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最近，胡绳同志在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胡绳同志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事实上早在50年代，如荣孟源、李新、刘大年等，就讲过这个意见。但是由于那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
在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概念，至今仍有很不相同的认识。一般来说，是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大学历史系一般以1919年为界限，分设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学生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知识，大约以此为依据。十几年前，史学界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叫中国现代史学会，聚集在它周围的大多是以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起点的学者。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在哪里？学者们的意见可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把1949年后的某一时期也算在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教科书以及通俗读物，大多数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以1919年为上限，有的则起于辛亥革命（台湾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出版物，都以辛亥革命为上限）。
有一派学者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应该把1840-1949年这个时期的历史都称作中国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的科学定义，其理论依据在于，要阐明中国近代史所涵盖的那个社会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在那以前，中国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来往不多的、独立发展的封建社会。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定以后，中国的国家地位和主权受到很大损害，而且随着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种损害变得越来越巨大。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往往要打上帝国主义侵略的烙印。看起来中国是独立的，但国家主权却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侵害。中国的这个社会性质，不仅在道光以后的晚清社会没有改变，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改变，就是在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以后，也没有改变。只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才改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往后更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个国家是一个主权在民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虽受国际环境影响但不受外国干预的独立的国家。这就是说，1949年10月1日前后的中国国家性质、社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依据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的这种认识，这一派学者认为，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这一段历史都应该称做中国近代史。因为在这110年里，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变化。
本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当时的讨论集中在分期的标准上，但也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下限问题。当时主流的意见，把中国近代史定在1840-1919年的时限内。但也有一些人主张，应依据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把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都称为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据《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注：《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载，似乎是林敦奎在1956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提出的。据报道，林敦奎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延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注：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28页。）接着，荣孟源在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章，开宗明义说：“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他分析道：“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假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目前止作为中国现代史，那么所谓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半，而现代史却包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其科学性来说是不妥当的……1949年以前，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现代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近代史，那时中国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按两段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来区分历史是应该的。但在今天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改变，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改变了，再保守着旧日的样子划分历史阶段就不妥当了。”（注：荣孟源：《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46页。）再接着，李新在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中写道：“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的性质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划分为近代史(1840-1919)和现代史(1919-1949)，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为了方便起见，把它称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注：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原载《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合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3页。）显然，李新也是同意中国近代史实际应该包括1840-1949年的历史的。此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讨论中，李荣华、赵德馨也同意上述主张。（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02、207页。）
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些折中的意见。如戴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讨论中指出1840-1949年的历史是否叫做近代史，值得商量。因为说近代史、现代史实际上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含义；什么时候算近代，什么时候算现代，似乎很难说。他建议“把1840-1949年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史”（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28-229页。）。这一意见，在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也得到了反映。（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30页。）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近代史、现代史的名称沿用已久，“突然改变恐难合于习惯”。（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28、230页。）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主张如何？前述荣孟源的意见可供参考。荣孟源当时是近代史所办公会议的成员。据他后来回忆，50年代初参加近代史所所长办公会议的同志都同意这一观点。刘大年1959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注：原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转引自《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一文中以及1964年在向外国历史学者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时，也持这种观点。刘大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注：《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494-495页。作者在此文中还就分期问题做了长篇讨论，此处不赘引。这里顺便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77年恢复研究工作起，即明确1840-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史都是它的研究对象，该所的出版物和主办的刊物都以此为准。）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开篇就说道：“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学者们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其中，李侃著文，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注：李侃：《中国近代“终”于何时》，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另，80年代初期还有人著文评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如曾景忠《中国近、现代史划期问题述评》（《百科知识》1983年第10期）、来新夏《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上举两文都倾向支持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下限。）陈旭麓亦在稍后撰文论述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认为“近代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应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应把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注：陈旭簏：《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以上可见，对于1840-1949年间中国社会的性质，今天中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接受依社会性质相同，把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这一看法的。可是实际上，依照习惯，尤其是大学历史系方便组织教学的习惯，许多人仍照旧把这一段历史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而所谓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还要指出，除了个别小册子作了一点探索外，还没有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是按照1840-1949年的时限来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这种现象，今天是到了澄清的时候了。
（三）
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
十来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注：参见李时岳《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页；又见同作者《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汪敬虞曾评论这一观点说：“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对这一新的解说，我一直萦怀于心。我觉得这种解说有一定的新意，又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一时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说法。它看到了半资本主义（按：半资本主义未必准确，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对它作了充分的估计，是它的长处。但如何估计半资本主义的因素，颇为困难。中国社会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即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产生了，那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带进来，且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如果说中国刚刚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就有半资本主义的“上升”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很难以说服人。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和买办企业的夹缝中产生出来，在19世纪90年代才有一定的增长，这当然可算作中国社会里的半资本主义因素。如果以此为准，则“上升”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这样，“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就解释不通了。
说近代中国“沉沦”，有合理之处，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说服人。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思索良久，我提出如下的想法。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也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就在本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为瓜分中国东北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达于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悲喜剧，这个革命失败，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这样解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与“上升”，是否更合理些呢！
（四）
接着我们要讨论近代中国的革命高潮问题。这是一个饶有兴味且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1954年，胡绳在一篇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一个统率全局的重要概念。它表明作者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区别于解放前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史学家最重要之处。我国史学界虽然在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的表述上，或者在某次革命高潮的评价上，与胡绳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大体上，大家是接受这个概念的。这反映在大学的讲堂上，也反映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出版物上。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框架来结构篇章、铺陈编写的。80年代初，有学者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洋务运动也应该被看成是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样，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持这样观点的学者认为，洋务运动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化，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还有学者对义和团提出了全面的否定。胡绳除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中正面叙述洋务运动和义和团外，还在初版前言中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时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从而全面坚持了三个革命高潮的观点。
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有人批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希图用“阶梯”论或者别的什么论来代替。照我看来，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如果如前面所述，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
已经有学者从这个方向考虑问题。有人主张以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注：转引自陈旭麓前引文。）这个主张，正如陈旭麓所批评的，自成一说，却未尽如人意。（注：陈旭麓前引文。）依我之见，其缺点，一是没有考虑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况，再是第三次高潮拖的太长，也不完全反映历史实际。陈旭麓认为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高潮，“只有二十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注：陈旭麓前引文。）陈旭麓认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存在着三次革命高潮，它们是：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注：陈旭麓前引文。）陈旭麓的主张，从革命的本来意义出发，将20世纪的中国三次革命定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其用意是很好的，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注：胡绳当初所说的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学者们后来概括为“三次革命高潮”，但是，这一概括并非胡绳的本意，只是后来相沿成习罢了。参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11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注：见胡绳前引文，载《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7页。），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我认为应该有七次。它们是：
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第二次，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三次，辛亥革命；
第四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第五次，1927年大革命；
第六次，1937-1945年抗日战争；
第七次，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五）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最近阶段，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历史的当前阶段。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研究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它出现了一些什么较之封建社会不同的东西，形成了怎样新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因此，依据这种理解，依据对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形成和“沉沦”与“上升”不同发展的认识，我提出对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不成熟意见：
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剧变化作出初步反映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重大事件有：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间签定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反映后一方面的，包括林则徐的销烟、魏源的《海国图志》著作和太平天国起义。
1864-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做出强烈反映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抢占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及有关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反映后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有知识分子上层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等下层社会义和团反帝运动。
1901-1915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帝国主义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清政府企图自救而失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成长，其政治代表人物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谋求中国的新出路而失败，袁世凯取得政权，并部分回到清朝统治的局面。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称帝，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也在这一年。
1916-1937年，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国共两党合作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内战，引起社会分化，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国共合作发动大革命，都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
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妄图独霸中国，使中国全部殖民地化，想做西方列强在19世纪内想做而未做到的事。但时代变化了，日本侵略引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国共两党面对日寇侵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经过八年抗战，赢得了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它是标志中国社会向上发展趋势的典型事例。这一次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中国近代史的转折具有根本意义。
1945-1949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尊严，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到了起步条件，把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时机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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