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及其缓冲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性及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府将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国家战略，期望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以资源消耗和资本等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向以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创新、自主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很快成为中国许多官员、企业家和研究者谈论的主流话语，似乎只要有创新就可立马有效益、有政绩，有可以称雄于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综合国力。殊不知，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只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其在发明技术、创造财富、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可能制造出许多难以预料的麻烦和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在资本冲动和人们逐利心切不计其余的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相关的技术和社会管理体系不完善，不受限制的技术创新很可能引发危及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后果。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通常只是简单地采用“双刃剑”的说法来描述和抽象分析技术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将其归结为技术或者技术创新活动的两面性，因而只是诉诸理性的批判来直面技术或技术创新活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灾难和问题，这无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技术和技术创新负面效应发生的主要根源和责任主体，也无助于我们寻找有效缓解各种技术和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机制和策略。因此，考察和研究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探讨其各种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追寻各种社会灾难和危机的发生根源和责任主体，并通过明确创新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三者的责任义务，探索消解技术创新活动负面效应的制衡与缓冲机制和策略，不仅可丰富我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理论认识，增加对技术创新活动价值分析的多元视角，而且有利于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目标的总体协调，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里，我们尝试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缓冲机制设计的可能性策略。
一、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
“外部性”指一件事对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对他人给予补偿的活动。梅丽莎·A·斯切林(Melissa A.Schilling)对此分析说，外部性的成本或收益不是由那些创造它们的人来支付或获取的。如果一个企业在一个社区排放污染物，它就对这个社区产生了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而如果其在一个社区建立一个公园，它就给社区成员带来了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逐渐推进，人类对现实世界控制和改造能力的日益增强，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有关外部性的讨论也进一步由代内外部性延伸到代际外部性。前者指外部性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之内，后者则表现为外部性的影响波及后代人，形成使其无功受禄的正外部性或无辜受害的负外部性。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观点看，负的外部性因为常常引发各种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问题，对社会文明进步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爱德华·特纳在《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中借用墨菲法则——“凡是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1](21)道出了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凸现出人类预警和消解各类活动的负外部性的至关重要。
技术创新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的创造发明及商业实践活动，其根本要求在于实现技术的商业价值，发挥技术等创新资源的财富创造潜力。技术创新活动具体表现为新技术在商业上的成功应用，只有一项新技术研发活动应用于商业并取得一定利润回报，才能把这项技术研发活动纳入技术创新的范畴内进行考察。技术创新活动必须同时兼顾技术和市场的新颖性和可行性。从外部性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发现，特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既可能表现为跨越区域或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促进特定区域的产业技术进步，刺激产业技术创新，提高资源效率和促进经济繁荣等正外部性，也可能表现为污染环境、消耗稀缺资源和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等负外部性。如某些农业和渔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动导致水土流失、自然栖息地减少、海洋生物资源消耗殆尽，严重破坏当代人和后代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基础；转基因技术在医药和农业上的创新应用可能导致细菌抗药性或生态不可逆性等无法预期的后果等。[2](p3)
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直接关系到企业或国家层面的产业竞争优势的维持和创新利益的获取，研究者和决策者关注较多，与之相应的政策研究和制度安排相对比较完善，既有企业层面的反溢出策略(对正外部性效应的适当限定以获取更多的创新收益、保持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也有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激励创新扩散和传播的政策举措(对正外部性效应的放大扩增以实现技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高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产业技术综合创新能力)。而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至今在我们这个极力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严重“缺位”，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基本类型
依据技术创新活动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增加的表现形态，可以将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显性的负外部性和隐性的负外部性。
1.显性的负外部性
显性的负外部性是指某些技术创新活动在给创新活动主体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给其周围的其他人或社会带来直接的、显性的有害的负面影响。曼斯菲尔德曾把这种会产生使其他创新主体和整个社会遭受损失而得不到弥补的情况称为外部不经济。各类引发环境灾难的技术创新活动，如农药DDT、含氟化物的制冷器械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等直接引发的农田生态环境的破坏、臭氧层空洞，以及基因工程可能导致的“基因污染”等都可归入这种显性的负外部性的范畴之中。这类负外部性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建立特定技术后果(对他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与特定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因果联系。
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中通过两条生态学法则对这类负外部性的可能影响做了深刻揭示。[3](P25-35)这两条法则是：
法则1：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即在自然界中是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的。在每个自然系统中，由一种有机物所排泄出来的被当作废物的那种东西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动物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是一种呼吸的废物，这正是绿色植物所需要的一种基本营养。植物排出氧被动物所利用，动物的有机粪滋养着可引起腐烂的细菌。它们的废物，如硝酸盐、磷酸盐和二氧化碳这样一些无机物则成了藻类的营养物。据此，他指出，现今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业技术创新创造的大量物质产品在其消费利用之后成为地球上的多余物，它们被转化成新形式，并且被允许进入到尚未考虑到“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的法则的环境之中，结果常常是大量的有害物质会在自然状况下，在并不属于它们所在的地方累积起来。
法则2：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即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而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有可能是有害的。尽管对这种观点有争论，但它能够使我们对技术创新负外部性保持应有的警觉。他指出，在每一种生物产生之前都经历大约2亿年至3亿年的过程。在这期间，一大批新的个体生命产生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足以提出尝试某些随机的基因变化适应性的机会。如果这种变化危害了有机体的生存能力，它就可能在将这种变化传给其后代之前就杀死这个有机体。用这种方法，人类逐渐积累起一个复杂的、由可以相互共处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组织；那些不能与整体共存的可能的安排，便会在进化的长期过程中被排除出去。这样，一个现存的生物结构，或是已知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似乎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对伤害的成分做过筛选的，否则，任何新的生物体都会比现在的生物体要糟得多。基于此，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每一次技术创新活动为我们所提供的各类“非自然性”的产品，如各种合成洗涤剂、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各种转基因动植物，这些技术创新的产物是不会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却由于技术创新活动而成为一种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潜在危险进入人类生产、生活的现实之中。
巴里·康芒纳的法则描述了技术创新活动引发显性负外部性的两个主要原因，即各类追求高效率、低成本、高利润的技术创新活动常常有意无意地向特定社区或自然生态制造大量无法消费的、逐渐累积的多余物或“废弃物”，提供各种其安全性亟待严格检验和谨慎评价的“非自然性”产品。这些多余物或“废弃物”在为创新活动主体创造利益、增加财富的同时，直接给消费者或其他社会成员带来生存环境、生命健康和公共资源保有等方面的利益损失，直接增加了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
2.隐性的负外部性
这种负外部性可能表现为间接引发社会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或可能产生精神上或心灵上的挫折感或威慑感，进而诱发其他社会成员的非理性行为，也可能属于潜在的、在未来某个特定时期才可能会出现的负外部效应等多种情形。一些技术创新活动，如通过空调、空气清新剂和各类绿色材料来设法改善室内居住环境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不经意间助长了烦人的过敏症，产生了困扰生命健康的慢性病。另一些技术创新活动间接引发社会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大量的先进的昂贵的医疗器械的发明和商业化应用，使许多本来可以提供特定社区基本医疗服务的项目和计划被淘汰，从而间接诱导社会服务成本急剧上升，在一定意义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还有许多技术创新活动在短期看是产生了正外部性，从长远看却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负外部性。一些研究者指出，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在为人类提供多样性、多产性、高营养和早熟性的食品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健康和发育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和改变。这些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多数都是通过在动植物、农产品的生产、栽培和加工中大量使用雌激素、生长激素、各类抗生素、食物添加剂、催熟蔬菜和水果的各种催熟剂等而实施的，这些技术创新活动既导致了现代人青春发育期的提前，也引发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病症，如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甚至可能造成人类遗传特征的变化、生命力的衰退和寿命的缩短等，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负外部性的表现。
德国技术与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克·冯·布朗(Christoph Friedich von Braun)在《创新之战》中用“产品更新的加速化陷阱”对这种隐性的负外部性进行了分析。他说，竞争驱使的R&D增长和创新加速导致了类似军备竞赛的逐级螺旋式上升。只要有合适的背景，一个最初的小火花就能点燃螺旋式的旋转。就绝对值而言，这种升级过程很典型地导致各种开支的迅猛增长，并易于诱导利益相关的企业开发出众多不易被市场吸收和消化的技术，产生类似军备竞赛中出现的众多过度杀伤力的现象。[4](P65-73)其实，这种创新竞争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企业之间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而不断增长的巨额R&D经费的消耗(本来这些投资可能用在其他地方来更有效地改善社会福利、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对其他处于产业生态链的企业构成威慑力和威胁性，使其产生心理打击和挫折感，在匆忙的技术追赶中削弱其自主创新意识和独立性。一些专家分析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创新竞争，创新资源争夺，品种权和基因专利之争，常常耗费巨额资金研发与本国利益无关的产品和技术，并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少数发达国家集中、积聚，造成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社会福利降低，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被轻视或漠视。
经济学家提出“公有地灾难”的假设来解释这种创新的外部后果，并用“复活节岛”的案例来说明某些技术创新活动引发的资源过度消耗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后果。“复活节岛”在1200年的时候大约有两万多人口，森林覆盖率比较高，各种蔬菜、鱼类和鸟类种类繁多。其中棕榈树是造独木舟的原料，岛民使用独木舟去打鱼；托罗米洛树是取火的材料；蒿蒿树是绳子的来源。利用这些资源，使用石凿，复活节岛居民曾经建造了三个石工场所和四座巨石雕像。但随着岛民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有限岛屿的资源开发利用超过了其自然再生的速度，结果在1400—1500年间，棕榈树首先从这个岛上消失，岛民无法再制造新的独木舟去捕鱼；蒿蒿树也绝迹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得岛上的陆地鸟类也逐渐灭绝，海鸟也不再到岛上来觅食和栖息，食物逐渐稀缺开始引发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不同部落的雕像被相互损毁。在1774年3月14日詹姆斯·库克船长的地理探险船抵达此岛时，岛上居民已从高峰时期的两万人降到两千人左右，而且生活十分贫困。在历经欧洲流传过来的疾病感染、部分居民被诱惑出去变卖为奴之后，到1887年，岛上居民只剩下111人。[5](P193-194)
一般而言，在适当的社会激励下，技术创新活动的显性负外部性会通过特定的技术措施或替代方案加以解决，但这种解决有时候又会引发出更麻烦的隐性负外部性问题。诚如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所言，这些技术创新活动在创造局部的便利和优化的同时把更多的无序和熵增加带给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显性负外部性相对容易解决，隐性负外部性因经常导致系统性和长远性问题，既难以在当时就被发现和排除，也难以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隐性负外部性具有潜在性，亟须人类长期观察和监测，也需要动员多种社会机制予以预警和减缓。
三、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缓冲机制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6](P383-384)。在技术创新凯歌高奏的同时，我们应该对各类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保持应有的警觉和警醒的认识，并通过各种可能的环节机制来规避风险，减少其负外部性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冲击和伤害。否则，我们就可能在为一次次创新成功和收益而陶醉和麻痹，从而一次次地失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拯救人类整体生存的最后机会。
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特别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加速涌现，国际社会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消解策略。有些比较激进，如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停止增长”、“有限增长”的策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的“回归自然”、“绿色消费”等；也有一些理性的主张，如加强技术创新活动的“绿色评估”、建立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伦理和法律审查机制等预警策略。这些策略和机制设计的基本宗旨是降低各类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促进技术创新活动和其他人类文明活动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这些策略和机制的设计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依然不能有效地遏制或者规避各类技术创新活动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要真正消解各类技术创新活动所引发的负外部性，关键在于培育创新主体的社会责任，用新的理念设计各种社会机制，创新社会制度。具体包括：
1.依靠文化理性和价值规范机制实现技术创新活动风险的软着陆
技术创新活动固然要考虑商业利益和财富创造，但必须服从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应以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构成伤害为代价。事实上，任何技术创新活动的最终实现除了具有技术先进性、可行性外，都必须具备社会的可接受性，必须与社会价值选择相协调。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主导的功利化社会，社会价值的选择和表达往往会被各种商业利益和财富追求所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对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认知上的短视和盲点。为此，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文化理性和价值规范机制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理性反思和社会批判功能，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只具有善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多元文化认知视角和多种生态补偿的积极价值，大胆地进行社会文化机制创新，在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中引入多元参与的机制，允许对技术活动结果持不同意见的社会公民都有机会发表看法，从而调动起社会舆论和社会文化对企业或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正向规范的积极性，实现技术创新活动风险的软着陆，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
2.依靠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和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环评机制，设置技术创新活动绿色限压阀
多数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技术主导的现代经济发展中，如此之多的技术、知识创新被如此匆忙地应用于问题的解决之中，而完全没有考虑其后果或其他可能的选项。在许多情境中，企业仅仅为了追求创新利润的最大化而采取线性的非循环的创新过程，这必然导致生产末端的废弃物得不到循环再利用而污染环境的负外部性发生。如发明制冷机造福人类这一创新活动，就因忽视了在产品消费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氟利昂泄漏，结果破坏了臭氧层，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环境政策法规和针对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环评机制，则可能构成对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硬约束。具体说来，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可能会强制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其对环境和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针对重大技术创新活动的环评机制则可能帮助企业对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采取预先防范措施。这些政策法规和机制事实上给无限扩张、日益升级的技术创新活动设置了绿色限压阀，有助于引导技术创新活动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社会公益的方向拓展，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3.激活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知识、资源和能量，形成技术创新高风险化解的缓冲机制
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力量或三驾马车。企业有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的内在冲动，政府虽然整体上主张社会公共利益，但更多的时候会对复杂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力不从心，非借力于非政府组织不可。从减缓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的积极效应来看，类似绿色和平组织那样的非政府组织和各类产业协会，由于有大量可凭借的跨国界的网络体系和知识资源，可对各种有害公共利益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有效干预、规范和制约。目前许多跨国企业纷纷实施绿色创新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就得益于非政府组织强大的舆论作用和干预策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激活他们的资源、知识和经验服务于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的缓冲和消解之中，则可能会以更小的代价实现建立创新型国家及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自主创新机制成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国之梦。
4.建立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机制，设置技术创新负外部性发生的防火墙和内部预警体系
美国科学家萨姆·施韦伯(Sam Schweber)指出：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突现的复杂性和新奇性。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达方式，我们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私密性等特点，以及技术创新活动对社会生产、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涉及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活动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举足轻重，其影响力和道德责任应该同步提高。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应当具备相应的道德责任感，应当遵从社会伦理原则，负责任地思考、预测、评估科学知识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建立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机制，事实上是在科学活动的内部环节上设置了一系列的防火墙和预警机制，这可能会大大减少技术创新活动负外部性可能诱发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生态灾难，从而保证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与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5.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引导和规范技术创新活动，通过创新目标的转换来减缓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
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型的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多级循环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所谓的3R原则)。作为一种理念，其实质在于通过创新目标的转换实现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最小化。当前技术创新活动最显著的负外部性就是其所诱发的环境问题，因此，通过在具体的创新活动中实施和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用循环经济的理念规范和指导创新项目的选择，将技术创新过程融入网状、开放和循环的经济系统，可以开辟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领域和新方向，最大限度减缓技术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降低“资源消耗”和对地球的“污染程度”，缓解“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创新经济、节约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有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