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法国“政府调控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成因论文,主要内容论文,战后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法国十分重视政府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政府调控成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模式逐渐形成。法国政府干预经济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这种理论在战后初见端倪，到60年代最终形成。主要理论是马塞的“二元调节论”和库尔比的“受竞争经济论”。两种理论一直是指导战后法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实际效果不应忽视。国内迄今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就“政府调控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形成原因加以论证，以求教同行。
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理论
计划与市场二元调节理论
战后初期，法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只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经济协调的过程中这种理论逐渐成型。到50年代末，法国顺利地实现了两个国民经济计划，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并且超越了战前的水平，一些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形势一旦好转，一些人重又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应该予以取消，推行自由主义，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经济。法国经济学界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究竟如何取舍，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经济学家马塞认为，可以“两条腿走路”，同时利用两种方法调节经济运行，即所谓的“二元调节论”。二元调节理论最早是在60年代初由美国和瑞典等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条件下施行计划经济是必要的、可行的。马塞则是在此基础上，回答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种机制可以同时对经济实行有效调节的具体方法。马塞曾任法国计划总署主任，参与制订了法国第三、四、五个国家计划。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主要反映在两部著作中：《计划或风险防范》，1965年出版；《投资的选择》，1969年出版。70年代初，经济学家帕斯卡隆撰有《法国经济计划化》一书，对马塞的二元调节理论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释。马塞的《计划或风险防范》一书影响深远，曾经多次再版。该理论的要点如下：
1.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的关系。马塞首先认为，18世纪获得公民权的人们力图通过不同的渠道参预经济活动，而这种努力是当代社会的惟一象征；因而从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论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注：马塞：《计划或风险防范》（Pierre Massé Le Plan ou l’anti-hasard），巴黎1991年版，第8页。）。他接着指出，“战后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为4.5％，而劳动人口、年劳动时间依然如故……增长的原因是劳动效率的提高。于是社会迫切需要更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差异不可避免。任何社会若要不断进步，必须倡导机会均等，务使所有人从发展中得到好处。”（注：马塞：《计划或风险防范》，第72-73页。）
他指出，人类的命运包括集体的命运和独立的个人命运的组合；人类成功与否，不取决于个人的成败得失，而要看整体能否成功，因为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我们提倡赋予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但是，个人只有在利益均等中才能获得最大利益。集体意愿的表达、集体的未来之预测，是通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政府来实现的。19世纪的危机，尤其1929年的大危机及其后果已经证明，市场的自发运转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最大平衡。相反，政府通过计划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据此他提倡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由是：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个人追求市场竞争的权利和积极性，而政府干预则可以纠正现行不合理的体制（注：P.帕斯卡隆：《法国经济计划化》（Pierrer Pascallon，La Planification de l’ économie francaise），巴黎1974年版，第6页。）。
2.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马塞认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虽然起着不同的作用，但都同样重要，国家应该运用两种机制共同调节经济。在他看来，市场机制能自动地调节人追求市场竞争的能力，通过价格波动传递信息，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而计划机制可以通过收支、信息、财政等政策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市场可以调节短期经济效益；计划则可以策划一种长期的决定和行动。企业厉行投入和产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据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进行决策。原料与成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制衡供给与需求。这就要求企业对市场传递的信息作出快速反映，而企业往往不能了解突发的因素和未来市场的价格，因而它的决策难免短视，即只能考虑到最近的将来。推而广之，如果所有的企业都以近期市场产品的价格来进行决策，结果生产有可能过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而政府则可运用各种手段，广泛收集和交换信息，在此基础上制订的计划可以减少市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他认为，计划对未来的预测越完善，市场机制就能够运行得越有效。计划只会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会压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计划犹如路灯和法典，照亮市场前面的方向。在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比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因此，他主张对经济实行二元调节，这样对经济、对公众、对政府都有利。法国的经济发展证明，市场与计划相互补充理论行之有效（注：P.帕斯卡隆：《法国经济计划化》，第10页。）。
3.关于计划化的性质。马塞认为，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最好方式就是计划化。“计划”这个词的应用大大早于战时统制经济和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代；计划本身就是政府行为，是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世留大主教曾指出，国家事务的本质在于：担任公职的人需深思熟虑，预测未来，制订计划以应对不测。马塞强调，所谓的“法国式计划化”，就是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把人对自由的追求、个人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经济的共同方向统一起来；而这种思路在上升为理论前只是一种实践、一种渐进式的实践，面对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完善，最终成为理论，因此不能把它说成是离经叛道的权宜之计（注：马塞：《计划或风险防范》，第113-114页。）。
马塞提出的计划理论匠心独具，他把计划化定性为指导性计划，既不同于官僚主义集权制的硬性计划，也有别于完全的市场调节，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中间模式。计划的实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遵照执行。宏观计划的性质体现在内容上，主要是对未来国际、国内形势的预测分析，提出长期的战略构想和发展目标。
帕斯卡隆等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法国式的计划化”强调的是：
第一，发展意识，达成共识，定出总体目标，确定协调方式。如1962年8月4日通过的第四个4年计划纲要，对经济增长率、消费与投资的比例、社会政策等诸多方面是经过多方面协商而最终达成的，这就是明证。计划是一种民主商议的计划、积极的计划。“民主商议”是指，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及工会代表共同交换信息，各抒所见，然后形成计划以便推广实施。马塞强调指出，法国的宏观计划是指示性的，有的人说是民主的、是协商的，总之是经过各阶层人士参与制订的。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商议的计划，避免了计划管理部门官员滥用权力，保证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各阶层的参与保证了政府掌握信息的完全和及时。所谓“积极”，是指它不是命令式的，实行与否是灵活的，可以实行也可以不实行，企业完全可以采取能够达到他们目标的种种行动。马塞指出，我们找到了在自由、个人创造和集体发展之间的中间道路，即发展的共同方向。计划化是国家协调所有社会力量的最好方式（注：P.帕斯卡隆：《法国经济计划化》，第9-10页。）。
第二，计划涉及面广，留有余地。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无不囊括，但轻重缓急视经济发展情况而定，并根据预测而予以适当调整。可以这样说：“法国式的计划化”既是一种投资、生产计划，也是一种对结构、成本予以干涉的计划（注：马塞：《计划或风险防范》，第143-144页。）。
马塞的理论既有政治哲理，又不乏经济调节方法和人文思辨，在西方被认为是法国式计划化的创始人之一。这种计划化不仅建筑在对经济的深入研究之上，而且又植根于文化伦理之中，简言之，是一种社会的选择、源自于社会的对话。二元调节理论是西方理论界较早提出的政府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调节经济的系统理论，对法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受竞争经济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欧洲经济共同体己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法国经济大规模地对外开放，但由于竞争力差，造成了进口速度快于生产增长的速度，泊来品充斥市场，形成对外依赖的局面。法国经济学家库尔比在对法国工业、外贸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受竞争经济论”。如果说二元调节理论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化的实质，那么，受竞争经济理论则是国家在应对国际竞争中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计划的宏观目标如何与企业的微观行为协调一致，即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计划原理如何与经济政策制定相结合。受竞争经济是指在国际竞争中实力较差的经济，比如法国这样开放但不充分就业的经济（注：R.库尔比：《受竞争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增长》（R.Courbis，Compétitivité et croissance économie concurrencée）第2卷，巴黎杜诺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应怎样调整经济，制定什么相应政策，以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一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库尔比在60年代末提出的。他于1969年1月在法国《经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注：R.库尔比：《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R.Courbis，“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concurrence étrangère”），《经济杂志》（Revue économique）1969年1月。）的文章，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尔后在1975年由法国教育部资助出版了专著《受竞争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增长》，全面论述了他的受竞争经济理论。此后又发表了《受竞争经济的普遍平衡的确立》（1971年）、《价格模式》（1977年）、《法国经济的工业间及地区间贸易方式的建立》（1979年）等著作。
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1.区别两类经济部门。库尔比把法国经济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保护免遭国外竞争的部门，包括农业、商业、食品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公共工程业；另一类是决定国家经济增长幅度的受竞争经济部门，即工业部门，即所谓的受竞争工业。他认为上述两类经济部门情况不同，应制订不同的政策予以区别对待。
2.控制国内需求，向工业提供资金。在库尔比看来，法国经济属弱势经济，要转变成强势经济，国家计划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应放在促进受竞争工业的供给上，同时控制国内的需求。这是因为战后西方国家仍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他的理论产生于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年代，当时要解决的是经济危机之后的萧条和失业问题，因此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危机，而为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必须扩大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储蓄，即扩大有效需求。但是，时过境迁，法国战后的经济形势和3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失业并不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快，1949-1963年法国生产年增长率为5％（注：J.-J.卡里、保尔·迪布瓦、爱德蒙·马兰旺：《法国的经济增长》（J.-Jaques Carré，Paul Dubois，Edmend Malinvand，La Croissance francaise），巴黎1972年版，第32页。）。有鉴于此，凯恩斯的扩大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库尔比根据法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受竞争经济中，国家不能再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国家干预应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他指出，对于受竞争经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不再适用。理由是国家处于受竞争经济时，促进有效需求的政策非但不能增加生产和就业，反而会破坏贸易平衡。也许在短期内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中期内对贸易顺差也不会产生正面效应。因此，他主张采取控制国内需求的政策（注：R.库尔比：《受竞争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增长》第2卷，第188页。），因为法国的生产不是由需求而是由生产能力决定的，为此要考虑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法国经济属于弱势经济，是受竞争经济，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实行扩大供给。他呼吁尽可能增加向出口工业提供资金，改善企业从外部获取财源的可能性，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才能增强法国经济的竞争力（注：R.库尔比：《受竞争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增长》第2卷，第190页。）。
3.减轻出口企业的税收。库尔比进一步指出，政府应该干预税收，对受竞争企业采取扩大资金供给的政策，这可以用税收的转换来实现。即减轻出口企业的负担，包括税收、社会保险费、公共服务费等。但减少出口企业的税额并不意味着减少总的税收额，它们的税收负担可以转向其他部门，即受保护企业，以有利于出口企业。这种转移是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费用来实现的。
在转移税收的同时，增加受竞争企业外部融资的可能性，采取使企业有一个较低的自主资金率，以便能够接受债务增长的方式。措施有：鼓励长期储蓄、延长对企业贷款期限、加快长期流动财政资源的现金流转。为此，他建议成立一个长期贷款市场，不仅有利于企业，而且可以促进银行业的发展。这是一项有选择的政策，国家干预部门的标准要细致、明确，要看能否在中期内提高生产水平和增加就业；不要因为一个部门有能力还贷款，或技术先进，就予以资助，而是必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注：R.库尔比：《受竞争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增长》第2卷，第191-192页。）。
库尔比的受竞争经济理论在一些方面动摇和突破了凯恩斯的经济均衡理论模式。法国以他的理论为主要依据，制定和实施了第3个至第6个国家计划，对战后经济在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高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调控论”的成因
法国“政府调控论”的问世固然受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态势这个外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本国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内因决定的。
一、经济滑坡，市场机制乏力，国家调控势在必行
二战不仅令法国人员伤亡惨重，而且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29年的1/2；铁路、公路、桥梁、建筑、通讯设备等物质损失约占全国资产的1/4强；机械设备缺乏和老化程度严重，如，法国200个农业工人平均只有一台拖拉机，而美国43人就有一台；机械设备老化20年，冶金部门最新的设备是1906年的产品（注：J.-P.里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史》（Jean-Pierre Rioux，La France de la Quatrième République，1944-1952），巴黎1980年版，第33页。）。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调，1945年上半年，进口物资达3400万法郎，而出口只有700万法郎，只是出口的1/5强；国债从1939年8月的4.1亿法郎上升到1944年的12亿法郎；货币发行总量增加了4倍；1944年底，国家预算赤字为300万法郎，1945年又增加207万（注：弗朗索瓦·科谢：《1945年以来的法国经济史》（Francois Cochet，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巴黎1997年版，第20-21页。）；1939-1949年，法郎贬值98％，与美元兑换率下降90％（注：让-夏尔·阿斯兰：《法国经济史，1919年至70年代末》（Jean-Charles Asselain，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de 1919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巴黎1984年版，第117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经济每况愈下，足以证明危机迫在眉睫。
为了恢复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法国政府在40至50年代对宏观经济实行全面统制管理，采取一系列措施，集中有限资源（注：康斯坦丁·卢戈瓦：《经济、法国人与国家》（Constantin Luogovoy，L’Economie，les Francois et l’Etat），巴黎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合理使用，即从宏观上调节经济运行。比如实行国有化、减低税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在这一时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制定和实施了两个“现代化与装备计划”，经济逐渐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1948年经济好转以后，“国家”与“市场”两种理论，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一些企业主认为，统制经济是德国占领时期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灾难、痛苦的同义词；他们担忧政府照搬苏联经济模式，长期干预生产会导致企业缺乏活力，难以进行有力的竞争。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干预虽然能奏一时之效，但治标不治本，归根结底不能改变整个经济态势，因为事物不能按照设想的方式发展，经济的运行同样有其自身规律。他们甚至认为，人们对经济一无所知，所获取的有关知识都是过时的、经验性的，而事物却在不断发展，政府如果凭经验干预经济，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使经济生活失调。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才能减少失误，否则就破坏了条件反射的原理，阻碍社会体系的康复（注：J.富哈斯蒂耶、J.-P.库尔泰乌：《法国经济计划化》（Jean Fourastié et J.-P Courthéoux，La Planification économique en France），巴黎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16页。）。在这种形势下，简单地提出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能令人信服，应该对国家干预与市场的关系作出解释，应该明确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总之要有相应的理论支持和指导。而论述经济的大部分理论、学说、蓝图都已经过时，不能解释现实问题。有些领导人失望地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就像医生要给病人治病却没有医学理论可以应用（注：J.富哈斯蒂耶、J.-P.库尔泰乌：《法国经济计划化》，第195、16页）。法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作出理论上解释，必须从哲学上加以阐述。“政府调控经济论”正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二、注重国家调控的历史传统
法国经济学家阿隆-维尼欧指出，如果说混合经济一词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那么，干预主义思想则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注：M.阿隆-维尼欧：《法国混合经济社会40年》（M.Arron-Vignod，40 ans de d’économie mixte en France），巴黎1988年版，第11页。）。事实的确如此，法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说在封建专制时期就已存在。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柯贝尔主张国家应在经济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他曾经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鼓励私营业主从事工商业活动。拿破仑时期也运用了行政手段来发展工商业，政府对经济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创立了法兰西银行、工商部、民族工业奖励协会等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工业革命发展和完成的过程中，法国政府也曾加大经济干预的力度，对公共工程进行巨大的投资。直到1807年商业法和1867年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律颁布，经济自由主义才蓬勃发展起来，代表人物是让-巴帕蒂斯特·泽（1767—1832）、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1810-1850）和列昂·沃尔拉（1834-1910）。他们的思想简单说来就是，国家要创造条件，开放市场；不赞成“野蛮”的自由贸易，主张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拿破仑三世可以说是上述思想的实践者，他有意无意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于1860年与英国签订《基于法英产品自由交换原则的贸易协定》，废除了大陆封锁政策，奠定了欧洲共同市场的雏形。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国家退出了经济管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职能非但没有削弱，而且还有所加强。拿破仑三世说：“国家不是一块应于割去的溃疡”，而是要起主要作用、做大事的机构。部长米歇尔·谢瓦利埃对此的注释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扮演“全国协会管理者”，而不是“城市警察”的角色。据此，他们编制庞大预算，扩大投资，大举借债，弥补赤字。1854年，发行2.5亿法郎公债，结果有1万人认购了5亿法郎公债，以后数年发行的公债、债券数额直线上升。政府手头有了钱，一是消弥赤字，二是增加开支，扩大再生产，发展经济。拿破仑三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经济大加干预，目的在促使其自由发展，而不是对此横加限制。“强大的国家成了伟大资本主义的靠山”（注：阿·昔莱西：《从帝国节日到公社社员墙1852-1871》（A.Plessis，De la impériale au Mur des Communards 1852-1871），巴黎1979年版，第88-89页。）。
在20世纪，面对战争和经济危机，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一战中，法国政府实行全面统制经济制度，把军火业、运输业等置于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对工业原料和日用品供应实行配给制。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国家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以消灭财政赤字和恢复国内市场的平衡；为解决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政府采取了限制生产的措施；为消灭外贸出现的赤字，限制进口，加强贸易保护。不仅如此，国家还对濒临破产的军事工业、航空公司、铁路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在二战中，法国社会党曾经提出对能源、保险、银行实行国有化和施行计划经济的主张，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把计划经济作为总调节的手段。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各个阶层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明的是，法国在战争和危机时期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虽然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带有明显的战时经济性质，但是，却为国家调控理论的产生和实践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时机成熟
在2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大都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调动微观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自由放任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有不可克服的弊端；垄断经济、残酷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20年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而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于是，30年代出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否定，理论基础则是凯恩斯主义，他从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方面否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苏联及二战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推动经济发展，铲除社会弊端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统制经济不能解决60年代后出现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等严重问题。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长期、有效发展，成为经济学界一重大课题，专家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经济学家正是在此时提出了二元调节的理论，认为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在法国，战后最先提出国家应适度干预经济主张的是戴高乐、莫内等人。戴高乐认为：“国家需要将自然资源、劳动和技术，这些使人富裕的经济资源为普遍的人们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几个人的利益而发展。”（注：弗朗索瓦·科谢：《1945年以来的法国经济史》，第29页。）经济需要一种动力、一种协调、一些规则，而这些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进行、制订。需要国家集中管理经济。他一再强调，必须把法国经济落后的形势向人民讲清楚，要多作解释，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弊病是：我们的设备老化和生产方式落后。莫内等人更是强调，行动的统一，必须有思想上的统一作为基础（注：让·莫内：《回忆录》（Tean Monnet，Mémoires），巴黎1976年版，第280页。）。他说：“我们国家的干预方式与苏联和英国不同，我们是民主制，是协商关系。”（注：莫内：《回忆录》，第279页。）莫内提出，在经济和社会不平衡的困难条件下，生产必须根据需求调整。现代化和重建必须同时进行（注：莫内：《回忆录》，第280页。）。经济学家帕斯卡隆指出：“各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我们不能信赖市场的自发运转来实现宏观经济的最大平衡了。”（注：P.帕斯卡隆：《法国经济计划化》，第7页。）
在这些思想的主导下，战后法国采取了计划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莫内提出的第一个《现代化与装备计划》得到了戴高乐的批准，并于1946年颁布实施。而且成立了现代化与装备计划总署，莫内任第一任主任。从此，法国开始了以计划化为特色的国家干预与市场相结合的时代。
综上所述，战后法国政府调控经济理论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有关。这两种理论在强调市场调节为主的同时，指出了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计划指导的必要性。它们对法国经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此，法国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的体系，包括政府行政机构、专门经济机构和市场管理机构。财政经济部几乎统揽全部经济调控和预算管理职权，拥有影响总体经济政策的各种手段；经济和计划化机构、国家计划总署、中央银行等经济机构负责向财政部和政府部门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预测、计划和信息等；竞争顾问委员会、交易所业务委员会、国家审计院等是市场管理和经济监督机构。
法国政府还通过控制国民财富和经济活动，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国家通过再分配将大量的国民收入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承担科研、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保障社会稳定发展；国家还通过国有化，控制和持有基础工业部门、公用事业、大银行，并建立公营企业和货币金融体系，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体系的中枢神经。
此外，以国家计划为依据，对经济实行全面调节。到20世纪末，法国制定和实行了11个国家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实施期限、基本目标、预测指标及为此而采取的方针与措施。计划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国的计划着重解决社会总市场的中长期预测和调节，企业则解决未来市场的短期预测；计划对优先发展项目和产业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基本决策进行协调，企业的一切生产和投资的决策均由市场调节；宏观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采取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共同协商的方式，减少了市场竞争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