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等教育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新市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新市场论文,大学毕业生就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7)01-0052-10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政府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来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而其间承受压力最大的是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在此严峻情况下，作为就业活动主体的民办高校学生，是否已开始摈弃以往高等教育精英时代的择业观念，以一种新的思维与求职方式去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观念转变是否引发民办高校毕业生积极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在传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边缘形成一个新市场？同时，民办院校的应用/职业性教育特色与新市场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为了解答以上的疑问，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梳理，汲取其研究观点，并结合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构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年在我国沿海地区公办与民办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分别对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特征及其择业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对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展开思考。
一、研究问题·文献梳理·分析框架
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进入了冰河期。一方面，长期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核心部门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出现了大幅度萎缩。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又导致了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急速膨胀。这两种来自供求不同方向的变动趋势互相撞击，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急剧下滑。就业率的下滑不仅体现了劳动力就业市场供求矛盾的凸显，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高校就业市场结构本身可能已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
表1概括了1996年至200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动趋势。由此可以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并非高校扩招的直接产物。以1998年为分水岭，高校学生就业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亏损所引发的就业吸纳能力的大幅减弱，以及当时政府推行的中央各部委的机构改革，公务员规模削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1998年出现的就业难现象主要源于劳动力需求方面的紧缩压力，那么1999年以后的高校扩招则是从劳动力供给方面进一步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的恶化。
注：表中注有*的数据为该年度6月统计的就业率，而其他数据则为该年度9月或12月统计的就业率。考虑到统计时间的差异，表中所列数据仅为参考提示。
毋庸置疑，在高校就业难的困境中，专科毕业生所承受的冲击最大。但是通过表1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化的变动态势中，专科毕业生虽然没有改变在就业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但其就业率却出现了微弱的回升倾向。1998年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比前一年度下降了将近50个百分点，跌至42％的低谷。而在此之后，专科就业率却开始逐步回升，并于2005年恢复至62.1％。与此同时，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差异也从2000年的38％缩小至2005年的23％。在这数值变化的背后，专科毕业生在就业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趋势出现了如何变化？针对高校就业难现象出现的成因，部分学者指出，除了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就业制度的僵化以及国有企业人员吸纳能力的减弱之外，毕业生自身择业观念的滞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但是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质疑：就业难现象早在1998年就已明显凸显，换言之，就业难现象从暴露到进一步恶化，至今已有相当一段时期，并不是一个突发现象。多数高校学生在升学之前或在校期间，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或多或少地已经目睹或耳闻了这一现象的存在，意识到自身未来即将面临的就业压力。在这样的外部环境的冲击下，作为就业活动主体的高校学生，尤其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的专科学生，民办高校学生是否已开始以一种新的思维与择业行为去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同时，这样的观念转变势是否引发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开拓，形成一个新的就业市场？有鉴于此，本研究利用2003年6月笔者在中国沿海地区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毕业生问卷调查的数据，验证如下两个研究假设：(1)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日趋严峻，在毕业生择业区域上已出现了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部门(SECTOR)差异；(2)为了适应当前劳动市场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民办专科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岗位时开始回避与公办高校或本科毕业生的直接竞争，即离开传统的高校毕业生劳动市场开辟新的就业域。其结果引发了就业新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劳动力市场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水平性分化。
2.文献综述
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受非经济性因素干扰最多的市场，而就业者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则是影响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育经济学领域，存在着多种说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关系的解释模型。作为新古典学派的工资竞争解释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流动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就业者的劳动报酬之所以低下，与他们的素质和生产效率的较低密切相关。这种依据与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模型的政策建议集中于劳动力的供给方，强调对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新古典理论无法合理地解释工人的报酬差别、失业和歧视等现象，因而频频受到其他学派的攻击与责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学派。他们认为市场的力量“被弱化、限制，甚至被社会及其他非经济性因素所替代”。该学派认为，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群体，并阻止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自由流动，因此市场因素在决定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工资方面的作用与效率远没有新古典学派所描述的那么理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为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正是在与新古典学派的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新古典学派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认为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决定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多里格和皮奥里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分割理论的重要形式。该理论的主要论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市场(primary market)和次要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市场不是按照特定的职业和产业，而是以雇佣与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而其中瑟罗的工作竞争模型则依据筛选理论，提出职业技能并非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而是进入就业岗位后通过OJT来获取形成。出于减少培训成本的意图，雇主在选拔人才时，更多关注的是求职者的“训练可能性(trainability)”。在这里教育的功能并不是传授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提供了判断求职者可训练能力的标志和信号，发挥了筛选机制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相比，无疑是大大提高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虽然分割理论是以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理解和认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例如李建民从广义的角度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城乡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正式劳动力市场和从属劳动力市场等分割形式。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一些国家垄断行业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和流动，将垄断利益大量地分配给员工个人，形成了行业不合理的收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割理论的前提是否定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直接关联，它所描述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与教育机构的选拔难易度和社会知名度相对应的等级(hierarchy)结构。然而，随着不同类型教育机构的教学特色多元化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这种大学教育与雇用之间的分析视角在解释现实现象中已暴露出其局限性。在既有的垂直性分析维度的基础上，增添新的维度，以综合的视角来把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关联性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继续扩大、经济发展的停滞和教育过度现象的出现，利用薪酬指标对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开始出现逐步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同样采用量化的劳动统计指标，将研究焦点放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教育过度现象进行具体剖析的各类研究。与此同时在欧洲，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联性的研究出现了从定量研究向定性研究转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当时欧洲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发明显的高学历者失业现象。相反，由于一些吸纳高学历者的新就业领域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高等职业人才的需求。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与传统的采用定量研究手法，分析教育程度与就业率、薪酬间关联性的研究不同，一些聚焦于通过大学教育获取的资格或知识技能的效用性的定性、定量研究开始不断涌现。泰克勒把这种变化称为研究关注点从“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向“大学教育与工作的关联性”的转化。它意味着衡量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并不仅局限于就业率等指标，更重要的是教育内容与就业岗位间的适切性(relevance)。与分别将研究视角侧重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或需求方的工资竞争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不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切性研究的特征主要在于着眼于教育的内涵，探讨就业者通过教育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与特定就业岗位间的关联性，强调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间的相互匹配。而其中利用毕业生调查，通过其择业、就业及其职业能力形成等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中的观察指标，分析教育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间关联性研究已逐步成为适切性研究的主流。例如博伊和柯克兰通过对英国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和专业类型间的就业机会及薪酬差异的成因分析，发现不同专业类型对就业机会及薪酬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由于高校类型差异所带来的影响。由于日本企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学者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高等教育的等级结构与职业体系间的对应关系。而近年随着部分企业内部传统的年功序列制和职业培训功能的萎缩，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适切性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日欧12国则以高校毕业3—4年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不同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大学传授的知识技能是如何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在我国，丁小浩运用工作匹配模型，对我国专科与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位置和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显示，教育层次对毕业生在不同岗位域中的工作机会和起薪有着显著影响。与本科教育相比，专科教育并未在类型差异上形成自己的明显优势，而仅局限于层次差异。
3.分析框架和研究课题的设定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同类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在高等教育的舞台上登场亮相。规模的扩大加剧了高校间的竞争，而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则推动了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多元化与阶层化。通过对各类民办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特征的分析显示，独立学院和本科民办院校的教学特色侧重于理论、体系化教学，呈现出与公办高校的趋同性。而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及其他非学历教育机构则在向学生提供实践性、职业性知识技能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教育特色。依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测：这种教育内容的差异将影响学生的知识技能的形成，甚至对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向带来一定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和针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本研究将在传统的体现高等教育机构的等级特征的垂直性维度上，结合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适切性研究的特点，增添与教育内容特色相对应的水平性分析维度，尝试从多元化视角对民办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对应结构展开探索性的分析与研究。
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通过与公办高校的比较发现，在“就业地区”和“与雇用单位的签约方式”方面，民办高校毕业生与公办高校毕业生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一部分民办学生已开始在县、镇等城乡结合部地区，甚至农村地区，以直接和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形式，进入就业岗位。根据该研究结果，可以将高校学生的择业域划分为以下三个范畴。“(Ⅰ)城市·制度性契约”是指在城市地区，按照政府的规定，由所属高校、雇用方及就业学生三者签订《就业协议书》，以制度性契约的方式与用人单位确定就业关系。调查发现，这一就业域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机关、研究教育机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等传统的高校学生就业部门。“(Ⅱ)城市·自由契约”是指在城市地区，直接和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的就业域。在此范畴中主要集中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企业类型。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Ⅰ)城市·制度性契约”的毕业生，往往将此就业域作为自己的次优选择。而进入“(Ⅲ)非城市”则包含了两种类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这分别是由于在以上所述的两种就业域的参与竞争中受到其他优势群体排挤的就业群体，和在择业过程中有意识回避与选拔程度高的院校毕业生的直接竞争，关注就业市场的新需求，主动调整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位置和流动方向的就业群体。
正如图1所示，本研究将采用垂直性分析维度(高校的选拔难易度)和水平性分析维度(就业者的职业性·实践技能)对民办高校毕业生在三个就业域中的择业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探讨。根据以上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的具体分析课题如下：与公办高校学生相比，民办高校毕业生在哪里形成了就业新市场？不同民办高校类型之间，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出现怎样的差异？民办高校毕业生选择进入就业新市场的原因是什么？
4.调查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在2003年6月在中国沿海地区(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实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该调查发放问卷1970份，有效回收问卷1624份(回收率为82.4％)。有效样本中包括公办院校6所，民办院校12所。其中民办独立学院2所、民办本科院校1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3所、民办学历考试试点学校4所、自考辅助学校2所。为了提高样本间的可比性，本次调查的抽样范围主要限制在电脑、国际贸易、金融等专业的毕业生。经过编码、录入、清理后，笔者采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分析
1.哪里出现了毕业生就业新市场？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就业岗位的企业类型、行业、就业地区和签约类型方面，民办与公办高校毕业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企业类型方面，近年与国营企业等公有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的缩减形成鲜明对照，民营、个体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部门在劳动力吸纳中所发挥的作用引人瞩目。调查数据显示，已有相当39％民办毕业生进入民营·乡镇企业。与此相比，公办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国营企业，而进入民营·乡镇企业的毕业生比率仅为20％。在行业分布方面，半数以上的民办毕业生(55％)进入了服务行业，而公办毕业生的比率只为20％。在就业地区方面，民办院校毕业生中已有近43％的学生离开都市，在县、镇、甚至农村等非都市地区就业工作，而90％的公办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地区依旧集中在都市。而在就业签约方式上，已有41％的民办毕业生以非制度性契约的方式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而公办毕业生的比率仅为14％。
根据分析框架中定义的三个就业域，表2显示了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毕业生不同的就业域分布特征。从中可以发现，80％以上的公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依然集中于传统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办高校毕业生进入传统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比率仅为46％，而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和“(Ⅲ)非城市”就业域的比率分别达到了28％和26％。分析结果表明，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民办高校学生已离开传统的高校学生就业域，以非制度性契约和就业地区选择方式，与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形成对应关系。他们以新的择业方式，在传统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边缘地带，开辟了新的就业市场。
2.不同民办高校类型间的就业域分布特征
然而，以上显示的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域分布特征并不是各类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共有的特征。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逐步出现了具有不同学制、不同教育特色以及在升学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拥有不同需求群体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表3，我们可以发现在毕业生的就业域方面，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不同的民办院校的就业域分布特征如下：
首先，独立学院毕业生中，进入“(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比率将近82％。而采用自由契约方式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就业域，或离开都市在“(Ⅲ)非城市”就业域的学生比率仅为14％和5％。显而易见，独立学院毕业的就业域分布并没有呈现出以上所述的民办院校特征，相反却体现出显著的公办院校毕业生就业域分布特征，驻步于传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其次，在本科民办院校的毕业生中，进入传统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比率仅为39％，与独立学院之外的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持相同趋势。而该类院校最明显的特征是46％以上的毕业生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就业域，其比率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民办院校。
此外，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学历考试试点学校和自考辅助学校的毕业生中进入传统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比率都没有超过40％。但是这些以专科教育为主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就业分布的特征在于，已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抛弃了传统的都市择业意识，离开都市在“(Ⅲ)非城市”就业域寻找自己的位置。其中学历考试试点学校和自考辅助学校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0％和50％。
3.是谁？为什么选择了新的就业市场？
以上的分析显示，在高校毕业生供给规模的急速扩大和雇用主体从公有部门向民营部门转化的过程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已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传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边缘，“(Ⅱ)城市·自由契约”和“(Ⅲ)非城市”两个新的就业市场正在崛起。那么，进入新就业市场的毕业生具有什么特征，他们的择业影响因素是什么？
(1)进入新市场的毕业生的特征
表4是对三个不同就业域中就业者群体的统计描述。首先来看进入“(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毕业生群体的特征。在这一群体中，公办院校、本科课程或者拥有学历授予权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比率较高。从教育服务的特征而言，这一群体的所属院校的教育倾向于理论·体系化教育。而从家庭背景的角度，这一群体中的半数以上是来自于城市的学生；与其他两个就业域群体相比，该群体的父母文化程度最高，同时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对比较富裕。此外，从能力倾向而言，虽然实践性知识、技能相对较弱，但与其他两个群体相比，在视野和知识面方面略占优势。最后，从择业意识与期待收益的角度，这一群体并没有完全摈弃精英时代的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念，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收益也明显高于其他就业域群体。
其次，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就业域的就业者中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8％。而所属院校的教育服务特征主要体现在实践志向的教育。根据相关分析发现，这一特征与该群体所体现的实践性知识能力倾向有很大关联。从该群体的家庭背景看，与前者相同，拥有城市户籍的毕业生的比率超过了50％，其父母的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此外，从择业意识来看，该群体已逐步摆脱传统择业观念的束缚，其中“不在乎企业签约方式”的均值在三个群体中位居最高。同时，对未来的期待收益为1930元，比前者低316元。
最后考察“(Ⅲ)非城市”就业群体的特征。在三个就业群体中，无论从本科院校毕业生的比率，还是从具有学历授予权机构毕业生的比率来看，该群体都明显低于前两者。换言之，进入该群体的毕业生中，毕业于专科院校或非学历机构的毕业生占据明显优势。此外，从家庭背景的角度，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县·镇、甚至农村的学生，同时父母的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都明显低于前两者。在能力倾向、择业意识和期待收益方面，与“(Ⅱ)城市·自由契约”相同，该群体的能力结构倾向于实践性知识技能，在择业区域选择中，放弃了以往高校毕业生对城市就业的拘泥观念，同时其期待收益也相对较低。
(2)民办高校学生择业影响机制的分析
以上关于三个就业域中就业群体特征的简单统计分析，为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毕业生的择业选择与其所属高校的制度性特征(是否具有学历授予权，是否为本科课程)和毕业生本人的能力倾向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在这里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之所以使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而不是序次probit模型，是因为在这三种就业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序次之分)作进一步分析与检验，由此可以估计各种因素如何影响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就业域中的选择。此模型的简化形式可以归结如下：设高校毕业生i选择进入j就业域的概率为
其中，i表示各高校毕业生，N表示样本规模，j表示职业域，xi表示影响毕业生职业选择的一系列外生变量。而影响毕业生择业的一系列外生变量，即主要包括毕业生所在院校的基本特征、性别、籍贯、父亲的受教育年数、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本人的能力倾向和择业意识。依据本研究开头部分设定的分析框架，在控制了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择业意识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我们关注的焦点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拔性特征(垂直性分析维度)和毕业生本人的实践性知识技能(水平性分析维度)在其择业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考察范围集中在民办高等院校之内。
在估计这个模型时，需要一类就业群体作为参照组，其系数标准化为零。我们在此处将进入传统高校就业市场，即“(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域的毕业生群体作为参照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与“(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群体相比，分别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或“(Ⅲ)非城市”就业毕业生的倾向。自变量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群体来说，该变量对处于此类就业域状态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即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此类就业域；自变量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就业域状态(“(Ⅰ)城市·制度性契约”)来说，该变量对处于此类劳动力市场状态的相对概率为负的影响，即毕业生更不容易进入此类就业域。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概率的对数的影响，具体到每个自变量回归系数的作用时，也可以通过对自变量的发生比率，即Exp(B)的考察来确定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原发生比带来的变化。
表5 关于民办高校毕业生选择劳动力市场就业域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
(因变量=劳动力市场领域划分的三元变量)
首先来看为什么部分毕业生选择进入“(Ⅱ)城市·自由契约”就业？从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拔性特征而言，与基准参照项的“(Ⅰ)城市·制度性契约”就业群体相比，本科院校学生进入该就业域的概率低。在学生的家庭背景方面来看，家庭收入具有负的影响作用。即与基准项相比，家庭收入低的毕业生选择进入该就业域的可能性大。此外，从表5可以发现，虽然仅是10％的显著性水平，个人能力倾向中的实践性知识技能则对提高毕业生进入该领域的就业概率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其次，对选择进入“(Ⅲ)非城市”就业域毕业生的影响因素中，显而易见，机构的选拔性特征，即是否设有本科课程和拥有学历授予权对毕业生选择在非城市就业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作用。这也说明专科层次或非学历教育机构毕业生选择进入该就业域的可能性大。此外通过分析发现，在就业者的家庭背景因素中，出生籍贯和父亲教育年数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方向为负。这也表明那些出生籍贯为非城市地区，父亲文化程度低则会增加毕业生进入非城市地区就业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性知识技能具有正的影响作用，并通过了5％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同样条件下，实践性知识技能较强的毕业生选择“(Ⅲ)非城市”就业域的倾向性更大。
三、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以上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沿海地区非公有化经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高校学生择业意识与行为的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内涵出现了延伸。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高等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Ⅱ)城市·自由契约”和“(Ⅲ)非城市”两个新市场正在开始崛起。而民办高等教育在这两个新市场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而言，新市场的形成与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发展地区的非城市地域中民营、乡镇企业等非公有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些企业在用人制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户籍制度的束缚，采用灵活的人才招募机制等密切相关。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民营企业的多数为尚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小型规模企业，在企业内部尚未形成成熟的职业培训机制，同时由于教育训练资源(时间、资金)的不足，无法为员工提供高密度的职业技术培训。为此，这类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已具有相同岗位工作经历或掌握实践性知识技能的人才。这种企业人才需求特征为民办高校，尤其是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或一些注重应用性知识技能传授的非学历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不仅局限于就业市场的需求方，换个角度从劳动力的供给方着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业新市场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拔性特征，也就是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专科层次甚至是不拥有学历授予权机构的毕业生被排挤出了传统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域，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了延伸和扩展。另一方面，毕业生的能力倾向，即具有相对较强的实践性知识技能以及择业意识和行为的更新也帮助他们与非公有部门的需求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正是这两方力量结合在一起，分别从垂直性角度和水平性角度推动了高等教育新市场的形成。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就业新市场的形成为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保持在开拓就业新领域中的比较优势，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必要在转变学生择业意识和行为模式的同时，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性、职业性知识技能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教育特色，保持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现实需求的适切性。与此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过研究发现，一些不具有城市籍贯、父母文化程度较低或家庭经济状况在进入传统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如何在就业制度上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就业保障，如何为以自由契约方式签订用工合同，在户籍和员工福利等方面容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权益保障，都是未来政府部门在完善就业制度方面需要努力的方向。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为探索民办高校毕业生的择业影响机制和就业新趋势迈出了第一步，在未来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对我们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所面临的挑战做一个简单的归纳。首先本研究的考察范围仅局限于我国沿海经济发展地区，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考察西部、中部等内陆地区的情况，以确定本研究的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其次，由于样本的局限，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聚焦于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这就需要在未来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公办专科职业技术院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就业域的差异究竟是缘于公办与民办间的部门差异，还是缘于本科与专科间的教育课程差异。此外，本研究所考察的就业仅是在毕业这一时点的首次就业，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不断频繁化，有必要对观察群体进行跟踪调研，收集相关信息数据，结合社会经济等外部影响因素，对“教育服务特征—个人能力倾向—首次就业—职业发展经历”之间的影响机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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