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模式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万里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市场的力量：万里模式断想
起步于1993年的浙江万里教育集团，经过8年的滚动发展， 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8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一条龙”办学模式， 从起步初期的100万元投入，发展到今天拥有固定资产6亿多元，各类在校生近1.3万人的规模。可以说， 万里教育集团创造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开创了公立大学改制的先河，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万里教育集团成功的秘诀何在？如何评价万里教育集团的发展模式？本人有幸四访万里教育集团，产生了下列断想。
断想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原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裂变，教育能否凭借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营造一个教育的服务市场？中国出现的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现象，能否为中国教育资源重新配置提供最好的发展空间？
万里教育集团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对“教育市场”的认识。万里教育集团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教育集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万里教育集团的背后并没有产业作为支柱，她走的是以学养学的道路，或者说是“教育产业”的路子，她的发展轨迹是以高质量的办学水平换取市场信誉，以竞争的方式争取教育市场中的份额。在目前整个教育集团中，万里国际学校（学前部、小学部、中学部等）已经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宁波乃至浙江部分地区的教育市场。
断想之二：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以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建立新的“市场准入”？当公共产品由社会力量进行资源重组时，公共产品的属性变化，是否会一定影响公共资源的流失？
公共产品民营化，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公共产品尽可能让私人来提供，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张宇燕，椅子公园.《读书》.2000年第12期）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唯一原则。然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也正在受到民间力量的冲击。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但是在西方学者眼里，公共产品的民营化“可以被视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过程，意即政府逐渐从部分公共部门中退出，或从前台转入后台。”（张宇燕.椅子公园.《读书》.2000年第12期）几年前，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就率先呼吁，“中国应把三分之一的公立大学转为民营”。这一呼吁在今天的万里教育集团得以实现。
万里学院的前身是一所具有50年历史的公立高等学校，于1999 年2月划转（亦称改制）到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公立大学并入“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例。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在公立大学重演？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教育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断想之三：教育的盈利性是教育理论难以接受的。但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世界性的教育财政危机始终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万里教育集团在内，似乎都存在教育的“盈利”倾向。谁是中国教育“盈利”的始作俑者？公立大学当中是否有盈利行为？民办教育机构如果不能盈利，其发展资金从何而来？
万里教育集团的创办者，早期投入为100万，经过8年的办学实践，学校资产已达6亿多。不容否认， 仅就万里教育集团资产积累的速度看，可以说超过了当今中国的许多产业部门。教育的产业化运作在万里教育集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换个角度而言，这其中蕴含着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盈利”行为。从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包括万里教育集团在内，基本上都是通过教育的“盈利”来获得自身发展的。万里教育集团的发展模式对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万里教育集团乃至整个民办教育体系，以竞争的方式，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来获得发展的空间，对于这种性质的“盈利”能否给予一个新的界定？纵观国外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不允许追求利润，就难以激发民办教育机构节约成本和提供高回报率的教育服务的积极性。”（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试图介入民办“教育产业”，盈利是驱动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盈利”的监督机制。
断想之四：产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产权问题。随着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产权问题将超越盈利问题而成为制约民办教育的“瓶颈”。企业改革中的产权制度改革能否引进到民办教育中来？发展民办教育迟早要对产权问题进行回答。
万里教育集团是属于公立教育范畴，还是属于民办教育范畴，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新型教育组织？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万里教育集团的投资体制看，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万里教育集团并没有一分钱的投入（只是提供了某些政策上的支持，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里教育集团应属于民办教育范畴。然而，时至今日，在所有宣传或报道万里教育集团的材料中，都把万里教育集团划到公立教育体系中，万里教育集团划到公立教育体系中，万里教育集团自身，也把自己看作是公立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把以按成本收费运作的万里教育集团划入到公立教育体系，显然有牵强之感。应该说，万里教育集团采取的是民营化的运作方式。
建立开放办学体系创办高水平民办高等学校
私立大学在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有哈佛、耶鲁，英国有牛津、剑桥，日本有庆应、早稻田。这些私立大学不仅在其国内以名校著称，而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我国的民办高等学校恢复创办已有20余年的历史，尽管数量上已经发展到1000余所，但从总体上看，其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离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很多人慨叹，民办高等教育何时能够与公办高等教育一道共同开创我国高等教育的辉煌时代！
民办高等学校的最大优势在于民办机制。民办机制可以为民办高等学校打开广阔的办学天地，使其能够真正面向社会，面向一切教育需求，依靠一切教育资源，在与社会全方位的互动中发展、壮大。但是，许多民办高等学校并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的这一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封闭办学的窠臼。主要表现在：过分看重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其他实际的资助，而忽视了开拓市场、发掘社会资源、走社会化发展之路；过于依靠家庭亲缘关系维持学校的办学秩序，而忽视了社会化管理机制对学校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致使学校成为某些家族的势力范围，丧失了社会性，发展举步维艰；过于重视办学的短期经济效益，缺乏长远规划，缺乏大气魄、大手笔，在高等教育快速变革的背景下，不能适时作出重大战略调整，贻误了时机而陷入困境。
浙江万里学院一创办就显示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到过万里学院的人无不为之感到惊叹。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大兴土木，投资达2.78亿元，超过以前公办时期几十年的投资总和；招生形势看好，由以往的招生困难户变成了众多学子向往的学府，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达到5200人；学校的凝聚力显著增强，一改过去人心涣散、人心思走的局面，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各类人才加盟学校，壮大了师资队伍，学校发展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万里学院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浙江省一所最困难的高等院校一跃而成为一所生机盎然的高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充分发挥了民办机制的优越性，在建立全面开放的办学体系的同时，较好地处理了公立与民办合为一体的棘手问题，并在办学中兼具公立优势和民办优势。公立优势保证她在与其他公立高校的竞争中不受歧视，不落下风，同时她又能够有效地利用民办机制灵活，各种法规制度和行政命令制约少的条件，抓住发展机遇，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万里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民办高校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必须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建立全面开放的办学体系，借助于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好形势，走出一条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建立全面开放的办学体系是民办高校走出困境，走向繁荣的根本保证，是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公办高校希望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但由于公办高校受制于国家行政体制，学校的办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控制，所以，学校难以获得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开放的办学体系。一批实力比较弱小的公立高校，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又不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几乎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民办高校则不同。民办高校所具有的民办机制使其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超越政府有关部门的控制，而将办学的取向直接对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就是民办高校存在的逻辑。建立全面开放的办学体系体现在民办高校的诸多方面。
首先，民办高校要有开放的办学理念。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公办高校都有一个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对办学的各种重大问题，都要请求批准以后才能行动。而民办高校则不然，民办高校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干预其办学行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所设的主管民办高教的机构主要负责审批学校申办报告），学校自身可以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学校办学的一切重大问题。一些办得较好的民办高校正是利用了这一优势，突破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确立了开放办学理念。比如，在办学形式上，不惟哪一种形式，只要有社会需求，只要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就可以开办；在服务范围上，不惟一市、一地、一省的限制，面向全国，有求必应，充分开发生源市场，等等。只要是有利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就尽最大努力去做；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就尽可能去满足。
第二，民办高校应当建立开放性的社会办学投资保障机制。在我国政府当前投资体制和投资规模下，民办高校不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必要的办学投资，社会投资是民办高校的投资源泉。有的民办高校把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加学校投资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是不切实际的。民办高校必须立足于自身，不断拓宽社会资源投资渠道，逐步建立起比较稳定可靠的社会投资来源。在利用社会资源的问题上，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的高等教育需要为根本宗旨，方式上可以灵活多样，如联合投资办学、合作投资办学、借贷投资办学、接受委托投资办学、接受捐资办学，等等。社会投资保障机制的核心是学校，资产应当是社会资产，而不是学校办学者的私有资产。资产的社会性是学校吸引其他社会资源投资的可靠保证，是学校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学校就成了办学者的个人“领地”。丧失了社会性的民办高校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投资渠道就是学生缴纳学费。就世界其他各国的私立高等教育而言，尚未发现有哪一所高水平的私立大学是单纯依靠学费办成功的。
第三，民办高校应当建立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市场反应机制是高等学校了解市场需求，适应社会公众和用人单位的高等教育要求，调整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进相关工作，增强学校办学活力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我国公办高校根据政府的高等教育计划办学，无需考虑市场变化，因此，缺乏市场反应机制，对市场反应迟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大部分民办高校办学并没被列入政府的高等教育计划，所以，民办高校只有“自食其力”，自己去了解社会的需求，并从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这种选择和判断就是办学的依据，对于办学方向和办学模式有着决定意义。对社会需要的选择和判断是否准确，是否具有前瞻性，关系重大，有时甚至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因此，民办高校应当建立起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通过市场反应机制捕捉市场信息，掌握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社会公众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社会的就业要求。
第四，民办高校应当建立社会化用人机制。人才是办学的第一要素。近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举办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必须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学者、专家。在人才竞争中，民办高校有着先天的不足。社会高级人才的就业渠道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公办高等学校。所以，许多民办高校创办起来之后，很难建立起一支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不少民办高校为解办学之急，只得依靠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或者聘请公办高校的在职教师来校临时兼课。师资队伍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不过，形势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化的人才就业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受到冲击，为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人才的流动成为必然。社会化的人才就业制度为民办高校参与社会人才市场竞争，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提供了机遇。民办高校只要解放思想，积极利用民办机制优势，敢于在用人制度上大胆探索，完全可能建成一支人员精干、结构优化、水平较高、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建立在自己的人才基础之上。与民办高校相比，由于进人指标、户口关系、家属安排等的限制，公办高校在用人机制上缺乏灵活性、适应性。民办高校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公办高校所受到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完全自主地决定学校的人事问题。凡是学校办学需要的教师，都应当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聘用，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民办高校应当建立社会化的现代管理机制。管理从一开始就成为许多民办高校办学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很多民办高校在管理社会化问题上采取了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所谓管理社会化就是邀请一批离退休领导或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学校名誉董事长、顾问、名誉校（院）长等荣誉职务，以使学校办学能够在政府有关部门干预时避免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时提升学校的知名度，扩大学校的吸引力。这种想法和做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它还不是管理社会化的本质。管理社会化的核心是在学校管理机制中建立起社会化的决策机制，制订相应的决策原则、规范与程序，并确保决策机制发挥应有的功能。试看国外著名私立大学，无不都是通过社会化的决策机制来保证学校沿着正确的方向办学，保证学校办学目的的正当性。我国民办高校这种过分注重名人效应，轻视发挥社会人士在学校重大问题上的决策作用的做法必须改变，要从制度创新上解决学校董事会有职却无责无权，决策大权实际由举办者操纵的问题，实现举办权与学校管理权分离，真正建立起社会化的决策机制。另外，在管理的执行机制中，还必须避免家族式统治。表面上看，家族式统治靠得住，信得过。实际上，这是以家族亲情将学校与社会隔绝。这种人为地阻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做法只会使学校越来越自闭和孤立，学校的办学与发展难以获得社会的强大支持。所以，民办高校行政人员的任用也应当建立社会化用人机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只有这样，民办高校才可能建立起社会化的现代管理机制，管理工作才可能有效地服务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学校办学充满生机与活力，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总之，建立全面开放的办学体系，是创办高水平民办高校的要求。万里学院转制的历史不长，她所建立起来的开放办学体系也还有待于在办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尽管如此，她的经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开放办学体系的巨大生命力。
新制国有高校的产业属性
万里学院是一所实行新型体制的国有高等学校，简称国有新制高校。与现有公办高校相比，万里学院表现出浓厚的产业属性，通过产业化运作，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规模及结构和体制等方面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拥有自己的产品是产业的一个标志。万里学院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教育服务，其独特之处在于，这种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性质的混合。一般公立高校由政府投资资助，其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在性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在收益上个人和社会共同享有。民办高校经费自筹，其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在性质上主要属于私人产品，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强烈。万里学院的办学经费有三个部分组成，即集团投入、学费收入和政府拨款，分别占总收入的57.60%、34.04%和8.36%（1999年决算数）。 这种独特的经费来源结构和多元投资体制，决定了运作这些资金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在性质上属于混合产品，高等教育成本由社会、政府、受教育者共同承担。产品性质的特殊性，使万里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实行公办高校的（宏观）管理体制，民办高校的运行机制。
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同性质的产品，在供给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上各不相同。私人产品通过市场来分配，准公共产品通过公共选择来分配。万里学院由教育服务及所提供的混合产品性质，决定了学校采取的是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供求主要由市场调节。学校在运作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大学生及其家庭、万里集团，政府拨款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资源配置的决策方式是分散决策、自主决策。具体表现在，学校遵循成本效益原则，采取全额成本收费，专科生一次性缴纳5.5万元，籍此直接利用社会资源；学校是一个真正的办学实体，直接面向市场自主办学，根据市场需求，设置、调整专业和课程及合理配置相应的资源，培养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企业管理人才。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是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学院的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其他重大问题的决策指导。通过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万里学院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为学校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为了适应主要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需要，万里学院拥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和利益分配、经费支出、教学管理、招生等方面的权力，建立了一套系统健全的激励竞争机制、约束机制、调节机制，并实施有效经营和科学管理。本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学院只设立10个机关处室，行政人员编制不超过全体教职工的10%。在劳动人事制度上，改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全员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学院自主确定工资、福利、津贴标准和分配办法并向教师、教学和科研倾斜，合理拉开档次，优劳优酬。通过这些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万里学院由原来完全依赖政府办学的农业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彻底转化为主要依赖市场办学的新制学校，从根本上激发了学院的办学活力，极大地增强了学院的实力和竞争力，开辟了一条新的办学之路。
万里集团是万里学院的主要投资者，它通过资产的运作获取收益，而不是直接办学盈利。集团与学院分离，投资者和办学者分离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减少了投资者对办学者的直接干预，保证了办学者能够积极主动地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另一方面，万里集团将资金投入万里学院，纯粹成为一种经济行为或活动。既然是投资，就存在着回报，以实现资金保值和增值要求，它在本质上是可以以盈利为目的的，在实践上则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愿望，与“办学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没有直接联系。万里学院从万里集团获得的是利益获得性投资。通过利用集团的资本，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水平，并弥补其现有办学的消费性教育资金收入（即学费收入）的短期不足；万里集团从万里学院所获得的收益，从最低程度上讲是投资成本的补偿，从最高程度上说是利益的回报。这种“双赢”的投资办学模式也是万里学院产业属性的具体反映。
一般来说，在市场主导型的高等学校，办学行为和效益主要受投资主体结构的影响。为了满足众多投资主体的需求，学校必然会保持投资结构和收益结构上的合理优化。万里学院的投资主体包括万里集团、大学生及其家庭（既是教育消费者也是教育投资者）、政府、学院自身。受这种投资结构的影响，在办学行为上既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又要遵循市场运作原理经营学院，接受社会和市场监督；在收益上投资主体的愿望综合表现为，既获得个人收益、社会收益，又获得校本收益（办学积累）、产业集团收益（投资回报）。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费，部分学校也有产业投入，政府基本不给予经费资助，其所产生的收益也主要是个人收益、校本收益和一定的产业集团收益，其社会收益是无意识地附带而生的。在产业层面发展的高等学校，其收益应该是多元综合收益。公办体制、民办机制的万里学院，如果经营有方，在收益上可以兼取公办和民办高校之长，获得多元综合收益，还可避免学校办学无所适从、迷失方向的局面。
目前万里学院已取得骄人业绩。首先是规模效益，扩大招生规模，提高生师比。2000年，万里在校学生5200人，专任教师305人， 兼职教授16人，生师比为16.2∶1，学生与教职工之比为9.92∶1。其次，以质量出效益。为了配合规模扩张的需要，万里集团采取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的方式建设万里学院，切实提高办学质量。转制一年多以来，集团共投入基本建设资金2.78亿，改造、新建老校区，建设新校区；购置总值近2000万元的教学仪器设备，极大地改善了学院办学条件，为师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不惜重金招聘优秀人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高效精干、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第三，以合理的结构取得良好的效益。也就是增加办学类型，优化专业科类结构，以取得最大的效益和功用。万里学院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办好专科的同时，积极申报、筹建本科专业，在高等教育的同一层次内实行专科、本科并存，优势互补。不断调整、设置学科专业，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以这三种模式取得效益，通常需要分三步或三个阶段进行，而万里学院将规模效益、质量效益、结构效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三步并作一步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求取最大的办学效益。这与那些仍然依赖政府推动改革、按部就班培养人才的公立高校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万里学院的办学实践及改革中可以看到新制国有高校产业运作和发展的曙光。
对“万里模式”的理性思考
目前，我国已经通过法律明确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并将逐步运用市场机制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办学体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万里就是我国教育领域中改变行政力量主导办学，转变学校运行机制的一个成功范例，其办学模式被概括为国有、非国投、民营（也有国营的提法）。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学校急需改变僵化体制，走出办学困境，万里的管理机制、办学理念有许多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但是，在借鉴和推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不宜在各地各校盲目推广“万里模式”。
理由之一：改革办学体制前需要明确，高等教育体制转型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有效动员社会资源投入教育事业、高效利用可支配资源发展教育，并使之突破表层效果而深化为高等教育系统相对稳定的功能；办学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通过产权重组、管理重组、资产重组而重新配置，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因此，对高校改革的方式、步骤都应该有战略性的思考。转型时期，对于政府的运作行为，要求其合理退出，即有选择地从一些领域退出来。但政府的退出决不是简单的让位，而应该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的手段，各种规范措施，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对于亟待引进先进机制的学校，则要着眼于取得稳定和长期的效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由之二：万里模式只是国有高校引入民营机制运作的一种形式，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地域性特征。万里的成功在于创始人徐亚芬等人的大胆开拓和艰苦创业，得益于当地发达的经济、旺盛的教育需求以及政府的政策扶持。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万里兴起于我国改革开放不久的一个双轨制阶段。也就是说，万里在国有高校吃“大锅饭”、过“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日子时，已敏锐把握住教育市场的真空，并利用市场机制“轻装上阵”。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体制下，万里抓住了体制中的许多机遇迅速发展起来，既充分利用了国有的品牌效应，又通过民营机制实现了学校管理的重组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势互补使它很快在公立和民办高校中脱颖而出。时机选择的正确是万里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完全是“万里模式”的制度性成功。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双轨制下的机遇将成为历史，高校的生存将更加市场化，在新的格局之下，简单套用“万里模式”不可能取得万里的成效。况且，万里实行的学生完全成本收费与集团融资体制，地域性较强。我国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和贫富差异巨大，对实际操作的制约因素很多，万里模式在社会现实条件不同的地区不一定适用。
理由之三：万里成功实现了它所接手的学校的管理重组和资产重组，并实现了扩大发展。学校一贯确定的“国有”提法，尤为人所称道。但在实质上，对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来说，万里最有价值和更深一层的意义并不在于万里教育集团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也不是它自愿献归国有的道德意义，而是万里对改变“穷国办大教育”的现状，多方筹集教育经费，大胆改革办学机制，使学校获得自身造血功能，促进教育发展的理念。万里教育集团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不是学校成功的决定因素。任何所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体，只要符合条件，在产权明晰、职责明确的前提下，都可以依法办学，都应该鼓励，这样，全社会共同兴办教育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宣传和借鉴万里经验时，应该避免狭隘的所有制观念对高教改革的误导。
理由之四：目前，我国市场发育逐步成熟，教育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无论是国有大学和民办学校都在探索更有利于发展的途径，也一定能找到适当的机制实现学校的重组和升级，相信高等教育很快就会进入真正的竞争市场。届时，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是学校的运行机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要求新体制在构建之始就必须有尽可能科学的制度基础。尽管对“万里模式”的宣传中十分强调“国有”性质，但国有高校引入民营机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权关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万里的资产构成包括教育集团的筹资及教育经营的收入、学生的完全成本收费、原国有高校产权部分的“壳”资产、财政性拨款及其增值等等。此外，多位省市领导出任万里学院董事会职务，并非私人原因，而是代表政府主管部门的嘉许，似应划归国家的无形资产投入，因为这实属办学的重大资源，赋予了学校很高的信誉，对于开展市场竞争有很强的号召力。既然产权是多元的，那么产权边界就不应模糊，这样才能使各方的责任、权利落到实处。如果笼统地以“国有”的最终归属代替具体的产权制度，模糊了各种要素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关系，在激烈的竞争和长期的发展中容易因种种不可测因素造成机制扭曲运行的隐患。在具体的办学实践和高校改革中，对制度的构建一开始就应明确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在此基础上提倡奉献和欢迎奉献。徐亚芬和她的万里集团对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是科学的，学校治理结构也较合理，并且不计个人得失与回报，这是社会要大力宏扬的。然而必须十分清醒，制度建设才是高校改革的根本。道德力量、个人因素与办学兴教之间有密切关系，但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是不求经济利益的“超人”，重要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而不是道德力量来规范发展，社会欢迎奉献但并不反对合理回报。
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形态中，法律、法规、制度尚待健全，价值观念纷繁复杂，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国有的品牌效应和政府的言行示范对于一个办学实体的运转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在剥离这些因素后，一种好的办学机制，主要在于它要充分发挥办学者的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超越短期行为的思想意识；培养办学者真正的敏感，即对市场机遇的敏感，对教育质量的敏感，而不是对学校或主管部门人事变动的敏感；还在于它能充分发挥制度的力量，使学校形成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而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转型时期的政策指导，重要的是引导社会力量在实现自身价值（不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时，都是朝着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各类社会发展指标地区差距较为显著的国家之一，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十分明显并在加快。在进行高校体制改革时，需要学习和借鉴，但不是简单的搬用和模仿，关键是吸取成功经验的内核，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需要，根据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决定改革模式的选取，使高等学校在新的机制下焕发生机与活力。
浙江万里学院的崛起与国有高校改制的推行
对于国有高校的改制，几年前人们就有所议论，但始终是一种理性的探讨。作为全国首家改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浙江万里学院（原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的横空出世和飞速发展，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激活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与体制的变革。改制正在从一种构想变成一种实践。然而，怎样才能使“万里模式”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有效地推广和发展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办学权利的下放是推行改制的关键
有人说，改制不过是使一些学校的高收费变得合理化；也有人说，改制就是把大学交给老板，把大学办成企业……事实并非如此。改制是指由国家、地方政府或行业部门主办并承担教育经费的学校，在原所属关系不变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方式转给独立法人承办，按民办管理机制，学校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主办学。从形式上看，改制是投资体制的一种变革，也就是学校由原来的政府拨款变为多渠道筹措资金。实质上，改制是运行管理机制的变革，是学校在产权归属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种分离既要求政府下放办学权利，同时也促使学校必须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浙江万里学院的前身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由于长期由国家拨款，学校办学积极性不高，办学效率低下。1998年11月学校改为浙江万里学院，学校的经营权由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接管，通过近一年多时间的改造与重组，不仅盘活了原有的教育资源，而且获得了办学资源的增量。如果说自筹资金的压力与风险是学校注重效益、不断改革的直接动力，那么充分的自治则是各项改革与创新得以推行的前提。从校长遴选机制的实施到校长治校的推行，从党政机构的精简到人事分配制度的重构，从专业改造与课程改革的深入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全新的管理理念与机制在万里学院得到确立。所以，对于政府来说，改制最重要的是办学权利的真正下放。只有让办学者拥有开拓与创新的权利，才能够使学校焕发活力。
政府的大力扶植是推行改制的基础
改制不是“一改了之”，更不是“甩掉包袱”。政府虽然不直接给予改制后的学校拨发教育经费（或者是逐步停止拨款），但要为这些学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
首先，政府要对改制学校予以合理的定位。事实上，改制的学校只是资金的投入、运作管理方式有别于普通高校，在土地的征用、招生录取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政策。应该承认，万里学院的迅速发展与浙江省政府、省教育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从积极主动地寻找承办者到说服学校的干部师生，从改制的大胆谋划到改制的具体推行，无不显示了浙江省教育主管部门对改制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扶植。同时，建设好率先进行改制试点的浙江万里学院还被纳入省政府高教发展规划之中。尽管如此，对“非国营学校”的偏见，尤其是对改制学校按成本收费、以民办机制运作，公众仍然难以接受。万里学院饱尝的种种艰辛中，如社会的不理解、不认同甚至是有意刁难，远远超过了来自资源重组和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的难度。可见，无论是万里学院的发展还是“万里模式”的延续，都需要政府乃至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其次，政府要提供必要的资助。薄弱学校的改制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为了更好地推进其发展，政府应该给予多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包括低息贷款、发行债券等）。这里，不妨看一看印度学者迪拉克的观点：国家不应放弃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私人的努力只是国家投资的必要补充和辅助形式。
第三，保证学校承办者、管理者合理的回报。接管薄弱学校对于承办者来说需要承担一定风险。所以，回报作为一种激励资金投入者和智力投入者的手段是必要的。然而，现在规定，改制学校的产权归国家所有，承办者只领取工资，不参与办学分红。这既无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同时也容易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而导致承办者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回报。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其实，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个人的收入与他创造的价值挂钩既是对个体的一种激励，同时也是对其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学校承办者在承担办学风险的同时应该享有高额的回报。
合理规划是推行改制的保障
首先，政府与承办者之间要有明确的契约。教育主管部门与承办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必须以协议或者契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包括承办的期限、损失的赔偿等等。承办者根据协议对政府负责。
其次，健全董事会制度，理顺所有者、投资者、办学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新的投资者的引入，改制学校除了要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外，还面临着与投资方关系的理顺。组建由教育主管部门、投资方、学校三方成员构成的董事会既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限制投资方权利的扩大化。万里学院实行的管理体制一开始就是明确的：由省教育厅主管，万里教育集团以及万里学院举办，建立学院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投资者以董事会的方式充当学校的法人代表，对学校的全部资产拥有控制权和支配权，并拥有选择校长的权力。而校长受董事会的委托，有使用学校全部设施和经费的权力，同时，更重要的职责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设计者和执行人，直接负责教学方式、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师的任用，充分保证了校长治校。
第三，加强社会的审计、评估与监督。一方面，学校的改制带来了教育资产的多元化，包括原国有教育资产、承办者的投入和学校办学过程中的积累等，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财政监督机制，很容易导致高收费、乱集资甚至是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万里学院的资产是分类建帐的，它的收入与支出接受政府的监督与管理。另一方面，改制后按民办管理机制运行的学校只有在教育的公益性与资本的寻利性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才能既保证教育的质量，又保证办学的效率与效益。社会的评估与监督作为一种外在的手段，有助于促进学校不断地加强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机制的建设，提高教育质量。
有选择地尝试是改制推行的有效手段
改制不仅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而且有助于盘活原有的教育资源，促进公办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办学效益。两年前万里学院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沾“农”吸引不到生源，经费投资更是捉襟见肘……改制后，学院在一年时间内获得万里集团2.78亿元，仅1999年就投入实验设备经费524 万元，相当于学校原来历年投入的总和。万里学院的大胆尝试已经证明，改制是可行的，也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改制不能一哄而起。改制是有条件的：
首先，要有合适的承办者。承办者要有一颗办教育的心和领导才能。熟悉万里学院的人们都感到，万里学院的崛起与董事长徐亚芬女士的开拓与奉献是联在一起的，她举办培训中心、组建教育集团、推行校长自治……既显示了一位改革者的魄力，又展现了一位教育实践家的魅力。
其次，要有相对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按成本收费不是多数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地处宁波的万里学院，周围经济发达，人们有较强的投资能力，这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改制会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形势的制约。
改制不是万能的，但改制是特定时期高教发展的一种选择。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行国有高校的改制应该成为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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