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鼎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体制改革论文,党和国家论文,标志论文,周年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回顾和思考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性因素和历史性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不可能不置于前列。无论是对中国道路的解读，还是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透视和展望，政治的变迁、政治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钥匙。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不仅标志着中国由此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帷幕，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走向。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的一场伟大实验。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苏俄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这一成功代表了社会主义原则设想在苏联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化，当然也成为其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唯一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辉煌胜利，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根据有关统计，从1955年到1988年，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原则及其价值追求不同，制度具有更鲜活的时代属性。以苏联为代表的制度模式一方面发挥过不可抹杀的历史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随着历史的延伸而不断地发展和变革，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予以了固化和僵化。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发表，从制度的层面破除了改革的坚冰。历史没有经过多久就清楚地证明，这不仅对于当时步履艰难的中国，而且对于当时已经潜伏着严重危机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
在邓小平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前，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迈入制度创新的里程。苏联其实比较早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将苏联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归结为主要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赫鲁晓夫总结说，斯大林的错误“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点造成的”，把重心放在领导人个人缺点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给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法制秩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是造成一切危害的“根源”。所以，他以“反个人崇拜”来开拓他的“新里程”。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引导下，对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并没有启动对制度机制的反思，尽管赫鲁晓夫也推进了一些改革，但不仅随意性很大，效果不明显，而且没有制度创新的理论思维。所以，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甚至更加严重。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人包揽开幕词、总结报告、苏共纲领报告、总结发言、闭幕词五项重要议程，集权体制的倾向愈演愈烈。
对社会主义存在问题的分析，是归结到领导人的错误，还是另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成为一个历史的“坎”。当时中国对“文革”惨痛教训的总结，也出现了被阻隔在这一“坎”下的倾向，很多人十分关注毛泽东的错误，纠葛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作风乃至形象方面。其实按照这一路径进行的反思，既没有对现实社会主义以根本性的提升，也没有超越苏联的反思。
邓小平对翻越这一历史的“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邓小平讲：“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如果不启动对制度的反思，就不可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然而，要作出制度存在问题的论断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是先进上层建筑、先进社会制度的理念，伴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怀疑的思想。从苏联开始就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落后，由此而形成与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制度的巨大反差和矛盾，后者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制度的发展属性、制度生动的活性就被抽取掉了，制度变成模式，模式变成僵化的框框。这实际上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开辟了重塑社会主义制度的崭新时代。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生产力的落后仍然归咎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刚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就开始思考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他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并且斩钉截铁地下决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这样的重大判断对改革、对制度创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转变了社会主义现存制度和上层建筑必然优越的看法，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关注视角的重大改变。
社会主义的存在是以其制度的优越性为前提的，而政治制度又尤其重要。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依赖于政治制度而构建的，并且还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能够并且应该走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前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包括苏俄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基础都很差，但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不断发展，重视政治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一成功，苏俄就把人类的民主政治推到了新的进程。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随即又通过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彻底否定了阶级特权和种族特权。这一年制定的《苏俄宪法》，赋予了全社会绝大多数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实现普选权的第一部法典，转瞬间将发展了两三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远远抛在了后面，使之相形见绌。英国最早完成了民主革命，但一直迟迟没有实现普选制，妇女就长期没有选举权。1918年进行选举改革，通过了《人民代表选举法》，降低了在财产资格和居住年限方面的限制，开始有条件地给予妇女选举权。继而再于1928年取消了企业主的复票权，1948年取消了大学生的复票权，才真正实现了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美国宪法中没有保障妇女权利的条款。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妇女一直在为她们获得平等的权利而斗争，后终于在1919年6月，即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多时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美国妇女才在继社会主义的俄国后获得了选举权。至于因种族缘故对选举权的限制，是直到1971年的第26条宪法修正案才被取消的。
我们绝不能忽略政治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对社会主义的支撑，同样也绝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就能够由此自然地保持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恰恰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压力，以及西方国家内部民主运动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民主政治有了较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僵化在这样的对峙中和背景下，就更加凸显了它的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篇讲话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警醒我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他告诫道：“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并举例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这显示出邓小平是从整个人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这对中国，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将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开放的视野下进行，大胆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特别是扫除了排斥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成果的倾向。如果不是这样，很难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人权和法治的推进就是典型的例子。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人类解放运动，但遗憾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运动淡化了人权的旗帜，这导致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使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在人权这一政治文明的重要领域形成不应该有的反差；二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上的滞后，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对人权以及政治文明的极大破坏。人权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主动与人类文明成果接轨的过程，是辩证地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和建设的同时，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当代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像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这样一些理念，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赢得了新的政治优势。
在法制建设上，根据邓小平“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积极地吸收了当代人类先进的法治成果，而且逐步构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形成了三个大的历史性跨越：从人治为主导向依法治国的跨越；由依法治国到依法行政的跨越；再由依法行政到依法执政的跨越。它完成了一个从公民守法，到政府守法，再到执政党守法的全方位跨越，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文明水平。这不仅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开辟了现代法治国家构建的新路径。
如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则鼎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这恰恰是以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起点、为引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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