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棻的“夷夏之防”观
——以《中外和战议》为例
沈适也/浙江省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摘 要： 王棻是是台州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经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一生以教书、读书、修志、著述为主。王棻著述颇丰，其中《中外和战议》一书是王棻感慨中法战争而著，分析了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和与战的原因与结果，力图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处理满清与西方各国关系的圭臬。《中外和战议》一书反映出王棻的“夷夏之防”观较为淡薄，更为推崇“华夷一家”、“以和为贵”的观念，王棻“夷夏之防”观的形成这与满清的统治政策以及王棻所处的地域有关。
关键词： 王棻 夷夏之防 中外和战议
一、王棻其人及著作
王棻（1828～1899），字子庄，号耘轩，浙江台州黄岩城东柔桥村人。王棻在方志领域成就最高，史学次之，经学又次。他一生的著述数量之多，台州近代无人与其并论，论学不立门户，著文不事雕琢，务求持论公允。对性理、经济、训诂、词章有深入研究；对地方文献真伪，作翔实考据。
王棻的后半生离不开教育与著述这两个方面，为台州地方的文风与学风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棻一生著作颇丰，一生编撰著作按经史子集分类，经类共5部77卷，史类共15部432卷，子类共4部107卷，集类共5部118卷，合计29部734卷。经史方面，对性理、经济、训诂、词章有深入研究；对地方文献真伪，作翔实考据。著有《经说偶存》、《六书古训》、《史记补正》、《汉书补正》、《重订历代帝王年表》、《明年表》、《大统平议》、《大礼平议》、《明大礼驳议》、《中外和战议》、《台献疑年录》、《柔桥文钞》等。
式中，P(x,z)表示某质点的位移，V(x,z)表示纵波的传播速度，ρ为介质密度，弹性模量K=ρv2。
二、“夷夏之防”之源流
所谓“夷夏之防”，又称“夷夏之辨”，指的是夏朝伊始，夏商周三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与周边落后的部落民族泾渭分明的一种态势。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这些落后的部落民族受到文明发达的华夏人的歧视，被称为“夷狄”，因此“夷夏之防”观就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防止周边落后民族对自己文化入侵的一种心态，也是中原文化圈对边缘少数民族文化上的一种蔑视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华夷”之别并不是地域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换言之，判别“华”与“夷”的标准在于少数民族是否接受华夏文化。如果不接受华夏文化，纵使是在华夏文化圈内，亦是夷狄。如果接受华夏文化，纵使远在边陲，也不会被视为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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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与匈奴本为兄弟之国，非如古者五服九畿之地可得而臣服之也。”③表明王棻认为汉族与匈奴本就为一家，而非宗主国与藩属国的上下关系，更不需要用武力迫使其臣服。
时至五胡乱华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北方汉族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这使得汉人对胡人恨之入骨，在其特殊历史背景下，“夷夏之防”的观点更加流行。人在接触未知事物时，极易会视其为洪水猛兽，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稳定的施政，因此汉族百姓视少数民族政权为“蛮夷”的态度根深蒂固，加之孔子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更是使得少数民族政权被丑化到了一定程度。
由表2可知，同一类型作物在不同地区对硒的富集系数也有较大差异。粮食作物中，叶盛镇的小麦富集系数最大，达46.98%，陈袁滩镇最低，只有15.10%；水稻的富集系数以陈袁滩镇最高，达25.09%，小坝镇较低为13.76%；经济作物中，瞿靖镇螺丝菜的富集系数最高，达61.05%，大坝镇最低，为16.14%；大豆的富集系数以大坝镇最高，为40.09%，峡口镇最低，为12.59%；白菜的富集系数以叶盛镇最高，为2.16%，峡口镇最低，为0.6%；葡萄的富集系数以大坝镇最高，为2.22%，小坝最低，只有0.4%。
此书写作缘由，王棻在序中说得很明白：“光绪甲申，法夷构衅。惟时大臣知兵者皆主和，而一二干济之士则多主战。其后胜负相当，卒归于和。予寂处海滨，感怀时事，因取历代中外和战之事迹，究其失得②。”王棻由中法战争满清政府“乘胜而和”的举动感慨颇多，出于拳拳的爱国之心，欲以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期间如何抉择和与战的史实为例，得出如何能够挽救时局的金科玉律。
具体说来,在漫长的早期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具有较高势能的华夏文化对落后的夷狄文化的同化过程需要不断地周期性重复,因而使人们认为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的事,华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识被赋与了普遍和永恒的意义,形成了思维定势的趋向性,出现了认识过程中的刻板印象,故当一种新的外来文化为人们所接触后,他们并非在对这种外来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后再作结论,而是在传统心理定势的作用下武断地认为外来文化是一种野蛮的、低级的文化,作出偏离事实的错误判断⑥。可见，“夷夏之防”观的形成是有其历史背景，而不同士大夫因其所处环境与经历的不同，其“夷夏之防”观也是相差甚远。
那么王棻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夷夏之防”观？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三、《中外和战议》中体现的“夷夏之防”观
《中外和战议》十六卷，稿本，著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此著从历史角度来评述从汉至明末的中央政权与周边各政权之间的战争得失。全书分中央政权全盛时期、有乱时期和积弱时期三纲，详述与周边各政权间的和平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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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王棻将这部著作的名字命名为《中外和战议》，“中外”二字是王棻站在著作中各个汉族政权的角度提出的，例如“突厥朝隋”一目中，在隋朝统治者眼中，大隋是“中”，突厥是“外”。因此“中外”二字是王棻站在书中历朝统治者的立场，而非是自己认为汉族政权是“中”，少数民族政权是“外”。
最早提出“夷夏之防”观点的是孔子，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对华夏文化圈频繁冲击，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周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许多诸侯擎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想要在军事上维护华夏民族统治地位的神圣性，而很多思想家则要在思想上维护华夏文化的纯洁性，避免受到“夷狄文化”的“污染”，孔子则是这批思想家中的先驱，这种“夷夏之防”的观点由此流传千余年。
“惟宋钦宗为城下之盟，宋高宗有君父之仇，皆万不可和而和者也。肥水采石之役，则求和不得者也，石敬瑭称臣割地则欲篡其主而和者也，其余皆当以和为正，且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固欲其安全之也，外夷之民，人亦王者之，赤子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不仁孰甚焉④？” 王棻论述了“战”和“和”的不同选择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不同后果，表现了战争“糜烂其民”的重大灾难，表达了王棻“以和为贵”与“民族融合”的主张，认为“外夷之民”也是子民，统治者自当一视同仁，待其如汉族百姓。
“方今中兴盛世，四海砥平，外国通商，各守信义。汉唐之纳女，两宋之岁币，举无其事。其他少有忿竞，固当大度容之耳。谨考自汉至明中外相涉之事，为三纲九目，三十三篇，釐为一十六卷，庶他日谋国是者，或有取焉。”⑤王棻对待外国“固当大度容之”的胸怀更是体现了其“华夷一体”的观点。
综上所述，可见王棻的“夷夏之防”观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观点，存在逐步形成的过程。第一，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没有尊卑之分，应处在平等地位，汉族政权不应因为遵循着“我为天朝上国，周边蛮夷必须臣服”的观点而发生征服战争，导致生灵涂炭。第二，若是汉族政权发动战争，并且征服少数民族了，也希望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百姓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因其为蛮夷而区别对待，而是应该一视同仁，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第三，也是王棻“夷夏之防”观的一个升华，传统的“夷夏之防”观是指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优越感，而清朝所处的背景是内部民族融合速度加快，外部遭受列强侵略，因此王棻的“夷夏之防”观与传统“夷夏之防”观有比较大的区别，传统观念中的“夷”是指生活在汉族政权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处于晚清时期王棻眼中的“夷”更多是指西方列强，而“夏”则从传统观念中的“汉族”变成了如今诸民族融合之后的华夏民族。王棻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应该说是不卑不亢，既不像许多思想迂腐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也不像许多崇洋媚外的士大夫，认为西方所有东西都优于中国，而是采取一个审慎度之的客观态度。
总之，无论是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抑或是对待西方列强的问题上，王棻都认为应该采取的是平等的态度，这便是王棻的“夷夏之防”观。
四、王棻“夷夏之防”观的形成原因
古代中国人的“夷夏之防”观往往成为一种惰性的精神遗产,成为学习、引进外来有用文化的巨大心理障碍,给直至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异质文化交汇增添了艰难曲沂的炸碍因素。特别是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与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某些局限性和社会刻板印象结合在一起,也就降低了古代中国人对外部文化的正际判断力。
两宋以降，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及至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蒙元的建立，使得汉族百姓切身体会到汉化之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并未与汉族统治者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汉族统治者中有明君，也有昏君，少数民族统治者亦然，因此“夷夏之防”的观点开始出现瓦解，到了清朝时期，汉化后的满清君主使得中国无论在人口还是经济上都迅猛发展，用盛世使得汉族百姓的“夷夏之防”观渐渐淡去。
总体而言，“夷夏之防”观随着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断加快，是呈消亡的趋势，但同时，“夷夏之防”观又有周期性的，例如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乱世，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北方的汉族进行灭绝性的屠杀，武悼天王冉闵颁布“杀胡令”，“华夷”之间关系异常对立，“夷夏之防”观又寻到了生长的土壤。而进入隋唐大一统时期后，唐朝作为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的朝代，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①”“夷夏之防”观又被汉族百姓所摈弃。 可见在汉族政权强盛时，“夷夏之防”观相对沉寂，而当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时，此种观点便会复苏。
第一，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灌输。为了从理论上争得满族与汉族的平等地位,进而为满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加以辩护。正是在为本民族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满清皇帝才打破了汉民族传统“夷夏观”的限制,把儒家“夷夏之辨”、“以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上升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的民族观。“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⑦满清统治者犹如康熙乾隆雍正等等，其汉化程度堪称少数民族帝王之最，其汉文化方面的造诣超越了作为最后一个汉族政权——明朝的大多数皇帝，另外清朝统治者总体的施政能力也是优于明朝统治者，这使得包括王棻在内的许多汉族士大夫的传统“夷夏之防”观渐渐淡去。
第二，地理环境的影响。王棻是台州黄岩人，地处沿海，东部沿海是最早开放通商口岸接触西方的地域，因此王棻对西方文化技术的了解程度相对而言要甚于内陆地区。此外，台州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台州有较为浓厚的和合文化氛围，和合文化中就有“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王棻受到和合文化的影响，崇尚以和为贵，不分华夷。
第三，时代背景的影响。尽管清朝有满汉之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别渐渐淡去，而清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峰，到了晚清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已经基本完成，不分彼此。
该方案配电装置楼首层和二层有两条疏散走道，应满足耐火极限1h。在没有保温或隔声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设计采用轻钢龙骨两面钉耐火纸面石膏板隔墙，构造为：12 mm(耐火纸面石膏板)+75 mm(钢龙骨，内填50 mm厚容重100 kg/m3的岩棉)+12 mm(耐火纸面石膏板)，截面厚度约为99 mm。
注释：
② 王 棻 .《序 言 》,《中 外 和 战 议 ·辨章》［M］.徐大军 ,校 .扬州 :广陵书社,2010:5.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8.
③王棻.《卷一·匈奴朝汉》,《中外和战议·辨章》［M］.徐大军,校.扬州:广陵书社,2010:19.
④ 王 棻 .《序 言 》,《中 外 和 战 议 ·辨章》［M］.徐大军 ,校 .扬州 :广陵书社,20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先后发射环绕火星的轨道器、着陆在火星表面的着陆器、巡视探测的火星车，开展了高分辨率的地形地貌成像，并运用了雷达探测、光谱、质谱和中子分析等多种探测手段，获得了流水侵蚀、河流冲击扇和三角洲等地貌特征，发现了水成矿物和盐湖沉积、沉积岩石地层，以及极地冰盖、大气中的甲烷和水蒸气等系列证据，证明火星表面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水体活动，暗示火星曾经有过适宜生命繁衍的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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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王 棻 .《序 言 》,《中 外 和 战 议 ·辨章》［M］.徐大军 ,校 .扬州 :广陵书社,2010:5.
⑥楚人.试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与整合性特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0(5).
⑦雍正.《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在水平井的钻探过程中，通常会混入一定量的原油或成品油，以此保证井眼的润滑性及钻井的安全性。这样就会对常规地质录井项目造成影响，但分析气测资料，结合岩屑和荧光录井就能准确的识别油气层。通过分析混油前后甲烷和全烃的变化，可以得出：混油后全烃会骤然增加，而甲烷则增加不明显，则甲烷相对含量就会相对混油前发生突变。
作者简介： 沈适也（1990-），男，汉族，浙江台州人，硕士，浙江省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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