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日本论文,宏观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东南亚各国能否尽快走出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为此，对于日本经济的走势，我们不得不予以极大的关注。同时，日本这两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对于我们处理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关问题亦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日本经济是否陷入新的“复合萧条”？
1989年年底，以日经指数由38915 点的历史最高峰急剧下挫为标志，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不景气。尽管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宣布日本即将或已经走出不景气，但是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以至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萧条局面。近几个月情势更为恶化：
第一，经济萧条，通货紧缩。日本经济自1997年5月开始滑坡， 至今已持续了17个月。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这次衰退时间之长在日本二战后名列第三，而且时至今日仍看不到丝毫回升的迹象。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出现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个季度下降。10月6日， 日本政府又决定将1998财政年度（1998年4月～1999年3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预测从1.9%下调至-1.8%。
第二，不良债权问题严重。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债权问题，是日本经济中最严重、 最难解决的问题。 据日本金融监督厅统计， 截止到1998年3月末，不良债权已上升到87.5万亿日元。此外， 亚洲金融危机已使日本不良债权问题扩展到国外，形成了所谓的“第二（国外）不良债权”。沉重的不良债权问题使得一些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第三，财政赤字问题严重。由于税收减少和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至今为止， 日本积累的长期国债余额已高达280万亿日元，国家财政收入的29%要用于支付利息， 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高达20%。目前，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政府债务最沉重、财政危机也最沉重的国家。
第四，股市、汇率双双大幅下跌。自1998年4月起，日经225种股票指数一路下挫，10月5日，一举跌破13000点心理防线，以12948.12点报收，创1986年1月以来的最低纪录。日元汇率也连跌不休，到8月11日曾跌至147.64日元兑1美元的近8年来最低价格。虽然10月9日以来， 受美国对冲基金投机失败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呈现急剧上扬势头，但是日本的经济基础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元过度疲软的根源仍没有得到纠正。
由此，我们不由想到“复合萧条”这一概念。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义一曾于1992年出版的《复合萧条》一书中提及这个概念。
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平成萧条”时期（1991年4月至1993年10月）。不少经济学家分析认为， 该萧条是由诸多因素引起的“复合萧条”。对所谓的“复合萧条”虽有各种解释，但其基本意思是，导致萧条的原因既有“循环因素”，即消费、库存、生产、设备投资等周期性调整的影响，又有泡沫经济崩溃后产生的“资产紧缩”效应等大量非循环因素的影响。
与那次萧条相比，导致这次萧条的循环、非循环因素更多、更复杂，包括政策失误、金融动荡、信用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等，可以说，从1997年春季开始的萧条具有更浓的“复合萧条”的色彩，是一次新的“复合萧条”。
二、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失误？
纵观近10年来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痕迹。8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的要求下长时间实行超低利率，这是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日本货币当局只注意抑制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注意抑制资产价格的膨胀，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政策失误；在抑制泡沫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当局政策操之过急过猛；而在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上，当局又多次错失良机，以致至今也未能拿出良方。至于1997年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很多人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再次失误。
尽管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整体增长势头一直不尽如人意，但就经济恢复而言，也并不是毫无起色。因为GDP的增长率曾从1994年的0.5%恢复到1995年的2.2%及1996年的3.6%，且1996年的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是最高的。日本政府由此认为“内需不足”的日本经济出现了主要依靠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推动的“自律性增长”势头，该是“重建财政”的时候了，于是在1997年从财政改革的角度下了两剂猛药，一是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还包括停止减税措施等），二是减少公共投资，通过既增收又减支的措施，向减少财政赤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政府预想这次增税引发的紧缩效果最多持续半年，其根据是1989年日本引进消费税时，紧缩效果仅两个月就过去了。
然而，日本政府这一次又失误了。其失误之处在于：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势头并没有政府看好的那样强劲，因为在1996年度3.6 %的增长数字中，既有上半年度公共投资的效果，又有下半年度“提前消费”的刺激（人们赶在1997年4月1日提高消费税之前多购消费品）。提前消费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是刺激在先，萎缩在后。一年多过去了，因增税而引发的紧缩效果并没有过去。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日本政府急于推行财政改革和增税而人为造成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刚有起色的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事实上，就“景气优先还是改革优先”问题，日本国内早有争论。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6月份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称， 如果日本继续目前的赤字财政，“日本经济毫无疑问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崩溃。”日本大藏省由此而认为着手重建财政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少数经济学家有不同意见。例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铃木淑夫认为：“没有经济的重建就没有财政的重建。要刺激消费、投资，要进一步减税，把投资期望提高一些。政府面对财政困难应再坚持一下。”现在看来，作为少数派的铃木淑夫是正确的，而大藏省则棋输一着。
1997年10月、11月，政府接连推出第一、第二次紧急经济对策，都以坚持重建财政为前提，既不减税也未投入公共资金，仅仅是放松管制。尽管放松管制和实施自由化从长远看会有效果，但用于“救急”却无济于事。1997年11月份以来，金融机构频频破产倒闭，使人们产生了不仅是经济在滑坡，而且还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双重危机感。面对如此情境，桥本内阁不得不于1997年12月17日紧急宣布实行总额达2 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同时发行10万亿日元的国债，用以恢复、稳定经济形势。这是明显的政策转移，意味着财政结构改革暂时为景气对策让路，也意味着财政结构改革初战失利。
日本经验充分说明，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财政重建将无从谈起。
三、金融大改革能否重振日本金融？
为了彻底摆脱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制约，桥本内阁在1996年11月提出了六大改革方案，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是1997年和1998年改革的重头戏。
改革难免伴随“阵痛”。尽管开展全方位的改革是日本摆脱旧体制束缚、形成新的经济结构的一种基本趋势，但是从日本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还有一个改革的时机与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是否匹配，亦即当前的经济恢复与中长期经济持续发展能否有机衔接的问题。
然而，如同日本政府存在“纵向分割”的弊端一样，六大改革方案也存在“纵向分割”的问题。即各路改革都想迈大步，却忽视了各项改革之间应保持配套有序的关系，忽视了经济能否承受改革对近期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即改革的阵痛）的问题。特别是财政与金融是调节景气的两大基本手段，而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却互不相让，都抢着要迈大步，以致没有给调节景气留有余地。这正是日本政府面临1997年的经济形势恶化却迟迟拿不出有力对策的根本原因。
面对为推进财政改革而实施的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全面萎缩，日本政府不得不对1997年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反思，并着手对既定的改革计划进行调整。调整的焦点就是安排好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的关系。现在，日本政府已从财政、金融两大改革齐头并进转向以财政改革的倒退来保金融改革的先行。金融改革被推到台前，已是“背水一战”。
日本的金融大改革（日本政府冠之以“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基本内容是实现金融的自由化、公开化和国际化，并计划在未来3 年内实施新的《日本外汇法》、《日本银行法》和金融机构“早期修正措施”，其目的在于：废除国内所有的现存的金融业管制，通过革除金融业内现有的弊端，促进日本金融业在高度透明、高效率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与运作，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1998年4月1日，日本政府推出《日本外汇法》，这是在金融大改革中迈出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步。
日本的金融大改革也有一个环境与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大多数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承受改革冲击的能力，是实施金融改革的基本条件。从目前情况来看，金融大改革将对日本金融机构造成如下压力：一方面，它们需要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另一方面，当局又要求它们在自有资本比率上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取消外汇管制对银行的传统业务造成很大冲击，银行收益将会大幅度下降。
此外，《日本外汇法》实施后，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市场较易，日本高达1200万亿日元的巨额个人金融资产无疑会大量流到外国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据报道，自1997年中期日本政府宣布了金融大改革的内容和时间后，外资金融机构就开始积极争取参与当地的市场发展。山一证券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更增加了外资机构进入日本金融市场的机会，如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公司，就乘机收购了山一证券的50多个网点。这是金融大改革所造成的冲击之一。
日本金融机构为巨额不良债权所困，一直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在此背景下，推出金融大改革方案，必将造成金融体系的激烈动荡，加之东南亚危机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从而最终引发了1997年11月的倒闭风潮。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四家金融机构相继倒闭，这在世界金融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这使得投资者和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
为了在实施金融大改革之时能够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同时也为了恢复日本金融机构在海外的信誉，日本政府于1997年12月15日公布了《金融系统稳定化对策》。其目的是通过扩大存款保险机构发行政府担保债券和日本政府对日本银行借款的担保范围，来扩充该机构处理破产金融机构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强调实施该对策是为了充实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提高其信誉，而不是为了救济金融机构，然而这一对策毕竟同金融大改革宗旨相悖。这同时也说明日本政府还是没有彻底放弃行政干预这一手段。
1998年10月12日，日本又通过“重建金融机能紧急措施法案”，其中规定，政府可动用国库资金向民间金融机构注资，增强民间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可采用特别的公共管理方式，强行收购濒临破产银行的普通股，将其收归国家管理，在银行经营步入正轨后再出售给民间企业。该法案同时还规定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将金融和财政彻底分离等等。正如英国《独立报》所述，“如果（此项改革）成功，日本将稳保世界第二大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吸引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和金融技能。”从长期来看，如果日本金融大改革进行得顺利，东京金融市场将可能与纽约和伦敦市场并驾齐驱。但在短期内，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处于极端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和金融体系还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有待处理的问题还很多，要想克服这些困难，摆脱困境，尚需时日。
四、“综合经济对策”能否帮助日本摆脱经济颓势？
进入1998年，日本经济颓势依然未减，桥本内阁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作出了折衷选择，推出了一项规模为16.65 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所涉及资金可分为三大类：在1998年～1999年度减少4.6万亿日元的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增加各类公共工程开支7.7万亿日元；增加其他各种政府开支4.35万亿日元。1994年日本政府曾实施金额高达15.25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促使日本经济在1995年和1996 年两个年度实现了2.1%和3.6%的增长。有关专家据此预测，此次对策将使日本1998年度的GDP增长2%。
但是市场对对策的出台反应冷漠。新的财政政策一出台便遭到来自两个相反方面的攻击。一些人认为该一揽子计划对经济刺激力度不够，政府应进一步减税、增支。另一些人则指责政府牺牲了财政改革的长远目标，是饮鸩止渴。反对者还认为，综合对策出台匆忙，将造成巨大浪费。
由于判断日本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中以及企业投资利率弹性极小，日本学术界还是欢迎政府财政政策的新方向。人们也期望政府宣布强有力的财政措施，特别是减税措施。然而，本次减税只是一种特别减税措施，而非制度减税，它刺激个人消费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市场饱和、景气低迷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将减税收入转向储蓄而不是消费。人们渴望的是持久性减税。
另外，本次对策仍以公共事业投资为主。从理论上说，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是刺激景气的最好办法。 但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采取的6次经济对策（均以公共事业投资为核心）的结果来看，本次用于公共事业投资的6万亿日元仍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一是造成极大浪费； 二是只给那些与局部利益有关的建筑行业带来好处，而对促进整体经济好转作用有限。
日本于10月6日在承认其今年经济将收缩之际， 又宣布将制定一项规模为30万亿日元的迄今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复苏。与以往的“综合经济对策”所不同的是，该计划将较少投资在传统的公共工程领域，而更多地投资在诸如住房、信息和就业等领域，这使市场信心有所恢复。至于这项计划是否最终能真正帮助日本从经济低谷中摆脱出来，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