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传统民俗节日重建对居民乡土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珍珠村七桥节为例_七夕节论文

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庆论文,为例论文,岭南论文,广州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12-28

      DOI:10.11821/dlxb201404011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受新文化地理学思潮的影响，人文地理学开始由对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变到了对空间的文化研究[1]，即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实践性[2]。节庆是指固定或不固定的时期内，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一种社会活动。作为特殊的民俗文化，节庆一直被认为是特定地方人们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3-4]，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融合，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文化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有了更多“外来者”(媒体、民间文艺家协会、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等)的参与，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和“现代发展”的融合[5]。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其消失淡化了半个世纪之久。近年来在岭南珠村率先得到了复兴，珠村因此获得了“中国乞巧第一村”的名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珠村因广州城区的扩展、政府及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而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中村[6]。便捷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租金使得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在这里聚集，珠村的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开始趋于多元化，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改变。时代背景的变化、外来权力机构的参与、举办主体的改变等等，这一系列因素使得乞巧节的内容形式得到了重构，乞巧节具有了与昔日不同的意义。居民对乞巧节的认知情感由于居住时间和身份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乞巧节对他们的意味也不尽相同。鉴于此，本研究在回顾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珠村这个特殊的城市微观空间为案例地，运用因子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讨乞巧节的重构对珠村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丰富微观城市空间层面上有关地方依恋的实证研究，为其后续进展提供新的视角。

      2 研究回顾

      以前，人们总把地方看成一个空间概念，用矢量精确表达，只包括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两部分，没有文化的成分。但在一些地理学家如段义孚(Yi-fu Tuan)、Edward Relph、David Seamon与Anne Buttimer看来，地方表示的则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主观体验而非空间科学的冰冷生硬逻辑[7]。作为现今地方理论的重要子概念，地方依恋源于国外环境心理学。首次将地方依恋概念引入中国的是黄向和保继刚，提出其是用于解释“某些地方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依赖关系”的理论工具[8]。“人与地方之间特殊依赖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先后出现了三个概念，即1974年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1976年Relph提出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再到1989年Williams和Roggenbuck提出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这三个概念描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关注人与地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是一种感情联系，而这种感情联系来源于人对地方的价值观、认知等等。地方依恋这个概念构建了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结构，认为人对地方既有情感上的依赖又有功能上的依赖[9]。

      近几年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地方依恋问题，如地方依恋对人们改造居住环境行为的影响[10]、地方依恋在身份和社区缔造中的作用[11]、地方依恋在个人和邻里之间的差异以及它在邻里复兴中的作用[12]、从乡村迁到城市的居民对乡村环境依恋的表现方式[13]等等；而国内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大多集中在旅游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对节事场所游客[14-15]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16]的地方依恋研究、地方依恋与游憩需求之关系研究[17]，旅游者地方依恋对旅游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研究[18]，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和旅游发展之影响关系研究[19-22]、休闲的地方依恋的形成与地点提供功能之间的关系研究[23]等。已有地方依恋理论研究很少探讨人们和地方联结的过程及途径的本质，实证层面尚没有民俗节庆和居民地方依恋关系的具体案例分析，没有涉及人们对城中村这一特殊微观空间的地方依恋问题。

      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的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城乡边缘带开始，随着城中村问题的凸显，对城中村的研究逐渐得以深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即城中村概念的界定，特点的归纳，类型的划分，以及对城中村的评价；其次，在透彻辨析城中村概念内涵基础上，不同学科开始从不同的侧重点探讨城中村形成的机制[24-28]；而后是关于城中村的改造及发展建议的研究[29-33]。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以城中村改造为目的，主要集中探讨了城中村自身特点和发展机理，很少关注城中村的传统文化、村民的内心感受等方面。

      本研究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尝试研究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与城中村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工作在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将地方依恋作为分析具有独特民俗文化地方的人们情感的核心内容，探究政府和村民共同举办的乞巧节对广州珠村这个微观空间单元的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本工作不仅拓展了地方理论的研究，也推进了城中村研究的深度，对城中村“软件”方面的改造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图1 珠村在广州的区位示意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Zhucun village in Guangzhou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案例

      广州珠村是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内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居民以潘、钟两姓为主。村落向心布局，水乡风貌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珠村因广州城区的扩展而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图1)。珠村人重视保护历史文化，村内的祠堂、庙宇、社坛等仍基本保留至今。珠村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保留有舞狮、拜猫、拜太公、扒龙舟、摆七娘、唱大戏等传统民俗活动。从2005年至今，在市、区、街道等各级政府的引导下，“乞巧文化节”已经连续在珠村举办了8届，每年都会引来不少市民参观，成为了广州重要的民俗节庆。2011年6月珠村乞巧习俗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村的“乞巧”已经成为天河区、广州市的一个文化品牌。从珠村乞巧节的影响规模、珠村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以及珠村作为城中村这一个特殊社区空间来看，选择其作为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现今人地关系的实证研究日渐丰富，从已有众多纷杂的“地方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较为困难且益处不大。关于地方依恋概念的差别定义也渐趋多样，尚未达成一致的较为认可的概念[16]。在这些地方依恋概念理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都很少提及人们情感联结途径及过程的本质。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三维框架理论来分析珠村居民与珠村这个地方之间情感联结途径及过程及乞巧节的重构在其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今后地方依恋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地方依恋，从概念解构的意义上来说，“地方”是依恋发生的基础，而“依恋”是对“地方”有了认知以后情感的反映[34]。为使地方依恋这个内隐的概念外显易被测量而利于研究，本研究引用了scanell的三维框架理论。此框架的优点在于，它吸纳了诸多地方依恋概念的共性，清晰有序地将地方依恋所包含的诸多元素组织了起来。它把地方依恋分为人、地方、心理过程三个维度[35]。此理论结合了诸多已形成的地方依恋的结构模型，在研究地方依恋现象时能平等地看待人和地方的地位，深入理解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同时不忽视对地方特殊性的考察[14]。原理论观点认为：“人”这一维度上，地方依恋同时发生在个人和群体层面上，个人层面的依恋包含人与地之间的联结，认为能唤起个人记忆的地方其地方依恋更强，个人重要的经历也会使这个地方充满意义；群体层面的依恋是通过分享历史经历、价值观以及符号意义所组成，并说明地方依恋可能以宗教为基础。“地方”作为地方依恋三维框架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分为社会和物质两个层面的依恋，社会层面包括社会人际关系、流动性、社会经济地位；物质层面包括便利设施、社会活动场所的存在等。“心理过程”作为三维框架理论的第三个维度，强调地方依恋需以对此地的情感为基础，建构和联结地方意义，形成促使其与地方亲近的认知，最终通过行为来表达和此地的亲近，地方依恋这种组分和其他社会心理学概念相同，在地方依恋各种理论以及操作定义中得到强调[35]。

      本研究是关于广州珠村这个特殊空间的小尺度案例研究，珠村混杂着世居居民、移居居民以及租房于此的外来人口，研究需要将三维框架理论“本土化”。在“人—居民”这一维度上，宗教对珠村居民的影响较小，所以在概念模型中没有给予涉及；在“地方—珠村”这一维度上，珠村作为一典型的城中村，有着特殊的人口结构，所以在分析中将社会层面调整为了地缘、亲缘、业缘关系以及社区场所；第三个维度“地方依恋心理形成过程”的组成成分和其他社会心理学概念一样都涉及情感、认知、行为特征而改变不大。综合后最终得到珠村的地方依恋模型(图2)。

      

      图2 珠村的地方依恋模型

      Fig.2 The place attachment model of Zhucun

      地方依恋的本质是一种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作为依恋主体“人”的研究，主要从居民的经历和感受来揭示乞巧节的重构和珠村这个地方的联结程度；作为依恋客体“地方”的研究，主要从居民社会关系和珠村物质环境的变化来讨论了乞巧节的重构和珠村的关系；“心理过程”联结了依恋主体和依恋客体，这一维度主要分析了现今乞巧节对居民内心感受的影响。本文对人、地方这两个维度，采用了深度访谈这种定性评估的纵向历时研究方法；对心理过程这个维度，采取了问卷分析的定量测量的横向现状研究方法。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分为三部分，包括对乞巧节的了解、对乞巧节的情感认识和个人资料。题目设计大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在2012年2月16日、17日预调研的基础上反复斟酌和修改问卷，并分别于2012年2月19日、21日至25日、8月19日至22日乞巧节举办期间对广州珠村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为居住在珠村的居民。调研地点包括潘氏大祠堂内及其附近、北帝庙内及其附近、乞巧苑内及其附近、珠村市场及其附近、居委会及其附近等。采用便利抽样法对珠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选取已在珠村居住一定时间并熟悉乞巧节的居民，并向被调查者简述问卷填写的方法。问卷发放共85份，回收有效问卷83份，回收有效问卷率为97.6%。访谈时间主要集中在2012年2月20、22、23日，访谈地方包括乞巧苑、祠堂、访谈者家里等。最终完成的正式访谈份数为16份。其中访谈对象有：珠村世居居民6位，移居珠村居民3位，租房于珠村者7位。访谈时间长短不一，最短为15分钟，最长为10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特别对广州珠村本地的民俗热心人士潘剑明(民俗专家、广州市民间文艺家)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深入访谈。

      

      4 研究内容

      4.1 乞巧节的重构

      七夕乞巧风俗全国各地都有，然而昔日兴盛却以岭南为最，其中拜七姐特别虔诚。七月七的原型是一种农时节日，汉魏六朝起七月七成为民俗节日；南朝荆楚七夕习俗有所变化，加入了乞巧的内容，演变为了纯粹的妇女节日[35]。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乞巧节沉寂了半个世纪，1998年珠村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村祠堂自发摆出了她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自此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到2004年，乞巧节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2005年广州天河区委、区政府决定举办“2005·广州乞巧文化节”。2005至2012年这8年里，珠村的乞巧文化节在市、区、街道各级政府的引导下已经发展成为广州重要的文化节庆，规模盛大，形式多样，意义深远，珠村由此也获得了“中国乞巧第一村”的美誉。且自2005年开始举办“广州乞巧文化节”；珠村的“乞巧”已成为天河区、广州市的文化品牌。

      文献材料记载了从前岭南女子拜七姐的风俗：“七月初七日，俗传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夜，初更时分，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又能渡过者，盖取金针渡人之意….拜仙之举，已嫁之女不与会，唯新嫁之初年或次年，必行辞仙礼一次.…”[37]那时的乞巧节是民间自发的行为，礼节繁缛，热闹铺张，却一直没有受到当地精英的重视和提倡。时代背景的变化使得珠村的乞巧节与城市文化进行了调适、融合，开始呈现出与传统乞巧节一系列不同的特点。首先，举办主体的改变让乞巧节开始从民间走向官方，呈现半官方的特点。同时官方对节日进行了利用和再造，在保留了村民自发的“摆七娘”传统形态外，还添加了很多现代节庆活动的惯用表现形式，如开幕式、乞巧小游戏等，且拜七娘的仪式也由繁复变得简化，已无拜仙、辞仙、慕仙之分，人人皆可拜[41]。其次，旧时七夕工艺制作有俩大类：砌作和扎作。砌作的原材料主要是谷、米、豆、芝麻、农作物壳以及纺作物碎料等等，而用于大件工艺扎作的主要是竹、篾、铁丝、色纸等等。传统的工艺品大概有三类：斋塔、鹊桥微型景观和古代人物公仔，且大多工艺品摆出来为展示自己的手巧，用来供人欣赏。现在保留了传统的制作工艺，材料和工艺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的材料已经商品化了。作为原材料的废旧物品已经退出人们的视野，一些如珠片、胶片等现代装饰材料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出现了如珠村牌坊、珠绣、神舟六号等创新的现代手工艺品。村民的商品意识也慢慢增强，原来只是用来供人欣赏的手工艺品也开始有买卖的出现[36]。最后，摆巧主体从“小孙女”到“老婆婆”。旧时乞巧对摆七娘的主体——未婚少女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在创造了新婚妇女的辞仙、久婚妇女的慕仙等名目之后，又将其与少女的拜仙做了实质上的区分。而近几年一直参与其中，并作为绝对主力的是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

      总之，珠村乞巧节整合了传统乞巧节的文化元素而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品牌，无论是文化产品、功能、内涵、活动内容，还是主体方面都是对传统乞巧节文化资源的再创造。通过对传统乞巧节日的重构，以及与现代文化形式的结合，珠村乞巧节实现了对珠村的地方意义和地方形象的重塑，珠村居民的地方依恋也因其乞巧文化认同与空间复杂互动的变化而改变。

      4.2 乞巧节的重构对珠村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

      4.2.1 地方的变迁 斯蒂尔认为，地方最重要的贡献或作用就是为个人或群体提供一种安全感，一种在家或有家可归的感觉，一种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40]。奥特曼等认为地方的文化意义是通过人们赋予特殊空间或地方情感意义而形成的象征关系，这种地方为个人或群体理解环境并与之建立联系提供了基础[41]。珠村原是一个传统性很强的熟人社区，主要社会关系是亲人、街坊邻里。对于村民来说，珠村为其提供了安全感和身份感的庇护所，乞巧节则代表了这个地方的特色。而现在的珠村作为城中村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原有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他们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复杂的，有着隔膜的同时又相互依赖。现今乞巧节成了原村民和租房于此的人们发生联系的一个纽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直接互动的“舞台”，间接影响了移居于此的居民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如租房于珠村的店铺老板P说道：

      “乞巧节算是珠村的一个特色吧，别的地方一般都没有特地为七夕设置一个节日，而这里却有，那几天有时间就会去祠堂看看那些工艺品展览，和他们再聊聊天。”——访方谈对象：P(租房于珠村)

      从前的珠村作为一个传统的村落缺乏文化设施，家居格局一般是相互封闭隔离的独门独院布局；近年来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建筑布局及风格发生巨变，楼层越盖越高，院落开始变小，村内街道商户林立，拥挤狭窄。珠村乞巧节举办规模越来越大，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2012年筹备迎接乞巧节期间，天河区政府为珠村专门修建了一座文化广场，节后广场上还增设了体育健身设施，为村民和附近的居民免费开放。政府投资改善了珠村的地方资源，人居环境虽不能等同于大都市社区，但已大异于原来典型城中村的风貌：

      “珠村环境整治工程及乞巧文化设施完善工程总投资达3000万元。除文化广场、七夕路主牌坊、明德堂之外，还将对珠村的主要道路、河涌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珠村的社区环境因乞巧节的举办变得更加宜人，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得珠村居民感知地方要素的品位得到了提高，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由居住体验所决定的对珠村的情感纽带强度，珠村于居民的地方意义得到了解构和重构。人们也容易对那些促进其社会关系和群体认同的地方产生依恋，对于租房于珠村的居民，感知到因为乞巧节的存在，珠村比其他地方更能提供满足自己某种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条件，人们变得更愿意接近珠村。

      “我租房在珠村，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珠村的乞巧节，因为一直以来牛郎与织女的爱情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而伟大的，在这里居住，我似乎可以感觉到离牛郎和织女更近了。”

      ——访谈对象：L(租房于珠村)

      珠村本是一个以族姓血缘聚居的传统村落，传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城市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慢慢发生着变迁。现今乞巧节是对传统乞巧元素的重构，其与现代节庆形式的结合，重塑了珠村的地方性象征和意义；乞巧节的重构带来了异文化的接触，是新情境下乞巧节“吐故纳新”的绵延过程，原珠村居民的文化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乞巧节文化上的内涵。然而重构过程的导向仍存在令人担忧的地方，访谈时世居于珠村的潘先生说：

      “现在的乞巧节更与时俱进了，制作的工艺品里面还有航母，以前哪看得到啊，因为弄些手工艺品销售的这种副业，到时还会有分红。还有政府村委作为主导者出资来给我们搞这个节，还那么重视，开幕式的时候有市领导来看，开幕式上还有拜仙仪式，还是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东西。除了开幕式，其他的节目我们村民如果想去的还是可以弄到票的，不过这些票一般不销售，是分给每个队里，外来人还是很难去看。因为举办这个节，政府还出资对文化广场那做了绿化，对我们还是很受益的。”

      ——访谈对象B(世居于珠村，自由职业)

      政府的参与主办让现今乞巧节在“传承历史、演绎现代”的指导思想下有了新的含义与注释，这种含义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新时代的乞巧节应该具有和居民对话、展示乞巧文化魅力的地方意义。

      4.2.2 居民的经历 珠村世居居民因为有参加乞巧节活动这个特殊的经历而更加认同这个地方，认为乞巧节对于自己的家乡珠村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珠村的乞巧节开始成为村民在融入城市文化后一种群体身份的象征。同时，村中的文化精英意识到了乞巧节传统民俗节庆在珠村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挖掘、保存甚至放大了关于乞巧节现存的民俗事象，他们是乞巧民俗重构中的中坚力量。世居珠村的民间文艺家潘剑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奔走于政府与媒体之间，宣传珠村民俗文化。在访谈时他说：

      “珠村乞巧节最吸引我的是那种文化内涵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个人认为文化是支撑村落发展的精神延续。(珠村)乞巧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劳动和生存的品质，象征了古老而年轻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人们追求爱情、追求团聚、追求家、热爱生活的精神。我喜欢珠村乞巧节的每一个环节，而且都曾参与其中，并非常希望能把珠村的文化在保留下来的同时发扬光大。珠村因为乞巧节等各种节日活动和各种古建筑而变得更加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价值，我会一如既往地为珠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付出最大的努力。”——访谈对象：A(世居于珠村，民间文艺家、事业单位人员)

      同时，乞巧节的举办为村民带来了“分红”，村民对乞巧节开始有了经济上的依赖。乞巧节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进行了转化，经济收入的增加又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42]。访谈中世居于珠村的村民H和新移居于此L说道：

      “以前的乞巧节都是女人们的事，就摆些香炉糖果啊在祠堂里面拜拜，简单很多。现在不一样了，规模大很多，而且摆很多天，也有很多人过来看，我们自己也邀请附近的亲戚朋友来看。相比我们当然是喜欢现在的了，因为有分红啊。”——访谈对象：H(世居于珠村)L(新移居于珠村)

      移居于此的居民对于乞巧节活动没有像世居于此的居民那么关心，部分人认为乞巧节是属于珠村人的一个节日，对乞巧节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很在乎。但他们都认为，由于乞巧节的原因，他们更加认为居住在珠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表明乞巧节传统节庆活动加强了他们对珠村的认同。他们从珠村这一特殊空间感受到了乞巧节所赋予的文化力量，理解了乞巧节在这个特定空间内所代表的文化意义。

      “我到广州已经六年多了，租住过好几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文化氛围和邻里关系最好的地方。平时有空，大家会一起做乞巧，互相学习……在这里，不管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很多都会因乞巧而熟络起来，所以我很喜欢住在这里。”——访谈对象：刘女士O(租房于珠村，企业职员)

      “2005年以后，(珠村)乞巧节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很多人来参观。我有空也会去祠堂看‘摆七娘’，没时间我就不去。不过刚开始住在这里时，感觉还是蛮新鲜的。”

      ——访谈对象：陈先生N(租房于珠村，个体工商户)

      通过乞巧节，外来居民感受到了珠村的独特精神价值，自然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又增强了世居居民的独特身份地位，更进一步强化了珠村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43]，这构成了乞巧节举办的重要动力之一。

      4.2.3 居民心理形成过程 根据文献研究，地方依恋心理形成过程涉及情感、认知、意向3个特征。本研究采用主成分法和Varimax正交旋转分析法对其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在提取因子时采用强制获取3个因子模型。表2表示的是由因子分析所得因子载荷及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及累计值。通过因子贡献进行分类可得：F7-11为情感因子，F1-3为认知因子，F4-6为意向因子。3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35.095%、21.215%、21.073%，累计解释总方差的77.383%。这些解释方差的数据表明情感、认知、意向等心理过程对地方依恋的形成有显著性的影响。在这3个因子中，情感因子的解释方差最大，表明情感在地方依恋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对人们文化心理有更为深刻的影响。

      珠村乞巧节对地方依恋心理形成过程的3个成分(情感因子、认知因子、意向因子)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珠村乞巧节对地方依恋中的情感因子影响最为显著，这是由于乞巧节的文化意义对人们心理层面影响的结果。珠村乞巧节使居民对珠村产生了较强的骄傲和自豪感，并产生了一份浓厚的归属感(情感因子)。珠村居民对“乞巧节是珠村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民俗节日”认同度很高(认知因子)。珠村居民非常愿意向他人推荐珠村的乞巧(意向因子)。利用SPSS17.0的ANOVA单因子方差分析得到结果(表3、表4)：影响情感因子的社会属性最多，说明了对于乞巧节的认识和理解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综合结果也反过来影响着乞巧节对珠村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出居住时间对情感因子和意向因子影响比较显著，这是因为居住时间越长，对乞巧节的认知越深，关于乞巧节传统节庆活动的个人经历和对珠村环境的感知就越丰富，所以也更愿意向别的地方的人介绍乞巧节。除了居住时间外，还有身份、出生地和教育程度都显著影响居民对乞巧节的情感，这和每个个体接触乞巧节的时间和认知密切相关。

      

      

      5 结论与讨论

      研究以广州珠村为案例地，以居民为研究对象，借助关于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理论，探讨“重构后的乞巧节”对“人—居民”、“居民的心理形成过程”、“地方—珠村”这三个维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乞巧节对珠村居民地方依恋心理过程形成的三个因子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乞巧节的存在使居民对珠村产生了较强的骄傲感和自豪感，并产生了浓厚的归属感(情感因子)。珠村居民对“乞巧节是珠村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民俗节日”认同度很高(认知因子)，他们非常愿意向他人推荐珠村的乞巧(意向因子)。世居于珠村的居民因为乞巧节民俗节日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和文化，移居于珠村的居民也通过乞巧节这个民俗节庆更好地融入了珠村中。乞巧节的存在使珠村这一城中村成为了特殊的文化空间。

      传统的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乞巧文化习俗在珠村的实践过程中，彰显了村民身份、提升了族群的凝聚力(图3)。乞巧节沉寂淡化了半个世纪，近年来又重新得以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政府、媒体等权力机构的参与组织增加了乞巧节的宣传效应，加强了人们对传统节庆的回归意识。世居居民与乞巧节传统节庆接触的时间最长，认知越深，因而对乞巧节的情感也最浓；新移居和租房于珠村的居民则因乞巧节的存在而加强了对珠村的认同。重构后的乞巧节展示了珠村世居居民的族群力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为居住在珠村这一特殊空间的不同身份的居民提供了互动的舞台。重构后的乞巧节在影响原居民精神生活环境、改变珠村物质生产环境、提升原珠村族群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和发展珠村社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仍有待探索。

      

      图3 乞巧节的重构与地方依恋三维框架各维度的互动

      Fig.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construction of Qiqiao Festival and tripartite model of place attachment

      作为典型的个案研究，本文尝试性地运用了scanell的三维框架理论，试图突破三维框架理论中未对地方依恋内在心理机制阐述的不足之处，研究了居民地方依恋的产生与乞巧节重构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中居民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居民与珠村的情感联结以及居民对乞巧节重构的认知和感受，全面剖析了地方依恋各维度对珠村这个地方的建构意义。本工作对scanell的三维框架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研究中需探讨原理论中未涉及的地方依恋发生发展的过程、各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产生的原因等。基于此，本文对原理论进行了修正(图4)，提出：地方依恋的三个维度之间是有机联系的；人这个主体是通过心理过程和地方这一客体相联结，地方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影响塑造人的心理过程，从而决定人的感知，个人在地方的经历、行为以及情感的输入形成了地方整体，人和地方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重要的地方意义。此外，本工作弥补了城中村研究中较少关注村民内心感受以及传统地方文化的缺陷，对未来城中村的“软件”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地理学已有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多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少量定量研究也只是集中在类型划分方面。本文基于理论的支撑、以定性描述分析和定量分析互为结合的综合方法有利的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推动城中村研究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地方依恋是个体对地方的一种态度，是对地方长期感受而得到的深刻意义。节庆与地方的过去相联系，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表征。日益同质化的城市建设使得真实地方的意义丧失，如何在城市化浪潮中保持其内部传统和地方文化特性显得极为迫切。本研究得出推论，地方对于居民的影响，不仅仅在心理层面上体现了居民对地方的价值观念，在功能和活动形态上也体现了居民的一种需求。如何避免传统节庆在演变过程中的去地方化，如何实现重构后传统节庆与地方的无缝对接，相关组织机构筹备传统节庆期间如何以深厚的地方文化为基础、寻找恰当的彰显方式将是保护地方性的关键论题。

      

      图4 修正后的地方依恋模型

      Fig.4 The modified model of place attachment

      致谢：感谢朱竑教授和刘博博士在问卷设计和整体行文框架中给予的支持和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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