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政治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3)04-0373-05
政治文明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政治系统中，各相关要素互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积极的政治成果。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各相关要素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积极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系统中生成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教化等。就其实际内容来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针对一系列的政治价值如公正、民主、效率和社会公平等来展开，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内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如司法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些制度的成功结合。那么，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这些政治价值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的视野中的?为何围绕这些价值进行的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制度选择?历史是文明成长的基础，解答这些疑问，要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生成的历史土壤中去寻找。
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渊源
从政治理念、政治价值到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围绕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展开的。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还涉及到具体的政治行为，可以说民主政治是贯通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桥梁。因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渊源。
不可否认，民主思想源于西方。据考证，“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演变而来，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人民的统治”(The rule by the people)。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来表述城邦事务是由公民所参加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的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可见，“民主”最初就是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出现的，是指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一种结构形式，称为奴隶制民主制或城邦民主制。在古希腊，民主与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关系。民主是以公民和城邦一体化为前提，是城邦组织和管理的需要，其中，雅典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成为奴隶制民主的典型。雅典民主派著名领袖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就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1]尽管在现实中希腊被罗马征服了，然而在政治思想上罗马人却全部承袭了希腊传统，并且效法希腊精神创立了罗马法，开创了近代欧洲“不可须臾离之”的法权传统，为民主政治注入了新的内容。其实，民主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民主作为管理形态，最早始于氏族社会的中晚期。原始社会民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2]我国古代有“禅让”的传说，说明夏、商以前也实行这种管理方式。不过，这种“民主”的管理形式还不是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它仅仅是在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由人们的平等劳动自然建立起来的平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即恩格斯所说的“自然长成的民主制”[2]，我们称之为原始民主制。
这种原始的民主思想和古希腊民主思想，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历史渊源之一。然而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不但与原始的“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大不相同，而且与古希腊的民主制也有极大的差别。近代欧洲，民主与对抗欧洲封建统治的市民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是以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分离为前提，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之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式。公元16～17世纪，反对政治专制和绝对国家的斗争使民主的观念得以复活。18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和随之而产生的有关主权、合法性和公民等观念的哲学变革，传统的“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走向衰落，民主思想再次活跃。概言之，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成熟。其基本观点是：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反对君权神授，主张主权在民。其社会背景是：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统治者争夺发展空间。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最早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确立为政治纲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则是第一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性文献。在此推动下，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体系先后在欧美一系列国家确立。正像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社会化带入人类经济生活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一样，资产阶级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制度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开启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大门。
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确立了资本主义民主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即自由、平等、安全与主权在民。“自由是实现民主的条件；平等是民主合理性的关键”[3]。考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发现“自由的价值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最具主导性”，而“政治平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基础”[4]。其实从一开始，民主就和自由连在一起，民主自由的思想是相伴而生的。据考证，同民主一样，“自由”一词源于古希腊，初始含义是从束缚、虐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和自立。而真正形成理论，把自由推向高于一切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尤其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可见其对自由的珍视。随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自由、平等与民主一同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政治意识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因此，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滥觞于具有民主、自由和法权思想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再次活跃，经过反封建斗争的洗礼，初步定型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产生的社会基础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常识是社会决定国家。“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5]，而国家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因此唯物史观在承认“经济—政治”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前提下，也承认“社会—国家”的分析框架。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框架总结为“经济—社会—政治(国家)”。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市民社会占有重要的位置。“‘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6]由此可以推论出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渊源之一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在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而城邦国家就是一种市民社会。马克思在一些著作中也流露出这种认识，即市民社会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甚至古罗马以前。如他谈到“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7]并认为“在意大利，……大多数的城市，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遗产。”[8]事实上，从词源的角度看，市民社会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据考证，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中使用了“Poltike Kornonia”(译为政治社会、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后来转译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指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相区别)，现代英语和法语中的市民社会就是由这一概念演化而来的[9]。当时的市民社会事实上指的是一种城邦文明，后来随着城邦国家的衰落而逐渐失去实体基础。不过，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10]这一含义却一直延续了下来。至此，理论上的市民社会意指一种政治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社会。然而，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欧洲中世纪，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生并孕育出了与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市民”，以及由市民组成的社会自治组织“行会”，从而出现了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有限分离。这时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城市市民组成的反抗封建国家和教会的独立性社会形态。从伦理政治共同体到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市民社会内涵的变化反映的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同时也说明了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变化。这种社会秩序的变化引起了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化，自由与保守的对立由此而生，从而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
市民社会的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这一点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自由主义的产生便可看出。洛克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体系，正是以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为逻辑起点的。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洛克区分了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概念，认为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不过是社会组织建构起来的用来处理其内部事务的一个外在性的工具。如果国家不能正确地代表民意，社会便有理由撤换国家，从而开创了自由主义的先河。孟德斯鸠在洛克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权力制衡的思想，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模式。那么，市民社会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成的社会基质?第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是黑格尔，他认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1]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指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其中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和维护特殊利益的自治性团体(同业公会等)，是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两大基本要素；而多样化的个人需要体系构成市民社会及其活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开创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2]。当代还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的观念有3个主要要素。其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高尚的抑或文明的风尚。第一个要素被称为市民社会，有时，具有上述特殊品质的整个社会被称为市民社会。”[13]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市民社会，当然会对市民社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我们考察市民社会的历史，综合各种观点，大致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具有以下特质：(1)个人或组织的独立性，市民社会以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为前提，即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2)世俗化，即人越来越少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从“王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始以人为中心来思考、活动，开始追求现世的物质经济生活；(3)突出以个人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为基础的个人权利；(4)契约的流行，市民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一种契约观念和契约精神的支配，彼此间的行为以契约方式规范出来。独立的个人、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分离、世俗化的权力和基于平等的契约等市民社会的特质，正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生成所需的，且是必要的社会基因。
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产生的文化环境
虽然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然而，反过来的推论并不成立，即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会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也不会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从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中，便不难证明这一点。如果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便已衰落这一史实来印证，似乎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国家是奴隶制的城邦社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市民社会；此外，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是因蛮族入侵而走向衰落的，因外力的作用而破坏了其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可以继续考察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中，一部分国家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有论述，而还有一部分城市在发展中落伍了。比如意大利的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均属于典型的市民社会，这里不但产生了近代的物理学和实验科学，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习以为常的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亦发源于此，并且这里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然而，地理大发现后，这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这里的解释有两点：一是航海殖民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海岸，处于地中海的意大利不再适合作为中心；二是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崛起也促使意大利城市走向衰落。不过，这仍然不足以说明市民社会并不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是把这种观点引申为：仅仅有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市民社会，而没有强大的政治系统的保障，这种市民社会是不会生成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而接下来西班牙的发展把我们的结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地理大发现后的西班牙王国迅速崛起，征服了拉丁美洲，掠夺了大批的金银，囊括了新大陆的移民和贸易，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可是，这些航海、商业、殖民的成果并没有促使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西班牙……贵族政治虽然已趋于没落，却没有失掉它危害性最大的特权，而城市虽已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却没有获得现代的意义。”[14]马克思认为西班牙王国的君主专制是导致西班牙城市衰落的直接原因，因为“自从君主专制建立以来，这些城市就在不断衰落，苟延残喘。”[14]而且“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而且尽力阻碍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惟一可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14]从西班牙城市社会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出：具有经济上优势的市民社会要生成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系统的保护，而且这种政治系统必须是一种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强大的政治系统，否则同样不会生成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其政治文明了。而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
有一种观点把生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文化环境概括为“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智性主义的政治传统、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个人主义的政治取向四大方面。”[15]其实，一句“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便涵盖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成的文化环境。大体说来，“智性主义的政治传统、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个人主义的政治取向”都是“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的引申和展开。其中智性主义的政治传统重视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促使政治系统关注知识、智慧、教育。而这正是理性主义进入政治生活并在一定政治系统中传播的前提和桥梁。理性主义要求以抽象演绎的方法对国家和政治制度进行价值理性的思索和阐释，于是便诞生了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在制度主义中“理性是审核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制度是人类的理性选择”[15]。而个人主义的政治取向则是理性地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生成的文化环境称为理性主义。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考证更直接地论证了这一点。研究韦伯的学者一度把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归结为：新教伦理包含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工作伦理与节欲精神。其实，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将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与存在的条件概括为6点：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理性的技术，可预测的法律，自由劳动力，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其中，韦伯尤其强调理性的法律与理性的科层制国家[16]。“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17]因此，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考证，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性化的倾向，尤其是建立并维持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具有制度化倾向的现代法律与国家制度的思维方式与习惯。
追踪历史，我们发现在公元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基础上滋生的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产生的思想先导。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的势力，加强了国王的权力，极大地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新教教徒寻求个人同上帝的直接沟通并且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圣经》。他们增强了内在的信心。个人主义还创立了一个能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容的道德观念。”[18]新教的加尔文派在英国发育而为清教。“清教徒们发展了路德关于个人良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概念和在法律上作为反映在财产和契约权中的个人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概念。……十七世纪清教徒们，通过他们公开表示不服从英国法，从而为表达在英美两国各自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法律奠定了基础：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反对自证有罪之权，陪审团不受法官支配，不受非法监禁之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权利与自由。加尔文宗的教派自治主义也为近代社会契约和由被治者同意的政府概念提供了宗教的基础。”[19]可见，新教思想是在近代西方产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整体性世俗化的社会思想环境。比较东西方的文化特征，我们发现“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和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加深刻些。但是合理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指导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象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20]因此，总体上看，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生成的文化条件。
综合来看，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历史传统、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以及理性主义的政治文化三个条件的共同作用。这三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共同培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
收稿日期：200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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