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应用哲学与矫正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2-0004-06
应用哲学研究在我国正蓬勃兴起，但有些人(包括某些哲学精英)对此存有疑虑，甚至 否定应用哲学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门新学科的创立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即 一方面需要它本身的成熟，另一方面，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应用哲学作为一门 学科刚刚起步，还很不成熟；对应用哲学的理解和态度不同，根本上又是由于人们的哲 学观不同所致。应用哲学的创立不是哲学的局部问题，而是关涉到人们的哲学观以及哲 学结构的更新问题，即需要矫正我们的哲学观。本文仅就几个问题加以讨论，以进一步 为发展应用哲学开路。
一、关于哲学的本质
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认识成果，已存在2000多年，并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对于 “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现在越来越 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了。有的学者说，在多元的社会里，对哲学各有各的理解，不必强求 一致。笔者认为，这些话只说对了一半，即肯定哲学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是必要的， 但其错误在于否定了哲学的共同本质。在古今中外的众多哲学派别中，既然说的是哲学 问题，就必有其共同的本质。从哲学发展史来看，认为哲学是一种“智慧之学”，各派 看法还是一致的，但对智慧的理解却不相同。其实“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
Philosophia，即对“智慧的爱”，也就是“爱智慧”，苏格拉底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 一点。他拒绝“智者”的称谓而称自己为“爱智者”。在古代，科学和哲学、智慧和知 识是浑然一体的，实际上智慧和知识还是有区别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慧就是 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由于智慧揭示对象存在的原理和原因，因此，它不是一 般的知识，而是“最高的知识”。因为哲学并非一般的知识或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 和追求，是探求智慧的方式或方法，因此说哲学是求(探究)智慧的方式之学，是睿智之 学，则更适合“爱智慧”的本意。可见，哲学本质不是知识论或一般的智慧之说，而是 “爱智说”、“睿智说”。哲学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主要不是“实体”是什么，而是 事物间的关系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
从古至今哲学领域的众多派别或观念之争，说到底无一不是围绕这一主题及其基本表 现——思维与存在、特殊与一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展开的，由此区分为本体论、认 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唯心论等诸多哲学派别的分争。而这些关系和问题，都是人在 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凡是研究人们实践活动中属于这些基本关系的问题，均属哲学问 题或哲学性质的问题。这种问题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研究概括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 质关系为对象，即称人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内容；二是局 部世界中存在或表现出来的普遍本质关系，是部门(领域)哲学或实践哲学研究的主题内 容。这就是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普遍性决非是抽象的普遍性或抽象共性，而是包含 具体的多样化的普遍性。因为哲学的普遍性是从具体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是相对地舍 去了具体特点的普遍性。它虽表现为普遍性，实际上却包含了丰富的具体性和特殊形态 ，这样的普遍性才是真正的普遍性。如果一种普遍性没有包含丰富的具体性，那它纯粹 是抽象的普遍性，是科学的普遍性的对立面。哲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要把个别、特殊上 升到一般、普遍，还要把普遍或一般回归到具体和特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是最 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回复到具体”。可见，研究具体、个别中的一般关系并没有离 开哲学的基地，相反它恰恰是科学的哲学所需要的。因而，那种认为哲学是以研究普遍 规律或整体为对象，而研究局部事物中的普遍本质就不是哲学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有理， 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样，那种认为哲学只是研究终极关怀，主张哲学要“返朴归真 ”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自古以来，许多哲学派别追求终极，甚至把提供终极关怀知识 的理论，谓之曰“绝对智慧”。笔者认为，提供终极关怀的知识或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 是必要的，也是哲学智慧的重要特征，但是如同对普遍性知识的理解一样，终极关怀也 绝不是抽象的，它是同对人们的现实关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离开对人们生活现实 的关切，孤立抽象地追求“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只能是空洞地说教或心灵慰藉， 这是宗教而决非哲学。真正哲学的终极关怀必须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坚持有理想的现 实主义与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的统一。况且，任何“终极”都是相对的，从当下来看 是终极的东西，从未来看就是起点。任何把追求“终极”当做哲学的目标，只是形而上 学绝对化观念的反映，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所不取的。总之，对哲学智慧的理解， 也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任何用形而上学的方式进行思考，都会误解哲学的本质。应用 哲学揭示特定对象中的普遍本质，正是一般在具体中的再现，使哲学普遍性回归到具体 的有效形式，显然是不能被排除在哲学之外的。否则，许多公认的哲学研究就都不属于 哲学了。
二、关于哲学的思辨性
哲学智慧要反映人与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关系，这是哲学的根本内容，哲学的思辨性是 属于哲学思维形式上的特性。哲学的思辨性是指哲学要以反思的概念的逻辑形式反映世 界，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和超验性，是人类认识的高级形式。而有人根据哲学具有思辨性 特点，否定应用哲学的存在，认为应用哲学与现实直接结合，属于实证的、经验性的， 是认识的“低层次”，而哲学是“耸入云霄”的思想形式，把应用哲学归入哲学之中， 是降低了哲学水平，甚而说“应用无哲学”等。笔者认为，这是对哲学，也是对应用哲 学的误解。
哲学的思辨性是与哲学反映对象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哲学所反映的普遍性是舍去对象 具体特点的、对事物共性的概括，并以特有的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表现出来， 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哲学的这种抽象思辨性不是远离事物，而是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对此列宁讲得十分清楚：“物质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 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1 ]既然哲学概念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不能认为它远离了客观现实。因此 说，抽象思辨的思维形式对任何哲学来讲都是必须的，否则就失去了哲学存在的意义。 但是，哲学的思辨观有两种：一是先验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辨观，它认为哲学抽象 可以先于和脱离个别事物独立存在，并可创造个别事物，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典型形式， 我们称其为思辨哲学；一是唯物辩证的思辨观，它认为一般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 ，一般必须与个别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这是科学的思辨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性建立在科学的思辨观的基础上，是在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 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观点的基本特征是一般与特殊、抽象 思辨与实证研究及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是充满客观内容的思辨。有些人在否定应用哲学 时，常常引证恩格斯下面这段话：“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 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2]意在说明，恩格斯认为科学从哲 学中分化出去后，哲学只是研究纯思维领域的，是远离经验现实的。这种看法是十分片 面的。谁都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规定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 人类社会和思维一般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并引证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 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怎么能说哲学研究对象只是“思维领域”呢 ?并且恩格斯特别强调，辩证法规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过程” ，哲学唯物史观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谈到他们创 立的唯物史观及其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而是一些“现实的前提”，“这些 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研究”。他们提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 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哲学的抽象 “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还说：“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 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马克思 、恩格斯的这些话充分有力地说明，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与人们实践活动中的经验事 实，与实证科学绝不是互相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紧密相连的，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基 础。否则，哲学的思辨就必然导致思辨哲学。基础哲学如此，应用哲学更是如此。
当然，对于应用哲学来讲，不是有无经验性和实证性问题，而是有无抽象性和思辨性 问题。应用哲学是运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揭示特定对象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这 里不仅在内容上有其哲学性质，在表现形式上也必须和必然具备哲学的思辨性特征。其 具体表现就是把哲学的普遍形式与特定对象的实际内容(包括具体实证科学和实践经验) 相结合，是从特定对象出发，但要透视其普遍本质的特殊展现，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的 ，其中必有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等关系，实现特殊与普遍的对接。如管理哲学中的 “人本管理论”、“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活动中的基本矛盾，等等。实践 课题中国企改革哲学，即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内外环境关系、内容与形式 的多样性等，都体现了哲学与具体科学(如管理科学)或实践课题的紧密结合。如果说基 础哲学的思辨性是从实证科学、实践经验的“向上”跃进，应用哲学则是由基础哲学的 思辨性向实证科学与实践经验的“向下”跃进。二者各具特色地表现了基础理论与实证 科学、实践活动的统一。有人对哲学思辨性做了绝对化、片面化的理解，认为哲学越远 离经验、越具纯思辨性越高级，单纯热衷于哲学原理的推演，生造(搬用)哲学名词概念 ，把哲学搞得神乎其神，讲了一大套却不知讲些什么。这绝不是哲学水平高的标志，而 是新形式下思辨哲学的重演，不应加以提倡。
三、关于“知识的总汇”和“科学之科学”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哲学与具体科学混杂在一个哲 学体系中，哲学家也是自然科学家，使哲学表现为“知识总汇”的特点。因此，有些人 认为，把哲学区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包括众多部门哲学)，就回复到古代哲学的“ 知识总汇”，是认识的倒退，因而不应提倡。笔者认为，这完全是从现象看问题，没有 分清问题的实质。古代的哲学也是“智慧”之学，它几乎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同 时产生，哲学的知识总汇性质具有必然性。因为古代世界的认识是自发的、直观的、朦 胧的认识，有许多具有猜测性，还没有分化为不同的形式、学科，科学的对象都未能分 化及科学界定，只好浑然一体、庞杂结合。这是哲学的起始或幼年阶段的特点。它说明 了哲学在胚胎时期和幼年时期，就是同具体科学，特别是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表 明哲学的始祖和家园就在现实世界。它的作用是为积累知识提出问题，为哲学和科学的 真正发展创造条件。
到了近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大大提高，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从 收集材料到整理材料，知识开始分化，先后形成了诸多独立的科学门类，科学开始了从 哲学中的分野，这是科学也是哲学发展的巨大进步，致使科学和哲学逐步认清了自己的 对象，获得迅速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作用，即使哲学开始了与科学分离的历程。而对 某些御用的哲学家来说，他们无限夸大哲学的作用，不愿放弃哲学对科学的“统辖权” ，他们不懂得具体科学，又要指挥具体科学。因此，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 之上、而又包括一切具体科学原理的特殊王国，这就是“科学之科学”或“哲学是科学 王”。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黑格尔哲学虽然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但他的辩证法仍然 是唯心主义的。而许多自然科学家由于缺乏科学的哲学头脑，埋头于狭小的经验范围的 研究，纷纷陷入神灵主义泥潭。这都说明了哲学与科学分离造成的严重后果。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产生，进一步明确了哲学及科学的研究对象，理顺了二者的关系，既把哲学与 科学区别开来，又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预见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体化的 趋势。这一点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得十分清楚。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科学一体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趋势成为时代的 潮流。哲学又在现代新的实践水平基础上与科学融为一体(应用哲学研究是个重要体现) 。但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体化与古代的“浑然一体”或“科学之科学”是有原则不同的 。因为现代哲学和科学都有自己明确的对象，二者的相互关系既不能分开，又不可能混 淆或代替。因此，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体化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古代哲学与科学“浑 然一体”的回归，但它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回归，因而表现了科学与 哲学关系发展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过程。经历该过程，使哲学这个“流浪儿”，在 新的基础上又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家园和故土。应用哲学研究真正适应了哲学与科学一体 化的趋势，使哲学的骏马可以在自己的家园故土中自由奔驰，这与“知识总汇”是不能 等同看待的。
四、关于“简单化”和“庸俗化”
所谓“简单化”、“庸俗化”，是某些同志贬低或否定应用哲学的重要理由。毋庸讳 言，在长期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强调哲学应用过程中出现过简单化、庸俗化的错 误倾向。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把哲学或某一观点加以绝对化、公式化或当成标签套语到处乱用，名曰“哲学普及化”；第二，把哲学变为政治注脚的工具，毫无理论原则随 风跑，甚至为错误口号、路线辩护，名曰“哲学政治化”；第三，用哲学原则判断科学 概念的是非，哲学成为科学结论的判官，名曰“哲学科学化”；第四，鼓吹人人懂哲学 ，甚至文化越低的人哲学水平越高，名曰“哲学大众化”，等等。这些倾向已造成严重 的危害，它不仅损害了实践与科学的发展，也损害了哲学的形象与发展，而且造成一些 人错误地把它与应用哲学混为一谈，因而必须加以反对和防止。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 相当复杂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哲学造成的。确切地 说，这绝不是应用哲学的结果，而是对哲学应用的扭曲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 评过把他们的哲学当成标签、套语的错误倾向，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 行动的指南”，若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 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 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5]。这是十分艰巨的创造性工作。应用哲学正是进行这种研究的工具性科学，它必须 实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和科学部门的有机结合，进行创造性工作，才能揭示科学发展 与实践活动的特殊规律。既要反对把哲学概念、原理简单地移植、套用在特定事物上， 又要反对把实证科学的概念生搬或简单移用到哲学体系中来。因此，它是防止把哲学简 单化、庸俗化的根本途径。
同时，要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与实行哲学民族化、大众化、个性化区别开来。哲学 的民族化、大众化是哲学的应有特质，它主要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要借助于和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甚至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表现出来，只有如此才能在本民族和 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特别对于外来哲学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我国 后与我国的实际特别是我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才有了巨大生机和活力，发挥其改造 中国、改造世界的作用。同时，它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见民族化之重要。与 民族化相联系的是哲学的大众化。哲学的大众化并非是人人都要讲哲学，而是哲学要有 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群众的实践是哲学之根，群众理 解和掌握哲学，才是哲学真正返朴归真。恩格斯指出，哲学思维绝不是天生的，要学会 辩证地思考。因此需要对群众进行系统的哲学教育。要群众掌握哲学，必须实行哲学的 通俗化、世俗化，深入浅出地宣传哲学理论。要知道，通俗决非庸俗，世俗不是媚俗， 浅出不是浅薄，简明不是简单化，恰恰相反，实现哲学的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是十 分艰巨的再创造过程。要实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不仅要懂得并熟悉基础哲学原理，还 要掌握大量材料，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素质，并善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 ，它绝不亚于基础哲学研究。那种认为应用哲学研究“低级”、“易行”的观点完全是 一种误解。我们一定要把应用哲学研究与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区别开来，在进行应用哲 学研究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使哲学真正成为群众手中的锐 利武器。
五、关于哲学的功利性
否认哲学的功利性，是否定应用哲学的又一理由。有人认为，哲学是孤寂的沉思，是 “非功利性”或“超功利性”的学问。应用哲学主张与具体科学或具体实践结合，要达 到一定功利目的，因此是非哲学的。究竟哲学是不是超功利的学问?回答是否定的。实 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哲学并非超功利的。因为所谓“功利”，并不是限于什么“ 功名利禄”或“经济利益”。功利即功用、利益、效果、效益，也就是追求存在的意义 或价值。所有的认识和实践，凡是要达到一定目的、效用的，均属“意义”或价值范畴 ，哲学也不例外。任何一种哲学的创立与发展，都是为一定阶级、集团所需要，为一定 阶级、集团服务的，即要达到一定的功利目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哲学家，创立任何 一个哲学体系，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功利性。有的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具体，甚至哲 学家本身既是哲学理论家，又是政治(或经济)实践家，其哲学思想的功利性更是具有可 感触性。当然，在现实的生活中，讲“功利”(价值)的形式表现为多种多样：如经济的 、政治的、文化的；当前的、长远的；整体的、局部的；显露的、潜在的，等等。哲学 的功利性，常常是长期地、潜在地起作用，并不立即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或政治诉求， 这是功利形式的多样性问题，而非功利性有无问题。哲学是讲功利即价值的，不讲价值 的哲学是无用的哲学，无用的哲学等于无哲学。长期以来讲哲学只讲认识论、辩证法、 历史观，而不讲或忽略价值观，这是哲学的重大缺失或误区。不讲功利、价值，实际上 是讲不清哲学的。我们研究应用哲学，把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同具体实践活动的价值 目标相结合，为实现特定价值追求而奋斗，正是把哲学的功利观转化为现实的生动体现 。
收稿日期：200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