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与伊朗在核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及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结构性论文,美国论文,态势论文,核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伊朗核问题逐渐从“问题”升级为一场“危机”。进入2007年以来,伊朗核问题更趋白热化。在有关各方不断加大斡旋力度的背景下,该问题仍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其发展前景更是令各方高度关注。鉴于该问题核心矛盾是美国与伊朗的矛盾,因此,对伊朗核危机激化原因以及发展前景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美伊矛盾是否带有结构性,该矛盾是否能够调和的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剖析。
暗含杀机的美国对伊朗政策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美伊对峙中主动性更强,选择面更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取向,直接决定这场危机的最终朝向。从现状看,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中一直没有根本让步,并推行了一条逐步升级的强硬政策,不少媒体甚至已开始猜测美国发动军事打击的时间和方式。
美国对伊朗的核政策之所以如此强硬,主要原因如下:
(一)伊朗核计划是美国实现统治中东战略的最大威胁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中东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调整,即由以往扶植代理人、进行间接控制的现实主义,转变为通过“民主改造”和“反恐战争”进行主动塑造与直接控制的进攻性理想主义,其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完全控制中东。而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计划”便是实现这一新战略的具体措施。但在几年中,美国对中东的新战略锋芒受挫,在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面临的泥潭、伊朗核问题、哈马斯上台、真主党壮大等诸多问题的不断涌现,使美国在中东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其中,最令美国头疼的,就是伊朗在中东的坐大趋势和影响力的不断扩散。甚至可以说,中东诸多热点问题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伊朗干预的影子。这样,从长远看,美国“如何在中东解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伊朗(包括伊朗核问题)怎么办”的问题。
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典型的“零和矛盾”。美国在中东有几个战略性利益,如保证以色列安全、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和防止敌对地区性大国崛起,还有就是维持石油用美元计价等。而伊朗几乎对美国的上述利益都构成了挑战:曾扬言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威胁到美国在中东铁杆盟友的生存安全;发展核计划戳到美国要求别国防止核技术扩散的痛处;伊朗的壮大本身也威胁到美国悉心建立的中东地区秩序;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的根基。在这些挑战中,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就是伊朗核计划。对美国来说,能否成功控制中东,进而通过控制中东能源来控制其他大国,已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成败的关键步骤。因此,保持军力的压倒性优势,是美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在美国看来,伊朗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核武。伊朗不是用(核武)来显示姿态或进行夸耀,它需要核武是想要使用之。简言之,当伊朗拥有核武,他们就会使用。① 因此,如果伊朗通过核研发制造出核武,势必将极大地抵消美国的军事威力,使美国垄断中东能源的战略构想面临全面落空的危险。因此,布什在国会所做的关于“邪恶轴心”咨文中,一再强调“美国决不允许世界上对美国最危险的政权拥有世界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核武)”②。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把伊朗列为可能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美国从而明确采取了强化遏制和威慑伊朗的强硬政策。未来,美国对伊朗政策只会日趋强硬。
(二)霸权结构的不平衡性使美国倾向于靠战争维持霸权
长期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一直靠3个无可匹敌的方面作支柱: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较强的经济实力、控制全球经济市场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③ 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占据压倒性地位。美国亦然。至少从经济方面看,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据统计,1950年60%的世界制造业生产来自美国,而1999年只有25%;2001年世界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只有21%左右来自美国,而1960年是47%;20世纪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在世界的跨国公司海外销售份额从30%减少到25%,而总部在欧盟国家的跨国公司海外销售份额从41%增加到46%;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商业服务出口领域,2001年美国的份额为24%,而欧盟是23%——如果算上欧盟内部出口,达40%。④ 亦即世界经济领域已出现多极化趋势,美国在该领域已不占压倒性优势。这样,美国真正仍占压倒优势的就只有军事实力了。近年来,美国军费开支已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一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不希望和平:美国手中就剩下一张好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扩大这张好牌的作用,美国衰落的经济和货币就无法生存下去。”⑤ 特别是当经济优势不再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更倾向于利用巨大军事优势追求目标。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美国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动一场地区战争,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起因迥异,但据一些学者分析,这些战争均明显带有用军力维护经济霸权的目的:如海湾战争是为防止萨达姆政权独吞海湾石油利益,威胁西方石油稳定供应;1999年科索沃战争是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货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为了逼近里海能源通道;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并确保伊拉克的石油交易货币由欧元重新换成美元。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黩武化。布什政府明确将反恐战争视为“长期战争”,布什称“我们不能期望冲突轻易地结束,或者有明确的结束期限。”根除所有的恐怖主义永远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种偏执想法唯一符合逻辑的猜想就是,只要美国需要,反恐战争就将持续下去,即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美国感到有必要,就有权实施大规模“先发制人”式打击。这已经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走上了黩武主义之路。
但美国这种建立在军事霸权之上的经济霸权能否巩固和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外战争的胜败。当初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本来是想昭示天下,表明美国能迅速、轻松地摧毁任何“拒绝按美国规则”行事的国家,而万没料到却患上了难以治愈的“伊拉克综合症”⑥。由于在伊拉克陷入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困境,军事开支不断增加,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并已出现经济增长放慢、美元贬值等一系列不良征兆。如何摆脱经济困境成了美国的一大难题。据一位中国学者分析,打击伊朗将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据有关经济机构预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涨10美元,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回落0.2%、日本经济将回落0.4%、欧盟将回落0.5%,而发展中国家将平均回落1.5%。按照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框架,如果世界石油供应量减少9%(这大致相当于伊朗的出口份额),石油价格将上升120%~180%。在这种局面下,美国经济相对于更糟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有可能重新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青睐和追捧。那时的美国经济不仅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摆脱危机,还将步入新一轮增长。⑦
(三)布什政府的冒险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派主导的政府。美国的新保守派崇尚先发制人、武力推进民主、单边主义,等等。而当初的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派竭力鼓动的结果。时至今日,尽管由于伊拉克困局的牵制,美国新保守派政治影响力日趋下降,布什内阁也经历了中期选举失败、国防部长易人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但其执政信念仍未根本改变。加之布什本人笃信基督教,曾公开声称最认同的政治思想家就是耶稣。⑧ 这种理念主导政治的一大结果,就是倾向于将“对与错”的是非问题演绎成“善与恶”的道德问题,并导致“绝不与恶势力妥协”的刚性外交。在反恐战争中,布什关于“谁不与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将伊朗等国冠上“邪恶轴心”等做法,就是具体表现。2006年8月31日,布什在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正式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明美国的这场战争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以此证明战争的合理性和长期性。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布什外交政策很难容忍因形势不利而改变既定政策的做法。
美国在中东陷入困境已有一段时间,但布什一直抱定“大乱达到大治”的信念,一直在冒险。2007年1月美国公布的伊拉克新政表明,美国仍将延续遏制伊朗的强硬政策基调。布什及副总统切尼等人甚至认为,对伊朗发动战争,总归好过面对一个拥有核武装的伊朗。⑨
(四)伊朗重要的战略位置与缺乏大国保护的双重地缘特点,使伊朗更易成为美国的打击对象
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便可知晓该国的国际处境。但凡具有战略价值的交通通道或地区,几乎无不都有超级大国染指的痕迹,无不经历过血与火的反复洗礼。伊朗靠近号称“世界油库”的海湾地区,自身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四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伊朗北连世界另一大能源基地里海,是世界上唯一同时连接两大能源产地的国家;南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冲,全世界40%的石油输出要在伊朗的眼皮底下通过。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全球性的地缘政治价值,这本身就是超级大国垂涎和发动战争的“理由”。中东如此重要,以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里已发生8场有大国背景的地区战争。但迄今为止,由于伊朗的国情特点,美国至今不能有效地控制中东的能源及其通道(包括伊拉克石油)。对美国来说,伊朗的战略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伊朗在满足我们未来能源需要方面可以发挥潜在作用’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本身。由于伊朗还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石油与天然气的供应国,因此敲打伊朗足以牵动世界。从能源—地缘政治,连同伊朗潜在地向美国出口大量石油的视角考虑问题,无可怀疑支配美国政府的战略谋划”⑩。
与此同时,缺乏大国保护的中间地带地缘特性,使伊朗更易受到外来打击。从更大视角看,美国近年来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明显有借助武力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战略考量。而能否有效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资源丰富、地缘位置重要的中东),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从理论角度看,这也是美国学者斯拜克曼“边缘地带”理论所竭力倡导的。他曾批评麦金德过高地估计了大陆心脏的潜力,而对内新月地区的潜力估计过低,并认为“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11)。而巧合的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共发动4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个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这表明美国的战略投入是有重点、有选择的。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12) 这段话即使在当今同样适用。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几乎远离所有大国(包括欧亚大陆的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力量极)。这些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该地区视为归属未定的缓冲区域,以及大国博弈的舞台和战场,而远非值得誓死捍卫的生死攸关利益。有能力时则进取心强些,无能力时则静观其变,由此使中东总是处在没有固定大国保护的危险境地。伊朗恰好就在这一位置上。当初伊斯兰革命时,霍梅尼提出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虽然主要反映的是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与东西方的距离,但也反映了地理上和安全相关性问题上与东西方的遥远距离。而如果没有外部大国的强力支持,单凭伊朗一国之力很难抵御美国的军事打击。
伊朗核政策:没有刹车的火车?
伊朗作为伊核问题的主要当事者,其政策取舍直接决定着伊核危机的最终走向。从目前迹象看,伊朗已将核计划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举措,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而且未来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其既定的核计划。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伊朗视核计划为实现地区大国地位梦想的标志
伊朗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伊朗高原上便建立了埃兰王国;前550~前330年则是著名的波斯帝国统辖该地区。在国王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前522~前486年),波斯帝国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000万人口,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13) 此后的萨珊王朝和沙法维王朝同样疆域广大。因此伊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拥有许多世纪,确切地说有几千年的独立主权的存在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14) “相对于邻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傲视群雄的优越感。”(15) 尽管波斯帝国早已瓦解,伊朗文化影响力不断消退,但这种自我认知和夸张观念却大部分保留下来。由于历史烙印的影响,伊朗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将会重新确立为地区大国。(16) “伊朗总是将自己视为地区内的天然霸主。每一代伊朗人都深受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以及赫赫有名的帝国权势感染。”(17) 这使伊朗的对外政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地区大国意识。
而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进一步刺激了伊朗大国梦的苏醒。随着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大劲敌的相继垮台,伊朗争取地区大国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东问题专家巴瑞·鲁宾认为,“伊朗是当前中东唯一的地区大国,因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配得上这一称号。目前伊朗已将影响力扩散到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18) 而加快发展核计划就是伊朗加速实现地区大国梦想的重要步骤。鉴于伊朗周围的国家,如俄罗斯、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拥有核武,这更加坚定了伊朗的拥核决心。
(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和蔑视感使伊朗不会轻易屈从于外部压力
伊朗地处东西方世界的交汇地带,伊朗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异族的入侵和占领。公元前自不待言。651年至11世纪初,伊朗全境又被阿拉伯帝国占领和统治;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则是塞尔柱突厥人统治这里;13世纪,伊朗又遭受蒙古大军蹂躏,并在1260年建立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儿汗王朝。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又开始向伊朗渗透和侵入。长期被异族奴役的屈辱历史使伊朗对外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19)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日趋交恶,从而使伊朗政权的不安全感再度上升。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恫吓力度不断升级,帽子也越扣越大,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再到“暴政前哨”,并明确推出了“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美国智囊和决策层早就在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议程。所有这些,使伊朗生存危机感不断加深。
在伊朗看来,历史已经表明,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外敌入侵和国家崩溃。因此必须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制胜法宝。而掌握核技术就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进而言之,“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因此,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的需要,还是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的现实与唯一的选择。在伊朗看来,西方阻止伊朗发展核技术,实际就是历史上阻挠伊朗拥有先进技术的当代翻版,其目的是要使伊朗处于落后状态。它认为,美国借伊朗核问题生事,实质就是要整垮伊朗政权,因此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让步。内贾德就曾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它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20) 这种观点代表了许多伊朗人的心态。这使伊朗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的要求时,则满怀抵触、敌意和蔑视之情。
(三)伊朗新保守派倾向于推行强硬政策
伊朗国内政治派别林立,传统上可分为改革派、务实派和保守派三大势力。而在2004年2月的伊朗议会选举中,保守派阵营中分化出一个被国际社会称为“新保守派”的派别,在伊朗议会292个席位中夺得至少80席。“新保守派”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年富力强并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他和伊朗两个思想最极端的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动员队”(Basij)关系密切。而内贾德2005年8月上台又进一步增强了新保守派在伊朗政坛的影响力。这一派别把伊朗政治特性中的“意识形态”和“派别斗争”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伊朗对外政策格外强硬:
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内贾德抓住伊斯兰这杆大旗,先声夺人,在实行宗教立国的伊朗政坛赢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俨然成为新时期伊斯兰力量的象征。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内贾德等人从道德化的视角出发,将世界分为相互对立的“强者与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自觉以挑战者自居,希望打碎现行秩序,通过大乱达到大治。因此,“他们的观点不是追求外交双赢,而是战场上你死我活。”这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很难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从派别权力斗争角度看,外交强硬政策有助于内贾德巩固和扩大在国内政坛的权力。总体来看,内贾德所代表的新保守派势力在伊朗政坛并不占据主流。内贾德当初能够作为“政治黑马”意外当选,与其说是民众支持内贾德,不如说是民众反对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拉夫桑贾尼)。而从内贾德本人的施政能力和两年的施政效果看,尽管内贾德在竞选时提出了诸如“将石油收入放到穷苦百姓餐桌上”的诱人口号,但内贾德政权的民粹主义特性决定了他难逃“经济建设外行、政治对抗内行”的宿命。目前,伊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建设乏善可陈,国际制裁引发的物价飞涨,资金外逃,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内贾德当初提出的改善民生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倒是咄咄逼人的核政策使其在国内和中东地区赢得不少喝彩。在这种情况下,为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内贾德更加依赖在核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来转移民众视线。尤其是在2006年12月内贾德所属的强硬保守派在地方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受挫后,他只有靠继续强硬维持威信。甚而言之,内贾德作为伊朗的“权力无产者”,非但不怕冲突升级,而且是对抗越激烈,越能从中受益。如果美国动武,伊朗国内遭受重创的恰恰是改革派和务实派势力。
截至目前,伊朗核政策无丝毫妥协迹象。自2006年底联合国通过第1737号决议后,伊朗不仅在规定的60天期限内继续进行浓缩铀活动,内贾德还公然称第1737号决议是“一张废纸”,称伊朗核计划是“没有刹车的火车”。2007年3月23日,伊朗又扣押了15名英国水兵。联合国第1747号决议通过后,伊朗宣布部分中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可以说,伊朗采取的是一种“以升级对升级”、“以超强硬对强硬”的不妥协核政策。
战略意志成为决定伊朗核危机走向的关键
美国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矛盾属于典型的“零和冲突”。这也是该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尤其是当美伊双方沿着各自设定的强硬政策轨道迎头驶来时,伊朗核危机的前景注定有诸多凶险。
在国际政治中,类似美国与伊朗这样的对抗性矛盾并不少见。这一矛盾结局如何,除了要看双方的主观意图是否具有结构性冲突外,最终还取决于双方在具体条件下的实力对比和国家意志的坚定程度。
从实力对比来看,美伊双方互有长短。美国虽为当前唯一超级大国,但是,美国是个全球性大国,它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驻军,军事基地达737个,因而分配到中东地区的军力自然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已经深陷中东局势泥潭,至今找不到解脱的良策。对美国来说,它在中东地区毕竟是个“外来户”,它要想在海湾实现统治,必然要寻找和借助合适的地区代理人。美国本来对伊拉克寄予厚望,但美国至今没能在伊拉克找到既亲美又能力挽狂澜的政治代理人,反而使伊拉克变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烂摊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动新的地区战争的实力受到极大牵制,被迫处于守势。而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军力远逊于美国,但由于没有地缘竞争者,伊朗已经无形中成为海湾地区的“老大”。它的手中有许多牌可打(如伊拉克、真主党、石油、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更重要的是,伊朗准确地把握住有利于自己的地缘环境,认定美国不敢武力攻打伊朗,因此在核问题上拒不让步,从而使伊美在海湾的较量中获得了某种局部平衡。
在双方谁也无力迫使对手轻易让步的相持状态下,谁能最终获胜,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比赛“谁是胆小鬼”的战略意志较量。我们知道,在国家综合实力,乃至战略、战役中,精神因素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乘数效应。拿破仑“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是三比一”(21)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国家的战略意志能发挥多大作用,关键要看领导者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契合程度。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毛泽东曾说过:“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22)
从美伊双方的战略意志对比看,美国布什政府目前在国内的支持率逐渐走低,国会也成为现行政策的巨大掣肘。日前,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一再要求布什尽管从伊拉克撤军,并将战争费用拨款与撤军时间表挂钩。当年尼克松就曾感叹,越南战争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美国国会。而在当前,美国国会再次使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面临同样的掣肘。而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没了国会和民众的广泛支持,政府未来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重大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极大削弱。在此背景下,美国统治集团对伊朗动武的战略意志动摇有加。
而从伊朗方面看,其核立场则始终岿然不动。从法理上说,伊朗的核计划完全符合和平利用核能的原则。因而伊朗的强硬政策具有法定意义上的正当性。因此,尽管面对国际压力,伊朗国内各派在具体核政策上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但在战略层面却有普遍共识。尤其是自内贾德上台后,伊朗在核问题上频频得分,使他推行既定强硬政策的信心更加坚定。不仅内贾德屡屡发表强硬言论,而且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坚定支持政府的做法,并深感坚定的战略意志对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性。2007年4月26日,哈梅内伊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政治相当复杂,上演着意志和政策大战,”“伊朗已经在世界政治上引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其威力超过美国投放于广岛的原子弹一百倍。”(23)
当前美伊双方已到了互有攻守、势均力敌的战略相持阶段:一方面,双方开始试探性接触,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为解决迫在眉睫的伊拉克难题,美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主动向伊朗求助,企图通过与昔日宿敌合作来收拾残局。为此,美国对伊朗称呼的调门也在不断降低。如美国将伊朗列为“不配合美国进行反恐努力的国家”,虽然仍不甚友好,比当初“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称呼缓和了许多。2007年5月28日,在美国主动提议下,双方首次举行“大使级”会谈。这实际是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地区力量日趋平衡的具体写照,也是双方战略意志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这实际是对伊朗地区大国地位的间接认可。另一方面,双方仍在继续进行军事对峙和颠覆与反颠覆。如2007年5月23日美军在海湾举行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而伊朗也在此前后进行大规模军演;5月22日布什刚刚批准中央情报局一项颠覆伊朗政府的秘密行动,伊朗政府旋即在5月26日宣布破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间谍案;美国高官频访中东,试图在中东建立反伊朗联盟,而伊朗则反其道而行之,伊朗高官一方面遍访中东,另一方面扬言要袭击敢为美国提供打击伊朗基地的海湾国家,以此打破美国的反伊朗同盟。
目前,美国与伊朗对峙进行最后摊牌的条件仍不成熟,双方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使形势尽可能朝着于已有利的方向发展。对美国来说,是要在伊朗获得独立核能力之前能否完全孤立和削弱伊朗,以便为可能进行的军事打击提供条件。而伊朗则是要赶在美国动武条件完全成熟之前,制造既成事实,从而迫使美国做出根本性让步。谁能走在时间前面,谁的胜算就相对大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已然告诉国际社会,伊朗制造核武至少需要3~8年。这就预示着双方的较量也将经历漫长过程。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是进退两难,无论美国如何抉择,都无法改变在中东走下坡路的趋势。哈斯在《外交》杂志撰文认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中东步入美国主宰的时代,但目前美国主宰中东的时代已告终结。(24) 而伊朗的崛起及挑战姿态,只是进一步加快了美国的这种衰退速度而已。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新中东”中,伊朗将会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角色。
注释:
① See Geoff Metcalf,“Iran's Threat to the World”,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5/3/27/193827.shtml
② Patrick J.Buchanan,“Iran:America's Next War?HYPERLINK”,http://www.lewrockwell.com/buchanan/buchanan11.html,August 23,2004.
③ 参见[英国]瓦西里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著;薛颖译:《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④ 同上书,第141页。
⑤ 同上书,第142页。
⑥ John Mueller,“The Iraq Syndrom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5,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51101faessay84605/john-mueller/the-iraq-syndrome.html.
⑦ 参见王湘穗:《美国伊朗开战将殃及中国》,载《环球时报》,2007年3月9日。
⑧ 参见[美国]艾克敏著;姚敏、王青山译:《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⑨ See Rice's Iran Gambit,http://www.tompaine.com/articles/2006/06/05/rices_iran_gambit.php
⑩ Michael T.Klare,Oil,Geopolitics,and the Coming War with Iran,April 11,2005,by TomDispatch.com
(11) [美国]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1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13) See Graham E.Fuller,“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The Geopolitics of Iran,Westview Press,1991,p.16.
(14) 参见[美国]伯纳德·刘易斯:《中东》,载[英国]约翰·格利宾等编;朱善萍等译:《历史焦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15) Ray Takeyh,Hidden Iran:Paradox and Power In The lslamic Republic,Henry Holt and Company,New York,2006,p.61.
(16) See Ray Takeyh,op.cit.,p.61.
(17) Ibid.
(18) 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 18,2006.
(19) See Graham E.Fuller,op.cit.,p.22.
(20) Time for enter With Iran.
(21) [英国]利德尔·哈特著;军事科学院译:《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23) 《哈梅内伊称伊朗对美政策威力大过原子弹》,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23/content-6137375.htm
(24) See Richard N.Haass,“The New Niddle East”,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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