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个体和私营经济对社会结构转换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营经济论文,个体论文,作用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许多研究和看法常常偏重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如：个体和私营经济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了税收、活跃了市场、扩大了就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雇佣剥削、违法乱纪、利益分化等令人不安的现象。但如果要全面揭示个体和私营经济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功能意义，我们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个体和私营经济对社会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使个体、私营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协调起来，建立并完善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稳定而又充满活力、有利于改革和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结构。
一、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层流动
社层流动(Social Mobility)，又称为社会流动，是指个人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一种社会集团移向另一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的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的体制下，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层流动，特别是从社会下层流动到社会上层（称为"垂直性社层流动"）的机会并不多。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许多人提供了社层流动的空间和舞台。
垂直性社层流动愿望最迫切、动力最强劲的首先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因此最早从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如：刑满释放犯、失业（待业）者、农民等等。对他们而言，从事个体和私营经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由于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源很少，甚至一无所有，因而从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机会成本小、代价小、风险大，但可能收益很高。他们吃了别人不愿吃的苦，冒了别人不敢冒的风险，从而取得了成功，收入和经济地位扶摇直上。
先行者的成功使一部分拥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由于不满意现有的地位低于自己的能力，因而投身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这包括相当一部分党政机关官（职）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和技术骨干，他们掀起了新的"下海热"，使得私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私营经济的技术含量、管理水平、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个体和私营经济推动社层流动不仅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经济间的人员流动，还表现为跨地区的流动，最为典型的是温州的个体和私营业主在全国各地开展经济活动。
私营经济引起的社层流动具有不可低估的经济社会学意义，它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生产资料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它是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运行的，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第一次可以使个人可以凭着个人的愿望和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利于个性的解放；这种社层流动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和努力，而不是依附于别人。只凭个人的条件与成就上下流动正是一种体现"机会均等"的理想社会状态。有人认为私营经济"挖"了公有制的墙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挖"走了人才。确切说，人才不是挖走的，而是自己流走的，私营企业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去处。事实上，与私营企业相比，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企业在吸引人才的问题上有许多优势和优越性，如资金、技术、保障、政策、舆论等，现在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是愿意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企业就业。但我们经常忽视了人才的使用和应有的待遇，造成人才的积压和浪费。流走可以人尽其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已经出现了人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双向流动。因此，人才的流动是件好事，不管什么单位，只要效益好、重人才，就一定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实现人才和效益的良性循环。
二、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我国存在着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事实上反映了旧有的阶级和阶层利益差别。这些差别通过用工制度、户籍制度和相关政策得以强化，同时也曾有过知识青年下乡、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劳动改造等人为的逆向流动，企图以此消除这些差别，而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改革中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开始打破原有的阶层差别，并形成了新的阶层和阶层差别。由于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出现了个体形式的承包户、专业户，产生了令城里人羡慕的万元户、亿元户。统计资料表明：在改革初期的1978至1984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居民，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首先在少数农民的经济地位（财富多少）上有了突破（在整体上原有差别依然存在，1994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1223.6元，为1978年的355.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179元，为1978年的273.7%。（注：奚中生："个人收入差距如何理顺"，《中国改革》，1996年第6期。）这是八十年代后期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的结果），并使得旧有的居民户口黯然失色，各种票证成为历史，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回归；在城市，失（待）业者和进城的农民一样成了个体工商户，少数人发展成私营业主，这一群人也"先富了起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脑体倒挂现象。正如人们所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握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但这种倒挂并非整体上的和持久的，绝大多数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生活质量仍优于体力劳动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打破原有三大差别的进程中，个体和私营经济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冲击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农民还是居民，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有一部分人走上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道路，成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原有的差别正在缩小，新的差别正在形成，一个"新富阶层"正在诞生。根据全国工商联1993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我国私营企业主家庭与企业平均拥有财产为52.7万元，其中企业资产平均为32.3万元，家庭财产平均为20.4万元，私营企业主平均年收入为5万元。（注：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新华文摘》，1996年第2期。）
表面上看，新的阶层差别是财富的重组和贫富分化，而根本原因在与所有制和伴之而来的个人收入分配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个体所有者和私营业主把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生产和经营领域，其个人收入几乎是其除赋税之外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经营风险收入，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势必拼命劳动、降低成本、贱买贵卖、减少赋税和其他开支甚至逃税漏税。在公有制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个人的勤奋和决策间接相关，且公有制的福利政策不允许出现个人收入的两极分化（即使企业经营者多拿多得，也会有法制政策和道德的约束）。个体户、私营业主与其他方式致富的人员（如贪污的官员、公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些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的职工）也有很大不同，前者致富的速度更快，甚至会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产生亿万富翁，而且这主要取决于个人自主的决策和努力，后者有许多他因在起作用，也难以以合法的渠道达到巨富。一个也许只有几万元的个体户，如果他把资金投入到扩大了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他可能的发展空间要比把百万元束之高阁的人要大（尽管这也有风险）。在今天的美国，前一种人成了大公司和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后一种人最好的命运是成了白领阶层。当然，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
这样，我们就不是按财富的多少，而是按劳动和收入分配方式把个体户、私营业主与其他社会成员（即使是富裕的部分）区分开来。个体所有者、私营业主作为一个潜在的利益群体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阶层。目前这个阶层还处在自发阶段，政策和社会舆论还没有真正认同他们，但他们发展的速度很快。到1994年底，个体工商户就已达到2186.6万户，私营企业达到43万户。（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5)》，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笔者之所以把个体户和私营业主放在同一个阶层考察分析，并非有意忽略两者的区别。一方面因为个体户和私营业主都是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在生产经营上投入资金并享有由此带来的风险收入；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个体户都存在着发展成私营业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一个雇工阶层也正在形成和壮大，并形成自身的阶层利益。首先，私营企业正在以下面几种形式迅速发展：原有企业在继续上规模；个体工商户发展成私营企业；一些小型公有企业以拍卖、租赁、公有私营等形式成为私营企业。这样，私营企业就具有了吸收大量雇佣工人的需求和能力。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城市待业青年人数增加；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因效益等原因下岗待岗或辞退的职工人数也在增加。严峻的就业形势意味着社会可以向私营企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第三，由于部分公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远低于私营企业，一部分人主动"跳槽"到私营企业。基于上述原因，私营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大幅度增长。1995年，全国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5060万人，比94年增加636万人。（注：参见《中国青年报》1996年9月12日第5版。）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和预测这两个既冲突、又共存的社会阶层（级）。人们较多关注的是雇佣剥削问题，担心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事实上，私营企业的一些劳资矛盾和纠纷已开始出现并走向法庭。笔者认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来看待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雇佣剥削问题，而不是凭感情意气用事。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必然要存在和发展的，而且对生产力发展是有利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个体和私营经济才能过渡到公有制经济，通过一种新型的反映社会主义特点的公有制形式，最终消除剩余劳动的剥削。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智慧、创造和奋斗。
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级）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结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正好证明了这一法则。这种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个体和私营经济强化了"财富成功"这一文化目标。本来，经济利益是个人利益中最基本的部分。但在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发财致富并不是我们所倡导的文化目标，不是个人取得成功的标志，甚至于出现了"越穷越光荣"的社会心态。当我们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当农村的个体承包户成了"冒富大叔"之后，当一些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老板出入豪华酒馆、上了报刊电视、与政府官员合影留念的时候，发财致富的欲望象气球一样在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心中膨胀开来。为达到"财富成功"这一目标，一部分社会成员却走上了非法的途径：一些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与个体户和私营业主攀比，感到心理不平衡，进而开始了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经济犯罪和与谋取钱财相关的刑事犯罪率不断上升。
人们有理由对"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价值取向感到忧虑，尽管这是对我们多少年来无视个人经济利益的逆反。与此同时，一些素质较高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后，开始谋求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藉以塑造一个新阶层的社会形象。有些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据报道：全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中有县级以上人大代表5114人、政协委员7239人、劳动模范5887人。（注：参见《新闻报》1991年5月26日。）有的甚至还申请加入共产党，有的出资赞助教育、文艺、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成功目标以及到达成功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目标和价值取向必然走向多元化，但"财富成功"将在诸多文化目标中处于显著的位置，并与其他目标相互交融。
其次，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一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老板出入豪华饭店，购买高档消费品，大讲奢侈和排场，再加上大众传媒的炒作，高消费、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成为某种消费时尚。享乐主义的浪潮冲击着节俭持家、量入为出的传统。这也是经济和刑事犯罪增加的心理和思想根源。
再次，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唤醒了人们的个体和自我意识。在旧有的经济体制下，集体（上级或组织）与个人一般是统一分配与必须服从的关系，不服从分配就难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某国有企业职工辞职和被辞退后就难以被其他国有企业所接受）。在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条件下，雇主和雇工可以双向选择、多次选择，这也使得公有制企业与职工的双向和多次选择成为可能，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有段民谣说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干个体户。"尽管说得有点粗俗，但却反映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原有一些价值观念的困惑、争论和重新解释。人们普遍地遇到了"义"和"利"的矛盾、服从组织和自我发展的矛盾、无私奉献和财富成功的矛盾、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利他与利己的矛盾等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是东方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基础，深深植根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承认合理合法的个人要求和个人利益。有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提出了"小河（个人）满了大河（集体）自然满"、"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合理的利己主义"等观点。
总而言之，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这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也是一致的。这要求我们不仅在政策上引导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且要在社会阶层研究和文化价值体系中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以准确的"定位"和正确的引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给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创造均等的发展机会，正确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的辩证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这些课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和个人水平，本文只是做了一些肤浅的论述。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一跨世纪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