征令人心迷神醉的地方，它向凡人显示着欲望的满足和诱惑，并启悟他认识欢乐的短暂性和‘风月繁华’的虚幻。”(18)唐代士人以娶五姓女、举进士第、做清要官为平生几大美愿，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并非易得，也并非人人所能得。于是，现实的缺憾便在虚构世界中得到补偿。这样就有了人神之恋，有了龙女、女仙、地祗，既是现世中的女子，也是天仙下凡。她们貌则天人，尊贵富有，妙于诗才，风流贞顺，且与士人有宿缘，总之，是存在于小说时空中的完美。在这幻设之境中，娼妓优伶统统成为神仙名姝，士人们在交往中获得了生理满足、心理平衡与娱悦。这种体验于正统多少有些不雅，因而被文人搪塞为神怪仙遇等非现实经历。梦境的描述也与神怪仙遇异曲同工，《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中，淳于棼与卢生在顷刻间达到人生理想的极致，人的生命历程被安顿于简短的时间长度中，生如闪电之耀亮，逝如彗星之迅忽。他们婚姻美满，官职清要显赫，快意生前，显荣身后，人生如此，复有何求？而一旦大梦醒觉，感到的只有幻灭的悲哀，进而达到人生解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生之倏忽。”
唐人神怪登仙小说与其时昌炽的释道二教关系密切，突出表现在神迹奇术与怪异行径上。他们设想人与万物相通，可以相互变形，如张逢化虎、薛伟化鱼、徐佐卿化鹤等(19)，而《玄怪录·元无有》中的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亦可化为人吟诗唱和；《玄怪录·岑顺》中，古墓里的殉葬器物，亦能化人布阵行军。无需任何外在条件，而只是“意足而起”，“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人即可化为异类；另一方面，器用之物也可以借生命与人形而活动。杜子春（《续玄怪录·杜子春》）不能忘却天性之爱，致使修仙功败垂成；张老（《续玄怪录·张老》）讲神仙之府，非俗人能游；杨恭政（《续玄怪录·杨恭政》）则讲成仙是性，非学所能。这是快意自适的人生观，顺着生命的本然，便可拥有一切。唐人神怪登仙小说于喧闹纷扰的尘世之外，另辟新境，试图为易动不安的心灵另求安顿之处，尽管往往最终无奈地回归到直面现实人生。其中神仙物人的共融互通，仙山深洞神异世界的建构无不体现出唐人浪漫飘逸的情怀。
总之，考察唐人小说主题，无论是绮丽妩媚、缠绵悱恻的情事，排难解纷、放达不羁的豪侠，还是怪力乱神的神怪，都不足为“庄士雅人”所取，在中国文化中居于非正统地位。从这些激扬浪漫、超拔飘逸的叙写中，折射出唐人小说的风流情怀。
注释：
①《全唐诗》798卷。
② (1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③《唐人说荟·凡例》。
④《文史通义》卷五《诗话》。
⑤《朱子语类》卷116，《历代》类3。
⑥《新唐书·选举志》。
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⑧《浦江清文录·论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85页。
⑨《孟子》。⑩高儒：《百川书志》卷6。
(11)沈既济：《任氏传》。
(1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3页。
(13)李德裕：《豪侠论》。
(14)陶渊明：《咏荆轲》。
(16)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73页。
(17)《史记·游侠列传》。
(18)康正果：《风骚与艳情》，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19页。
(19)均见同名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