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学渊源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学论文,渊源论文,学科论文,东方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2武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特邀了国内长期从事东方文学、东方美学研究的6位专家学者座谈。① 座谈会的议题是：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东方文学的特点及研究方法，有关印度、阿拉伯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在座谈中，专家们首先充分肯定了东方文学学科自确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繁荣局面，② 但相比较而言，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问题还是谈得多一些。专家们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谈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妄自尊大或悲天悯人的态度、基础翻译和基础研究欠缺、功底不深、方法不当、总体规律揭示不够、版权问题、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敏感的宗教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偏向② 等是造成东方文学学科边缘化、队伍萎缩③、教材雷同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主要原因。座谈会开了三个半小时，会议纪要《“东方文学”专家谈》由笔者(注：《外国文学研究》“东方文学”栏目责任编辑，座谈会召集人)整理后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上。总体来看，这次座谈会对我国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具有历史总结、现状分析、未来前瞻等重要指导作用。但尚未涉及东方文学学科的起源、全球化与中国主体性、学科体系、东西方文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而这正是2006年10月20—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东方文学学科发展史”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试图在上述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专门来谈谈东方文学学科与东方学的渊源关系问题。
东方文学属于东方学学科分支之一，有东、西方两个东方学源头。先来看看它的西方源头。
欧洲的东方学历史悠久，伊朗学者认为它始于中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十字军战争时期，并把欧洲的东方学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中世纪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东方学的研究并没有步入正轨，而且研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诸多影响。与此同时，在中世纪东方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基督教徒的信仰和诽谤伊斯兰。鉴于此，如果对这一时期很多东方学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他们在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杰出人物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东方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事实上，现代东方学和大学里的东方学科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甚至在部分欧洲大学里还开设了东方学系。在这一时期，东方学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权专横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随着欧洲权力范围的扩大和对东方国家的殖民，东方学成了欧洲殖民主义利用的工具”④。西方著名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系统考察了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认为“在基督教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urch Council of Vienne)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⑦ 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⑧ 国内学者根据其成熟的形态有建立于18世纪⑨ 和19世纪⑩ 两种说法。以上划分，主要依据一是殖民征服的起始时间，二是东方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认为，如果从文化比照与借鉴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个时间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阶段。早在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据统计，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对东方世界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也由此开始。在西方，最早注意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以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为标准，批评东方人(主要是波斯帝国)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历了西亚、北非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在他那渊博的历史著作中第一次写下了古代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纲要。虽然这个纲要的许多部分是幼稚的，但它毕竟是天才的和珍贵的，是首尾一贯的”(11)，对许多东方民族和国家包括埃及、吕底亚、腓尼基、叙利亚、波斯等的政治专制作了描述，他“也是最早提出关于古代东方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重要问题的人之一”(12)。在他看来，巴比伦人的日晷、埃及的太阳历、腓尼基的字母等，不仅优于而且是直接影响了希腊，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艺术的发源地。连萨义德甚至也认为《伊利亚特》中有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清晰区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埋下了亚洲绝望和失败的祸根。历史地考察，“东方”这个概念起源于东方某些民族和国家被罗马共和国所占领的时代。(13) 这些都是日后东方文学研究范围内的基本问题。正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阶段西方人就有了东方这个参照系，所以中世纪欧洲文化精神的重建即得力于两希文化的融合，西方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在为自己设置的对立面——文化他者身上认识了自己，并在同对立面——异质文化的斗争与转化中求取新质，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希腊美女跟着希伯来苦行僧走了，神取代人、“灵”取代“肉”的历史开始了。这是人性的压抑，也是人性的升华；是人性的失落，也是人性的寻觅。西方人不满足于物欲和情欲，希望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史的开端。西方的近代史就是不断加强殖民扩张的历史，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殖民主义渗透。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和对古代东方铭文的解读过程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的文化和非物质的文化进行研究。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地进行了破译，此后德国学者格罗特芬特、英国学者H.C.罗林逊和乔治·史密斯对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译读告捷，使东方学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从而奠定了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基础。西方国家创办了一些著名的东方学研究会(14)，还创办了一些著名的东方学杂志(15)。与此同时，东方文学研究也被纳入东方学领域，“‘东方文学’则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19世纪的东方文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发掘整理材料，识读东方古文字阶段”(16)，并与东方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密切。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最早确认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波斯文之间的关系，并于1789年把《沙恭达罗》翻译成英语，第一次把印度古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不过，早期有关东方文学的探索，基本上是处于发掘材料、确认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和译解作品的阶段。据国内某些学者的说法，直到20世纪初俄国东方学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国际上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开始发展起来。此观点较为频繁地出现在一些重要的讲话、文章和著作里，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东方文学学术界的共识，但依据是什么，没人加以说明。东方文学圈子里极少有人见过这部书，即使偶尔见过，也因不懂俄文而搁置在一边。这么重要的标志性的著作至今仍然没有中译本，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查不到有关该书和作者的信息，在谷歌网上只查到两条信息(15)，确实奇怪！但也可以理解，懂俄文的人一般研究俄国文学，很难去译一部《东方文学论文集》；而搞东方文学的人往往又不懂俄文，做不了这类基础翻译和研究工作。我们仅仅在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第二版，王以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附录”参考书目部分看到列有：(图拉耶夫)“东方文学。论文集”，第一—二分册，彼得格勒，1919—1920(世界文学，第一卷)；仅仅知道“在资产阶级学者这些综括性的著作中，特别重要的是法国的埃及学家G.马斯伯乐所著的三卷‘古典东方民族古代史’，B.A.图拉耶夫院士的两卷‘古代东方史’，E.梅叶的综合性巨著‘古代史’。”(16)“图拉耶夫院士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俄罗斯东方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在资产阶级史学界占着卓越的地位，并且具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图拉耶夫的主要著作‘东方文学史’比起他以前的人们的综括性著作来，包括着为数更多的民族和国家……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著作中鲜明地指出了古代东方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遗产曾大大影响了希腊、罗马的文化和中世纪的东方文化的发展”(19)。“都拉也夫(В.А.Тураев，1868—1920)在革命前的东方学中，创立了俄罗斯的古代东方史学派。他是最大的埃及学家，是巨著《古代东方史》的作者”。(18)“到那时为止的东方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古代和古典的文学研究。”(19)
俄罗斯有一大片土地在东方，在很长时间里因为东正教信仰而受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排斥，社会主义苏联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攻击，需要联合亚洲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再加上敏感的中亚民族问题，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边界及宗教纠纷，与中国、蒙古、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原因，它不得不研究东方，且东方学底蕴深厚，特别是汉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研究有着俄罗斯深厚的东方学底子和文化背景，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也带有“东方主义”色彩？中国东方文学界为什么要以他的著作而不是别人的著作问世作为国际上东方文学学科产生的标志？在西方，“东方文学”这个概念何时产生？国外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古代东方史》(阿甫基耶夫著)、《印度的发现》(尼赫鲁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等译作对我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起到了哪些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都缺乏系统性的探究，然而这正是学科发展史无法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国外根本没有什么东方文学学科，这都是中国学者闹出来的；还有人认为，国外没有“东方学”概念和整体性研究，只有区域性研究。
究其实，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东方社会等分支学科。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从研究角度看，有西方的东方学，也有东方的东方学。但以往的国际学术界不大重视现代东方文学学科的另一个源头——东方的东方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欧洲中心论”到“西方中心论”(20)，因循着同样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征服逻辑，东方学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学者手里。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兴起，虽然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已经开始反思西方人建构起来的东方学学科并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文化批判，但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中东学，较多的投入使该学科历史和学科体系更加明朗，影响也更为显赫。不过，在萨义德那里，“‘东方’视角只是一个出于解构目的而临时使用的策略”(21)，“赛义德们(22) 的目标则是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陈腐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的意识”(23)。东方学的本质被限定在西方人“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24)。东方人在这门“关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仍然是一个沉默的“他者”。而把东方和西方完全对立(或对抗)起来，也遮蔽了东西方之间多年友好往来和彼此借鉴的事实。本文认为，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应该突破萨义德的文化对抗和政治批判框架，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互补和借鉴角度再开辟出一条新路来，相关资料的挖掘对真正的学术研究会更为有利。
东方人是长于自省的民族，东方国家也有着漫长的文化交流史，所以，东方的东方学很发达，伊朗、中国、日本、韩国等都建立了自己的东方学学科，也有着相应的文化机构和研究刊物(25)，只是缺乏系统引进和彼此交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四册)(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汇集了中外史籍中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分地区按年代顺序编排，并加以注释、说明，时间自上古至明代，分为中欧、中非、中国与阿拉伯、中国与亚美尼亚，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中国与犹太等八编。除中欧交流史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有关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友好往来(包括文学交流)的历史记载。相比而言，中国对东方的研究最早，也最丰富，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与东方的东方学，特别是中国的东方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彭端智先生认为，“对除我国以外的东方文化的研究，是我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我国保存了许多东方国家的典籍，并加以阐释和发扬”(26)。
中国在同亚非人民长期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史料。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与中亚诸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称之为“凿空”，具有开创性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意义。唐代玄奘出使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记》，杜环出使西亚北非，著有《经行记》，二书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东的重要资料。中国佛经翻译已有2000年历史，历朝还有许多《高僧传》，这些佛学深厚的学者和高僧对印度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东方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东传和中国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元代汪大渊两次游历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著《岛夷志略》。明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个国家，其随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是研究亚非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亚非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专门记载。“只是在近百年，我国对东方其他国家的研究被迫中断。当东方学在西方兴起和发展之时，我国已陷入政治上受屈辱，文化上几乎停滞的境地。五四以来，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有所发展，但也是零碎和片断的。”(27) 二战以后，中国的东方学学科才开始步入体系化。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肇自1946年东方语文学系的建立，迄今已60周年。(28) 60年来，其结构或经调整，名称稍有小异，而宗旨则无改变，即在北京大学开展东方语言教学，研究东方语言与文化，建立和建设中国的东方学学科，服务国家，不辱民族，以跻身于世界文化学术之林。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和东方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为推动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内容由过去的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发展到当代亚非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全面研究。敦煌学、西藏学的基地在中国，其研究水平处于当代世界的前列。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国的东方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东方研究机构，北大设有东方文化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朝鲜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东方文学的各种学会也纷纷成立，如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印度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研究会等。主要期刊有《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亚·北非》、《日本研究》、《东方文化》、《东方研究》、《东方丛刊》、《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等。近一二十年来东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正是中国传统的东方学学科(29) 再兴的标志，也显示了“东方文艺复兴”(30) 的实绩。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东方的东方学既古老，也年轻，“还处在一个开拓和普及的阶段”(31)，从学科名称到学科历史，从学科资源到学科体系，还缺乏定义、梳理、发掘与整合。
比如，何谓“东方学”(Orientalism)？西方的学者作出了回答，其中以萨义德的观点(32) 最具权威性，也最有影响力。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体系性，但东方的东方学不仅没有自己的明确定义，甚至还没有认识到东方这门学科的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出版的《全球大百科全书》中，对东方学的诠释是：“外国学者特别是作家从事的关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历史、信仰、教律、文化和文明等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33) 而据长期从事东方学研究的朱威烈先生(34) 考察，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均未专门列此条目，只有《辞海》中有关于“东方学”的释义：“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35) 朱先生认为释义中所说的“东方(亚洲、东北非洲)”，正是“欧洲中心论”经验中的地理位置。(36) 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东方学”》中大致描述了解放后我国东方学学科建设的情况(37)，呼吁“当前，有待我国东方学家继续努力的，也许是应当积聚力量去完成一种建构——研究对象的建构，对其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形成我们与欧美东方学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客观公允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地位和特色”(38)。
在确立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学渊源过程中，破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关键。其实，从19世纪开始，已有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谬误并起来批判这种理论，马克思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39) 而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在建立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和政治性，始终能够自觉地肃清“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0) 仲跻昆先生说得好：“如果说欧洲人搞‘欧洲中心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也跟着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东方国家，我们应当更了解东方文学的价值。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东方文学都是富矿，有待我们深入地挖掘。
注释：
①这6位专家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注：当时任所长，这两年换届刚退下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副会长黄宝生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现已退下，由黄宝生先生接任会长)刘安武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仲跻昆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东方文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副会长孟昭毅先生；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圣经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工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当时任主编，2005年已从学报调回文学院，不再担任主编一职，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方美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紫华先生。孟昭毅先生和梁工先生此后也已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
②在1982年修订、198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大纲》外国文学部分中，东方文学占了1/3篇幅；但在1993～1994年修订、199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东方文学仅占了1/5强！而在中学语文教材(包括课文和课外阅读书目)外国文学入选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90％都是西方文学作品，东方文学只选了印度的泰戈尔的诗、日本儿童文学女作家杉美树子的《只要翻过那座山》、日本作家青冈卓行的散文《米洛斯的维纳斯》、日本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散文《大自然的启示》；1993年～2006年全国社科规划基金资助有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33项、一般项目122项、青年项目38项、自筹项目1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共199项，其中东方文学35项(含部分比较文学)，占总项目数的18％，东方文学项目分为重点项目4项(占12％)、一般项目25项(20％)、青年项目5项(13％)、后期资助项目1(33％)项。
③1998年南京会议上，有人曾作了一个不太乐观的估计：在我国真正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人(包括两支队伍)恐怕不足三百人！近年来中青年人才流失问题更为严重。
④《论东方学现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2006年10月6日播音稿。http://chinese.Irib.ir/zhuanti/dongfangxue.htm
⑤波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城市名；阿维农(Avignon)，法国东南部城市；萨拉曼卡(Salamanca)，西班牙萨拉曼卡省首府。
⑥(2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61～62、4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另参阅《东方学》第一章原注18：R.W.Southern,Western Views of Islan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72；亦可参见Francis Dvornik,The Ecumenical Councils.New York:Hawthorn Books,1961.pp.65—6：“第11条规定特别指出，应在各主要大学设立教授希伯来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迦勒底语的职位。这一提议由雷蒙·拉尔(Raymond Lull)做出，他赞成将学习阿拉伯语作为归化阿拉伯人的最好方式。尽管由于缺乏东方语言的教师，这一规定几乎形同虚设，但人们对这一提议的接纳表明西方的传教观念在不断增强。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早就希望归化蒙古人，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带着传教的狂热已经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尽管这些愿望并没有实现，但传教的热情却在不断高涨”；亦可参见Johann W.Fück,Die Arabischen Studien in Europa bis in den Anfang des 20.Jahrhunderts.Leipzip:Otto Harrassowitz,1955.
⑦王宁：《“东方主义”反思》，《外国文学》1996(5)。麦永雄：《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外国文学评论》2001(4)。
⑧(19)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6、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⑨⑩(16)(17)[苏]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10、10、11、13页，王以铸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
(11)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出使东方统帅庞培结束了第三次密特里达提战争，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建立了行省，把行省的税收交给骑士包收。由于这些国家都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便被称为“东方”。
(12)19世纪，西方人创办了众多的东方学专业研究会，其中包括“成立于1822年的法国亚洲研究会；成立于1823年的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成立于1842年的美国东方研究会；等等。”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129页，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3)西方发行的最重要的东方学杂志有：1778年，法国人创立了一个由东方学家组成的协会，1820年它与另一个协会合并，随后出版了《亚洲杂志》。1823年，伦敦成立了一个协会专门鼓励东方学研究，英王被邀请作为该协会的监护人，该协会出版了《亚洲国王协会杂志》。1842年，美国人创办了美国东方协会，并出版名为《美国东方协会》的杂志；同一年德国的东方学家也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杂志。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的东方学家也纷纷采取行动出版类似的杂志。美国东方学家在这个世纪出版的杂志还有《东方研究协会杂志》，此杂志在俄亥俄州的冈比尔出版，在伦敦、巴黎和加拿大的多伦多都有它的分支机构，但该杂志现在是否还出版就不得而知了，虽然该杂志有时也涉及一些宗教问题，特别是在其“书籍”篇中涉及最多，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一份政治东方学杂志；美国的东方学家直到现在还出版《中东事务杂志》和《中东杂志》，其总体特征也是政治东方学的特征；当前美国东方学家出版的杂志是《伊斯兰世界》，此杂志是兹威卖(zweimer)于1911年创办的，现在在美国的哈尔特福尔德出版，主编是凯尼司克拉吉，该杂志具有明显的传教特征。法国的东方学家也办有一份杂志，该杂志的精神和《伊斯兰世界》相似，也具有反对伊斯兰的传教特征，它的名字也叫《伊斯兰世界》。见《东方学家发行的最重要的杂志》，伊斯兰之窗http://www.yich.org，2004，04，13
(14)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15)见魏丽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特质》，北大中文论坛(www.pkucn.com)。又见詹义康《试评奴隶社会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学生大网站(studa.com)。詹义康的文章专门介绍了俄罗斯东方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B.A.图拉耶夫，谈到他的大学教程《古代东方史》(1913)把古代东方史的编年范围一直叙述到“希腊化时代”的后期，还有他的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
(18)在布拉根斯基领导下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科学工作小组著：《东方学》，18页，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0)随着二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一元主宰下的多极并存竞争的新格局，“欧洲中心论”已演化为“西方中心论”。
(21)(23)王宁：《“东方主义”反思》，《外国文学》，1996(5)。
(22)特指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第三世界批评家。
(25)我们大概知道日本东方学会办有会刊《东方学》，韩国有南亚研究所。
(26)(27)(31)(32)彭端智：《东方文学鉴赏辞典·前言》，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8)60年前，抗战结束，北京大学复迁回故都北平，时任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与代校长傅斯年先生以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策划，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东方语文学系，推动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此时季羡林教授留学德国归来，遂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任职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东方语文学系其后曾改名为东方语言系，再后改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再后则改为东方学系。直至1999年，北京大学组建外国语学院，原东方学系一分为三，成为外国语学院辖下的东方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系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并同时成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2000年年初，北京大学为配合院系调整，根据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文件精神，决定在原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暨东方文化研究所及其后成立的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基础上，重新调整研究力量，组建一个实体性的，专门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机构，即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3月，中心正式成立。12月，国家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为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9)中国传统的东方学学科是分类地域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宏观整体性研究，“东方学”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提出，这是现代从西方人那里引入的概念。
(30)随着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宣告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加强政治对抗性、民族自信心、学术主体性，中国学者提出了“东方文艺复兴”或“东方文化复兴”思想。参阅彭端智：《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关于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2)。季羡林、林在勇：《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6)。
(33)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含义有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参阅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3～4页，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中国学者在学科意义上把" Orientalism" 译成“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使用的" Orientalism" 译为“东方主义”。
(33)(36)(38)朱威烈：《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东方学”》，《文汇报》2002年11月4日。
(34)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杂志主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教育和中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马坚先生的学生。
(35)《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48页，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37)通过高等教育——首先是季羡林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东语系，以及20世纪60年代起其他一些高校相继开设的亚非语言系科，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格的毕业生；80年代以来，更有林志纯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倡建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机构，聘请了外国专家来讲授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等专业知识，造就了我国人数虽少却弥足珍贵的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学科的专门人才；此外，还有毕业于史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长期从事与东方学相关领域各种工作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一批对东方语言和历史有着扎实学术知识的东方学家，他们翻译、撰写的许多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论文、专著也是世界东方学的宝贵财富。
(39)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思想的曲解：“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参阅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40)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研究才正式出现在一些大学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课程表上，而其重点之一就是东方文学。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需要，为了肃清‘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残余，我们中国作为东方大国代表着东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讲也代表着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必须这样做，这是惟一的正道。”见季羡林：《东方文学概论·序》。何乃英主编《东方文学概论》，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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