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若干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对外贸易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90年代初取消出口经营亏损补贴并放松进口限制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从实证研究的层次上看，中国比较优势的状况及其变化深刻地反映在若干贸易结构问题上。因此，深入分析这些结构问题是判断中国对外贸易长期趋势的基本依据。
一、贸易方式结构与利益分配
1.加工贸易的发展与趋势。
从80年代末期开始，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就占有三分之一的比重，199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即达到38.2%，1991年以后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96年达到50.6%，1997年则达到52.3%。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中，另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是一般贸易，它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年它的比重近50%，1997年降至近36%。90年代的发展趋势表明，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
所谓加工贸易，指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是为了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出口，而政府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配件给予免征关税的优惠。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两项。来料加工企业不负责经营，只收取工缴费；进料加工企业自己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这两种贸易方式的税收政策不完全相同：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不征收国内增值税，也不退税；对于进料加工中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进口料件不征国内增值税，而进料加工中使用的国内购买料件则必须先征17%的国内增值税，产品出口后再给予9%的退税。但这两种贸易方式的进口料件都免征关税。而对一般贸易中进口的商品，通常不仅征收关税而且征收增值税。这就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90年代初期，中国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是：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等四类。1993年易货贸易方式曾经一度上升，但昙花一现，1994年就大大萎缩，而从1995年起，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成为第五大贸易方式。
表1显示，进料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方式，一般贸易从第一降为第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虽略有下降，但仍稳居第三。外商投资品进口受关税政策影响出现下降，保税仓库贸易取代易货贸易成为第五大贸易方式。
2.加工贸易方式中的利益分配。
加工贸易出口值与进口值的对比，可作为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反映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但是它受到国内外市场价格因素以及营销环节价格转移因素影响，因此，增值率的高低可视为生产者经济利益的指标。1991年全国加工贸易增值率为1.30，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4年跌至谷底1.20，1996年有所转变，上升为1.35，1997年再升至1.42（见表2）。
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增值率也有差别。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中，外商或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处于包买商的地位，而生产加工企业或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只是单纯的生产者，不介入经营环节，双方的利益分配取决于谈判，利益分配透明度较高，因此90年代初虽然增值率较低，但后来逐步提高。进料加工贸易的利益分配较为复杂、隐蔽。虽然进料加工的购销权可以由生产加工企业自己掌握，但1995年和1997年外商投资企业在进料加工贸易中的份额分别占到74%和82%，购销经营环节支配权基本由外商控制，因此，价格转移因素和进口料件走私都可能影响利益分配结果。1993年和1994年进料加工增值率很低，与中外双方利益分配不合理明显有关。
3.关于加工贸易政策的争论。
1995年和1996年，官方和学者曾就保留还是取消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发生过争论。主张取消的理由：一是免税进口品太多，减少了关税收入；二是免税进口料件引起了走私，冲击了国内市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而且仍然有人坚持，但最终没被官方采纳，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1)如果取消进口免税，必然不能维持原来的进口量，关税也增加不了多少，1996年外商投资品进口锐减，就是一个证明。而且取消进口优惠，会使相当外商投资企业难以经营，停止投资，甚至撤资。即使增加一些关税收入，其结果也得不偿失。(2)免税进口料件引发走私，冲击国内市场，可以有别的治理办法，不一定要采取取消的措施。1996年4月1日起采取的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加强了监管，应当说是有效的，1996年和1997年加工贸易增值率明显提高。当然，增值率提高可能反映综合效果：或是产品附加值提高；或是外商价格转移程度减弱；或是监管力度加强，减少了走私。前两者的作用不大可能有如此快速的短期效果，即便有，贡献效果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看来加强监管还是有效的，不一定要采取取消优惠政策的做法。
4.加工贸易发展的理论启示和完善思路。
加工贸易在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有以下几个深刻的经济原因：(1)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大趋势下，企业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潮流，它反映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内分工的客观要求。在新技术革命以前，各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不同产业之间，因此形成产业间的分工与贸易。新技术革命不仅创造了新兴产业，而且使传统产业发生了革命，各国的比较优势在传统产业内部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的分工和产业内贸易；而随着新兴产业的普及，新兴产业也加入了这种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化，形成国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中国大陆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国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深刻反映。(2)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仍然集中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上，仍然缺乏以资本集中所反映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以高技术所反映的创新优势。随着世界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革命，使中国的比较优势愈来愈不可能完整地占据某个产业，而只能部分地占据产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愈来愈不可能依据产业间分工开展国际贸易，而只能依据产业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这是一般贸易萎缩、加工贸易发展的深刻原因。(3)中国大陆加工贸易的必然发展，是借助港、澳、台经济整合的机遇才能成为现实。因此，港、澳、台同胞在大陆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是大陆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若没有港、澳、台因素，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也在中国投资并发展加工贸易，但速度要慢得多。加工贸易的发展极大依赖于国际贸易口岸的各种便利条件和运输成本，而香港对加工贸易的贡献，恰似天赐其便。利用地缘优势、民族文化优势，香港、台湾对大陆的产业转移，构筑了两岸三地产业内分工的新框架，加速了加工贸易的发展。
上述分析说明，完整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不应该是违背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方向，而只能是提高加工贸易的水平并争取更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由此出发，政策思路应主要是以下三方面：首先，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土地成本的上升，加工贸易要提高档次，发展劳动密集度低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度高一些的产品，并把劳动密集度最高的产品和行业推向内地，实现梯度开发推移的政策目标。其次，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的各项监督，规范市场秩序，防止不合理的利益流失和转移。再次，中国大陆的外贸企业已经很多，一般贸易萎缩，外贸企业经营困难。应当鼓励外贸企业转变观念，积极介入加工贸易的业务经营领域，政府应给予它们与外商同等的政策条件，使之与外商公平竞争，这样可以防止加工贸易的利益过多地向营销环节倾销，过多地向外商倾斜，提高生产者的谈判地位，争取更合理的利益分配。
二、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
1.出口结构并不完全反映国际分工。
中国大陆的文献中通常用农产品、轻纺产品、机电产品三个类别标识出口结构，并往往把它与国际分工联系起来。1995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按照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的联系，似乎中国的国际分工已经发生重大的跃迁，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按以上三种类别划分出口结构，基本是农、轻、重产业划分的反映，用来分析其他问题也并无不可，但用来分析国际分工就不完全正确，而且会有重大失误。
这种结构划分，基本反映的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没有反映产业内分工，而且也不能说明新技术革命对产业进步的影响，因此很难表现当代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状况以及各自的国际分工地位。例如，日本和马来西亚同样生产汽车产品，日本丰田公司生产汽车的关键零件，马来西亚生产其他部件并负责组装。马来西亚进口日本的零部件，但出口整车产品，包括向日本返销，两国的国际分工却明显不同。又如，中国大陆大量生产服装成衣，但从日本、韩国进口布料和化纤原料，经过香港的公司销售到北美、日本，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三者之间的分工体系。按照原产地规则，这是中国制造，似乎中国在该产品生产中具有最重要的国际分工地位，实际上在这个国际化生产链条中，中国处在相对次要分工地位，因而当地附加值的比例最小。再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其中有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比重甚至相当高，按照旧式产业分工理论，即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进口农产品，落后国家生产农产品，进口工业品的贸易理论，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是低的，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可见，一个国家出口什么产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用什么技术和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同样生产谷物，即可以用刀耕火种生产出来，也可以用最先进的生物化学技术、机械技术生产出来，谷物产品本身已不能反映两者间的国际分工地位，而只有通过生产技术来区分两者间的国际分工位次。
在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下，只有极少数产品和行业的比较优势完整地掌握在一个国家或极少数国家手中，如某些尖端电子工业产品和航天航空工业，而大多数产品和行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产业内部的分化、组合，各国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内的分工体现出来，依据生产经营环节的不同来排定其国际分工位次，因此，凭借出口产品的产业类别来判断其国际分工地位已经很不准确。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是以工业制品为主，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是以机电产品为主，但这些现象都完全不能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位次。
2.国际分工位次的定义与中国的目标。
根据国际比较优势在产业内部分化的事实和产业内分工理论，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不完全通过产品本身反映出来，而主要是依据各国在同一产品的生产经营中占据哪个环节来判别，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所提供的附加值（或产品增加值）不同，因此，国际分工位次是按各个环节提供的产品附加值的多少来区分。按照这个定义来分析，目前的现状是，无论中国出口哪种产品，其国际分工都还是低的。依据产业内分工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也有资本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中国当前既生产和出口计算机等高技术产品，也生产和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等传统产业的产品，但在这两类生产中，基本上都只是占据最简单的生产加工环节，提供最少量的产品附加值。因此，我们既没有理由因为能出口计算机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只能出口轻纺产品而感到前途无望。
目前中国对出口贸易的政策指导目标的理论背景是错误的。有关当局对出口贸易的政策指导语言通常是：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档次；或者是，增加机电产品出口，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等等。作者过去的文章也经常使用这些语言。在这种政策口号的误导下，地方和企业不管有没有条件都去发展汽车和计算机等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形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其结果只是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产品附加值并无明显增加，国际分工地位也不可能明显提高。而且事实上中国的出口品不可能都变成机电产品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类别比例的改变在一个时期内也是有限的。中国的比较优势现状决定了我们仍不能忽视轻纺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由于这种政策语言的理论背景是旧式产业间国际分工理论，它与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潮流恰好是相反的，因此是错误的。依据产业内分工理论，正确的政策指导目标应当是：生产结构高级化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个政策向对于任何一种出口产品都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意义。生产结构的高级化，意味着在任何一种产品生产中，我们都要努力去占据更重要的生产环节，或在更重要的生产环节积累我们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们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优势，但上游原料生产环节尚不具有很强的优势，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往往流通环节的附加值最高，因此，在有条件的产品出口中，要培育中国的国际营销网络，力争占据国际营销环节。中国未来是制造业大国，中国攀登新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力争在大多数制成品生产中占据比较重要的生产环节，而把较不重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内地或更不发达的国家；力争在一部分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占据国际营销环节，承担国际化生产的组织工作，而不直接生产这些产品。
3.实现目标的技术路线的政策。
根据中国攀登国际分工位次的战略目标，中国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现有产品和行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研究和发展附加值高一级台阶的生产环节的技术，在这个台阶上积累比较优势。中国技术政策应当鼓励有更多的技术投入和创新发明应用在这个台阶的生产环节上，从而才能实现生产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位次的提高。
就绝大多数民用工业生产而言，中国都不具备将最新的世界级创新发明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比较优势和相互竞争优势条件，因而将大多数资源用于追求世界级创新发明的技术研究开发上，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福利效果，单纯追求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为目标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政策，在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上是极不明智的选择。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投入技术研究的财力还有限，应当主要用于能较快产生收益的地方，世界级的创新、发明应当让富国去干，穷国勉强去做，不仅难以企及，而且往往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
4.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
产业内分工理论以及按产品的生产环节依次争夺更高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思想并不排斥按产业分工国际比较优势转移的作用和意义，相反，产业政策的指导应当溶入争夺更高国际分工位次的战略目标中去。
虽然在大多数产品和行业中客观上都存在各国比较优势在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布，但并不是每个产品和行业都会发生产业内贸易现象。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发生一般还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流程易于形成产业内的国际分工；二是各国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生产环节的差异比较大而且明显，例如发生产业转移的那些行业或如小岛清所说的“边际产业”。纺织品和电子产品之所以成为中国与东亚经济产业内分工贸易的主要产品，就是由于其产品特性适合产业内分工，而且各种比较优势在不同环节的差异较大，以至于出现产业转移。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就是不断去搜寻和发现具备这两个重要条件的产品和行业，并对国内的生产和出口给以及时指导。
在当今世界经济变动中，传统的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由于发达国家（包括韩国）国内成本上升，环保要求严格，其中不少生产环节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因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较强。199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船舶生产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正是反映了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电脑的周边产品技术也已经标准化，正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产业政策要及时研究我国在这些产品和行业的哪些生产环节积累比较优势并如何依次争夺更高台阶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可见，产业政策的研究对象，一是不同产业内主要生产环节国际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二是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比较优势的积累。
三、市场结构与多元化目标
1.出口市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依次是香港、日本、美国和德国。9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口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韩国、新加坡、台湾省成为中国大陆的重要市场；其次是1992年中国与美国爆发贸易冲突之后，中国改变统计口径，逐步剔除通过香港转口部分，香港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下降了（见下页表3）。
1996年上述9个主要出口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近80%，1997年为76.5%。中国出口市场的集中状况反映了三个基本特征。(1)高度依存发达国家市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始终是中国高度依存的出口市场。1996年这些国家的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8%。由于发达国家与我国在绝大多数产品生产中比较优势的差距最大，形成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可能性也最大，生产结构的互补性最强，高度依存发达国家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从理论上说，国际分工位次愈低的经济愈依赖国际分工位次高的市场。在中国工业生产的国际分工位次真正攀登上一个新台阶之前，高度依存发达国家市场的状况就难以改变。但是，具体依赖哪个发达国家市场，则取决于别的因素。(2)外来投资带来贸易，产业内分工创造市场。90年代以来，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省成为中国大陆的新的投资来源地，在投资带动下，贸易迅速发展，随着产业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双边贸易扩大，成为中国大陆出口的新市场。(3)香港转口贸易中心的特殊作用。香港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国际营销队伍，加上自由港的优良基本设施，把大陆产品推向美、日、西欧市场。90年代以后，再加上投资和产业转移，增加了产业内分工优势，因此香港市场对大陆的重要性有增无减。1993年以后即便在统计中剔除了转口贸易部分，但香港市场依然雄居第一。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出口市场的变化也难以摆脱上述三个基本特征所反映的经济规律。美国由于市场大，华人经济联系广泛，对中国出口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日本依靠东亚经济一体化，将中国纳入东亚产业分工体系，市场的重要性更具有产业分工基础。欧洲联盟成员能否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重要性上升，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而也是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的重要方向。欧盟市场的上升，将主要取决于：欧盟成员对中国的投资比重能否上升，欧盟成员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是否放松；中国在欧盟市场的营销努力是否得到重视和加强，包括当地华人经济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利用。
2.多元化目标的投资贸易政策。
中国外贸管理当局早在三、四年前就已提出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但并无自己的实际措施，而韩国、新加坡、台湾省成为大陆的新兴市场，并不是实施当局多元化政策目标的结果，而是东亚地区成为中国大陆投资来源地，产业转移和产业内分工的结果。而这在中国大陆的利用外资政策中，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市场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依据的是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要实现多元化市场目标，不能摆脱这个规律。中国要实现市场多元化目标，可以努力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扩大和开辟欧盟市场；二是巩固和发展东亚新兴市场；三是开辟印度支那潜在的市场。
从国际分工位次来看，中国工业生产比较优势的档次略低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省，而略高于越南、缅甸、老挝等国，与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相当。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市场方向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双方优势较接近，分工有局限，市场前景不会很大。东亚经济通过投资带动贸易，产品部分返销，成为中国出口市场，保持和扩大这种态势是多元化目标的新生长点。印支各国是刚开放不久的国家，劳动力和资源亟待利用，其工业生产在最初级的生产环节具有最强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在这些生产环节则正在丧失优势或即使丧失优势。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大多数行业都出现过剩，特别是纺织行业，面临压锭限产的急迫任务，但消极地削减边际产业，需要支付庞大的财政成本，而且要出现生产设施闲置的损失。当初东亚经济在出现结构转型时期，对边防产业采取投资转移的办法，不仅大大降低了调整成本，而且使自己和东道方都获得收益。因此这是中国可以仿效的办法。
中国可以利用与印支各国的地缘优势，通过投资将纺织等边际产业转移到越、老、缅等出口开发区或其他经济区域，其制成品可以从这些国家向北美、欧洲、日本出口。这样既使印支成为我资本品出口市场，又使之成为我制成品出口基地。近两年，中美贸易磨擦，欧盟对我贸易限制，日本对我不满，对我国无限制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不利的国际环境。如果我国将一些出口生产疏散至印支各国，显然有利于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这就是向外转移边际产业比向中国内地转移有利的一面。
中国已有不少海外投资，官方统计偏小，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大约为160亿美元（1994年底累计数，不包括利润再投资）。作者估计在200亿美元以上。但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目标是不明确的，指导也很乏力。除了获取资源的投资以外，生产和贸易类投资基本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转移边际产业没有关系，因此对国内现代化建设成效甚少，亟需改变。要利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以纺织业为突破口的契机，辅以海外投资政策，确立经营印支的战略构想，转移边际产业，降低国内调整成本，在印支，首先在越南建立纺织品出口基地，为21世纪市场多元化打下基础。
3.利用香港因素的政策目标和措施。
在实现市场多元化目标上，大陆利用香港因素的政策目标是：(1)利用香港的转口贸易功能，将大陆产品推向全球。自1992年大陆统计中剔除香港转口贸易后，实际上香港从大陆进口的产品，仍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产品在大陆加工生产，香港进口，然后再转运至欧、美、日。因此，香港一直是大陆实现市场多元化目标的海外跳板。(2)利用香港的投资来源地功能，继续发展大陆与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扩大市场。香港对大陆的投资，既有当地资本，也有国际资本，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往往也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因此香港是国际资本认识中国，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管道。要利用香港广泛吸引国际资本，形成对大陆的营运中心。(3)利用香港的投资中心功能，使香港成为大陆对外投资的中转地和桥头堡。大陆企业向海外投资，包括经营印支，需要大量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的知识、经验和管理技术，目前大陆企业不具备这些条件，应当利用香港的公司和香港的条件。
根据上述目标，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有：(1)稳定和完善加工贸易政策，促进港商在大陆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由于地缘优势，加工贸易主要对港商有利，这是扩大香港贸易和转口贸易的重要条件。取消加工贸易政策，打击最沉重的是港商，对发挥香港贸易功能不利。(2)对香港商业银行在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开办银行业务可以有优先、优惠政策。这一方面可以使香港对国际资本更具有吸引力，增加香港作为大陆投资来源地的功能。另一方面使中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步骤是建立在与香港金融的联接上，以便于实施宏观调控。(3)鼓励香港公司购买大陆边际产业中的企业，由香港公司经营大陆向印支的产业转移和投资。例如，向香港公司出售纺织企业股份，并由香港公司承包压锭限产和财政补贴，由香港公司承担向海外投资和转移产业的功能；或者把压锭限产设施和财政补贴作为中方企业的股份，交由香港公司向海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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