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叙事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2)03-0140-06
中国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也自然体现着叙事传统。然而，《史记》中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乃是其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的重要原因之一。
“叙事”二字古已有之。首见于《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賛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2]此处的“叙事”，有“依序行事”的意思。从表面看，古代“叙事”的最初意义似乎与现在“叙事”一词的意思相去较远。然而，从实质上看，“叙事”一词古今意义差别并不大，都是指某些事件、活动顺着某方向，按照一定的时间流程发展延续。从空间来讲，一般情况下，同样的位置只能放置一个物体，因此，物体的摆放也有顺序；从时间来讲，某一事物在某个时间点上也只发生着某一特定的变化。所以，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有次序。与此相一致，古代的官员在安排活动时也得按次序进行，这里就有顺序问题。古代最早的“叙”是用顺序的“序”，主要是指仪式上的顺序，加上古代的祭祀、庆典等仪式都要奏乐，仪式的程序、奏乐顺序与乐器摆放顺序都是仪式成功并整然有序的保证，因此，这里的“序”就和空间、时间有关系。就叙事学而言，“叙事”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讲述故事，就是要把事件或活动的空间的分隔转为时间的分隔，按顺序来排列。所以，在同一文章的某一叙事节点上，只能叙述一个事件，叙事次序就显得特别重要。由之，当代“叙事”学中的叙事的谋略、智慧和技巧也主要是体现在次序上。在古代，“叙事”的“叙”与“顺序”的“序”、“头绪”的“绪”都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的叙事，又是“头绪”，又是“顺序”。因此，中国的“叙事学就是头绪学，就是顺序学。中国叙事学以史为渊头，以史为重点，它是从史学发展起来的，然后波及小说、戏剧，它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3]《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叙事的特点也十分明显。
在《论诗的张力》中，“新批评”派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把“张力”(tension)一词从物理学领域借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他说：“我们公认的许多好诗——还有我们忽视的一些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为这种单一性质造一个名词，以便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些诗。这种性质我称之为‘张力’。”“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获得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贯通一气的。”[4]后来，英国学者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中将它释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5]又将张力运用到了诗歌以外的其它文学批评当中。由此我们说，好的文学文本应当有恰当的张力度，这就使文本激发读者审美感受量指向最大化。
因此，在《史记》叙事中，“序事”与“凑理”的张力、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的张力所产生的效果，使得《史记》在成为一部历史巨著的同时，也成了不朽的文学作品，从而具有了极高的审美性和文化价值。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这里的“善序事理”，不只是说司马迁善于叙事，更在于强调司马迁善于在叙事当中把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属于事物规律性的“理”给揭示出来。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所言：“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7]这样，在《史记》之中，司马迁就把“序事”与“凑理”巧妙结合，产生一种张力之美。
《史记》善于“序事”，前人多有论及。吴敏树在《史记别钞》里以《项羽本纪》为例对此加以阐发，他说：“史家原只依事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如此纪，项氏起吴中，部署徇县诸事，绝无指数，直入渡江击秦，建立楚后，项梁败死不久，其人事迹并略，专向项羽铺陈，至入关擅事以后，怀王彭城举动，不涉一语，独沛公鸿门摹绘累纸，惟恐不尽。其后所置诸侯王，与项氏岂免交涉？竟无所及，独及田齐、英布，益以彭城，皆关楚汉成败紧处，即又不肯琐屑多道。吾意史公作此纪时，打量项王一生事，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赵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后则专与汉祖虎争龙战而已。故下笔万言，滔滔滚滚，如长江大河，激石滩高，回山潭曲，鱼龙出没，舟楫横飞，要是顺流东下，瞬息千里，终无有滞碍处耳。从来良史记事，第一论识，而柳子之评史公曰‘洁’，真是高眼看透，学者但能从有会无，即详知略，则于序事之文，立占胜步矣。”[8]这是说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注重立意和章法，见识高，对事理看得透，写一件事情能够抓住本质和要害。这里就有“序事”和“识见”的关联。正如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所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9]方苞认为“义法”源于《春秋》，由司马迁加以发明运用而更加显著。关于《春秋》“义法”，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致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0]这是说《春秋》用简约的文辞整理悠久而纷繁的史事，并借以寄托关于“王道”、“人事”的思想。方苞所论“言有物”是说太史公作文有思想，有观点；“言有序”则是说文章有条理，文章要讲究有意义的表现形式。而二者都反映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和评判。此中即可看出“序事”与“凑理”之妙。
《史记》“序事”还表现为线索清晰。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云：“《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8](P177)《史记》中有以大事为线索的，如《大宛列传》。该传以大宛的发现为线索，把西北诸国的种种情况，都从通西域的主角张骞口中说出，全传劈头一句用“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总领起，全文序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叙张骞通西域，以张骞发现和沟通西北诸国的先后始末为序；后一部分叙汉武帝为得大宛马而伐大宛事，以武帝的侈欲和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军贰师城始末为中心来记述，线索清晰。《史记》也有以梦为贯穿线索者，如《赵世家》就是以梦为线索。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赵世家》云：“《赵世家》是一篇极奇肆文字，在诸世家中，特为出色。通篇如长江大河，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令览之者应接不暇，故不觉其长，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如叙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以淋漓激昂胜；叙武灵王议胡服事，以历落缠绵胜。尤其妙者，在以四梦为点缀。使前后骨节通灵。赵盾之梦，为赵氏中衰赵武复兴伏案也；赵简之梦，为灭中行氏灭智伯等事伏案也；赵武灵王之梦，为废嫡主幼以致祸乱伏案也；赵孝成王之梦，为贪城受降丧卒长平伏案也。以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成神出没之文，那不令人拍案叫绝。”[8](P405)而这些线索的设计，则能更好地表达对历史的评判。
然而，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传中必然有自己的“理”。这种“理”，或者称为“识”，或者称为“论断”，或者称为“主宰”，都指的是司马迁在历史记述当中深含着自己的思想。正如白寿彝所说，司马迁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11]司马迁在《史记》序事中常常以传主或传中人物的言语作为对历史的论断。《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民请命，欲将上林苑改为农田，而“高帝不怿”，“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10](P2018)对此，王卫尉谏言为相国免罪，而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10](P2019)传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寓含对萧何为民请苑行为的肯定和对刘邦为人忌刻心态的批评。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所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12]司马迁还通过记叙传中人物所作所为，暗含对人物的评价。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为了逃命，竟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于不顾，夏侯婴不忍，多次下车收之。司马迁对刘邦残忍本性的暴露是通过叙事实现的。再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10](P3140-3141)在这里，有对天子滥用酷吏的批评，司马迁只摆出事实，就有了明确的论断。这就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史记》“序事”之中。白寿彝在《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认为，“寓论断于序事”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他还指出，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他吸收这些评论和反映都是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终究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13]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历史记述的“序事”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论断”，即“理”，也就是“凑理”。
这种“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就使得“《史记》的每篇文章除了反映它既定的历史事实以外，还大都有一个作者要借以表达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有的是在客观地讲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自然流露的，有的显然是额外加进去的，有的甚至是作者在按照他自己的某种理想、某种观点、信念来选择组织，来加工改造历史材料。”[14]
总之，《史记》“序事”与“凑理”的张力，让具体的史事、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成为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给历史人物以论断。这样一来，历史记述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却给人以有力的审美感染。因为，在史传作品中，求真与审美表现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对立统一，司马迁首先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家，求真与考信是其撰史的首要原则，但他并没有将史学目的仅仅停留在实录的“序事”之上，而是通过历史典型环境氛围中的传神描述，在再现历史场景、复活一大批各具风采神韵、有血有肉历史人物的同时，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和对于历史的认识，在求真的基础上将史学上升到求美的境界。
叙事结构对于叙事作品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托多罗夫说，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15]杨义先生曾说：“中国的‘结构’两个字，‘结’就是绳子打结，‘构’就是盖房子，‘结构’是个动词。到了六朝的《抱朴子》，‘结构’还是一个动词。直到明清之际，李笠翁写《闲情偶记》评戏剧的时候，他还说‘结构’第一，还用盖房子来比喻，不能盖一间再想怎么盖第二间，要先有整体的布局，每一间房子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人对‘结构’的认识。后来，‘结构’变成名词了，但它还带有动词性。所谓动词性就是说‘结构’是个过程，就是你写文章第一笔写下去就是‘结构’的开端，当你收笔的时候，这个‘结构’才能完成。动词性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结构’是人和天地之道的一种契约，你通过自己的生命投入，按照天地之道的运行来安排结构文章，因此作者是不能排除在结构之外的，作者以他的心神元气来运笔，与天地之道订个契约，通过结构来表现。中国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结构之道，一是结构之技。”[3]杨义先生运用“道”与“技”的命题，来概括中国叙事文体的结构的双构性：结构之道用以笼盖全文，结构之技用以疏通文理，二者的功能分别是统摄和具现。
《史记》一书，在结构上有司马迁的匠心独运，也毫不例外地有“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结构。”[16]我认为，《史记》的结构之道，其实就是司马迁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进行思考时由巨而微的思维方式的显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历史人生哲学和著史目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对政治序列和等级序列的显现。这主要表现在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的《史记》的框架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P3319)这已经表明了作史的目的，即把握历史发展变化，探究自然人事的变化。
关于“本纪”，张守节解释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17]刘知几也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6](P28)“表”主要罗列“事微而不著”。“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的人物和事件，使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历史进程一目了然。“书”乃“记国家大体”(司马贞《史记索隐》)，“八书”“以记朝章国典。”(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从具体的国家制度去探讨社会的发展变化。“世家”指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司马迁写世家，着重体现的是家族的兴亡，强调了他们‘拱辰共毂’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18]“列传”是《史记》中篇幅最多的部分，载录公卿大夫以至庶民百姓，“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人物。”[19]这些人物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列传”通过对他们所做作为的记述，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能动性，也体现了司马迁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
总的说来，《史记》的五种体例，互相联系，互相照应，互为补充，形成有机整体。本纪是全书的纲领，以编年为线索，以帝王为叙述重点，为整部史书的叙事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时空框架。表、书、世家、列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本纪加以补充阐释。同时，由帝王而世家而个体，不同体例反映不同层次的人物，全面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层次感。朱自清先生曾对此解释道：“《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20]因此，司马迁这种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例及其五体结构，实则是表达“承敝通变，见盛观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作史目的，这即是“结构之道”的体现。另外，《史记》“结构之道”还体现在司马迁对社会哲学的思考，即“法天则地”的自然观。《史记·太史公自序》谈及“作《五帝本纪》第一”的中心思想时指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10](P3301)“法天则地”，就是取法则于天地自然运行的大道，是五帝为后人留下的法宝。这一自然观也是通过“结构之道”体现出来的。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中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17](P13)除此之外，《史记》的篇目按照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一方面体现了时空序列，另一方面体现了政治序列和等级伦理序列。而每一体例中人物放置的位置则体现着叙事者的第一关注点和史学思想。这种“按人物等级分类分编，倾注了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每大类的首篇都以‘尚德’为宗旨。”[18](P80)这也是“结构之道”的体现。正如杨义先生所说：“结构本身隐含的意义，往往比公开的文字表述还要重要。比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并不要历史学家站出来评论哪个人，只要把孔子放到《世家》里面，把陈涉放在《世家》里面，把项羽放在《本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这种通过结构的评价比站出来说三道四地评价还要发人深省。”[3]这就是结构之道对于史传的意义。
关于“结构之技”，用杨义先生的话说，就是用以“疏通文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善叙事理”之技。是每一篇传记的结构之法。从学者研究可知，《史记》的人物传记，按其内容、性质、形式，可分为专传(单传)、合传、类传等，而一类有一类的线索，每一篇“有它每一篇的结构”。[21]单传是单线结构，即按照人物命运的发展轨迹来结构材料。以某一人物的命运发展为主线，而其他与此命运相关的人只作为陪衬、烘托，而将这一人物命运特征显示出来。如《项羽本纪》以项羽为全文中心，一切事件基本上都是围绕项羽这个人物而展开，其行动和命运的变化就成了单线的结构线索。合传采取的是两条主线纵横交错、相互穿插的结构线索。以两种命运发展为线索，这两种命运具有互相照应的关系。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是采取两人并列的写法，而当矛盾展开的时候，又横插进一个灌夫，成为矛盾双方的导火线。于是双方矛盾便交织起来，错综复杂，难解难分。到矛盾十分尖锐时，甚至连武帝、王太后都卷了进去。结局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在类传中，对于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物，又采取了放在一起记述的方法，在结构上采取多线型纵横交错式。如《刺客列传》一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这五人在时间上前后相距四百多年，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事迹的时候，一方面保持了他们各自故事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利用时间的线索，将这五个人的事迹联系了起来。在最后又总括说：“自曹沫到荆轲五人，此其义……”这样就显得这五个人的事迹，是同一种精神的延续，他们具有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和一致性。这样的结构既纵横交错，又步步深入，不断上升。《酷吏列传》一共写了十个人的故事，这十人都是汉代人物，而且多是当代人物。由于这些人物活动在同一时期同一个政治舞台上，他们的事情本身有很多直接联系。因此，在此类传中，司马迁一方面保持了这十个人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尽量使他们的事情互相穿插，结成一体，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纵横交错式结构。[22]这种对于反映人物命运特征的人物关系及其变化的安排，就是“结构之技。”
这样一来，“结构之道”同“结构之技”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史记》的总体设计，都是围绕其主题即作史目的来安排，这就体现为“结构之道”；而单篇传记也均有一个以表现传主命运的结构安排，这便体现为“结构之技”。因此，“结构之道”就对“结构之技”有一种支配和统摄作用。“结构之道”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层次、分门类、分角度地记述三千年间的风云人物，概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体现“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这就对每一体例传主的选择、史实的核定、线索的安排有着制约作用。要很好地概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必须在“道”的统领下确定有效表现具体人物成长史的“技”。这样一来，传记整体主题使所有人物传记的结构具有了联系性。反过来，“结构之技”则体现“结构之道”。每一篇传记结构的形成，是为了表现来自作者对该历史人物命运深入思考的主题。而每一传记的主题合起来则是《史记》的主题。《史记》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传记人物命运的展示来实现的。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成了《史记》传记最恰当的结构形式，因此人物命运特征成了《史记》传记组织其艺术框架的实际依据，它决定着传记结构的基本形式。
由此观之，“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同样，当你对整部《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作一统观的时候，又不得不去为每篇的结构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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