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使命与本质特征及其对管理理论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其对论文,使命论文,启示论文,本质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在科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在管理学科中，几乎所有的权威学术期刊都强调论文发表的理论贡献，然而，中外学者基于近年来的分析与反思却发现，当前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状况并不令人乐观。自20世纪70代以来，管理领域内的理论发展便陷入了长期的平缓发展期，如今学者们所依赖的理论或依旧是30年前开发的理论，或者是从其他学科中引入并借鉴的理论。尽管今天管理学研究在技术层面迅猛发展，问题领域快速拓展，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加，但管理理论却未能获得相应的发展。当前，管理学科理论发展明显滞后，这显然不是因为学科理论体系业已成熟，而是管理学科理论创新处于发展瓶颈的境地。 在一门学科理论体系还相当不成熟的时候，为何出现长达数十年的理论发展瓶颈？可能存在的原因如下：①现有理论的逻辑前提适用性较窄，理论扩展与迁移能力比较有限。这一点与管理学科理论发展的现状是一致的，突出地表现在：学科的元理论发展严重不足，在很多细分领域(如领导理论、组织理论等)小型理论林立，直面现象本质的基础理论与整合性理论的发展严重不足，甚至存在误导管理实践的坏理论；②该领域的学者们发展理论的方式与方法出现了比较普遍的问题，当前管理学科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认识管理实践的需要。如对变革型领导30多年的大量研究，却依然不能发展出变革型领导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不太可能的原因，即管理学科没有多少理论与规律可言，或者是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集体愚钝。 根据笔者20余年学习和研究心理学与管理学的经验观察，并结合系统性的文献分析，深感管理学科现有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本身问题突出：描述性理论繁多，操作性概念与变量不断增生，学科基础理论趋于模糊，盲人摸象式的小型理论建构日益流行。之所以出现这一令人尴尬的学科理论现状，除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之外，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学者长期以来热衷的实证研究范式对理论的使命与本质特征认识错位，对建构理论的科学方法也理解狭隘。对此，明茨伯格曾指出，“在管理学领域和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研究者们都太执著于高深的方法”；“事实上，过分痴迷于追求客观的狭义的科学，只会阻挡科学的发展”。要想改善理论薄弱的学科现状，推动管理学领域的理论创新，需要正确地认识理论的使命与特征。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发展和科学哲学对理论的认识，分析科学理论的使命与本质特征，并探讨研究结论对发展管理理论的启示。 1 理论的功能与使命 检验与发展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按照WALLACE的科学研究过程模型，典型的科学研究包含两种类型：①从理论开始、经过逻辑演绎和假设检验的演绎研究思路；②从观察现象开始、经过实证概括、最终落到理论之上的归纳思路。演绎式思路强调检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而归纳式思路则强调基于现象观察创立和形成新的理论。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中，理论所起到的具体作用虽有所不同，但显然都是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任何领域的科学探索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发展。 HEMPEL认为，科学具备两大基本功能：充分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建构理论，并通过理论解释和预测事件与客观对象。由此看来，一方面，充分地探索和描述所研究的对象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基础，没有坚实、充分的现象与事实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就会出现盲人摸象式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仅仅有现象描述也不能发展科学，还必须开发出具有完整解释和预测现象能力的科学理论。 在笔者看来，理论作为一种人造物，必然具有服务于人类的目的。理论的特征是由其功能与使命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笔者认为，理论的使命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和预测认识对象，并指导人们合理地利用和改变它，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一门科学如果没有理论的发展，将只能停留在描述观测现象的水平上，而无法在描述现象的基础上给出一致性的解释，更加难以预测那些尚未观测到的事件和现象，更不用说根据理论去利用和改造客观对象。 理论的解释功能要求理论对现象本身和其背后的原因构建一套合乎逻辑的分析和说明，为研究对象的存在及其当前与过往的状态和变化提供一套合理化的解释。理论的解释功能使人们相信被解释的现象确实会发生或者真的发生过，而且，这一解释可以被检验，然而，由理论而来的“解释”的逻辑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也可能只是看似合理，但却不完全符合甚至是违背真实情况。例如，关于人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曾长期被用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但却是相当片面的。由此，一个理论对相关现象所做的解释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正确性；且理论解释也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例如，对行为动机，归因理论从现象层面进行解释，认为一个人把某一行为结果是归因于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对后续行为动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期望理论则从个体心理过程的角度分析预期的目标效价和实现目标的期望概率对动机强度的影响；自我概念理论则首先假设在个体的心理世界存在一种微观实体，即自我概念，认为个体的自我概念不同是行为动机呈现出个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成就目标理论与自我概念理论对动机的解释逻辑类似，只是前者聚焦于目标定向这一更具体的未来自我与成就行为的关系。 理论的预测功能旨在帮助人们对未知的或者尚未发生的现象和结果做出明确的预测，考察理论预测的结果是否为真是检验和淘汰理论的主要途径。好的管理理论应该能够预测一定的管理实践体系实施后的结果，以及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此外，应用好的管理理论也会帮助企业认识自身当前的运行状态及其未来演变的可能结果。 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人们对研究对象加以合理利用和改变。尤其是，当研究对象对人类具有价值，或者研究对象当前的状态存在不足和问题时，人们可以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选择什么管理措施，或如何推动组织与管理变革，这都与理论的指导功能有关。当然，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自然需要建立在人们正确地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理论发挥“指导”功能需要以前述的“解释”和“预测”功能为基础，同时也是上述两种功能的逻辑延伸。 一个理论只有兼顾这3种功能，才能称其为一个完善的理论。如果一个理论只能停留在解释水平上，而不能预测相关现象，那还很难说是好的理论，甚至还有可能是错误的理论。从判断理论好坏的标准来看，能够预测和指导人们改变客观对象是更加重要的。试想，如果一种管理理论只能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企业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无法帮助预测管理措施或管理行为的效果，就更不太可能引导人们完善管理，那么这种“马后炮”式的理论解释的意义将十分有限，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很难有效统一。就像中国人说的“缘”这一概念，人们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缘分”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人际聚散的原因，但无法预测未来的人际聚散，更加难以指导现实的人际交往活动。人们也很少把“缘”看做一种理论，虽然人群中客观存在大量的“缘分心理”现象。由此，本研究认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解释、预测和指导人们合理利用与改变的完整结合才是理论使命的完成。这一点对管理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因为随着社会与文化的进步，管理越来越需要扬弃那些从历史中带来的违背人性和割裂社会责任的成分，越来越需要融入人性与社会责任，这就需要管理学能够为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引导管理实践不断走向进步。 在管理学科中，理论的上述3项功能得以实现的程度有一定的差异。管理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管理实践，现有文献偏重于认为管理理论应为观测现象提供一致性的描述和解释。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管理学者为认识当时的组织管理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模型，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管理实践的基本特征。当研究者观察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营发展存在差异时，或者企业员工在创造力上有所差异时，他们又提出多种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遗憾的是，管理理论在预测和实践指导上所发挥的作用至今还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当前不少管理理论满足于描述和解释已有的管理实践，对研究管理实践的理想状态重视不足，这使得管理理论更多地在发挥着“背书”管理实践的作用，而不能基于未来趋势去引领管理实践的发展。甚至是，一些劣质的管理理论对人和组织持有错误的假设，而这些理论又通过管理教育得以传播开来，并最终破坏了企业组织中一些积极的管理实践。 据笔者观察，当前管理研究中对于理论使命的认识存在重解释而轻预测和实践指导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利于管理学科的长期发展。解释管理现象固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但却不足以帮助人们超越眼下的管理实践，并为组织管理活动的进步和革新指明方向。由于管理实践自身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会对同一现象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忽视理论的预测和指导功能，将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具体来说，将会误导学术共同体判断理论好坏的标准，导致低质量的理论得不到淘汰，日积月累并逐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最终会阻碍管理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完整地理解理论的使命并依此建构和检验管理理论，自然要求学者们必须面对真实组织情境中的管理问题和现象，并在反复的实践检验中丰富、发展或淘汰理论。这时候对理论的误解将很难长期存在下去，更难以大面积传播。然而，管理研究的现实似乎并非如此。究其根源，需要分析理论的本质特征，并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主流管理学文献对理论的片面理解。 2 主流管理学文献对科学理论特征的普遍误读 理论是什么？对于这一高度抽象的问题的认识，管理学领域的西方学者本来存在很大的困惑和不一致，但在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中，他们的认识似乎越来越相似了。MERTON将理论视为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能获得实证性检验的若干命题。BACHARACH则认为，理论是在一定的边界假设和限制下对概念之间关系所做的陈述，是一个由概念和变量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概念之间通过命题联系在一起，变量之间则通过假设联系在一起。CORLEY等认为，理论是概念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述，其目的在于说明特定的现象如何以及为何产生。在行为科学领域，KERLINGERF对理论的界定比较流行，他认为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构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现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现象。陈昭全等将理论区分为抽象的理论和操作的理论，认为抽象的理论由概念和命题构成，而操作的理论则由变量和假设构成。 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对理论属性的认识都是对某些理论陈述本身的特征与构成的归纳，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以及理论何以能够承担起自身应有的功能。目前，西方主流管理学者普遍认同的理论特征有：理论表明的是在相应的逻辑和假设前提下对于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解释，在这个系统中，概念与概念之间通过命题相联系，变量与变量之间则通过假设联系在一起。此外，在主流的管理学文献中，理论命题与理论假设的表达形式也往往是一致的，只是二者分别出现在概念性论文和实证性论文中。 上述对理论的界定自然难以统一管理学界对理论的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从相反的方面入手，探讨“理论不是什么”。SUTTON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管理学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成为管理学者们鉴别“什么不是理论”的重要参考。他们认为，一篇论文中以下5个部分内容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①参考文献和引用。在研究中借鉴前人的理论或研究成果不可回避，但仅仅列出文献信息、理论名称或者是概念名词都不能称作是理论。关键在于要明确地揭示出所引理论中哪些概念与论断是与当前研究相关的，并且这些引用在理论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②数据。实证证据有助于验证、修改或者否定现有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新理论的发展，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理论与数据在行为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数据用于描述研究者观察到怎样的实证模式，而理论则用于解释为什么研究者能够观察到这些实证模式。③变量与构念。变量与构念是对研究对象抽象化的表征，是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区分出不同的变量或者构念本身并不能够构成理论。BACHARACH指出：单词的组合不会自动成为句子，构念与变量的组合也不会必然产生理论。④图表。在理论建构中，图表有时候是一种有效的表现形式和思维工具。尽管方框和箭头组成的图表可以清晰地告知人们概念之间的关联模式和因果顺序，但它们不大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⑤假设。在当前的实证研究中，假设是连接理论和数据的桥梁。在WALLACE的科学研究过程模型中，假设发挥着将理论关系操作化的作用，然而，理论模型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一组假设关系。假设陈述不会也不应该包括特定的实证关系之所以出现的逻辑论证。换言之，假设陈述应该清楚地告诉人们在实证研究中可能会观测到什么，但不会解释为什么出现相应的结果。 SUTTON等对以上5类“非理论”成分的总结和发现是源于他们长期担任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经历。目前，管理学界的学者们逐步努力地避免将理论与上述5类非理论成分混淆或等同起来。遗憾的是，管理学科内对于理论的片面理解并未得到质的改善。在上述5类非理论成分中，虽然罕有学者简单地将引用前人理论或文献、描述数据分析结果视作发展理论，但仍有大量的研究将陈列变量与构念、绘制变量关系图以及提出和检验假设等同于理论的发展。 当前管理学界对于理论的这种认识是否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科学理论的特点呢？对于这一问题，本研究尝试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以研判。 (1)从内容上分析，理论拥有多种不同的基本形态 章凯等的研究表明，在成熟学科的理论发展中出现了5种不同的基本理论形态：①结构型理论，旨在揭示事物的内在结构；②本质型理论，旨在揭示事物本质属性；③关系型理论，旨在揭示不同事物或现象间相互关系(又可细分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④演变型理论，旨在揭示事物及事物间关系的演变趋势；⑤元理论，着重于审视学科性质和现有理论形态。其中，元理论处在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最基本的层次，本质型理论、概念型关系理论和演变型理论处在较为抽象的层次，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处在较为具体的层次。具体性较高的理论形态的发展往往展现出一个学科研究繁荣的程度，然而，只有抽象性更高的理论形态得以较好的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学科的良性发展和逐步成熟。在当前的管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是结构型理论和变量型关系理论，本质型、演变型和元理论都存在着发展不足和研究匮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前文所述的理论定义不无关系。正是由于学者们对于理论的理解多局限于“构念”、“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才使得有关考察对象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发展不足，也使引导学科发展的元理论很难发展起来。 (2)从理论的表达形式来看，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主要的理论表达形式可能有显著的不同 在物理学的力学、电磁学、热力学中，理论通常以概念界定和变量关系的形式出现。例如，牛顿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加速度)同其受力状况和自身质量的关系。这一理论表达形式与管理学文献中的理论形式描述较为一致；但在化学中，许多重要理论都不是通过变量关系或构念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来表达的。例如，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结构与分子运动论、元素周期律等；在生物学中，细胞理论与遗传规律也不是通过构念之间或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来表达的。从上述多学科的比较可以发现，理论表达并没有统一的形式，提出理论的关键是服务于认识研究对象的目的。选择怎样的理论表现形式，应该服务于问题研究的需要，服务于学科发展和理论使命的完成。DUBIN对理论的界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将理论看作人类对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侧面尝试进行的模拟。由此，可以认为基于概念或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来构建理论，显然只是表达科学理论的多种可能形式之一。 从理论的表达形式和科学发展史分析，现代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经典物理学理论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所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便体现在前文有关理论的描述性定义上，即认为理论表现为一系列的命题或者是假设，其实质是不同的构念或者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的这一表现形式适应了物理学探究物体运动变化并构建理论的需要，然而，相对于物理学中的研究对象而言，管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组织及组织中的人——表现出复杂的社会联系，这一点与化学强调物质构成与结构或生物学强调细胞和系统更为相像。仅仅基于概念或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来建构理论并据此认识组织和人，目前看来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变革型领导在当代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得到最多重视，其表现形式就是变革型领导的4个维度以及与其他前因、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根据VAN KNIPPENBERG等的分析，对变革型领导进行的大量研究直至今日依旧没有产生一个实在的、好的变革型领导理论。由此可见，管理学中的理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变量或构念之间的关系，而应对其他可能的理论形式保持足够的开放性，真正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中心来建构和检验理论。 (3)从对理论属性的界定来看，管理学文献对理论的界定是对理论表达形式的一个描述性定义，而且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归纳性界定 虽然一些学者在界定理论时也强调了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功能，但对理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并无任何约定或描述，更没有为保证理论能够实现其解释和预测功能提供任何边界条件。事实上，对理论的如此界定已经让很多管理研究者认为：只要提出新的概念关系或检验了新的变量关系模型，理论贡献就有了。于是在学术期刊中新的变量关系模型不断发表，而不管这样的模型与真实世界的管理现象有何联系，也不用太多思考这些模型针对什么学科问题，在学科发展中有何意义，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大量管理学研究明显脱离实际，管理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管理现象，管理研究在管理实践体外循环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按照KUHN的观点，科学既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也体现为学者们基于一定范式的专业活动。管理学研究出现上述状况而缺乏足够的自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偏差的学科范式代代相传。对理论属性与特征的描述性理解是这一备受诟病的研究范式得以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3 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 鉴于管理学界当前对理论本身的认识偏差，有必要把眼光转向理论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看看为了承担起理论的使命，人类创造的理论究竟为何物。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论为何物：在自然世界里，液态的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固态的冰或者气态的水蒸气。对于这一司空见惯的物理现象，可以解释为这是由于水会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状态的变化。显然，这只是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描述，并没有深入揭示水物态变化背后的原因。如果进一步解释为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水会出现状态的变化；水在高温下可以变成水蒸气，在低温下可以变成冰。这一解释已经揭示了一个真实情况，即温度是引起水的物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但还是没能解释为什么在常温下水是液态，而铁是固态，氧气是气态，也未能解释为什么水的沸点会随着大气压的升高而升高？鉴于此，就事论事往往很难建构起一套较为深刻的理论，好的理论既需要充分地描述所观察到的现象，也需要揭示现象背后的机制或过程，以及这一机制或过程中蕴含的实体。 在上述例子中，如果没有水由分子构成和分子运动论的思想，就很难对观察到的水的物态变化提供完美的解释。分子就是水在不同形态之间变化这一现象背后的实体，肉眼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客观存在；分子运动会随温度、压强而变化就是背后的过程。换言之，物理学家是在深入探讨水的构成及其分子运动规律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的理论和规律，从而完整而准确地解释、预测水的物态变化，并可以指导人们运用这一理论创造条件改变水的状态，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类似地，霍金在论述宇宙的起源和性质时对理论所持的一种朴素的观点同样富有启迪。在霍金看来，理论是“宇宙或它有限部分的模型，以及一套把这模型中的量和人们做的观测相联系的规则”。这一理解强调理论是对于观测对象的抽象和超越，并从理论模型中推演出一套规则，将理论模型预测与不同的观测结果联系起来。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HEMPEL对于理论的界定能够较好地概括理论的本质特征。HEMPEL认为，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并且一般说来对于所讨论的现象提供比较深入和比较精确的理解。为此目的，理论将现象看作隐藏在它们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定的定律或原理所支配。HEMPEL的论述和分析虽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理论而言的，但这一认识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在管理学科内也具备同样的适用性。例如，在以理解个体行为动力为主要内容的动机理论中，尽管学者们提出的不同动机理论(如需要理论、成就目标理论、期望理论等)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却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个体行为动机这一现象背后的“实体”——如需要、目标、自我概念等——和“过程”——如期望和目标激活等，也可以通过这些实体和过程来解释和预测动机的属性和功能。 SUTTON等也认为，强理论能挖掘到隐藏的过程，从而系统地理解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强理论会深入到微小的过程，再延伸到周边或上层的概念，联系到广泛的社会现象。它通常会带上一套有逻辑说服力的互相关联的论点。强理论可以指出人们肉眼看不到的意义，其意义可能会与人们的常识相悖。 也许会有人说，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理论或规律。由此，在诸如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之中，追求现象背后的理论规律无异于一种徒劳。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同组织系统以及组织中人的复杂性，但并不能因为组织与人的复杂性就简单地否认普适管理理论或规律的存在。章凯等的研究表明，发展管理的普适理论不仅可行，而且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外企业之间之所以能够在管理实践上相互吸收、学习和借鉴，正是因为管理实践背后潜藏着一致的规律。举例来说，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显然是以西方数十年前的管理实践为基础而提出的，但这些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对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管理活动有着重大的启发。可以说，一旦人们能够揭示出管理活动背后的普适性规律或理论，它们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认识、预测和改变管理实践。事实上，说管理没有普适理论，恰恰表明一些学者错误地理解了理论，局限在现象层面理解和构建理论。 对前文提及的管理学科内的理论界定以及HEMPEL的理论界定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后者对理论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即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定的定律或原理所支配。正是在这样的本质属性和边界条件下，理论才得以实现其功能，即为研究对象提供比较深入和准确的理解。显然，HEMPEL对理论的界定更加有助于全面地发挥理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承担的使命。按照HEMPEL的观点，科学理论所做出的关于基本过程的假定必须明确，足以容许人们对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推导出特定的蕴涵，然而，当前管理学科对于理论的界定只是抓住了理论的表象和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而遗漏和忽视了科学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揭示潜藏在现象背后或者之下的实体与过程，以及它们所遵循的原理与规律。由于管理学者们对于理论的这样一种误读，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使命将很难得以实现，在此理论界定引导下的理论贡献可能导致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平庸结果。 综上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的管理学文献对于理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学科领域内的主流研究都普遍地仅仅将理论视作构念或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关心理论的本质属性不够，关心概念所代表的现象的本质不够，从而无法真正触及理论的本质特征，无法揭示产生现象的实体与过程。例如，研究领导力的学者并不关心领导的本质和形成机制；研究员工创造力的学者也很少真正关心创造力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但这些并不妨碍学者们去搭建和检验领导变量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变量关系模型。只要模型是新颖的、有趣的，似乎理论贡献自然就有了。时至今日，在组织行为学界，关于变革型领导和创造力本身，人们依然知之甚少。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前管理学科对于理论属性的集体误读，使得学者们对于研究的理论贡献存在着认识偏差。在WHETTEN看来，在已有模型中增添或删减变量、增加或改变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识别某一变量关系模型的边界条件等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贡献，而必须深入地拓展或者改变人们对于理论所表征的现象的理解。换言之，如果一项研究无法促进理论使命的完成，便很难构成真正的理论贡献。 4 对管理理论发展的启示 今天，很多管理学者都在呼唤学科理论的创新，但从结果看来有所突破似乎也困难重重。前文分析指出，西方主流管理学文献漠视理论的使命，对理论的属性与特征曲解严重，而且，有研究发现，现行的管理研究范式不利于学科的理论创新。由此，要想扭转当前这一局面，继续在原有的研究范式中进行修修补补恐怕难堪大任，还需要能够正本清源地重新认识理论的本质。为此，本研究对科学理论的使命和本质特征进行了厘定，认为理论的使命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和预测认识对象，并指导相关的社会实践。在理论的本质特征上，本研究引入了HEMPEL关于科学理论的界定，主张理论追求解释规律性，理论将现象看作其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显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受特定的定律或原理所支配。结合前文分析，准确认识科学理论的使命和特征对发展管理理论会有以下两方面的启示。 (1)管理学者在建构和发展管理理论时，需要完整地发挥理论的解释、预测和实践指导功能，并引导管理者承担起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使命 如前所述，科学理论的功能既包含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解释，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理论来预测研究对象的可能变化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利用与改变。管理学科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尤其是，管理学科中的理论往往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即通过管理实践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好的管理理论除了能够准确完整地理解当前管理实践之外，更重要的便是能够为管理实践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例如，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构念“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人际互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国内外的一批管理学者也围绕“关系”概念和现象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和研究。这些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与管理活动中，“关系”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促使一些学者将“关系”视作中国管理研究的独特概念之一，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员工自主意识增强等趋势不断凸显的环境下，管理者如果再坚持传统的“关系”实践便很可能对组织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正因如此，在发展“关系”管理理论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历史和现实，更需要面向未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和把握“关系”在管理活动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好的“关系”管理理论，既需要能够为“关系”现象提供准确的理解和解释，也要避免满足于为当前的“关系”管理实践“背书”，而是要为管理者合理地变革和改变“关系”实践提供理论预测和实践指导。唯有如此，“关系”管理理论的社会性使命才能够得以体现，这样的理论也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管理理论。 (2)HEMPEL对于理论特征的界定启发在于：在发展管理理论的过程中，要重视揭示管理现象背后或之下的实体和过程的深入研究 我们相信，HEMPEL的观点尽管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审视，但在指导管理学理论发展上依旧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回顾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当前学科理论发展之所以停滞不前，关键症结便在于缺乏对于管理对象本身的研究，从哲学上来说就是缺乏对于事物本体的研究。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管理学者发展某一研究主题的一般轨迹往往如下：概念提炼—量表开发—前因后果检验—调节与中介模型—元分析。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其结果自然是概念操作化、变量化，管理学科内新的概念层出不穷，发表的论文数量更是日益激增。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实质上关注的是通过量表加以测量的一个变量而已，研究对象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组织管理学科中，人和组织是两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然而时至今日，学者们并没有就人和组织的本质及其内在过程构建出高质量的理论。以领导研究为例，作为组织管理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领导研究的文献如汗牛充栋，然而有关领导力背后的实体和过程的理论却是乏善可陈。例如，变革型领导作为过去30年间最受关注的领导概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根据VAN KNIPPENBERG等的分析，变革型领导的内涵界定十分不清晰，各个维度的选择标准缺失，维度间的相互关系也不明确。学者们主要是通过包含的维度以及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变革型领导，但对于“变革型领导是什么”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探讨，对于变革型领导赖以形成的实体和过程知之甚少。可以说，变革型领导的相关研究在当前组织管理学科内有着很强的典型性，突出地表现为缺乏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自然也背离了前文提及的HEMPEL对于理论的界定。这样的理论贡献虽然可以较为快速地构建概念与变量关系网络，但事实上并未加深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更谈不上有效地指导领导实践。 当然，在管理学科理论发展的进程中，也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理论与HEMPEL对于理论的界定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些理论往往也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关注的现象是行为动力。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该理论界定的基本实体是个体心理世界中的不同需求，而基本过程则是个体需求出现的自发性及其条件等，而且，个体的需求及其出现的过程受特定的原理所支配。类似地，期望理论同样研究个体的动机形成问题，但VROOM提出了一套新的实体与过程。具体来说，期望理论中的实体是那些能够让个体感受到效价的目标，而期望理论中涉及到的“努力-绩效-奖赏-效价”这一期望过程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 章凯新近提出的动机与人格的目标动力学理论确认了动机与人格这一个体心理现象背后新的实体和过程，即心理目标及其活动的自组织过程，并依据自组织系统的支配原理界定了它们的属性与活动规律。陈晓萍对此评价道：“探索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组织行为学家的共同愿望。从需要理论(如马斯洛、麦柯里兰)开始，到工作要素理论(如海克曼)，到期望理论(弗鲁姆)、公平理论(亚当斯)、自我效能理论(班杜拉)、目标设定理论(洛克)，到意义建构理论(如魏克、格兰特)，人们对人类动机的认识日趋深入并不断提高。目标动力学理论不仅涵盖了所有这些理论的内涵和要素，而且是对它们的一个良好的有机整合。” 从上述3个例子可以看出，非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开发同样可以参照HEMPEL的理论界定，挖掘潜藏在现象之下及其背后的实体和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当学者们在开发理论过程中更多地考察现象背后和之下的实体和过程时，或许会有更多机会发展出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强生命力的管理理论。反之，对理论本质的错误认识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方面，可能使大批优秀的管理学者在严谨的学术游戏中既不能否定不好的理论，也难以真正发展出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会引导很多学者满足于构建在现象层面解释现象的小型理论。在科学发展中，只有解释力强的好理论获得广泛传播并占据主流之后，解释力弱的或错误的理论才会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标签：现代管理理论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预测模型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科学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管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