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传承场域嬗变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G852 文献标识码：A
武术发展始终与其相应的社会场域相适应，社会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武术的发展走向，同时中国武术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生态建构，两者之间的共时历时走向共同构成了中国武术存在的场域。正如“决定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特质，或者说一个民族‘民族精神的标记’，最根本的是要从这个民族生息繁殖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来寻找”[1]，因此从传统武术传承场域的视角对中国武术传承予以观照，以期传统武术能够在回归传统与理性选择之间作出两全其美的决策。
一、场域及传统武术传承场域界说
(一)场域的概念
场，本是一个物理学术语，本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如我们经常说的电场、磁场等。域的本义为城邦，天子诸侯所守土为域，所建城为邦，后来逐渐衍生为区域、范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基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客观事实，提出了实践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场域。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2]145。布迪厄对场域的概念界定如下：“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3]。因此场域不能仅仅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自然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社会存在，而造成这一存在的前提就是社会分工，社会这一大场域由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艺术场域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若干“子场域”构成。诚如布迪厄所说的：“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2]134。
场域首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空间内的各因素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2]138。其次，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而不是实体系统。“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2]45。通过这种客观关系来协调人际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布迪厄说：“‘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2]133第三，场域中存在着各种积极的活动力量，各种力量之间的不断“博弈”使场域充满活力，因而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2]139。除此而外，对于场域的理解不能忽视的就是“惯习”——“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柯尔库夫对禀性的解释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4]。尽管“场域”是客观存在的关系系统，但是生活在场域中的行动者并非是一个个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人类的禀性系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传承价值，这可能也是历史或者传统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二)传统武术的传承场域
传统武术传承是将这种身体文化在一个共同体(诸如宗族、民族、家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其本质是文化的濡化。在这一纵向承继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传承者、受传者这两个显性群体，两者是传统武术传承的主要阵地，也是我们平时理解的武术传承的主体。除此而外，传统武术的传承还要受到生存环境、文化样态等外在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种文化的形成，当初一定具有它形成的需求和条件，也一定是为特定的人群和民族服务的，并有它的实用功能和价值”[5]7-8，因此这是传统武术传承的又一子场域。二者共同构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场域。
传承者和受传者这一外在显性群体共同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依据文化原型理论，人类各种文化都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这是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自己特定的生成‘土壤’条件和具体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1]。例如民族心理中的世俗务实精神，便是由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6]。中国武术传承同样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熏陶与涵养，伦理道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家族传承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些手工艺、中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中是最基本的传承方式，而模拟血缘的师徒传承，可以认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传承”[7]，为了使师徒传承更加符合血缘传承的某些质性，儒家的宗法伦理便成为二者契合的介质。通过“三师在位(引师、送师、师父)”[8]的递帖拜师仪式完成“亲师合一”的制式转换，将“师”与“父”、“徒”与“儿”进行了天衣无缝的同构。除此而外，师徒之间的限制与要求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家族、宗族的伦理道德，如清初黄百家的《内家拳法》中“五不可传”的记载，“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钝者”，除“骨柔质钝”是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外，其余四条均从日常品行方面对择徒进行了限制。而要求徒弟“视师若父”，听师父的话，信守承诺，不能三心二意，这些对徒弟的日常行为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现象，在传统武术的传承中依然存在。传统武术通过儒家宗法伦理道德在漫长的演变与发展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与其外部环境既独立又依存的状态下到达“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9]。
纵观武术发展的整个历程，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这一社会子场域与传统武术的传承处于双向、历时、共时的同构之中。本质而言武术发展是与当时的水生产力水平、外部条件、人文氛围互动和“博弈”的过程，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社会关系在武术场域中的体现，因为布迪厄认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冷兵器时代较早出现的武器是弓箭，《易·系辞》中所说的“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便是当时弓箭的真实写照，尽管其造型非常原始、简陋，但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存举足轻重，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西周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使得诸如戈、矛、镞、钺、殳等众多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出现；秦末汉初铁制兵器的出现使得青铜器退出了军事舞台；清朝末年火器的广泛运用使得冷兵器彻底退出军事舞台。武术器械的演变更迭实质上也是人类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不同材质使得武术器械的形制有相应的要求，进而促进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发展和繁荣，如青铜硬而脆的特点使得当时的青铜剑长度有限，且利切削而不利砍劈，铁器具有的硬度、韧度使得器械的形制由窄向宽，由薄向厚转变，即由剑向刀转变，技术体系也由剑刺向刀劈转化。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更迭导致武术由实用技击向修身养性转变，民国时期武术与西方兵式体操的抗争，建国后武术划归体育部门管理的决策，武术进入高等学府的教育化转变，当代武术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导致武术又积极向文化部门靠拢，这些不胜枚举的实例说明武术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这一大场域，是两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是武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与需求的明智抉择。
二、传统武术传承困境的时代缘由
(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具有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这就是中国文化产生的特殊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使得人们的生活空间狭窄，相互之间的交往有限，甚至出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其技艺、经验的世代因袭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逻辑路径。武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不仅是生存手段，也是休闲娱乐的手段之一，“忙来耕田，闲来造拳”，季节性的农业生产使得人们有相对完整的空余时间、相对集中的精力从事武术活动，因而古人非常重视武术的“体悟”，“形意是用身体‘想’，开悟不是脑子明白，而是身体明白。与禅的‘言下顿悟’相似，等身体有了悟性，听到一句话就有反应”[10]116。在视觉形象和知觉经验之间建立良好的映射关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静心体悟，因此传统武术技艺的增长需要时间的累积。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进而波及到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清末民初“体”与“用”、“西化”与“本位”的论争便是真实反映。随着科学理性的全球肆虐，中国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科技、电子、信息等技术日新月异，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得到极大改善，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事，“地球村”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生存手段多样化，农业生产不再是生存的唯一手段；娱乐方式多元化，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制造的娱乐样态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静心体悟已经成为遥远的“童话”。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活态”身体文化，其内在禀性要求十年如一日的体悟，“太极十年不出门”，缺乏长期体悟所得的武术至多只能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不可能构成武术的全部或者整体，这势必造成了传统武术传承的“倒金字塔”现象——时间愈久，失传愈多。当人类社会的列车大步流星地向前奋进时，包括武术在内的众多民间传统技艺注定会遭遇“失忆”的尴尬，因为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今非昔比。
(二)宗法社会向法制社会过渡消解了传统武术传承的根基
“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无数个各自以血缘纽带联系族人的宗族基础上，属于宗法社会，也就是以嫡长继承为核心，以宗祧继承贯穿始终的社会”[11]。宋代张载认为：“宗法不立，既死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人人各知来处，国家大有裨益。”[12]宗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通过人际间的伦理道德来协调、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国家统治。宗族社会是以个体家长制为基础的聚族而居的家族社会，依赖血缘关系得以建立，家族伦理成为宗族社会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宝。传统农耕社会中生产工具、物质财富、权利、社会地位的获得较为不易，因此人们倾向于把自己获得的外部条件无条件地传给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传递的结果就造成了“农恒为农，世不徒业”。各种手工技艺者首先要有利于本门技艺的经验积累和发展，其次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群体凝聚价值，因此诸如传统武术在内的众多技艺传承大多采取血缘传承、师徒传承、地缘传承、业缘传承的方式。师徒传承是一种拟血缘化的传承，“聚族而居”的地缘传承是拟血缘化传承的进一步泛化，师徒传承、地缘传承、业缘传承是以血缘传承为圆心而逐次展开的同心圆，是血缘传承的扩大化，即使再扩大也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场域、行业中承继。“宗”字光环笼罩下的伦理道德是无形中的“紧箍咒”，对于“宗”内人们的言行举止具有严格的要求，甚至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传统武术要求受传者对本门本宗极度虔诚与尊崇，而对其他流派与拳种不屑一顾，这是传统武术传承的又一禀性。
西周时期，“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13]。中国古代社会通常运用“家国同构”的理念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理往往不需要运用国家机器，族长乃至本门本宗长者具有足够的权利管理家族事务，国家法制＋宗族治理的“双轨制”形式对于宗族繁荣和国家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历史来看，中国民间社会的宗族制度的兴起，并不是由血缘自发形成的自然组织，而是由于国家对于社会的驱动与渗透影响的结果，‘国家的在场’贯穿于其中。中国乡村的治理与宗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双轨制’开始向国家主导的‘单轨制’发生转变”[14]。国家治理的先进理念便是法制先行，因而法制观念在全球悄然滋生漫延，尤其在民主国家和法制国家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法制的加强使人、家族、宗族、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完全依赖宗法伦理调解，而是依赖众多的国家机器法律、军队、监狱等来执行，法律法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人类生活正常运转提供了动力。现代社会人类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教育惠泽众生，而班级授课制又是教育采取的主要手段，传——受之间不再是封闭式的“一一映射”，教师取代了“师父”，徒弟转变为学生，不限疆域、身份、背景，文化传承的场域无限扩大，人人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使者，而“学形意拳是要师傅教徒弟一个对一个地带出来的，就算写成文字全部公布，要没有实际练拳的体会，也难以明白”[10]88。传统武术的师徒传承可以看作精英教育，有助于文化的提高与创新，对于文化的纵向承继至关重要；而现今的班级授课制则可以看作大众教育，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对于文化的横向播散举足轻重。面临宗族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变，面临文化传承方式质的改变，传统武术原有的禀性要么因势而变，要么逐渐走向消亡，拒绝这一改变，必然导致传统武术传承步履维艰。
(三)传统武术技击、健身价值的更迭淡化了传统武术的魅力
“中国武术的最原始的本质，必然就是击技”[15]。技击作为中国武术的固有特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自卫的需要创造并发展了武技，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即使在生产力已相当程度发展的时代，这种武技只要还能满足自卫的需要，只要它还能作为人类自卫的主要手段而存在，它就要继续存在并发展”[16]。武术技击的展现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其技击的展现也就缺少理想的场域，社会前进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息，因此这也注定了武术技击的表现必然逐渐异化。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很多似乎天然合理的事情，其实细想起来未必是‘天经地义’，只是在一段历史时间中逐渐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罢了，追根究底的话，它并不见得是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17]。当武技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手段时，武术技击生存的外在场域也就不复存在，“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表现性技击、健身类武术走上武术发展的前台，以延续昨日的辉煌，表达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武术及其拳技不再是一种求生存、好勇斗狠的暴力行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对自然、天道、自我的一种追求的手段。武术将‘术’与‘艺’的结合，通过实践而获得天人相合、万物归根的精神体验与生命的感悟。通过由武悟道，超越武术技击的外在，实现高层次的自我生命的实现和体悟，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18]。健身作为中国武术现代发展的主力军之一，要想“在众多同质重复、等质等效的信息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其被‘必选’的价值来”[19]并非易事，武术从必需走向备选，甚至遭遇落选的尴尬境地，传统武术的传承场域已经今非昔比。“学习跆拳道，体验中国武术精神”更成为北京东直门外一跆拳道馆的广告语，传统武术的精神却需要通过跆拳道的学习予以为继[20]。形式不断淡化，内容不断浅微，受众不断萎缩，价值不断异化，社会发展的无情现实使得传统武术的传承沦落为“明日黄花”。
(四)科学理性的兴起破解了传统武术的神秘光环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科学理性发展的两根导火索，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的简单继续，而是文艺复兴的发展和提高。启蒙运动的开展促使西欧和整个世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逐步提高，西方社会对待科学、自然的认识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崇尚以数学和物理的方法对自然界进行研究，这一行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并进而奠定了现代科学在世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1]。在科学的声名如此显赫的时代，一切向科学看齐成为潮流，大众对“科学至上”越来越顶礼膜拜，科学理性成为我们判断、取舍事物的重要标准。所谓“科学理性则主要是指理性精神在科学活动领域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22]。现代科学诞生于实验，并且强调结果的可重复性，而这与传统武术的哲学基础格格不入。武术、国画、中医等富含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均是在阴阳五行的整体哲学观指导下产生和发展的，其“科学”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这一“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并非同一概念。“倒中医”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究其原因就是中医不科学，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西方医学尚未诞生抑或尚未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祖先又是怎样在医治伤风感冒、头痛发烧的呢？这一问题自然不用回答。由于“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后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23]219-220。东西方科学是在完全迥异的文化特质下产生的，各自具有独立的评判标准和适用对象，如果非要生搬硬套，那只会导致产生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来，中国“科学”是用不求逻辑的感性的方法应用于人的内部世界，而西方科学是用逻辑的理性方法应用于外部世界。
尽管中西方科学具有完全迥异的生存场域，但是西方科学在短短几百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让人叹服，中国的改良派、维新派人物开始力推西方科学，尽管“以今日之理去判断衡量古人，在历史研究中是不恰当的”[10]2，但是仍然不能阻止西方科学在中国的肆虐，中国武术界也开始运用西方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对中国武术进行研究和论述，如吴志青的《国术理论概要》(1935年)，宝奉三，马步周的《国术概论》(1936年)，沙古山的《国术与健康》(1941年)等等，这些专著的出版无疑是中国武术受西方科学影响而产生的，“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上之信用，必致完全失传”[24]。这一做法在重构中国武术体系的同时，也解构了中国武术，将中国武术的神秘感涤荡得一无所有，让人一眼见底。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完全应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来求证并不是“科学”的选择，因为诸如精、气、神、意境等主观感受，就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而言是无法加以测量的，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国武术的内在追求，科学理性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中国武术发展的同时，也消解了武术传承的美丽神话。神秘感是人类最深邃、最美丽的情感，驱动着人类继续好奇地去探索人和自然。爱因斯坦说：“人类最美的经验是神秘感，神秘感是一切真科学与真艺术的真源泉。”中国武术的神秘来自于习练者对于心中之“道”的不懈追求，而消解了神秘感的武术因此也失去了传承的内在动力。
(五)西方体育项目强势入侵严重挤压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
西方工业文明自19世纪中叶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体育也昂首阔步进入中国，使得以武术为首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体育的示范性主导型牵引让武术在内的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了一个“问题的时代”[25]。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逆差，中国从文化宗主国演变为文化殖民地，从自觉、主动的交流演变为自卑、被动的接受。“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选择和开展大多推介的是西方体育内容，我们的所有竞赛程式全部移植西方竞技体育模式”[26]。借鉴体操口令教学的武术教学称为“新武术”，武术套路“高、难、美、新”发展方针的出现，无体重级差和护具保护的擂台制竞赛演变为竞赛规则制约下的西方体育竞赛模式，甚至学校体育教育的内容也成为一个“小小的奥运会”，所有这些变化均显示出西方体育的巨大威力。西方体育项目以简单易学、趣味性强、规则明晰等优点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以武术为首的传统体育项目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限惆怅之中，生存空间被严重蚕食，传统武术整体处于一种“文化失忆状态”，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使得其传承举步维艰。
三、传统武术传承场域嬗变的时代思考
文化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优秀民族文化愈发成为确保民族延续，保持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必将是振奋民族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条例，这些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但我们必须看到，当某种传统文化不再为众多的当代人所需求，或者该文化的传承条件不再具备时，要想使它得到广泛的喜爱和传承几乎无法实现，因为两者的传承场域已经今非昔比。“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27]。虽然我们对某些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新奇感，也有人会以一种怀旧的心情憧憬那些已渐远去的昨日风光，但文化的“新陈代谢”使得某些传统文化或者传统文化的部分因子难以为继也是正常的，“文化是为活人服务的。一种传统的文化适用于古人，未必一定也能适用于新人。古人有古人的世界，新人有新人的天地。文化要传承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文化的传承必然是和文化更新、文化创造联系在一起的”[5]11。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颗“平常心”，正确认识、客观看待武术在新时代的传承，因为场域的变迁对传统武术的传承确实带来了现实困难，如何从中提炼为时代所需的有价值的元素将是传统武术良性传承的先决条件。
首先传统武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对传统武术的传承不必过于悲观。斗转星移，与中华民族相伴而生的武术历经秦朝、金元时期的民间禁武，清朝末年武举制的废除仍然在当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便是极好的例证。尽管传统武术的外在传承场域时过境迁，但是传统武术内含的健身价值、文化意义仍然是当今时代所必需的，这将是传统武术传承的制胜法宝。
其次，传统武术的传承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惟有对社会具有现实意义与价值，传统武术才不会沦为“文化遗产”。场域“客观关系”系统的禀性使得传统武术的传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社会发展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的“晴雨表”，“社会变迁已经为传统武术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传统武术日渐式微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正是人们对于现代新文化语境的适应”[28]。传统武术要想进入一个复兴的时代，除了借鉴西方科学为我所用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自身的更新与创造，与当下的社会场域相适应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要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23]255。
再者，传统武术传承要抛弃文化“沙文主义”和自卑感，保持适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13]。传统武术的历史渊源使得其传承必然泥沙俱下，如门派争斗、师徒传承的人身依附关系等，这些人为障碍在传统武术的当代传承中首先需要摒弃，其次传统武术的某些内容注定要成为历史遗产，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能寄希望所有的传统武术都能获得传承空间，如何正确甄别、选择对于人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益的内容将至关重要。
最后，传统武术的传承需要转变观念，不能固守小的武术观，而应具有开放的视野，创新的精神，实施大的武术传承观。只要能够促进传统武术保护传承的方式都可以，只要这一方式能够凝聚我们的精神力量，能够加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都可以大胆拿来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服务，而不能固守原有的传承途径不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