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大热点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黄其洪，卢丽娟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 要〕 国内学界近年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做了大量翻译、引介、甄别和评价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础理论的清理，从而对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工作涉及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较多，但就其影响力和创新性而言，主要集中在对阿兰·巴迪欧思想的研究、对生命政治学的探讨、对奈格里和哈特《帝国》的解读、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国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讨论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有的是全新的话题，有的是对已有话题的深化和拓展，还有的是在与中国哲学界互动中的一种哲学观变革。我们期待着国内学者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断推出自己的创新性成果。
〔关键词〕 阿兰·巴迪欧；生命政治学；《帝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向来是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呈现出国内外多学科齐头并进深入开展的良好态势。回首过去的一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学者们勤奋耕耘，努力翻译、思考和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的成果不仅数量众多、质量较高，而且聚焦形成了一系列的热点，尤其表现在对阿兰·巴迪欧思想的研究、对生命政治学的探讨、对奈格里和哈特《帝国》的解读、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国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讨论等五个方面。本文拟围绕我国学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大热点问题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加以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考试本身与教育教学并不矛盾。只要我们的教育教学是真教育真教学，能引起学生共鸣、打动学生内心，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帮助学生在收获良好素质的同时也获得实实在在分数的过程。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模型是一个4层剪力墙结构，层高均为3 600 mm，总高度14.4 m，梁和剪力墙平面见图1和图2，图中LL2截面尺寸为200 mm×500 mm，LL1的截面宽度为200 mm，截面高度在400～1 600 mm之间变化。不考虑楼板的影响，墙厚均为20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Ⅱ类场地，设计地震分组为第1组，抗震等级设为二级。
一、不可替代的高峰：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
阿兰·巴迪欧被誉为“当代世界左翼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可替代的一座高峰”(1) 蓝江：《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巴迪欧？》，《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过去的一年中，国内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主要涉及他的结构辩证法、阶级主体理论、共产主义观念和数学本体论等。
研究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应持怎样的态度？蓝江在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巴迪欧？》一文中给出了回答：首先，对左翼思想家的研究和阅读要谨慎小心，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具体来讲，一是消除对“左翼”一词的误读和曲解，而采取辩证解读的正确态度。那种大加挞伐和批判或者一味崇拜和赞扬的做法，均是不可取的。二是做好方法论上的准备。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出场不该被妖魔化或神圣化，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进行观察，而应该立足其著作和文本，有根有据地开展研究。对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想理论，需放在“显微镜”下谨慎仔细地观察、分析和鉴别，究竟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避免全盘端来和肆意解剖，切忌囫囵吞枣和大卸八块。总之，需充分考虑这些理论的“出场情势”和文本的“原初语境”。西方左翼思想理论的本土化和当下化何以可能？蓝江认为，可采取“沉淀”和“激活”两种方式，沉淀出内质性的思想——真理，通过一个新事件的激活，让真理的全貌能够自然显现，当人们剥除掉真理身上附着的那一层层死皮时，“真理的内在性在具体的当下”便有了情景化的展现。巴迪欧擅长创造概念，特别是一套套数学公式，研究者不可死死抱住这些概念和数学公式，而应寻找其思想中的真理性内核。也就是说，对巴迪欧的阅读，必须找寻到其思想中那些活生生的蕴含真理的东西。有了以上的态度和准备，才能像如下的学者一样，对巴迪欧的思想进行有效而深入的研究。
其一，对巴迪欧结构辩证法的研究。袁蓓以巴迪欧早期著作《主体理论》为参照，对巴迪欧的结构辩证法作了详细梳理，认为“巴迪欧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了结构辩证法作为其思考的初始视阈和首要路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有异化与分裂两种模型，不同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以往辩证法，巴迪欧提供的是关于辩证法的新理解——结构辩证法。结构辩证法的过程“就是‘脱位’对抗‘就位’”，“本质就在于使‘弱差异’优先于‘强差异’”，“主要操作是把‘强差异’分解为‘弱差异’”。为避免在弱差异和强差异的区分下“就位”和“脱位”的纯粹空间位置的重复性复返，巴迪欧提出了无法捕捉的“消隐项”这个概念，以此解决结构辩证法在面对现实状况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消隐项”这个概念与拉康的含有对抗内涵的“实在界”具有内在关联。巴迪欧对拉康的“实在界”格外推崇，但让巴迪欧感到遗憾的是，拉康的“实在界”最终也未能逃脱因主体滑向匮乏引起的“强差异”和“弱差异”的重复性“就位”而走向虚无。这种状况当然与巴迪欧的预期相距太远，于是巴迪欧不得不对革命主体进行了一种结构性分析(2) 袁蓓：《结构辩证法与巴迪欧的主体解放规划——基于〈主体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为主体解放提供了可能性回答。
王雨辰围绕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展开了探究。他认为，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抽象地对待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关系，从而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坚持从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出发，“强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史与人类史呈现出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特点，二者由此形成具体历史的统一”(21) 王雨辰：《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客观的感性现实活动——实践，以及社会历史生成论(社会历史主体客体辩证统一)构建起自身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而确立了独特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并与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划清了界限。对马克思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的探究，关系到认识生态危机根源、确立生态危机研究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三，对巴迪欧共产主义观念的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究竟如何？在尹树广翻译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巴迪欧、齐泽克访谈录》中，巴迪欧对这个问题作了回应。巴迪欧坦言自己因为家庭和接受教育的原因而选择以共产主义的方式面对现实政治，这就不难理解，巴迪欧本人为何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被问及从共产主义的衰落中能够学到什么，以及什么是当下的共产主义的基础时，巴迪欧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所面临的危险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如脱离民众。他强调，运动、组织、国家三者在政治辩证法中是必备条件，缺一不可。如何让目前已经处于边缘化的共产主义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巴迪欧认为，应当从激进的意识形态活动中重新开始，让人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共产主义。他并且主张“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参与所有相关的民众运动”(4) 尹树广：《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巴迪欧、齐泽克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 。在这一点上，或许巴迪欧会遭遇反对者，如同拉吕埃勒对他的数学本体论所作的无情批判一样。
其四，从“非哲学”视角对巴迪欧数学本体论的批判。众所周知，巴迪欧的哲学被称为“事件”哲学，而拉吕埃勒根据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以自己独特的“非哲学”(5) 参见黄其洪、王鸿宇：《从哲学到“非哲学”——F.拉吕埃勒的“非哲学”思想导论》，《现代哲学》2018年第4期。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文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拉吕埃勒思想的学术论文，开启了国内对拉吕埃勒思想研究的先河。 视角对巴迪欧作了深刻的批判。黄其洪、王鸿宇在《论拉吕埃勒对巴迪欧数学本体论的批判》一文中，较为详尽地展现了这种批判。文中指出，巴迪欧基于对哲学终结论和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的批判提出了数学本体论，他认为数学本体论是在一个相对主义占主流的今天重建普遍主义的唯一道路和言说存在的唯一途径。拉吕埃勒认为巴迪欧的数学客观性表象之下隐藏着的却是集权主义的本质，巴迪欧通过数学“再教育”哲学是一种“恐怖的纯化”，不仅“纯化”了哲学的内在内容和外在世界，同时也肢解了哲学本身的内在整体性。当巴迪欧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偶然出现的本体论事件上，这就意味着没有一种主体的力量可以自觉承担变革资本主义的使命。变革永远只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一个偶然事件悬临的时刻，而当下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等待。这实际上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犬儒主义的生活，是一种伪激进(6) 黄其洪、王鸿宇：《论拉吕埃勒对巴迪欧数学本体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 。
综上所述，过去的一年学者们对巴迪欧思想的研究均较为前沿，有些研究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这对推进巴迪欧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不同的专题，目前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巴迪欧于1982年完成其《主体理论》这部著作后，很少直接涉及马克思及其文本，自那年起，或许巴迪欧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这样的判定太过武断。纵观巴迪欧在不同时期的文本，可以断定的是，巴迪欧绝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思想家。巴迪欧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实践场域，其思想风格和术语有明显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将其思想中异质性的东西抹煞掉，只有注意到其思想进程的特定语境，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全面系统的考察，才能够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巴迪欧的思想形象，而这一点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应成为重点突破的方向。
二、何以可能的生命在场：有关生命政治学的探讨
关于生命政治学的探讨始于20世纪晚期，以福柯、哈特、奈格里、朗西埃、阿甘本等为主要代表。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当今资本主义所谓“全面胜利”的伪境，唤醒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与反思。齐泽克曾坦言：“教育今天已经被看作投资，我们自由时间的快乐已经被看作投资，我们放松、享受，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政治学。”(7) 张一兵等著：《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这或许是对生命政治学意蕴最通俗、最直白、最清晰的表述。生命政治学中的“生命”已然不是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有着政治的、哲学的、神学的等诸多内涵。人的生物学身体或自然生命被政治侵入，被迫纳入权力的算计和操控之中。生命政治学关注的是生存本身，重视的是人的生命本真性的生命样态，考虑的总是且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及权力。回顾过去的一年国内学者对生命政治学的探讨，主要涉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批判、现代性技术与数字时代批判为前提的生命政治学等。
其一，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探讨。福柯的“今天处在危险中的是生命”这一重要命题对阿甘本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奠定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命题的基础上，阿甘本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张一兵在《生命政治构境中的赤裸生命——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话语之一》中认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的神圣人、赤裸生命、现代神圣人的思想构境“是基于海德格尔的‘Ereignis(本有)’的开启作为存在的历史之终结”。但阿甘本对海德格尔本有论思想中的“Ereignis(本有)”的思想构境无法真正透视，转而意识到福柯对现代资产阶级幸福生活中所蕴含的“不谈政治的生命政治”以占有为特征的存在历史的终结，“重新看到资产阶级世界中存在的神圣人、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构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哲学全新构境域的观念前提”。以此为前提，阿甘本切入了关于当代资产阶级世界中“赤裸生命”的思考。这一思考是在“整合施密特的主权概念和福柯的生命政治范畴”，以及探索“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形象”后提出的。赤裸生命是“社会存在向权力呈现和构境的特殊生存”，它在常识经验中不可直观，在可直观的物性生命存在中无法寻得其存在。神圣人是赤裸生命的特殊在场，在这个意义上，赤裸生命和神圣人生命是同义反复。神圣人看似没有了任何社会存在形式，实则是没有了古希腊古典政治学中的生命形式下的“特定政治构序”。在此构境上，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的微观权力，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是“向死”的政治，“所有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人都是作为‘活死人’的现代神圣人”(8) 张一兵：《生命政治构境中的赤裸生命——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话语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2期。 。可以看出，张一兵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构境的解读，为人们深入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提供了新思路、打开了新视野，不仅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中的境遇，更提示人们有必要结合当下现实，对当今资本全球布展下的人之存在状况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因为当今资本的统治更多的是毛细血管式的控制和不可见的权力操控。
其二，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关系的探讨。生命政治学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存在的理论范式，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原初视域”和“核心论域”的相关性，使得生命政治学批判成为分析和解构现代资本国家逻辑布展的有益补充。生命政治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把生命归结为私有或资本的配置有着同样的政治化遭遇处境。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理论的原初视域都是针对“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以及自由主义原则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从身体维度、非物质劳动、资本的布展、共同性等方面进行了内在逻辑分析。他们虽然采取了新的概念表达方式，但未能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可以说仍得益于马克思的基本规定。阿甘本在其生命政治理论中，考察了现代政治国家使生命异化为“可以随意被处置的赤裸生命”，这与马克思所称的配置对象有着同样的政治经济运行轨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理论研究的论域众多，而核心论域在于“对自然性的理解及其差异化旨趣”，这也是两种理论论域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政治理论呈现的是“在生命的自然性之上直接获得社会权利”，在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化的自然性基础上来探讨“生命政治化”、“生命国家化”，“最后在赤裸生命中达到生命政治对自然性借用的极端”。福柯也表达了对生命政治自然性的重视，认为“人的自然生命越来越被纳入到权力的诸种机制和计算中”。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性被确认为“一种现实的历史性关系”、“一种实践关系”，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贯穿始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在于，“生命政治学批判可以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出一套生命政治学批判”，这为批判性地分析和解说现代国家的社会运转机制提供了以“生命权力的转换”和“人口调整机制”为视角的独特范式(9) 林青：《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批判初探》，《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通过生命政治学批判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可以使生命政治学批判突破其对“生命、人口等概念的抽象化论述”，呈现出一种对现代国家运行治理的积极样态，从而“唤醒人们反思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治理限度，确立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支点”(10) 袁立国：《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批判》，《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
其三，对现代性技术与数字时代批判为前提的生命政治学的探讨。有学者从数字时代的媒介层面追问有机体的生命政治，通过媒介环境表征生命政治，为数字时代考察“有机体”生命内化的政治化开拓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勾连起“媒介技术与微观权力”的对话，正如温纳的技术政治学所指出的，“技术设计中含有浓烈的政治因素，政治是由技术塑造的，要改变技术，仍要通过政治手段”，这种技术和政治的对话更是“有机体的观念经过技术的环节嫁接了媒介环境与生命政治”(11) 骆世查：《媒介环境即生命政治——数字时代的“有机体”话语与主体追问》，《新闻界》2018年第6期。 。阿甘本论域中的“赤裸生命”也是对“媒介环境”的内容指涉，不管是“媒介技术”还是“权力技术”，都是从“生命”的有机体中追问主体的，以此凸显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对生命有机体进行的生命政治的形塑作用。另有学者从“现代性批判技术的视角”审视了生命政治学的旨趣和逻辑转换，认为在社会革命战争的情境中，“技术批判完成了从生产力政治学向生命政治学的转型”(12) 胡大平：《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科学技术转换为权力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通过现代性技术批判推崇生命原则以反对技术世界，这只是从现代性的技术发展角度作了“反技术”的批判，没有过多提及技术与生命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没有讨论生命政治理论的有效范式。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讨论从某种角度也为生命政治理论的关切阐明了技术批判的立场，为生命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三、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哈特《帝国》的解读
对于资本帝国的霸权统治，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是坚定的，那就是批判性审视和有意识反抗。“后现代文化本质上是资本帝国的无意识主观映射”，“后现代文化思潮恰恰是帝国布展的同谋性观念形态”(17) 张一兵：《后现代文化与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在张一兵先生看来，后现代文化在无意中成为了资本帝国的同谋，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后现代的文化情境。虽然资本帝国的布展是全新的，但仍未逃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对资本帝国的反抗和后现代文化的批判，终究仍要回归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其实这本身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和原则，奈格里、哈特在《帝国》的叙事中也基本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张一兵先生看来，如果用两个词来说明新帝国的权力构序的特征，那么这两个词便是“非实态”和“非连续性”，意指无形的非直接控制和支配。在此情境下，帝国的主权形式发生了转化，现在的帝国是以网络式弥散结构进行全球构序，这一构序并非传统的法律构序，而是开放的功能化构序，即“借助自身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全球布展而生成实际控制世界的无形法则”。这种构序旨在追求“实际发挥作用的‘系统的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 of the system)，这个系统就是遍布全球的关系性功能存在的‘新生的生命政治、经济、制度系统’”。面对帝国主权和构序方式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势必要求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作出相应改变，这便是奈格里、哈特所称的全新存在论，即以决裂姿态告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另类秩序的构序中建立“另类现代性”，以此才能“真正透视资本帝国的新的存在方式以及新的革命主体确认”(13) 张一兵：《反抗帝国：新的革命主体和社会主义战略——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 。那么，这里所指认的新革命主体面对的是怎样的资本帝国统治呢？
资本帝国统治已转化为一种规训统治，这种统治的转化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新形态”以及“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使得资本帝国的生产以根茎式的结构构建了世界市场的全球生产和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工，造就了“帝国”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真实吸纳(real subsumption)。奈格里、哈特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对劳动控制和支配形式的两种区分(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对认识和理解“帝国”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有帮助的。在资本帝国阶段，形式吸纳是对非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直接盘剥，真正吸纳是以提高技术生产率而扩张的。奈格里、哈特认为帝国的原始积累模式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帝国主义原始积累，资本帝国的社会财富样态正以非物质态(immaterial)呈现，它包括“社会关系、交往系统、信息以及情感的网络”，促使劳动力非物质化，促使其“生产和再生产整个社会生活”。在后现代资本帝国时期，原始积累的全新进程就表现为这种以“非物质的信息积累”为形式的原始积累，这就是资本帝国的规训转变在全球的布展(14) 张一兵：《全球规训与走向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那么，在这种规训统治下，资本帝国的发展图式将会如何？
进入21世纪以来，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值得关注的是，从马克思的自然观出发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新内涵，它与生态经济学勾连，搭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维度，西方学者还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域。过去的一年，学者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追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向度及其局限的分析、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演变的考察、基于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及其生活逻辑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等等。
Bivariate copula: t (par = -0.2, par2 = 15.76, tau = -0.13)
作为一部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巨著，“《资本论》是全方位把握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初尝试，也是截至目前无法超越的原理尝试”，它面对的是疯狂和暴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思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资本论》的魅力体现在整体结构和细节内容方面，让人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透资本主义制度本来的面貌”(25) [日]熊野纯彦：《为了抵抗资本的疯狂——为何阅读马克思》，陈世华、卓宜勋译，《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回顾国外学者的《资本论》研究，主要涉及对以MEGA2中的主要手稿为依据的《资本论》创作情况的研究、对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情况的研究、对《资本论》中的异化论的研究、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等。
过去的一年，张一兵在其多篇文章中对奈格里、哈特的《帝国》作了大量解读和研究，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启人深思。奈格里、哈特所指认的“帝国”不同于以往以领土和民族国家为建构基础的传统帝国，而是以大型跨国公司如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微信、麦当劳、肯德基等为连接构造的全新帝国。在新旧帝国的对比中，改变的是统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变的是资本规制下的嗜金本性和财富掠夺。新帝国“新”在何处？新在无形的网络信息化交往方式，新在不可见的毛细血管式的渗透，新在人之存在方式的深层控制，而这一切，都要从后现代思潮映射下的资本帝国权力构序的旨趣谈起。
经由奈格里、哈特对资本帝国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期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是不现实的，资本帝国的全球控制和支配将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资本帝国不会在短期内直接走向衰退，反而会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交融中进行更大的权力布展。尽管现实情形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但如同曾经无比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会走向衰落一样，资本帝国也终将走向衰退，终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而眼下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正义、秩序、和平、权利等等这些让人类引以为豪的价值，在资本帝国权力布展的新框架下应该由谁维护、如何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抗资本帝国和维护这些美好价值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4）检测分析结论。从底泥样品的检测分析结果来看，底泥样品呈现弱碱性，无产酸能力，但存在高浓度的游离离子；总氮、总磷含量十分低；底泥样品中钙含量很高。从理化性质等方面分析，底泥通过改良应用于矿区生态恢复是可行的。
四、多元融合与理论化趋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资本帝国的发展图式不可能是线性发展的决定论，也不可能是理想的目的论图式。奈格里、哈特力图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借由两条途径拒绝和反抗帝国霸权，这两条途径便是批判和解构、现实革命和解放。今天，资本帝国的疯狂式全球扩张以及无情的嗜金本性和财富掠夺，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现实侵占”，全球资本奴役方式愈加隐秘化，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更是复杂多样。“帝国之形成，既非以任何契约或条约机制(contractual or treaty - based)为基础，也非借助于任何一种联邦力量。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种新的经济—工业—通讯交往机器——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15)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在这样的资本帝国布展下，呈现的必定是新的生命政治版图和新的生命政治统治。面对这样的版图和统治，无产阶级替代者、被奴役者、新的革命主体——“诸众”必定要出现了。对于诸众，奈格里曾言，不是人民、不是阶级、不是国家，而是这样一些政治主体或个体，这些主体或个体拥有创造性、斗争性，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工作着的集合体并因此具有生产力”(16) 张一兵：《反抗帝国：新的革命主体和社会主义战略——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 。可见，这种诸众的存在构筑的是全新的存在论，是革命的存在论，诸众成为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新无产阶级。然而，需要注意是，对诸众概念的使用不能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因为一旦舍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那么对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的观察和分析便难免陷入一种主观唯心的判断和臆想，而这是必须注意避免的方面。
系统在获得数据分片后，对分片进行哈希计算，得到每个分片的哈希值后，与之前原数据存储在智能合约中的哈希值进行比对、验证。如果哈希值相同，则系统返回数据未被改动；反之，则提醒用户数据已经被篡改。另外，考虑到分布式存储的容错性，如果出现部分分片丢失，只要丢失的分片数量小于系统数据冗余分片数量，系统仍然能够还原数据源文件，具体如图8所示。
围绕生态危机根源的追问，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究竟是“生产逻辑”导致生态危机还是“资本逻辑”导致生态危机。由此衍生出诸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学的基本认识究竟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批判的基本路径具体如何、如何认识资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的关系究竟怎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体有何异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之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何在、究竟应当如何评价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及现代性批判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举其要者，如孟献丽、左路平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局限》一文中，通过把握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演进过程与理论本质，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并由此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灵活的社会变革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18) 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批判虽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但其自身也有缺点和局限。参见孟献丽、左路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局限》，《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美国学者汉娜·霍勒曼等探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通过所提出的五个核心特征，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价值。桂森林等就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石作了辨析，他们以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的著作为例，提出了二者立论的三大差别，进而提出“批判地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19) 桂森林、孔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基石——以马克思与莱斯的对话为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日本学者岩佐茂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他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过程中提出了“生活逻辑”的主张，指出应与当代现实的生态问题相结合构建生活逻辑，进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20) 参见陈红睿：《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活逻辑”之路：岩佐茂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其二，对巴迪欧阶级主体理论的研究。蓝江认为，不连贯性(inconsistance)是理解巴迪欧思想的关键。一个突然“事件”的爆发打破了原先连续性的节奏，裂缝中涌现出来的混沌、无序代替了占据原先位置的和谐、宁静，习以为常的现实被“事件”撕开了裂缝，在此情势下，为了弥合裂缝，巴迪欧所称的“主体”必定要出现了，但这个主体又是绝对稀缺的，因为唯有弥合了被“事件”撕开的裂口，并带来事件裂缝中真正的普遍性，这个主体才能作为巴迪欧所称的主体存在。“事件”发生后，面对同一目标，会有不同的主体存在。巴迪欧将自己所称的那些主体划分为三类，即忠实主体、保守主体和蒙昧主体。如果说保守主体还有些许开放的可能性，那么蒙昧主体则在根本上是属于拒绝任何开放之可能的。在巴迪欧看来，最不可取的是蒙昧主体，而忠实主体才是巴迪欧所称的真正的主体。只有忠实主体明确介入革命斗争实践，才有可能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开辟出一条新道路(3) 蓝江：《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巴迪欧？》，《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就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忠实主体努力实现的方向。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主义的新成果被引介到我国，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从最初的热议到如今的冷静思考，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在学术界充分地暴露出来。近年来，学界在推进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比如，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称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它的建设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是否具有操作性，这种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是否一致？再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整体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经济学取代传统经济学，倡导一种总体性的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文明观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等等(22) 崔赞梅、孟献丽：《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衍生：缘起、进路与析评》，《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有学者认为，所谓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进而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展开批判(23) 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还有学者提出必须从有机马克思主义上升到生态社会主义，为此首先应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生态革命，并以工人阶级为主要阶级力量，在考量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上，选择灵活的方式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就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4) 张子玉：《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既有微观的专题研究又有宏观的系统探讨，既有实证考察又有哲学思辨，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实观照。但是，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缺少足够的学理支撑和精细的理论论证，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的深层考察，等等。这些问题是今后在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需要重点突破的。
五、抵抗资本的疯狂：有关《资本论》研究的讨论
贾承造：天然气的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是一项艰巨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统筹和谋划，整体务实推进。
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以MEGA2中的主要手稿为依据，就《资本论》的前期创作情况作了回顾和梳理。他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20多年的伟大成果”。这一研究研究始于1843年，马克思写了大量笔记，形成了大量手稿，可以说倾注了马克思晚年的所有精力。其中，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当时研究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在总结分析过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尤其是价值理论后，开始了自己对剩余价值的考察。马克思在第六笔记中批判了重农学派，虽然重农学派是“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但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仅仅是农业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第六笔记的后半部分和第七、八、九笔记的大部分，马克思集中关注了亚当·斯密，肯定了其贡献在于发现了“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活劳动的一部分”，但他“没有将剩余价值本身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上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1863年夏，马克思真正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直至1867年9月14日，作为“艺术整体”一部分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发行。回顾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写笔记情况以及前期写作准备情况，研究中涉及了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地租理论、商业资本等主题，但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为他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当时，除了各种打扰，马克思还不得不同贫困和疾病作斗争，致使《资本论》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充满了艰辛，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推进(26) [加]马塞罗·默斯托：《〈资本论〉的创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与结构》，张福公、王鸽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 。马塞罗的这些细致的回顾和梳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资本论》的形成过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学者大村泉详细考察了《资本论》第1卷在日本的收藏情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马克思热潮。他指出，“日本学者集中收集《资本论》第1卷首版的时期是在二战以前，尤其是1920年代”。《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德国汉堡发行1000册，现有100册传世，其中在日本收藏的即多达50册；写有马克思亲笔赠言的《资本论》第1卷全世界仅存15册，其中的4册收藏于日本。另外，写有马克思赠言的法文版《资本论》和马克思赠予恩格斯的《福格特先生》首版也收藏在日本。《资本论》在日本高达10万册的销量也相当惊人，它畅销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日本人认可了这一经典文献的作用和地位，并由此引发了192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热潮。“在东京帝国大学等著名大学中，学生自身设立了新人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学生组织，自发性地投入到马克思研究中。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马克思的思想捕获了很多学生的心”(27) [日]大村泉：《〈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和1920年代的马克思热潮》，盛福刚译，《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大学教授、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学生等群体对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也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然而，当下的日本国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马克思的著作不被允许阅读。熊野纯彦指出，对于这种状况应当进行抗议，“就算不是高声呼喊，哪怕是难以听到的嘀咕声，也必须不断嘀咕下去”。世界怎能被资本主义制度均质化？为了抵抗资本的疯狂，不仅要阅读马克思，更要进行哲学思考。对于《资本论》的研究要注重整体性，不能偏重第1卷而忽略了第2、3卷，因为它们是互为支撑的一个整体，不可偏废(28) [日]熊野纯彦：《为了抵抗资本的疯狂——为何阅读马克思》，陈世华、卓宜勋译，《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大村泉、熊野纯彦的文章展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习与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细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日本学者渡边雅男反驳了目前学界所谓“马克思晚期放弃或者说扬弃了其早期主张的异化论”。晚期马克思和早期的诀别体现在马克思晚期放弃或扬弃了其早期异化论的问题域，这一“认识论断裂”的观点始于阿尔都塞，后来日本学者广松涉和中国学者张一兵均表示赞同。渡边雅男认为上述说法并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不仅没有放弃早期异化论的问题域，反而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渡边雅男的论证是通过对《资本论》中的“异化”概念的分析而起步的，他指出，早期马克思异化论的问题域就是“异化劳动生出了私有财产和‘人支配人’的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在《资本论》中确有提及。他进而指出：“横亘在早期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时间差，不是异化论中存在的‘断裂’(阿尔都塞)、‘超越’(广松涉)或是‘飞跃’(张一兵)，而是深化、发展以及异化理论体系的形成”(29) [日]渡边雅男：《〈资本论〉中异化论的问题域》，盛福刚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我们认为，渡边雅男的这一观点确有道理，早期和晚期马克思之间虽然存在着时间差，但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它是一个整体。另外，《资本论》中确实存在异化论的问题，即异化劳动导致的私有财产和“人支配人”的现象，而这不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现象吗？
大卫·哈维研讨了《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者不断变换的内在关系”中进行的，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简单地理解为价格基础的观点，恰恰忽略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者的整体关联。马克思将价值视为“抽象劳动构成的社会关系”，它“并非独立于交换价值和价格”，与此同时，反价值的讨论则出现在《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中，它是价值否定的辩证表述，反价值也就是价值的否定形态，意指资本丧失价值的可能性。价值与反价值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么，探讨价值与反价值意义何在？大卫·哈维指出，意义就在于“摆脱资本世界和谐平衡的假设，更多地关注到作为资本本质性特征的危机和破坏”(30) [美]大卫·哈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反价值》，邱华宇译，《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 。事实的确如此，当马克思辩证地讨论价值时，怎么会漏掉反价值？如果漏掉了，那便不是马克思的思想风格，更何况，价值与反价值的碰撞所引发的周期性的货币和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疯狂的嗜金本性在作祟。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辩证结构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应该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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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通过对国内学者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大热点问题的回顾，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使学术问题得到了深化和拓展，而且对现实问题也有了很好的回应与解释。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性，为我们今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某些偏见和误断。归结起来，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我们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后现代人物的个案研究，现在则不仅有个案研究，同时还有对比研究，把后现代人物放在整个西方思想乃至世界思想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二是研究领域更加开放。国内学者不再只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更加重视开展拓展性、开创性的研究，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并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和争论。三是研究取向更加务实。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经典文本，而是结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重在挖掘与中国国情具有契合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而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实践指向。
展望未来，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注重以下几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使之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锐利思想武器，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西方相关人物和思潮进行筛选与甄别，而不能把西方所有研究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当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因为有的人在研究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其立场可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人物、新流派思想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化，进行纵向与横向的全面系统考察，尤其是要强化对其基础理论的清理，考察构成他们思想的理论前提、核心问题、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而不能满足于对这些人物或者流派个别观点或者具体结论的讨论。三是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的时候要着眼于时代问题，具体分析他们的理论中哪些部分契合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努力实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四是更加注重“照着说”与“接着说”、“立新说”相结合。我们不仅要客观地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怎样的理论、问题和观点，还需在此基础上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阐释，作出自己对问题的独特回答，甚至还可以利用西方学者熟悉的概念提出新的问题、命题甚至理论，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照样可以推出创新性的成果。我们期待着国内学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仅是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思想，同时还能创造出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为高明的学说，在那些关系全球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以中国智慧给出中国阐释、作出中国答案。
在生猪养殖中，要求养殖人员定期做好猪场的清理消毒工作，对于蜱虫以及吸血蝇等体位寄生虫的生长也需要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也就能有效减少ASFV病毒的传播途径，以获得良好的ASF防治效果。此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我国兽医工作者的培训工作，需要加强对出入境检查免疫结构跟风险度比较高的国家以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使这些检疫人员对于ASF的判断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避免携带有ASFV病毒的产品或者生猪进入到我国市场。环境条件也是影响到ASF病症发生的重要因素，在进行生猪的养殖中，要求相关养殖人员能做好养殖环境的调节工作，避免因应激反应导致的生猪免疫力降低等问题[3]。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YBZX009)和“马克思低阶正义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6YBZX012)、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定位及世界意义研究”(项目编号：SWU1809010)、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正义观研究”(项目编号：SWU19093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其洪，男，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建；卢丽娟，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积极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 2019) 06-0119-10
[责任编辑：于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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