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水资源管理_生态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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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从最广泛的角度探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1],为人类在进入生态约束时代各种自然资源日益稀缺的硬性约束下[2],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新视角与方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3]。因而,近些年有关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4-9]。

在众多自然资源中,水资源既是基础性生态自然资源,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经济资源[10]。然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人类对水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水资源稀缺、水环境恶化、用水冲突等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11]。本文试图以生态经学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对当代水资源管理中如何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公平、高效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

1.1 生态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

生态经济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渊源。自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以来,受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业革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业革命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长却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最终依赖的自然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目前全球变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及其衍生的极端气象灾害增加、水土流失、粮食减产等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正如生态经济学家所警示的那样[12],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快速增长与过渡膨胀已将人类由“空的世界”带进一个“满的世界”(图1)。众多自然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稀缺资源,人类进入生态约束时代。这种环境及人地关系的巨变,必然要求对传统的经济系统与经济理论进行变革。生态经济学试图“为传统经济学推理方式提供生物物理环境和道德约束”,“让经济系统能在有限的资源限制范围内,在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约束下有效、良性的运行”[12]。

当代生态经济学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古典经济学中John Stuart Mill的稳态经济思想及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定律。Mill[13,14]认为,人口和(人造)资本存量是确定经济规模的两个基本的物理量,当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经济生产率与折旧率分别相等时,人口与资本存量将不再变化,经济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即“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发展的终止,人类“所有类型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都同以前有同样多的改进的机会”,“一旦人类不再专注于使经济变大,就会转向如何变好”。生态经济学家Herman E.Daly[15]在引入吞吐量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稳态经济思想。认为,稳态经济就是把人口和财富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而在此水平上人们能享受长期而美好的生活;维持这种存量的吞吐量是低而不是高的,总是处于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围之内,因而系统是可持续的。这里的吞吐量是指从环境中进入自然资源流量和从经济系统中反馈给环境的废弃物流量。

图1 从“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6]

热力学定律认为,能量既不能凭空消失也不能被凭空创造;能量在系统中的流动总是向熵增的方向发展。其中“熵”是指“单向的不可逆的变化,宇宙无序性的增加”(Clausius,1865)。20世纪20年代,Soddy[16]首先发现了热力学定律,对于解释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生态经济学家Georgescu-Roegen[17]进一步发展了熵的概念,并最早将热力学中熵定律引入到经济系统分析中。他认为,熵定律不仅适用于能量的转化过程,也同样适用于物质转化过程;在经济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即熵的流比交换价值的流动更为基本(图2)。这里的“熵”是对有用资源和无用的废物之间定性差异的标度。

Boulding、Costanza、Brown等人对生态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Boulding在其著作《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与《宇宙飞船经济观》首次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循环经济”的理念及“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初始模型,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18]。1989年Costanza等创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协会(ISEE),并定期出版名为《Ecologicaleconomics》的杂志,借以推动生态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发展。Brown[19],20]则提出了一种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从而向人们描述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态经济蓝图。

图2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熵流

1.2 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经济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物质封闭地球生态系统开放的子系统。”这是生态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观点,也生态经济学家认识世界以及分析问题的基本愿景。由此,生态经济学家推演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基本命题。

1.2.1 将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意味着,经济系统存在着最佳规模,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生态子系统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扩张必然会侵犯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某种损失——资源枯竭及自然空间与某些生态服务功能的消失,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成本。因而“增长是有成本的”。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成本高于其产生的价值时就会出现“不经济的增长”,因而人类整个宏观经济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图3)。另一方面,作为生态系统的开放的子系统,经济系统需要与生态系统进行不断地物质/能量交换,即吞吐量。经济增长即为吞吐量的增量。根据热力学定律,经济系统自身既不能凭空产生所需要物质和能量,也不能使自身产生的废弃物凭空消失,经济增长需要不断地从环境中输入物质和能量并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非增长性,其容纳废弃物的能力也有限,因而经济系统不可能无限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已经将人类由“空的世界”推向“满的世界”,自然向人类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日益稀缺,甚至许多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经济必须停止增长,即将经济系统的规模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持续承载力范围内。但是,停止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因为生态经济学认为“发展是指在一定吞吐量下物品和服务质量(即提高人类福利能力)的提高”。

图3 不经济增长与经济的最佳规模、增长极限[2]

1.2.2 在资源稀缺与停止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对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这是因为:首先,过于贫穷的人不会考虑可持续性问题,穷人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其次,过于富裕的人消耗了大量有限的资源,这有可能剥夺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手段,从而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第三,如果在资源有限,限制经济增长以保证后代人福利情形下,就没有理由让当代的穷人继续忍受剥夺。而且穷人消费的边际效用要远远高于富人消费奢侈品的边际效用,为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有必要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第四,重视可持续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资源的代际公平问题。此外,公平的资源分配还可以产生一些公共物品,如经济稳定、较低的犯罪率、更强大的社区和更好的健康状况。

1.2.3 在“满的世界”里,自然资源日益成为稀缺物品与生产的限制因素,因而同样需要有效利用。但生态经济学认为,当社会生产限制性因素由人造资本变为剩余自然资本时,其有效利用的方式和政策也必须相应的改变。Daly[21]指出“利用自由的市场配置稀缺资源必须牢固地限制在规模和分配的极限上”。这是因为,在对稀缺的自然资源配置时,传统市场经济手段至少隐含着以下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应当作为交易主体之一的“后代人”不可能参与到市场对稀缺资源的分配中来,因而市场无法保证其利益不受侵犯。这表明由于“后代人”的缺席,市场对于“代际公平”这样的一个分配问题的失灵。其次,传统经济学试图通过对环境物品估值形成“合理价格”,并将其“内化”到市场体系,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来解决外部成本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对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状态的无知,以及对其估值方法的不熟悉,人们根本无法准确计算环境物品的“合理价格”。此外,在人类逐渐由“空的世界”走进“满的世界”,价格是否能平衡与反映人类进一步消耗和破坏环境产生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仍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2.4 实现经济系统可持续规模、资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配置是生态经济学关注的三个政策目标。其中,可持续规模要求将经济系统吞吐量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吸收和再生能力的范围内;公平分配要求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并限制市场的不公平范围;而有效配置要求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对稀有资源进行配置,以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三个政策目标相对独立,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不能顺带实现其他目标,因而需要三种政策手段[12,22]。生态经济学进一步指出,三个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安排具有先后次序。这是因为控制规模意味着为自然资源和服务的利用总量设置上限,原本被认为无限和免费的资源成为有价值的稀缺资产,从而产生分配问题(谁拥有)。因为分配免费和非稀缺物品的所有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规模先于分配问题。在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人们不能交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资源配置之前需要对资源所有权进行分配,故此解决规模和分配问题是利用市场对稀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当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后,市场配置决定的有效价格将间接的反应规模和分配的限制,从而可将规模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内生到市场体系之中。

2.生态经济学的政策选择与当代水资源管理研究

2.1 水资源利用规模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经济学认为[12],规模问题属于生物物理范畴,而非市场经济范畴,必须由社会和政策手段解决。Daly[21]提出了三个解决可持续规模问题的操作性原则:(1)对于可再生资源,可持续的利用率不能大于再生率;(2)对于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不能超过可持续性替代品的开发速率;(3)对于污染物来说,可持续的排放率不能高于污染物被回收、吸收或由环境无害处理的速率。同时在处理生物物理规模问题时,生态经济学还要求政策设计应为错误预留一定的缓冲空间[12]。从系统的角度看,这些原则的实质就要是严格经济系统的控制吞吐量。为此生态经济学认为可通过下面几种政策措施解决规模问题:直接管制,庇古税、庇古补贴、配额制,四种政策手段各有利弊(表1)[12]。其中,直接管制与配额制是直接控制。

人类对资源索取和废弃物排放的总量,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税收是通过影响价格减少需求从而间接达到可持续规模的要求。在“满的世界”,全球人口和人均资源量还可能继续增长的情况下,生态经济学家优先选择直接管制和配额制手段,因为相对于税收这可保证生态安全,并与预留较大生态安全空间的政策原则相一致[12,22]。

水资源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尽管通过自然循环,水资源(包括地表水浅层地下水)能够不断更新,但在特定时空内,水资源存量和更新数量有限,水体容纳与净化废物的能力也有限。水资源还是基础性的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与荣共荣,与损俱损。当人类取水规模超过水资源更新量,无视和挤占生态用水时,必然造成水源枯竭,生态恶化。因此,特定区域水资源对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有限,区域人口和经济用水规模不可能无限增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将人类用水规模限制在水资源可更新、容纳废弃物的范围内,并不对生态用水构成威胁。

通过上述分析,在水资源管理实践中,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在于严格控制资源利用总量。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相关区域水资源做出全面评价。这包括对区域水资源总量(含地表水和地下水)、生态需水量、区域水体的纳污能力进行调查,核定区域可用水资源量与区域内污水可持续排放量作为实际取水量和排放量的基础。同时应在区域实际用水量和排污量与核定的可用水资源量与可持续排放量最佳估计之间留有一定的缓冲量。其计算公式为:

实际可用取水量=水资源总量-生态需水量-缓冲水量①

实际可排污量=水体最大纳污量-缓冲排污量②

(2)对各取水户和污水排放者的取水量或排放量做出限定;这包括实施用水配额制、发放取水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保证总取水量或排放量不高于总的实际可取水量与实际可排污量。

(3)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包括实施取水和排污收费(税)制度。收费不仅是对成本的一种补偿,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使用者节水意识和用水效率,减少取水量和排污量[23]。

(4)努力改变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方式。通过宣传培训、公众参与水管理以及节水技术设备的推广等手段,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节水能力,进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2 水资源的分配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

产权制度是进行资源及其收益分配的基础。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在对资源另行分配之前,产权应属于由国家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其分配应由一个考虑后代的民主过程决定[12]。自然资源和服务是自然赋予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们有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然资源或社会提供的财富,而不受个人能力的约束[12]。在确定自然资源和服务利用规模后,生态经济学认为[12],为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应该做到:(1)通过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及税收手段,使穷人具有平等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2)扩大资本所有权基础以改善资源收益分配。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要素的集中是收益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广泛分配资本所有权有利于改善资源的收益分配。但这并不是要求直接分配现有财产,而是改变新资本的所有权模式,如实施股份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资本分配中。(3)在某种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时,资源费(税)应用于更需要投资的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或者对穷人补贴。

与其他经济资源不同,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广泛使用的不可替代的公益性资源[23]。因此合理分配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尤为重要。依据生态经济学方法原理,实现水资源的公平利用应做到:(1)加大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补贴。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公平便利的水资源利用条件。(2)在供水服务中,优先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生产用水。在生产用水中,应优先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用水。这是由生活用水与农业生产用水的基础性和水资源必需性决定的。(3)允许并鼓励私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人群参与到参与水资源服务行业中来,让更多的用水户从水资源行业中受益。(4)将收缴的水资源费(包括开采费用和排污费)除保证水源管理正常运作外,更主要地投资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用水补贴。

2.3 水资源配置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市场是当代社会对稀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之一。生态经济学并不否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但认为其效率必须以资源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为前提。然而不幸是大多自然提供的物品或服务,都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者两者兼备。因而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提供和有效配置这些物品,而需要额外的政策和制度(表2)。在“满的世界”,特别是在限制了利用规模后,大多自然物品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利用竞争更为激烈,因而利用市场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使资源具有排他性。对此生态经济学家的政策选择是,通过有偿配额制或开采/排放许可制度明确资源的产权[12]。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认为,在优先确定了分配和规模问题并使自然物品或服务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后,配置效率的传统经济学手段仍然是有效的,但同样需要规范资源的市场价格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防止垄断和不公平性[12]。

在水资源作为一种公益性自然资源由公共部门向公众免费提供的情况下,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因而无法利用市场机制对水资源进行高效配置。然而,当前水资源日益成为限制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稀缺资源,水资源使用竞争日趋激烈,水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竞争性物品。根据生态经济原理,在水资源管理中通过政策制度建设限定水资源利用规模和程度,并在公平的基础上实施有偿配额制和发放取水或排污许可证,使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可为水资源及其服务的市场有效配置提供必要条件。水资源的供给和废水的终端处理可以由私人供给或经营。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供求关系从而对市场物品进行有效配置。如果在优先解决了规模和分配问题,且在分配的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情况下,能够对非市场物品进行估值,并建立相应机制将其内生到市场体系中,市场将会导致有效配置。水资源价格由水成本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制约。水资源成本由完全经济成本和与公众健康和生态系统维护有关的环境外部成本构成(图4)[23]。在限定了水资源利用规模并进行公平分配后,市场经济体系交易中水资源价格主要由完全经济成本决定。这包括资源获取、运行管理、设备维护费、资本费(利息);用水替代方案的机会成本;受间接影响的行业改变经济活动引起的经济外部成本。目前,水资源管理中,为保证水资源管理机构和水公用事业机构正常有效的运行,以及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应至少回收全部的供水成本[23]。

图4 水资源的成本原则[18]

市场很少是完善的,需要法制等手段进行管制。水资源是人类必需的非替代性资源,因而相对于其他资源有着特殊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图5)。当水资源丰富时,常被用于非基本需求,因而需求对价格富有弹性;当水资源变得较为稀缺时,通常仅用于重要需要,需求对价格变得缺乏弹性;当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时,即用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比如种植粮食和饮用,需求对价格完全缺乏弹性。由此,在水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问题[6]。首先,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有效使用”是创造最高交换价值的使用,而交换价值由支付意愿决定,因而在收入不平等,许多人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日益稀缺的水资源用于高收入者的非基本需求,而低收入者连基本和重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显然有悖于水资源优先满足人类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原则。其次是垄断问题:供水基础设施庞大而成本高昂,故水资源的市场供给具有自然垄断性[25];当水资源稀缺时,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及水资源为人类必需。因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营水服务部门可能会随意提高供水价格、降低供水水质及供水效率。故此,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市场以外的措施:首先政府要保证水资源优先配置于人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高收入群体垄断供水服务;其次要加强对私营水资源服务部门的监控,限制私人水资源供给不合理地市场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规范的水资源市场法律规章制度,及其公众参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如建立水资源价格听证制度等。

图5 水资源的价格特点[12]

3.结论

从“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基本愿景出发,生态经济学引出了“生态约束条件下”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三个关键问题或政策目标:相对于生态系统的经济可持续规模、资源的公平分配、高效配置。三种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三种不同政策手段。

其中,解决规模问题的关键是严格限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实施的基本原则是对资源的索取不超过其更新率或替代品的开发速率,污染物的排放速率不能超过其被回收利用、环境容纳净化的能力。公平分配的实质是资源产权的公平分配,核心是保证人们平等地享有资源特别是基础性资源的获取权和收益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必须以优先限定资源利用规模与合理分配为前提,否则将导致无效。其关键在于明确资源产权,使原先免费的资源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并建立相应的法规制度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不公平性进行限制。

水资源既是基础性自然资源,也是人类必须的不可替代的战略性经济资源。当前人类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稀缺,水环境恶化等水资源问题。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公平、高效利用目标,就是要在水资源管理中做到:(1)在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运用配额制或直接管制等手段,严格限制取水量及废水排放量,保证生态用水及水资源的正常循环更新,通过宣传教育、技术推广等手段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及用水效率减少水资源使用量。(2)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等手段保证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基本用水需求。运用市场手段配置水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和效益,必须以水资源规模控制与合理分配为前提。(3)通过有偿取水许可证或排污许可证等手段明确水资源产权,通过行政、法律、公众参与等手段规范水服务部门的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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