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文学史论文,战国论文,素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6-0001-09
一、前言
因近三千年的时间长度，中国文学史各阶段的材料多寡与样态并不一致，每一历史时期的叙事也应有不同特点。但是，清末以来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多遵循相对统一的书写范式，先秦至明清有着相同的讲述方法。其中，周秦汉文学材料虽最少，流传情况也最模糊，绝大多数《文学史》却也依然按照作家、作品的样式讲述，相应作品也随其作者归入某一特定时代。如《孟子》入战国中期，《荀子》属战国晚期，《史记》则是汉武帝时代的伟大作品等等。越是古老时代的研究与叙事，往往越依赖于文献研究。不论是“史观”还是“写法”，周秦汉时代的文学史必然无法绕开文献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前期至西汉中后期的著作中，存在一批数量庞大的“公共素材”，成为诸子记事、说理的重要资源。这批材料并不属于某一特定年代，或者说它们的时代性非常模糊，由此必然造成早期典籍在内容上也具有模糊的时代性。本文将以这批“公共素材”为中心，从中国文学史书写范式的确立开始，结合文献之流变，探讨传统文学史叙事结构与早期文献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学史书写范式的确立
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出现于19世纪末①，但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四部”分类中的集部，最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之相关的目录、记载与评论，已经很似“文学史”了。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1918)中，就将“古来关于文学史之著述”分作七例，分别是：“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包括了《典论·论文》、《文章流别》、《诗品》、《文选》、《玉台新咏》、诸史《文苑传》等典籍②。大略言之，《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等史书类文献，《楚辞》、《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类文献，《文心雕龙》、《诗品》、《文章流别论》、《翰林论》等诗文评类文献，均有著作者“文学史观”的嵌入，展现出某种“文学史”的面貌。每一部上述类型著作的编纂，即是一次新的“文学史观”的表达，也是一次“文学史”的“重写”。
古人的“文学史观”与现代的文学史差异极大，如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所言：
《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是先唐两部最重要的文学选本和文学史论著，而他们所论及的作家、作品，我们的文学史所关注的不过是其中一二类作品而已，作家也只是涉及极少部分。结果呢，我们所编写的文学史，与紧接秦汉的六朝时代的文学史家的评价相去很远……秦汉以下的“沈诗任笔”、“燕许大手笔”等古代文章高手的写作，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给予多少篇幅。相反，许多在当时文坛并没有多少地位的作家作品，今天反而可能得到充分的开掘和论述。③经、传、子、史乃至诏令疏议，古人均视之为“文学”的重要体裁。《文心雕龙》就将诏令、碑志、策文等文类作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加以讨论，《文选》亦收录之。但是在今天的文学史视野中，上述文类多被流放到文学边界之外。
20世纪以来，对“文学史”边界的重新划定即是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西方学科体制规范下，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文学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也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这一时期有几十部中国文学史面世。“文学”的意义和“文学史”疆域也逐渐清晰和标准化。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虽号称第一部，但因其依据《奏定大学堂章程》而著④，对文学的理解更近于传统，故此著在今天看来更像是学术史和文章史，其中不讨论诗、词、曲和小说，与今天之文学史面目迥异。同时期黄人、窦警凡之作，内容均比较驳杂。他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更接近于传统，而非现代。20世纪前二三十年出版的文学史，多在绪论部分讨论文学的定义与文学史的范围，体现的正是“文学”这一语词的传统意义与现代意义的困扰。这时文学史也多混杂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学史观”，如张之纯编《中国文学史》(1915)乃是依据教育部课程安排所编师范学校教科书，其《编辑大义》云：
经传为文学之正宗，一切文章体例本于经传者居多，故于经传之有关文学者，叙录较详。
研究文学不可不知训诂性理，故汉之经师，宋之道学，本书一一指明其传派……
古籍之聚散关系文学之盛衰，本书于历代内府储藏，不惮详其始末，即本此意。⑤
从所谓“经传之有关文学者”及其书内容来看，张氏书中的“文学”，已经是西方的概念了，但上述三条却还是划不清与传统概念的界限，经学、学术史和文献学的内容在其书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史著作开始清理驳杂，由传统向现代的纯文学靠近，这一转变大概发生在1920年前后⑥。朱希祖先生1920年于其《中国文学史要略》叙言云：
《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它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⑦
可见，自1916年至1920年，文、史、哲的分科观念已被广为接受，文学独立或曰纯文学的意识已进入“文学史”作者的视野。之后，1930年前后“大多数的文学史家的确都好像接受了新的纯文学观念”，“1930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往往都不再辟出篇幅去对‘什么是文学’做热烈的讨论，也似乎能够从另一方面证明有关‘文学’的认识，确实已经稳定而合乎时尚，已经无需花费力气再加辨白”⑧。
这期间，有许多文学史本身有非常自觉的“重写”意识。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最早的几部文学史非常不满意，称其“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并倡言：“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⑨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编者例言》亦云：
本编有鉴于近今一般《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不是失于驳杂，便是失于简略，驳杂者将文学的范畴扩大，侵入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的领域；简略者，对于文学的代表作品，不惟少有引证，即著名的文学家亦语焉不详。本编所注重的是中国的纯文学，除诗歌、词、曲及小说外，其它概付阙如……并注重历代文学家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务期读者用较经济的时间，能明了中国纯文学的内幕，及其历代演进的线索。⑩
我们看到，不论是郑振铎先生还是刘经庵先生，将驳杂的内容驱逐出中国文学史的疆域，给“文学史”以清晰的边界划定，乃是其“重写”的主要动因。
20世纪前半叶文学史的写作也逐渐在30年代之后形成了某种共识，戴燕女士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中称其为“中国文学史现代范型的确立”。她认为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它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开头、结束，会有同样曲折的情节；它们列举的时代‘代表’总是相同的，还有所谓的‘代表’作品也总不出那些篇目；无论那文学史是厚还是薄，分配给一个时代、一个人或一篇诗文的篇幅比例，却都是一个尺码量下来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就在这个共识下面变得口吻一致起来，而后渐渐固定成一个‘模式’”(11)。戴燕女士的说法未免绝对，但也准确地发现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主流趋势，即大家开始接受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或范型。
文学史作品边界的清晰，使得传统文章学最为重视的五经，除《诗》外，已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对《诗》的论述，今天的文学史也与古人所述不同。与此同时，纯文学视野中的《诗》和《楚辞》，以及诸子精彩的说理篇章和古书中精彩的叙事段落，成为周秦汉文学史“演进式”叙述的重点。时间序列的演进和作家、作品的对应，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要特征，周秦汉文学的叙事也无例外。当然，这也是以作品为主要叙事对象的文学史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讲述方式。但是，周秦汉文学文献独特的存在样态，与这种叙事模式有着明显的冲突。这里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存在。
三、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及其与文学史叙事结构的冲突
战国秦汉间存在三种类型的“公共素材”：故事、说理和短语。它们以独立段落或说短章的形式存在，是诸子取材的重要资源之一。
故事类“公共素材”主要是指存在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文献中的历史或人物故事。这类故事有的属于《诗》、《书》、《春秋》之传，故知其来源与时代，如《左传》中有关《硕人》、《载驰》、《清人》、《黄鸟》四诗本事的记载就是如此(12)。但绝大多数故事，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其来源与时代，只能笼统地将其归之于战国时代。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将其称之为“故事类史书”，分为“三皇五帝故事”、“唐虞故事”、“三代故事”和“春秋战国故事”。其中的“春秋战国故事”，张政烺先生在整理马王堆帛书时，名之曰“事语”。马王堆《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是出土最早的此类文献，“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13)。上博楚简中就有20种此类古书，这说明“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14)。这些故事也多为子书所采，如《韩非子·储说》、《说林》数篇，就是对此类故事的搜罗，以备韩子说理之用，这也正是“储说”二字之义。而《吕氏春秋》、《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更是网罗大量的此类故事，彼此之间亦多有互见重出的记载，然其故事的基本结构往往不同，说明这些秦汉文献有更早期的史源，而非相互采择。
春秋战国故事数量最大，且具有以下特点：
1.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齐故事、三晋故事、楚故事在战国秦汉间流传最多；
2.春秋末战国初的故事是这类故事的主体；
3.春秋末期之前的故事，多见于《左传》、《国语》。
孔子故事多，春秋末战国初的故事亦多，《左传》、《国语》又成书于战国早期，说明此类故事“素材”多数出现于战国早期，也就是孔子卒后的“七十子”时期。它们随后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晚期差不多三百年中，被反复征采和引用。
说理类“公共素材”是指存在于经传、诸子说理文中，被不同文献征引的独立段落(刘向称之为“章”)。此类文献虽没有故事类庞大，但其数量也十分可观。有的说理短章非常古老，如见于《说苑·敬慎》篇中的“孔子之周”章，记录了刻在周太庙右陛前金人后背上的《金人铭》，此章又见《孔子家语·观周》篇。《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引《席铭》、《楹铭》与《金人铭》第三段接近或相同，《战国策·魏策》苏秦引《周书》，《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亦与《金人铭》十分接近。《老子》第五、七、二十六、四十二、六十六、七十九章，均与《金人铭》有密切关系，或直接征引《金人铭》(15)。可见，至迟在老子时代，《金人铭》已经出现。而儒家文献征引的说理素材往往多产生于“七十子”时期，此种文献最集中的汇集者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及贾谊《新书》等古书。如《缁衣》篇，郭店楚简已有二十三章的版本，《小戴礼记》则有二十五章的版本，且与郭店本非常接近。沈约称《子思子》中有《缁衣》一篇，刘瓛则云《公孙尼子》作《缁衣》。《子思子》、《公孙尼子》今佚，但沈、刘二人所处时代，二书俱存，可知这二十多章文献既见《子思子》，又见《公孙尼子》。
相似的情况还有《乐记》。《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等古书，都存录了古代儒家的论乐文献，内容多有重复互见之处，也互有对方未收之章，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章均见于三书，而《说苑·修文》“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章，就不见于《礼记》和《史记》。《礼记·乐记》所载古论乐文献也仅是古《乐记》的一部分内容，据孔颖达引《别录》，刘向所整理之二十三篇分别为：《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施》第三，《乐言》第四，《乐礼》第五，《乐情》第六，《乐化》第七，《乐象》第八，《宾牟贾》第九，《师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16)。郑玄《礼记目录》所记前十一篇次序与《别录》一致，但与《礼记·乐记》十一章并不一致，《正义》说：“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今虽合此，略有分焉。”(17)可见《礼记目录》所言篇序是依据了《别录》。刘向整理之《乐记》二十三篇章次与《礼记·乐记》并不一致，且有十二章为《礼记·乐记》所无，其原书恐怕郑玄也未及见。而《史记·乐论》的顺序是《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象法》第五段、《乐情》、《乐言》、《乐象》、《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师乙》，与《礼记》也不一致。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古今乱也。”(18)古《乐记》二十三篇之序乃是刘向所序，褚先生续补《史记》时，刘向还未校理中秘书，所以《史记·乐书》的章次反映了西汉时代另外一种古代论乐文献的排列次序。《礼记·乐记》章次的形成也当早于刘向校书，是不同于《史记·乐论》的另外一种章次。张守节认为《史记·乐书》的章次混乱是褚先生所改动，恐怕不确。但《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各章内容却基本相同，《说苑·修文》篇所录各章也与《乐记》、《乐书》所录基本相同，《史记·乐书》只有《乐象》章有混乱。可见三者各有上源，三者之间难寻传承关系，《乐记》诸章属战国秦汉儒家之“公共素材”，《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的“作者”也就不可能是戴圣、褚先生或刘向。
不论是《缁衣》还是《乐记》，其基本构成单位是章。如果整篇来对比不同古书收录的《缁衣》或《乐记》，它们的主要区别就是章的次序不同，说明这些说理之篇的基本构成单位是那些短章。这些短章是独立流传的儒家文献，除了被《缁衣》、《乐记》一类文献集中采录外，也被其他文献吸纳了一些，如《吕氏春秋》、《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
短语类“公共素材”指散见于战国秦汉古籍的格言、谚语等说理短句。郭店楚简之《语丛》、马王堆汉墓帛书之《称》、《说苑·谈丛》篇，就是典型的短语集。从郭店楚简《语丛》亦可看出，短语早期是记录在一支或几支简上，并独立表达某种义理的精辟语句。它们在春秋时代已被广泛使用，如《左传·僖公二年》晋借道于虞，宫之奇谏虞公，不听，宫之奇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左传·僖公五年》则有“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此语又见《哀公八年》子洩之语，《公羊传》称之为“记”，《墨子·非攻》载称“古者有语”，《说苑·谈丛》收录作“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怀在山”。可知这是一条春秋时代人们熟知的谚语，在战国秦汉时代又被反复引用。又如《谈丛》篇录有“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一条，这一条又分别见于《楚辞·渔父》、《荀子·不苟》、《韩诗外传》、《新序·节士》等。《困学纪闻》云：“《楚辞·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荀子》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岂用《楚辞》语耶？抑二子皆述古语也？”何焯云：“曰吾闻之，则述古语也。”(19)况且《不苟》篇也用“故”来引领这一句，更进一步说明这是一句古语。再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连子》曰：“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枭鸣典故见于《说苑·谈丛》。相似例子还有很多，文繁不录。故知《谈丛》一篇以汇录战国时代的短语为主。联系《语丛》、《称》，可知这类供人们使用的谚语集早在战国中期即已出现。这类短语也是战国秦汉诸子论说所采择的重要对象，如《荀子·劝学》篇就征引了数条(20)。
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存在当无疑问，这从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的有限考证已可见一斑。它们是战国秦汉间十分重要的文献。故事类中多有情节叙事，是早期叙事文学的重要类型。说理、短语类中多精彩的议论，亦是先秦两汉说理文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这类素材的时限虽从西周至汉初，但多数已在战国初年形成并流传开来，成为诸子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们今天据有限的出土和传世文献，就可以从《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众多经典文献中发现相当数量的“公共素材”，那么未知的此类文献又有多少呢？
这说明至少从孟子时代开始到刘向时代结束，这期间出现的典籍有共同的故事、说理、短语素材，且数量可观，那么，我们如何使用规范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来讲述这个时段内的文学故事？或者说，我们能否以“文学史的”时间序列来描述这批材料，以及取材于此的那些经典文本？恐怕不能，这批“公共素材”与文学史的叙事结构很难相容。当我们面对一部西汉以前的文献时，那些精彩的叙事或说理段落，虽不排除作者原创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它们出于“公共素材”的可能。因此，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存在，必然造成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部分“作家”与其“作品”的不完全对应。
四、刘向校书及“公共素材”流传样态的改变
周秦汉作家与作品的对应，除了是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叙事方式之外，也呈现于《汉书·艺文志》之中。可以说，这是《汉书》以来就形成的“共识”。《汉书·艺文志》是后代人了解早期学术流变最为基础的文献，也是后世人勾勒、描述先秦学术、文学概貌的主要依据之一。20世纪以来，周秦汉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叙事结构，虽然受到了现代学术体系的规范，但最为基础的描述却还是以《汉书·艺文志》为原型的，即以“六艺”、“诸子”、“九流十家”等“图书或知识分类”为基本线条的叙事结构。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对周秦汉图书的分类不仅在目录学上影响深远，更是直接构筑了周秦汉学术进程的想像基础。
但是，《汉书·艺文志》本身便隐含着文献的变迁问题，这是古今学者多有忽略的。虽然有关周秦汉文学文献的研究颇为深入，但文献流变之大势，尚待明晰。这一时期文献变迁之关键，乃是刘向主持的校书。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雅好图书的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其秘府之藏书，同时还派谒者陈农广收天下遗书，以供刘向之校勘。主要参与者还有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他们分别负责校勘兵书、数术和方技三部分文献。另外刘歆、杜参、班斿、史丹、望(21)、王龚等人亦参与其中。这次的文献整理直到刘向辞世尚未完成。绥和二年(前7)三月汉成帝崩，四月汉哀帝即位，复命刘歆主持校书事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至此，这次大规模的校书事业才算完成，历时近二十年。因刘向约卒于绥和元年(前8)，《七略》成书于绥和二年，故这次校书已在刘向主持下接近完成(22)。
刘向主持的这次文献整理十分关键，是中国古文献流传中的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多数先秦古书的流传样态。在刘向整理、校雠、归类、编目工作的背后，是早期文献从一种流传形态到另一种流传形态的改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后一种，即古文献经过刘向整理校雠后的样子。
我们这里涉及的古书基本形态，不仅指书籍的物质性的流传样态，也涉及了它的著作和编辑方式，即古书类型或“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对上述诸问题有精辟透彻的研究，他提出的古书不题撰人、无大题、摘首句二字以题篇、单篇别行、古代诸子即后世文集等古书流传之例，已多被新出文献所证明。因为“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23)，所以刘向校书前后，古文献传本发生了多大程度的改变，则是一个特别需要理清的问题了。刘向校雠的各古书，往往就是不同藏处的不同传本。相对而言，六艺古书各传本之间差异较小，而诸子古书传本之间则差异很大。因此，六艺类古书在刘向校书前后的改变较小，而诸子类古书传本则有较大的改变。《汉书·艺文志》所载，在可考证之范围内，多数古书均可见出刘向校书前后的流变的痕迹。本文仅举两例明之。
如《仪礼》，《汉书·艺文志》著录曰：“《经》十七篇。”班固注曰：“后氏、戴氏。”依据《儒林传》知此处注释主要针对传述者而言，后氏指后仓，戴氏指戴德或戴圣，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汉志》所录之“《经》十七篇”却是刘向整理后的本子，《仪礼注疏》引郑玄《目录》曰：“冠礼于五礼属嘉礼，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24)可见刘向校书之后，《仪礼》有三个传本：大戴本、小戴本、刘向本。前两者应为后氏、戴氏本，刘向本则重新调整了十七篇的顺序。贾公彦疏曰：
郑又云“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者，大戴，戴圣，与刘向为《别录》十七篇，次第皆《冠礼》为第一，《昏礼》为第二，《士相见》为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则异。故郑云大、小《戴》、《别录》即皆第一也。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既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七，《少牢》为第八，《有司彻》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四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而以《士虞》为第八，《丧服》为第九，《特牲》为第十，《少牢》为第十一，《有司彻》为第十二，《丧》为第十三，《既夕》为第十四，《聘礼》为第十五，《公食》为第十六，《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25)
可见刘向校书之后，礼《经》即今本《仪礼》的篇章顺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武威汉简《仪礼》是一部与今本篇次不同的文献，陈梦家先生有精审的考辩(26)。此简的发现，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证明。
又如《晏子》八篇。《晏子书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即最后定本的《晏子》二百一十五章中，中央藏书有其中的一百四十四章，中央以外的藏书有其中的一百七十九章。二者相互补充，最后定著为《晏子》八篇。前后相较，《晏子》的传本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刘向校理后的《晏子》，与中秘府的多个藏本不同，也与太史、刘向的藏本不同，而是一个综合中、外不同藏本之长的善本。
简单地说，刘向校书之前，古书多数属“开放性”文献。篇名相同的某篇《晏子》书，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拥有者之间不完全相同。即使拥有者手中的一篇，也并非是“闭合”的，拥有者还可能采择或撰述相关的内容，增加进去，甚至还有删除某一两章的可能。刘向校书之后，多数古书属“闭合性”文献，其篇、章数均已确定，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在卷帙、章序、内容上与刘向校本区别极小。宋版古书有的还附有刘向的《书录》，如《荀子》、《说苑》等。故知今天流传的周秦汉古书乃是以刘向校本为祖本，即使像《庄子》这种因郭象注本而散佚十数篇的文献，其保存下来的部分，还是刘向整理之本。
刘向校书，每一部古籍整理校勘完毕，都会撰写一篇书录呈给汉成帝。这些书录的结集就是《别录》。刘歆依据《别录》而作《七略》，班固又据《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传世先秦乃至西汉古书，绝大多数都见载《汉志》，因此它们均经过了刘向等人的整理。出现于春秋或战国，写定于西汉，正是《汉书·艺文志》载录的多数图书成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古书经刘向等人整理后，在语言文字、篇章多寡、内部结构等方面与它们的早期传本有很多的不同。
具体到本文所述“公共素材”，它们在刘向校书之前，应有三种存在样态：一是被采择进入某些古书，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是单独以短章的形式流传，如郭店楚简之《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尊德义》等；一是结成“素材集”，如刘向校理后的《韩非子·储说》、《说林》、《淮南子·说林》、《说苑》等。刘向校书之后，被采择入古书和原本结集的部分得以流传下来，但独立短章的形式却消失了。
独立短章的消失，意味着战国秦汉各古书之间的互见段落失去了参照。这样一来，互见极易被我们理解为古书之间有转抄关系。诸子之间因这种“转抄”，又很容易被我们建立某种学术传承关系。如果独立短章流传至今的话，上述传承是否存在一定是可以重新讨论的。这就是独立短章的价值所在。从新出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分析，这种独立流传的短章，也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素材”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战国乃至西汉初年文献流传的一种重要形态。这种短章的消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古书内容、体例及其成书的判断。这应是我们误读《汉书·艺文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误读(将《汉志》记录的书籍样态等同于刘向整理之前的书籍样态)也就直接影响到我们以何种方式讲述那段文学史。
联系周秦汉文献流变，我们可以从“公共素材”的存在中，发现古书的材料适用时限与传统的学术史结构不完全对应。我们以《汉书·艺文志》奠定的图书或知识分类作为学术进程描述的依据，勾画出的是枝脉状图景，组成枝脉结构的是一部部图书以及其“作者”。在这种描述中，图书和作者往往是单一时间性的“点”，如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继起的大儒，《孟子》也是早于《荀子》的著作，并代表了孟、荀不同的思想和儒学体系。二者文章的不同，除了是个人风格的差异外，也被认为是文学变迁的证明。在这种表述中，二者有前后清晰的年代关系，其前提则是所描述文献必须是“短时段”和“闭合性”的。这作为一般性的描述，是合理的。但西汉晚期之前，《荀子》是一部“开放性”文献，会有客观抄录的早期材料(即“公共素材”)，其材料的适用时限不止于荀子及其时代，上限甚至逾越了孟子时代。如果再联系后人附益之内容，可以说《荀子》是有“长时段”适用性的文献，其中的材料有多个层次，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时代。这样一来，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完全对应。类似《荀子》的古书还有不少，如《左传》、《礼记》、《考工记》、《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等等。这些“长时段”适用文献放到枝脉结构的学术史模型中，必然会模糊各古书之间的年代关系，使得部分枝脉失去历时性“线”状“进程”，消解了这种结构的合理性。从《孟子》到《韩非子》再到《淮南子》、《史记》这些“公共素材”均被采用。它们的撰述时限及流变还有待研究，但基于其“长时段”的通用性，它们无法作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材料来使用，同样无法适应枝脉结构的学术史描述。那么，关注于某位“作家”，诠释“属于他的”作品，以及叙述文学在时代中的变迁，此种叙述方式的适用度就遇到了挑战。
五、结论：古典重建与周秦汉文学史重写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史的面目，自20世纪初以来接受西方“文学”概念的规范而逐渐定型。文学史也由载录传统的“杂文学”过渡到了现代的“纯文学”，其书写规范也逐渐统一。但统一的文学史研究和叙述模式并不适用于周秦汉文学，这皆因其文献的构成相较后代为特殊。周秦汉时代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对应，当时文本与今传文本之间也有不同。故适用于明清的文学史模式，未必适用于此时。
在现代文学观念主导下，周秦汉文学史的叙述却依存《汉书·艺文志》奠定的传统的学术史结构。《汉志》是刘向校书成绩的总结。刘向校书改变了多数先秦乃至西汉古籍的流传形态，是先秦古文献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过渡的主要转折点。《汉志》所著录文献乃属校本情况，与西汉之前流传中的文本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极易误读《汉志》九流十家的描述样式，认为战国秦汉学术源流清晰，枝脉分明。当然，在主要特点上，周秦汉学术史的确呈现出百家争鸣、流派清晰的枝脉结构，但在基础文献层面，因“公共素材”一类文献的存在，枝脉结构的描述并不十分有效。同时它作为周秦汉学术的默认结构，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背景框架，又限制了对许多采择“公共素材”的“长时段”适用性文献的认识。传统的古典研究以诠解为主要倾向，不论是汉唐之章句注疏，宋明之义理思辨，还是清代之训诂考据，均是如此。基于《汉志》的周秦汉学术史描述结构，在诠解传统中适用度非常高。但在文献研究方式下，这种结构就体现出了局限性。如有关古书真伪的研究，唐代以来的此种研究多是以偏概全的，《伪书通考》的考证即如此。原因就在于枝脉结构的学术史图景中，古书往往因其“作者”而被限定于某一特定年代，如果其中有后代内容，那么全书就可能被判为伪书，或后人追述之作。这一思路即使到了《古史辨》也还没有太大的改变。近年来随着与现存古书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新出土文献面世，许多原来被判为伪书的著作，如《鹖冠子》、《孔子家语》等，又被判为真古书，虽然结论与《伪书通考》、《古史辨》背道而驰，但基本的求证思路并无不同。这均突出了传统周秦汉学术史结构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也直接反映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涉及周秦汉文学史的著作，很少考虑研究材料与其时代、作品与作者是否完全对应，以及材料的适用时限问题。由此必然造成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及叙述，难以做到完全坚实而可靠，并有偏离历史的可能。因此，若要重写周秦汉文学史，必先重建周秦汉古典之文献秩序和学术结构，对古典的著述、流传、累积、成书等各个方面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研究和判断，清晰把握不同时期的文献构成，并合理使用长时段适用性文献。
本文认为，重建或重写，最值得重视的材料之一就是那些“公共素材”。虽然独立短章消失了，但短章的结集却部分流传下来，《韩非子·储说》、《说林》、《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是特别值得重新考证分析的文献。利用这些文献，可以大体判断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基本轮廓，也能够加深我们对战国秦汉间诸多古书“长时段”适用性的认识。“公共素材”造成了古书时序的模糊，那么，在文学史的叙事中，不妨将孟子至刘向之间三百年视作一个具有某种共同性格的阶段，即七十子之后创造性与延续性并存，文本开放程度最高，最终形成中华经典的阶段。
注释：
①据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俄国人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 В，1818-1900)的《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
②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
③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④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66页。
⑤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2页。
⑥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依然包括经学、子学、文字学乃至史学等内容。
⑦陈平原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
⑧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北京：北京出版社据1932年版重排本，1999年，第7页。
⑩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据1934年北平著者书店版重排本，第1页。
(11)戴燕：《中国文学史现代范型的确立——从冯沅君、陆侃如到刘大杰、林庚》，见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12)拙作：《〈左传〉早期史料来源与〈风诗序〉之关系》，《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13)(1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94，297页。
(15)[日]武内义雄：《老子原始》，见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见《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郑良树：《〈金人铭〉与〈老子〉》，《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6)(1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527，1527页。
(18)司马迁：《史记》三家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234页。
(19)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6页。
(20)拙著：《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7—280页。
(21)未知姓氏。
(22)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7—68页。
(23)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24)(25)《十三经注疏》，第945页。
(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0—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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