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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从20世纪初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传入中国以来， 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那就是：
（1）50年代以前的探索和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时期。
（2）50—60年代新中国民族学发展时期。
（3）80年代以来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时期。
提出这样的浅见陋说，并非想率而操觚地对这门已在中国发展将近一个世纪、以民族或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枉自划分阶段，更无意对近百年来几代中国民族学家筚路蓝缕的开拓妄加雌黄。缘是近几年零星拜读一些民族学家的鸿篇巨制之后，深憾未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全貌，又叹难得中国民族的研究精髓。然而，正如唐代学者韩愈所说：“目濡耳染，不学以能”。在民族学家深图密虑的论著教化之下，讵料匪夷所思，不揣自诒伊戚，欲思偶一弄斧。谬误之处诚请大家指正，好在再无鄙吝复萌之心。
一、民族学中国化道路尚需再探索
民族学是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各民族的调查研究，在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为适应当时需要而正式形成的独立学科。一时间，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一批民族学研究团体。如法国的“巴黎民族学学会”、英国的“民族学学会”、德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协会”、美国的“美国民族学学会”等。踊现出像摩尔根、泰勒、麦克林南和巴霍芬等卓有建树的民族学家。
与之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不仅注力于研究前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而且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时，还极为重视民族学的论著。诸如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便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依靠大量民族学资料写成的民族学论著典范。从而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苏联民族学研究，则把人类原始社会史作为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调查，将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学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世界各大洲的民族志材料进行研究。这些都对民族学中国化和新中国民族学发展，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不过，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民族学，主要是这门学科中的进化论派。同时，西方民族学的其他流派也都纷沓而至， 而且译名很不统一。 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最早提出并介绍了民族学的名称和概念，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1928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便组织力量对广西瑶族、黑龙江赫哲族、湖南苗族、浙江畲族、云南彝族等进行了实地调查，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造就了如林惠祥、凌纯声、陶云逵、吴泽霖等一批蜚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家。
由于受旧中国当时的经济落后、政治动荡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想要使大多数学者长期局限于对后进的少数民族开展调查，并不是一件完全可行的事。因此一些有志于科学救国、着眼于对当时中国进行研究以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学者，便认识到将民族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不仅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而且对民族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开展民族学的研究和教学比较合适。这样，民族学家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民族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深远影响。民族学中国化是将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从比较后进的少数民族扩大到比较先进的主体民族，就是把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这便要求中国民族学家一反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学的观点和材料，坚持自己的编著材料，尽量补充和发掘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及现代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民族学材料，以面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实际问题。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产生在30年代，既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家的愿望所及，也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在传播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民族学中国化的内容之一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事社区研究。这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文化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的不同研究。对此，吴文藻当时是说得最明白不过的了：“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会。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者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会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或者对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1]
倡导社区研究、注重实地调查，进行各种地域的不同研究，是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取得重要业绩的突出环节。到了40年代，吴文藻进而开展边政学研究，揭示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民族学中国化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而将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及实践，引导到了可以实施操作的应用道路。加上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民族学家在当时的努力探索和辛勤开拓，使民族学在对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高潮。并在中国化道路上有了重大的迈进，呈现出植根于中国土壤上的民族学研究硕果累累。
从提倡社区研究到提出边政学，是50年代以前中国民族学家探索和实践民族学中国化的两个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固然有其自身的不足和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处于旧中国的遭际之下，终于难免四壁多垒而夭折销匿。但是，民族学中国化的道路和理想，对于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的繁荣发展，仍是一个值得借鉴、尚需继续探索并开拓的话题。
二、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经验应该继承
50年代以来，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取得了卓荦超伦的成就。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对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标志着新中国民族学步入的辉煌里程，也展示出新中国民族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是新中国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创举。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结束旧中国少数民族族称和族体不清楚的状况，在国家的支持和组织下，民族学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特别是与语言学家的合作，完成了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识别。在对少数民族识别过程中，民族学家对“民族”一词的使用和含义作了探讨，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四个基本特征、根据民族意愿、文献资料、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佐证，参照民俗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少数民族族体来源，及其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进行了综合科学的研究分析。由国务院先后正式公布了55个少数民族的族称。这样，加上汉族在一起，中国现共有56个民族。实践证明对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既符合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情况，也成为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家积极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访问团和工作队。民族学家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了解并掌握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民族交往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为当时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及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50年代的中后期，民族学家又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的调查中，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之间的配合，极大地开拓了新中国民族学的研究道路。
顺便一提，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是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又一成功经验，更是新中国民族学家的锐意创造。从1959年开始编撰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等三套丛书，便是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突出成果。惊喜于此，当时曾有民族学家高识远见地提出，民族学一个专业两个方向的学科设置和培养人才的主张，即偏重于历史的民族史和偏重于现状的民族志，两个方向互相配合、齐头并进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及培养坐标的主张。今天，我们饶有趣味地看到，在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的实践中，民族学家们仍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民族史、民族志两个互有侧重的方向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由此可见，民族学一个专业两个方向的主张，仍不失其“初写黄庭”的意蕴所在。
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再一个成功经验，是取自于对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既是当时民族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民族学家难得幸逢的历史机遇。经过1956—1966年的10年调查研究，民族学家以自己亲手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掌握并认识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并据此勾勒出了一部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其中有保持着原始公社制度及其残余的少数民族，有保留着奴隶制度的少数民族，有保存着初期封建农奴制度和比较完整农奴制度的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在当时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国家帮助那些比较后进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历史阶段，与汉族和其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或接近于汉族的少数民族，一起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新中国民族学通过这一研究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丰富了研究实践，取得了举世少有的宝贵经验。
三、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体系
80年代以来，沐浴着科学的春天阳光，中国民族学和其他科学一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1980 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成立， 并于1984年更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1983年专门培养各民族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成立，并经10余年发展后于1994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这些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对民族学研究的需要，以及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结果。同时，一大批有价值的民族学研究论著先后问世，新一代思路敏捷、视野开阔的民族学家脱颖而出。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任务紧迫地摆在了几代中国民族学家的面前。
虽然与欧美国家的民族学及与其关系相近的人类学、社会学在普及程度上相比，中国民族学无论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在学术界的地位，都是极为微弱的。尤其以中国民族学家的大量研究工作和众多著述的面世，更显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位置不堪相称。
但是应该充分看到，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悠久历史传统，何啻于本世纪初西方传入的民族学流派？况且，几十年来中国民族学家注重学科研究但却忽视学科宣传，轻视学科理论建设，以及相对而言的研究人员单枪匹马地孤行己意，这都难免导致社会上对民族学的生疏和冷漠。
因此，民族学家不妨扪心自问，面临着跨世纪的门槛，背负着近百年的中国民族学研究显赫业迹，怎样为中国民族学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天地？恐怕创建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体系，庶几是又一个正在到来的契机。下面三个问题似乎值得民族学家们品评第之。
1、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理论
毋容置疑，自20世纪初民族学传入中国以来，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业已取得令人刮目的成就。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经验，及其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尤为世人称道。如果，民族学家在继续学科研究之际，重视学科理论的建设，必将使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有个互相促进、紧密配合的长足发展。如果说欧美各国民族学在发展中形成的不同流派，产生了不同流派的理论和学术主张，从而推动了西方民族学各个流派的发展和传播。那末同样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完善，中国民族学家将迎来的是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研究新的繁荣。
2、开展对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学研究
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的学科，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也应该研究主体民族。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其人口占今天中国总人口的91%以上，占全世界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人类经过大约二三百万年的进化发展，现在使汉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是值得中国和世界骄傲、惊叹、并好好研究的。事实上，欧美国家的民族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对后进民族的研究，前苏联的民族学研究所也早已将最多的研究者，转入到对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广泛研究。当前国际上对汉民族和汉学的研究，又说明民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理应责无旁贷地开展对汉族的民族学研究，即从偏重于历史的汉族史和偏重于现状的汉族志方面，包括汉族的源流和形成，汉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各个内容加以研究。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学家对汉民族研究的成功，进而引导世界汉民族研究和汉学研究的力量。
3、注重对中国民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中国民族区域文化目前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是指：“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大体形成了区域地理、经济活动、民族迁徙和文化特征相一致的社会文化体系”[2]。 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及其各自不同的进程和演变，揭示出古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反映和推动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共居同处、相互交流、彼此依辅、团结互助。今天中国学术界关于区域经济、区域地理等区域性的研究蔚然成风，有的独辟蹊径地开创了研究上的新领域、新观念和新方法。犹如三四十年代民族学中国化探索中提倡的社区研究和边政学；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民族学家对少数民族识别、社会调查和社会性质研究那样，我们希望对中国民族区域文化的研究，能给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学研究，再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注释：
[1]转引自金天明、 龙平平：《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2]李德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序言》，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