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1987年19号文件指出：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结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这说明，我国共产党人和宗教信徒以及全国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把我们祖国建设好，不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一切宗教活动、宗教伦理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一
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任何宗教都必须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精神状况相适应，才能生存，并通过自身的变革求发展。同时，宗教也对每一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从历时性角度看，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性宗教必然经历过原始纯朴形态到封建化，再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公元476年，当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 在“蛮族”的军刀下寿终正寝时，而由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名义正式宣布为国教的基督教，并没有随帝国的灭亡而灭亡。由于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在这些入侵的“蛮族”建立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蛮族”人为巩固他们统一起来的封建国家，必须有适应它的统一的精神支柱，而早期基督教由于打破了犹太人基督教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并通过它创始人的牺牲，为人们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内心得救和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因此能迅速超越民族界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不但为统一的罗马帝国所利用，也为崩溃帝国的入侵的诸“蛮族”所容纳。1198年英诺森三世登上教皇宝座，基督教的封建化登峰造极，不仅在教会完全按专制皇帝集权观念办事，而且把权力运用到世俗社会，让整个西欧封建君主对他俯首称臣。14—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开始走向灭亡。从同时两个教皇对峙或三个教皇鼎立，到16世纪宗教改革，不仅体现了教会的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而且把封建社会制度神圣化了的神圣组织罗马教会，作为反世俗封建社会的必须先摧毁的目标。路德、加尔文提倡的新教，虽然终极指向依然是彼岸世界的上帝，却充分肯定人的现世，人们只有在现世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与上帝最为接近。这一新教改革运动创造性地转换了基督教的价值观，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意义领域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使人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追求利润，积累财富时仍然不失其生命的超验意义。新教的“因信取义”的教义，使教徒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一切取决于个人的真实信仰，不再凭借教会这一外在的权威，人在内心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自由。这与世俗的个人自由是如此接近，以至它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而且还为在“形式合理性”达到顶峰，而“实质合理性”欠缺的现代社会，为处在“现代化的痛楚”中的人类指点迷津，作为“人的终极关怀”而为现代社会所容纳。
从共时性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宗教变革，其世俗化可能在同一时代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时是新教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只追求市民阶级的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而易举地在本阶级内拥有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决定他宗教改革必定成功。而托马斯·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当时的想法和要求，他所追求的千载太平之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这是近乎于平民中刚刚萌芽的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理所当然只能为群众中极少数人所接受，注定他要成为宗教改革的悲剧性人物。
我们以基督教为例说明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性，不仅因为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具有典型的意义，还由于基督教“渗透”我国社会各地方、各阶层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基督教将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佛、儒、道和伊斯兰教更占上风，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这是因为：第一，与佛、儒、道相比，由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经历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洗礼，肯定现世生活，与现代化协调，适应比较快，关系比较密切。而佛教虽然是最早兴起的世界性宗教，但其宗旨在于普渡人生，使一切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得到永恒的寂静，注重的是彼岸世界的景象。儒教是通过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把封建地主阶级伦理观念——三纲五常，神化为“源出于天”的神圣准则，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统治思想。道教则把儒家道德作为所谓“得道”之“道”的核心和长生成仙的标准。佛、道两教都依附于儒教，在中国形成三教合流，共同作为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与不充分，它们与市场经济的联系疏远，难以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那种不知满足、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无论依靠什么手段致富的人们，没有奋斗、冒险、拼搏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但他们也需要信仰，寻求精神上的庇护，使其有安全感、依附感，或者期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拯救自己堕落的灵魂。当他们无法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时，会转向宗教，而与现代化关系较为密切的基督教（尽管它是被迫适应现代化）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宗教选择的目标。据统计基督教徒约三分之一集中在闽、浙、粤三省。
第二，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更具有宽容性和世界性。伊斯兰教虽然也强调进取精神，但它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至今，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依然保持这种特征，尤其原教旨主义浪潮震撼了整个伊斯兰世界，霍梅尼的“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号召，要神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使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政权忧心仲仲，其它各国对伊斯兰教的拒斥和戒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伊斯兰教多在阿拉伯世界中充分发展，民族性、区域性强。而基督教产生于弱小的、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它仅把政教合一作为它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而更能容纳世界各国不同民族、肤色的人们，而无论他是否具有政治热情。在我国，伊斯兰教仅在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有深厚基础，在汉族的广大居住地中难以发展，而基督教却能寻找一个比伊斯兰教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这股势力，必须正确引导它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
基督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适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第一，基督教组织和活动形式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基督教史证明，其组织活动形式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更新的。例如，在教义上，罗马东、西两派基督教即东正教和天主教，都信奉一个“天主”，但在东正教中，天主的形象是按希腊文化观念描述的，而天主教是按拉丁文化观念勾画的。他们可以因为圣灵“从父而来”还是“从父和子而来”争论不休，使“和子”一句成为两教派东西文本之间的永久性一词之差。东正教置本教于世俗政权之下，而天主教欲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但却同样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其组织和活动形式也随之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平等观念也深入宗教信徒，曾经不可一世的天主教内部也教派林立。以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主张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最高准则，无须教会、教皇的中介，直接与上帝相通，强调宗教信仰自由，这与市场经济孕育的精神相一致。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这是在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进行的。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也势必向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在神学理论上，不强调传统教义超自然成分，把对未来天国的关注，转移到今生、今世，以乐观积极的人世精神去体现基督的影响，简化礼仪圣事，这不仅是世界基督教的进步潮流，也是我国基督教的进步潮流。因此，排除国外宗教组织的无理干涉，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宗教组织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简单的礼仪圣事，已为我国广大基督教教徒所接受，他们认为实行“三自”（自养、自治、自传）原则是上帝所意愿的，新的圣经曾主张使徒教会和外邦信徒都可以在圣灵引领之下独立主办教会。爱国也是耶稣亲自提倡实践的，因为他曾为耶路撒冷哀哭。在礼仪、崇拜形式和表达方式趋向中国化和简单化，如礼拜音乐和赞美诗用中国古典和民歌曲调，用中国绘画艺术、习俗表达宗教情感、信仰等，甚至以身体力行、榜样式的传教方式代替口头说教，这些积极方面都应该弘扬。
第二，基督教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基督教中的积极因素，如新教提倡的天职观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为新时代的世俗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马克斯·韦伯说，新教教徒从不知乞讨为何物，他们认为上帝的神意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安排一个职业，人们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动，创造财富，以获取上帝恩宠和增添上帝的荣耀。因此他们为信仰而劳动，“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定性的唯一手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0 页）他们提倡最大可能也合法地去获取财富，又合理限制消费，勤劳、敬业、惜时、守时也因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而被视为美德，形成了一整套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智慧和道德态度。这对于现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具有积极意义和合理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我们需要不断创造财富，发展生产力，同时，为今后发展具有后劲，也应提倡勤俭建国。新教这些经济伦理精神应在基督教徒中提倡，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劳动致富，同时也用这精神影响周围的人，使人们都具有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
第三，基督教应该结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合理部分，共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由于佛、儒、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姗姗来迟的基督教望尘莫及的。异国的文化，包括宗教文化要在中国土地中成长，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能捷足先登，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立足之地是因为它吸取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它弃小乘佛教重自利的出世主义，扬大乘佛教重利他、济世的入世主义，并把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佛教善恶观的标准和业报轮回的基础。佛教常把“五戒”比作儒家“五常”，把原先生死轮回的教义中不讲敬王孝亲的，加入了关于君臣、父子、夫妻等人际关系的封建道德规范内容。因此，三教合流成为封建统治的思想上层建筑。当今，佛、儒、道的现代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现代化逼着他们改变自己的形式，而基督教中国化也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们之间只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宗旨下，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以宽容的态度吸取对方合理的东西，抛弃或改造自己不合理的东西。如禅宗的入世苦行，节俭“普清”和儒家的“入世”、“非命”，可以与加尔文宗引圣保罗“不作不食”结合起来，视为共同的一种勤俭敬业的精神气质。“爱上帝”、“爱人如己”是主的诫令中最大两条，由于“道成肉身”的基督教世界观，强调了基督教和他福音的入世性质，上帝就在我们中间，时时处处与我们相遇，因而遵守主的诫令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爱上帝就表现去爱他人，爱人、益人体现了上帝的精神，是“荣神”。基督教的博爱与佛、儒的行善是异曲同工，可以引导人们尊老扶幼，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起着抑恶扬善，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和政治局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