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迟子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时期作家群中，迟子建的创作是别具一格、卓尔不群的。她从带着“北极村童话”踏进文坛之日起，就一直徜徉在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生活的河流中，深情地注视“北国一片苍茫”的故乡大地和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底层民众，以悲悯的情怀观照着被主流意识形态视角所遮蔽、被混沌的历史时间之流所湮没的民间生活。迟子建将自身融入独具情韵的乡土风情之中，畅饮着故乡的“天河之水”，大兴安岭辽阔的森林原野，醇厚的风土人情，底层民众朴素而简单的生活，涤荡了她心中的抑郁与悲哀，给她忧伤的心灵以无限的抚慰。迟子建以平等的、甚至是谦卑的目光打量活泼生动的乡土世界。不论是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追忆和纪念，还是对历史情景和现实生活的怀想和描摹，迟子建都是站在民间立场给予无限的同情理解，而不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批判，因而迟子建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对乡村民间世界的书写，给世界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使中国乡土文学具有了形态丰富的可能性。
1
迟子建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彩纷呈，自然随意，有的简单朴实，有的则充满着瑰丽的梦幻色彩，但不管是何种风格的小说，其文本之上总是笼罩着一层宁静的人性之光，宁静成为迟子建小说一个醒目的美学特征。综观迟子建的小说，很显然，大都不能划入喜剧之列，但也算不上大悲剧，尽管里面也有小梳妆与付子玉之间令人哀婉不已的爱性故事（《秧歌》），有“妻妾成群”式旧式女子间的明争暗斗（《旧时代的磨房》），有马六九悲壮慷慨的抗日义举（《香坊》），有惊心动魄的预谋杀人（《月光下的革命》）等，但这种具有戏剧性的非常态的行为和举止，都在作家舒缓温馨的叙述中化入日常生活之流中，成为生命状态和人性内蕴的自然流露。这里既有人性的优点，也有人性的缺点，对此迟子建既没有激昂讴歌和热烈的颂扬，也不做痛切地暴露和辛辣的嘲讽，迟子建小说充分表达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传达了作家对民间生活伦理道德和生活原则的体察。发了疯的母亲给美奴带来无限的痛苦和耻辱，也增加了她生存的艰辛，于是在一个夜晚，美奴将母亲推入了江中（《岸上的美奴》）；独自艰难地拉扯着八个儿子的郭富仁，清明时节带着孩子给妻子上坟，在墓地他与前来为丈夫上坟的老寡妇徐慢慢结下了秦晋之好（《东窗》）。这些看似违背常理的举止，其实渗透着温暖的人性，体现了人类的现实关怀。
当然这种宁静温和的人性光芒不仅体现在作家对待故乡人民生活态度和生存处境的理解与关心上，也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对大自然的理解与呵护上。在迟子建笔下，那铺天盖地的冬雪，连绵不绝的秋雨，春日泥泞不堪的街道，都具有神性和灵性，那些个人命运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底层人民，对田野河流，对一草一木，对被自己驯养并使用的牛马狗羊，甚至是伤害人类的黑熊都怀有无限的爱意。弱智儿宝坠儿住在牛栏，日夜与牛儿交谈，牛儿对他的亲热和关心感动着孩子冥顽的心（《雾月牛栏》）；孤苦的洗衣婆怕落在她枕头边的落叶会寂寞，就趁着月光明亮地照耀着路面的时辰，将落叶送回原来的路上，不料回来时，她又在身上发现了一只虫子，便再次走出房门，将虫子放到了巷子里（《秧歌》）。在偏僻的乡野，被文明遗忘的世界里，这种人对自然万物的体谅与尊重，却向人们呈现了一种更具有现代性和前卫性的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体现了人类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更普泛的尊重。这种对人间万物极富人性的理解，使迟子建的小说呈现了空灵而又朴素的宁静之美。
2
在宁静的人性之光的烛照下，迟子建的小说拥有了非常纯净的品质，但是纯净并不等同于单调或单一。迟子建为人们构造的不是童话般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辛酸与艰辛的中国乡土世界，在宁静悠远的小说文本背后潜伏着深深的忧郁。作为一个敏感、早熟，而又极富想像力的作家，迟子建不会漠视生活中的苦难，忽略弥漫与世界每个黑暗角落里的人性的痛苦，于是生活的阴影不时出现在文本之中，间离着人们对童话世界的接受。贫苦的农民不堪生活的重负，将最小的儿子送给了城里人，而年幼的女儿因思念弟弟抑郁成疾，最后夭折（《原野上的羊群》）；热情开朗、富有活力的卡佳，为防止鱼的腐烂，只身上山背冰，丧命于黑熊的掌下（《白银那》）；勤勉能干的安乐死于瓦斯爆炸，她的父亲却又把弟弟送进矿上做工作（《从山上到山下的革命》）。在这里，迟子建如实地叙述了底层民众生的悲哀与死的无奈，写出了无情的生存现实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污辱。
“写作是敞开自身的方式，是把自己交托给时间和命运的方式，随波逐流，欣喜和黯淡并存，写作把作家自身、虚构的世界和现实联系为一体。”（注：汪晖：《我能否相信自己·序》，风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我们也注意到迟子建在构造她的文学世界，也就是向世界敞开自己的时候，往往不正面展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心灵的哀鸣，而是通过对故乡山川风情和底层民众朴素生活的书写来缓解自己与现实的紧张和对立，因而小说文本本身大多显得晶莹透明。迟子建在回忆《原始风景》的创作过程时写道：“残春之际，我只身来到西安，本想在爱情中使焦虑的精神变得滋润，使雨露能温柔地打消我对青春和生命等等的怀疑。结果我发现回到那里我的心变得更为狼狈，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喧闹向我敏感的精神世界宣战。就在这时，我躲在医院顶楼的一间小屋时，流着臭烘烘的热汗开始了《原始风景》的写作。……我徜徉于家中青绿滴翠的菜园，听着左邻右舍为着朴素的生计而辛劳的故事，觉得信心和生命又变得坚定和可爱起来。”（注：迟子建：《秧歌·自序》，《迟子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这一创作过程的披露，昭示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因。迟子建无比热爱故乡的山水风物和劳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学世界里倾情讲述这个与她的生命相维系的故乡家园，但是迟子建并没有把故乡书写成田园牧歌，相反她的发自生命深处的低回隽永的吟唱里传达的却是一种凄美的挽歌情调。迟子建曾这样表述过她对大自然的认识：“大自然使我觉得它们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使我觉得它们也有呼吸，我对他们敬畏又热爱，所以是不由自主地抒写它们，其实我在作品中对大自然并不是‘纵情地讴歌赞美’，相反，我往往把它处理成一种挽歌，因为大自然带给人的伤感，同它带给人的力量一样多。”（注：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1）。 ）同样的认知也体现在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审视与感悟上。另外，迟子建小说大多以童年的追忆怀想和虚拟的梦境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本身就昭示了现实的匮乏，因而“写作就成为一种挽留的行为”，成为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构成对世界的抗争与审视，只不过这种抗争采取了更为柔韧而隐蔽的文本形式。于是，这位山水行吟者孤独的歌唱，就事关人类生存的拯救，事关生命的延续这一亘古永存的文学大命题。
3
迟子建书写几乎被人类文明所遗忘的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作品，之所以传达给人们的不是忧伤的黑暗，而是唤醒了人们深藏于心底的无限温柔，在于作家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的既定意识形态的博大的情感，也就是悲悯情怀，所谓的悲悯情怀，就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一种超脱、豁达，超越善恶，包容美丑，对人间万物一视同仁，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给予万物生灵的挣扎与生存以普遍的怜悯。由于具有这种怜恤万物、抚慰众生的情怀以后，迟子建那些与幽灵同游、与苦难同在的小说才能写得如此温柔和美，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怪诞感，如《向着白夜旅行》、《重温草莓》等。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向人们揭示社会与人生的苦难真相和残忍面目，而且要在洞悉人生真相之后，找寻或创造一种承担真相的力量，让人们在用文字堆砌的艺术世界里获得精神的抚慰，情感的引渡，同时给卑微而令人绝望的世界以微弱的抗议和无声的否定。迟子建的小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迟子建是一个清醒而朴素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飞舞的精灵，她经常以诗性的目光来发现和预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又在想像中消融其中不连贯的部分，使其进入妖娆妩媚的艺术世界。迟子建不是被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摄录乡土世界，而是将这个世界打碎，运用想像与虚构，按着人性的要求来重新构建文学的乡土世界，并将自己的个体生命融化在这个世界里。迟子建的乡土小说大部分都具有实写和虚写两重成分，也就是现实中的真实与精神里的真实相结合，许多小说颇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中短篇小说的神采。如同“约克纳帕塔法镇”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国的南方小镇牛津城一样，“北极村”、“大固其固”、“白银那”也是经过小说家心灵折射的北国“边城”。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小说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价值，也就是生活的形式。”（注：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5（5）。）在这个世界里，迟子建找寻到了人类的温情， 于是她在小说世界里，用充满温馨与爱意的温情来承担人生的苦难，抵御生命的荒寒与无望。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底层百姓的生活大都比较简单、困苦，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经常要面对各种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但是他总是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命运，对生活和生命依然充满了深情的渴望和敬重。《秧歌》里的洗衣婆，老伴去世后，自己也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可是只要能吃上水饺和醋，她就觉得日子能够过下去，并且还怜爱那一片落叶和一条小虫。《亲亲土豆》里得了绝症的秦山，在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不舍得徒劳地花钱治病却给妻子买了一条天蓝色的软缎旗袍，让她明年夏天穿上。迟子建认为温情就是力量，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的情感。（注：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1）。）在迟子建的笔下， 这股暖人心怀的温情，不仅来自于纯朴的人际关系，也来自于人对世界美好事物的感悟与体认。《逆行精灵》中黑脸人，满怀对哥哥的仇恨，准备前去杀人，可是同行客车里那个安详的孕妇身上所呈现出的无法言说的美感，使他杀人的勇气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波澜不起，而当夜晚在旅途中的小站里聆听到充满人间至爱的琴声时，心灰意冷的他又产生了生活的渴望，于是从不流泪的他悄然落泪。迟子建的惟一的一部反映战争的小说《音乐与画册》是在音乐流淌和画面展示的过程中，通过一个饱尝战乱之苦的老妇人的追忆连缀而成的。迟子建之所以将血腥的摧残人性的战争与承载人类良知与美感的音乐和图画并置在同一文本，是因为她坚信音乐和图画这两样柔弱如水的东西，具有无限的穿透力，能够战胜残暴的战争。（注：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1）。）迟子建是以审美的力量来阻止人类良知的堕落，这是迟子建作为文学家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许多论者都认为“迟子建的善良和纯情阻碍了她的笔伸向人类的劣根性，而文明断尽的痛处延展，使她不足以构成对当下文明范围和精神危机的有力冲击和挑战。”（注：徐坤：《舞者迟子建》，《中国作家》，1998（2）。）很显然， 这是一种以目的论和决定论作为基本原则的历史理性认识，这种认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有其不容置疑的价值意义，但是人类的审美经验却常常表现出执拗的悖反意向，亘古长存单纯如水的美和善，对人类的心灵更具有持久、绵远的穿透力，永远令人流连忘返。这种滋生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性经验，更能体现人性的渴望和深度。这种与悲悯情怀相伴而生的温情，如一棵根系发达的大树，矗立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她唤醒了与自然相隔已久的人们对山川树木、对阳光雨露以及生命原初景观的回忆，拨动了我们心灵深处脆弱而又敏感的心弦，柔和了我们浮躁凌厉、欲壑难填的心。
4
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再度繁荣，既有“五七”作家和知青作家把乡村当做精神故乡的吟叹，也有路遥、贾平凹、刘醒龙等从乡村突围而出的知识分子对故园家乡的抒写。前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带着清晰的反观情绪审视乡村，“把乡村世界当做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实验场”（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尤其关注文化和历史哲学等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关注的背后隐藏着文化态度上的不平等。后者这些生长于乡村的“地之子”，对乡村生活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具体的乡村政治和经济的变动，对农民的现实命运和生存困境的改善倾注了心血，于是作品不免缺乏超越现实的审美与空灵。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观照乡村世界，以现代的理性精神烛照乡村的静态文化和停滞的生活状态，揭示古老的乡村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矛盾冲突，因而大多数小说文本呈现着哀婉与痛惜、惶惑与焦虑的复杂风貌。迟子建的小说逸出了时代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色彩，突破了流行的乡土小说的范式。迟子建既不揭示时代矛盾、文化冲突，也不暴露政治迫害和权势压榨，完全依据个体的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来构建乡土世界，以平等的态度、悲悯的情怀关爱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底层民众，所以迟子建的小说大多有着醒目的、不可更替的地域空间，而没有明确的时代标识。在精神气质上，迟子建的小说更接近于青春的萧红和世故的汪曾祺，由于人生阅历的大相径庭，迟子建的乡土小说没有萧红那种刻骨铭心的凄苦和哀伤，没有汪曾祺的深刻与老到。同样是对人生的悲悯，对温情的表达，汪曾祺的作品蕴涵了更加撼人魂魄的苍老与寒冷，因为对人生悲剧性的感悟，年老的汪曾祺是亲身经历、充分体验过，而年轻的迟子建大多是理性的判断。这是迟子建的局限，也是迟子建独特的魅力所在，也许只有像她这样具有宁静而忧伤的灵魂的青年人，才能构建出如此瑰丽而纯净的有关中国乡土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