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_世界市场论文

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经典文献

      马克思经过十余年艰苦研究和积累，从1857年起，开始着手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在1857年8月为计划撰写的经济学著作而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个篇章的写作计划（“五篇写作计划”）：“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在1858年2月22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修改补充了他的写作计划：“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②（“六册写作计划”）。在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又将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写作计划”表述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③

      从马克思对他的“五篇写作计划”或“六册写作计划”的表述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马克思有一个完整的、科学阐述其经济理论的写作计划，亦即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或者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写作计划上是按照从分析抽象概念到分析具体的经济形态、从对简单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复杂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第四，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给世界无产阶级和经济科学带来巨大损失。虽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六册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说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册计划撰写的论著之间（从而也就是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但由于这种相互联系体现着马克思经济学一贯的内在科学逻辑（从而使这种相互联系“一目了然”），所以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传世经典文献来探析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经常在重要篇章中出现。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国际分工一词出现1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等词出现31次；自由贸易一词出现14次；世界市场一词出现42次。在科学巨著《资本论》中，这些词汇出现次数分别为：国际分工1次、国际价值2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49次、自由贸易35次、世界市场79次。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撰写了有关国际贸易专题的短篇著述，如《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鸦片贸易史》（1858年）、《不列颠的贸易》（1860年7月、9月，1861年），等等。通过研读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他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并且勾勒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而且正是由于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与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一样）更具有历史科学性、逻辑一贯性和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上的现实应用性。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对象的比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④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⑤由此进一步延伸，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国家间的生产关系，也包括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指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要充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不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因为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对外贸易的产生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⑥这样，由对外贸易的扩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⑦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以后，“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对外贸易的扩大——引者注）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⑧这样，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所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

      在分析世界市场的构成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各国国内市场的总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在每个国家的内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体现着世界市场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着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国际价值理论阐明了比较富有的国家如何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国内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12）

      西方国际贸易学说在大卫·李嘉图之后便不再将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内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在他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仅在其著作的部分章节就国际贸易对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从而也就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著《国际经济学》中，作者把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贸易所得、贸易模式、贸易保护等七个方面。但从这本当前世界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材的主体内容来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西方贸易学说之所以回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它要努力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手段。

      三、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才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因素。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国别技术差异、国别收入差异、规模经济差异，等等。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者没有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所以他们的贸易理论不能从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因素上分析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问题。

      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建立了国际价值范畴，并运用这一范畴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逻辑分析又是与对历史的分析考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贸易放在人类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既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果。

      囿于阶级立场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探讨现有国际分工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这些学说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是永恒的制度，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样，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因劳动价值论而出现内在冲突时，西方学者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进一步将经济理论中的历史因素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抹掉，从而极力为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寻求庸俗化解说，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提供辩护的目的。表现上看，亚当·斯密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所采用的并且为后来的西方学者所继承的逻辑演绎方法更加符合实证经济理论的形式要求。但是，只要深入考察这种形式化的逻辑演绎过程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概念体系与社会经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脱节，而其逻辑演绎过程更是以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形式上回避了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其对经济贸易现实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对未来贸易格局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往往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在亚当·斯密所规范的理论教条下，通过抽象方法演绎出种种貌似新颖的结论，也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它根本性地放弃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13）西方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使得这种理论仅仅具有实证科学的理论表现形式，但不具备实证科学应有的正确逻辑内核。

      四、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比较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1）国际贸易的动力；（2）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3）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4）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5）国际贸易政策。

      （一）国际贸易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最高目的是满足资本家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必然要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是为了防止利润率下降，甚至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确立的那一刻起就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对外贸易在提高利润率方面的作用：

      第一，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进口更为廉价的机器和生活资料，从而“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指对外贸易——引者注）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14）

      第二，在对外贸易中，比较发达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以高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售卖商品，因为“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是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也就是“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15）这样，资本家实际上就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超额利润。

      第三，在殖民地贸易中，“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16）

      虽然对外贸易客观上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但正如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又具有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提高利润率的趋势会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17）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往往不能实现。这样，生产的相对过剩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对于这一天然缺陷，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既可以使第工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也可以使过剩的商品销售掉。（18）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9）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外贸易都不是单纯地“补偿各种生产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2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缺陷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反过来又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一方面对外贸易承载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从而对外贸易的自由本质上体现着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21）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动力的解说也是从国际贸易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承认的贸易利益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揭示的贸易利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明，这里仅就贸易利益如何驱动对外贸易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理论是从成本比较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定量的商品如果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在国外生产出来，那么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贸易之后每一个国家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都比贸易之前更多。从国家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是古典贸易理论的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处于上升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能够打着古典贸易理论的旗号为自己谋利。但是，古典贸易理论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表现的尤其突出，而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理论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新古典贸易理论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虽然它仍是从参与贸易的国家能够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力，但是构成这一动力的逻辑基础不再以劳动成本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而是以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这样，生产价格取代了价值，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将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作为国际贸易的动力不仅更加合乎成本—收益这一西方经济学原理，也更加合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法律和伦理。这样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New Trade Theory），只不过国别成本比较的基础不再是要素禀赋，而是规模经济效应或地理空间效应。自2003年以来，马克·梅里兹（Mark Melitz）等人努力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试图从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与已有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理论似乎具备了崭新的理论形态；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一理论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逻辑框架的内部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动力寻求貌似新颖的解说。因而这一理论也就不可能应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真正动机。

      （二）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

      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所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的根源就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构成这一来源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其他学科分支一样，不承认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被解释为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利益，也就是每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贸易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是因为分工使得劳动要素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物质产品的产出；同时，也正是因为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优化，所以单位产品价值得到降低，这样，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通过对外贸易以更低的成本或价格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消费。正如马克思指出，“斯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22）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是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即把分工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产出的增加看做是贸易利益的来源。换句话说，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分工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3）这样，从分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从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除出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所有制基础彻底掩盖。在新新贸易理论视域下，国际贸易是异质性企业的自利行为，这样，国际贸易利益也就来源于异质性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所具有的价格控制能力或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本质源泉及其制度基础。总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真实来源，它们关于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种种解说，本质上是通过推陈出新的逻辑演绎来掩盖资本剥削劳动、富国剥削穷国的社会残酷现实。

      （三）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割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国际价值理论中。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4）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国际价值范畴给出明确的文字定义，但是按照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使用国际价值范畴的语义以及逻辑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指在世界市场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说明分析具体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25）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也存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一价值尺度是世界市场上各国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受到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的影响，而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衡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6）“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27）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行业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高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该种商品就具有更多的国际价值，从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还会因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之所以说是“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指明：“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28）也就是说，国民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与国民劳动强度有关，但与国民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这样，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低但国民劳动强度相同的劳动相交换时，前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两个国家国民劳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从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总是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此，马克思还总结到：“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9）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作如下理解：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都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表1列示了两国生产每一单位的两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工时（不考虑劳动强度问题）。表1显示出，A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B国要高。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按照价值规律，A国国内商品交换比例为2X交换1Y，B国为1X交换2Y，也就是A、B两国X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分别为1/2、2。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A国专业化生产X商品，B国专业化生产Y商品。如果假设按照1X交换1Y的比例进行国际贸易，那么A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X，B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Y。虽然B国实际获得产品的数量比贸易之前更多，但按照国际价值交换的比例看，B国3个劳动工时才能交换A国1个劳动工时。至于假设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X交换1Y，按照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只要国际交换价格在两国封闭市场价格区间内都是可行的。但是，当A国作为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存在时，如果A国的国民劳动被算作更大强度的劳动，那么国际交换价格将更加接近B国封闭市场市场价格，A国的1个劳动工时将交换B国更多的劳动工时，此时，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西方贸易理论完全不承认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优势原理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原理，它们所要论证的是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比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样，自由贸易所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至于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西方贸易理论则不加以说明。

      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有进步意义，至少持有这种论调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曾经促使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从而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当然，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也存在欺骗性。它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但是，这种罔顾事实的西方贸易学说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同样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在奉劝落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们会说：“在长期内，扩大的贸易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使所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30）于是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向全球贸易体系开放自己的市场，是经济通向繁荣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与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与交往是获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曾经取得了表面上的短暂成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通过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战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例”（31）。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国际地位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甚至仅仅只是遭受挑战的时候，它们又会说：“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32）理解了萨缪尔森的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判断自由贸易究竟“是福是祸”的基本立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标题为《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在现代国际经济体制下，体现资本霸权的国际贸易秩序仍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说西方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人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33）

      （四）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突破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可能，因而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4）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5）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如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36）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37）因而，整个的国际贸易模式也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贸易，塑造这种贸易模式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探究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不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求国际贸易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产品生命周期、国民收入水平、规模经济等。这些貌似合理的解说没有贯彻逻辑和历史一致的研究方法，没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为前提，从而没有发现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仍然是当今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话，那么早在这种当代主流贸易理论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这一可能的贸易理论歧途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煎也没有生长出来。”（38）

      西方贸易理论宣扬自由贸易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可以给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一再说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没有实现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也没有实现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弥合，毕竟增进人类福祉以及促进落后国家走向富裕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开拓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对外贸易）的本质目的。当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世界市场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39）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即世界市场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突破了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暴力平衡手段。（40）只要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确立以来，甚至只需要回顾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现实，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鼓吹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上的经济繁荣与人类福祉是那样的脆弱，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挑战与威胁，不仅这种挑战与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而且在每一次危机中落后国家总是要遭受更多的利益损失。

      （五）国际贸易政策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为研究和批判对象的。马克思以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现着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自由，因而马克思不可能在他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合理的”或“可取的”国际贸易政策。

      与马克思不同，自斯密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看做人类永恒不变的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世界贸易都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促成世界繁荣，才能改善人类福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实施的现实后果却远未达到西方贸易理论所预期的状态。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派宣称，自由贸易可以使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增加，进而带动生产和劳动需求增加，并最终提高劳动工资。对于这样一个美好但无疑具有欺骗性的错误逻辑，马克思以英国经济发展现实为基础批判性地指出，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的增值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这会使小企业主破产，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同时还会使盲目生产进一步扩大，进而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更加猛烈，而这又会再次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工作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41）自由贸易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得以减轻，而且还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把穷国所创造的价值掠夺进富裕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政策批判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原英国工党议员兼贸易工业部大臣斯蒂芬·拜尔斯（Stiphen Byes）离开内阁，可以与农民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相接触，并且有机会亲眼看到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时，他承认：“我错了。自由市场贸易政策伤害了穷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统理论正在增加全球性的贫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进步之道。”这是拜尔斯在2003年5月19日出版的英国《卫报》上发表的观点。按照拜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他原本笃信自由贸易学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发展，而穷国也理应欢迎自由贸易，但后来，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拜尔斯虽然改变了他对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的观点，但他并未完全纠正其观点中的错误，至少纠正得并不彻底。因为伤害穷国和穷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这些都只有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才得到科学地揭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同样受到马克思的坚决批判。活跃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举世闻名。李斯特认为，通过关税保护可以使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可以使落后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这样，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应该在贸易保护促成民族工商业获得足够发展以后再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说：“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成了它（资产阶级——引者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42）但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外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从而有利于实现本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因而保护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是在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李斯特所主张的所谓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不过是“狼同它的狼伙伴”（43）之间的利益角逐游戏。

      由此可见，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立场上对贸易政策进行选择和辩护，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贸易政策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审视国际贸易政策。他指出：“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44）

      五、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不同政策含义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有着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和完全不同的后果。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旨是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提供辩护。按照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原理，既然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取利益，那么自“二战”以来甚至自18世纪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就是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从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下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成为其为发展经济所应做出的最优政策抉择。

      然而过去几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首要维护的从来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利益，凭借资本霸权，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剥削落后国家的优势地位，落后国家固守优势原理发展自由贸易的后果往往是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丧失自主经济发展潜力。

      那么，能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就回避国际分工，拒绝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拉美国家受到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49年）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了长达30年之久的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或称进口替代战略，Im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这一战略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所带来的巨大的国际收支压力、显著的国内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也使得拉美经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面临着重重阻碍。与之相反，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实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或称出口导向战略，Export Orientation Strategy），使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业绩。

      能够因为当代拉美经济衰落和东亚经济腾飞的历史事实就无条件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发展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但此后不久，拉美国家就发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拉美国家期望的经济发展目标，反而使其国民经济遭遇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1980～1990年间，拉美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45）随着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由原先的进口替代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保护体系彻底瓦解，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部分重点行业沦为外资控制；贸易自由化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改善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到20世纪末，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仍然超过GDP的25%，作为较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阿根廷，在2000年仍然是拉美地区外债负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46）

      回顾“二战”以来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还是通过贸易渠道流向了落后国家，从而有可能成为促进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但是，自由贸易又不必然能够促成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当代国际贸易秩序中客观存在的资本霸权与国际剥削，始终构成落后国家获取正当贸易利益的现实阻碍。

      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仍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仍将是中国当前加速国有经济资本积累、促进国内劳动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现实手段。当然，要参与国际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剥削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就不仅能够利用对外贸易发展自身经济，而且能够通过对外贸易逐渐塑造起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说明我们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正确、有效，而且也说明，历经百余年风雨考验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同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前正在努力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贸易新秩序、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关键一步，同时更是我国在涉外经济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实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铺开，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不断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必将得到更多有力的实践验证，也必将展现出更加耀眼的科学光芒。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⑤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6-75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265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5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36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26）（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2页。

      （3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75页。

      （31）罗伯特·卢卡斯：《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

      （32）保罗·萨缪尔森：《自由贸易：福兮？祸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9-52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75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75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759页。

      （45）苏振兴、张勇：《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46）阿尔弗雷多·萨阿德-菲尔霍：《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3期。

标签：世界市场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国际贸易论文;  经济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