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龙河[1]2003年在《中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与路径选择——兼析股权融资偏好》文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研究相继经历了早期的融资结构理论阶段、MM理论阶段、现代融资结构理论阶段的发展。MM理论阶段的主要结论是提出了企业融资的“啄食”顺序，即首先内部融资、其次是负债融资、最后是股权融资；现代融资结构理论阶段的主要结论是企业偏好内源融资，如果需要外源融资，则偏好债券融资。这些理论的主要结论已经被西方国家企业融资结构的实践所证实，但是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的实际情况却是偏好股权融资。 目前国际上的企业融资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英美企业融资结构模式和日德企业融资结构模式。通过对两种企业融资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从以上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国际比较则可以看出，企业是选择哪种企业融资结构与本国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融资方式的历史沿革有关。本文首先对我国融资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企业在融资结构上具有股权融资偏好的倾向，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和深层原因。提出了目前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是发行可转换债券，但从长期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问题，要在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协调的企业融资结构。
刘义圣[2]2005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文中认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其功能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完善过程中愈发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也是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深化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对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进行准确、科学的定位,对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功能视角”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一般认为,使用规范性方法抑或实证性方法,与所研究的目标问题有关,目标层次越高越具有规范性,目标层次越低越具有实证性。所以,本文在研究资本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等问题时采用规范性方法,而在研究资本市场实际功能时采用实证性方法。另外,本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仅应用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尝试从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等多视角加以诠释。 本文共有九章内容,在谋篇布局上刻意求工,力图做到主次分明,先后有序,文理清晰,连属成篇。 第一章资本市场泛论: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市场”进行概念的回顾与界定,然后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质性内涵做出解释,并从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变迁中确定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功能内涵是历史的、动态的。 第二章资本市场功能琐考,开始切入正题,研究资本市场的功能一般。由于资本是资本市场运行的载体和核心内容,理解资本的功能将直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因此本章内容安排上先考察资本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功能。在考察资本市场功能中,依照一般逻辑,先考察资本市场微观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宏观功能。 第叁章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初级实证,比较系统地考察包括证券市场、产权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创业资本市场等主要子市场及其各种功能的现状和问
刘琼琼[3]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比较中外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以及多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变化,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特征。在初步分析了融资结构的内外影响因素之后,以1997—2006年沪市各个行业的数百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就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经过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存在内源融资不足、资产负债率偏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比重过大、短期流动负债比例较高等问题。但从2005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所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及资产负债率偏低的现象均有所减轻。而公司的融资结构与公司规模、成长性、有形资产比率、非流通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获利能力负相关。同时,宏观经济变量是影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谭超[4]2016年在《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识别、度量与预警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文化企业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与经济特性,在参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承担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任,是优化经济布局、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助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文化与资本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管理和控制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既是推进文化企业融资结构改革和完善的应时之举,又是促进文化企业发展、提高文化资产运营效率的解局之措。因此,及时识别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影响因素,准确度量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高低,建立统一的融资风险预警和管理体系,有利于促进文化企业与资本的深度融合,防范和控制企业的融资风险,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同时能够为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依据,丰富和完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文化企业以知识产权、版权等无形资产为核心竞争力,一次投入、多次转化、持续回报,经济收益具有迭加效应。但文化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评估与转化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利润和收益不能准确估计,企业的融资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本文选择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的知识与方法研究探讨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及其体系构建问题,试图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利用实证模型探索和识别影响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度量和比较我国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大小,构建符合文化行业特征的融资风险预警体系,对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并结合融资风险管理的现状和问题,为加强我国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管理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从融资风险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等选题背景入手,探索和研究了我国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及其识别、度量和预警等内容。首先明确了研究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关于融资及融资风险管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论,阐述了融资风险管理和应用的理论基础,之后按照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预警与控制等风险管理流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国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构建影响融资风险的结构方程模型,识别了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大小。实证结果显示,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直接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程度排序依次为融资规模、融资成本、融资结构及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率,间接影响因素从大到小分别是投资风险、管理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在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的权重基础上,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度量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大小。以我国文化上市企业2010-2014年共5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纵向度量不同年度下我国文化上市企业年均融资风险的大小,并横向测算和度量2015年文化上市企业的融资风险大小。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企业的年均融资风险呈现为上下波动状态,但波动幅度较小,整体趋于下降和稳定态势;2015年文化上市企业的融资风险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但其中76.66%的融资风险在微小及可忽略范围内。继而从融资风险预警系统的目的、职能以及结构关系等方面构建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在Vensim PLE仿真环境下构建文化企业融资风险预警仿真模型,确定风险预警指数阈值、判定风险等级,对文化企业2000-2014年的融资风险变动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预测2015年文化企业融资风险变动情况,预测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文化企业融资风险将出现小幅上扬的变动,再将仿真模拟的风险变动趋势与现实的文化企业融资风险波动进行比较,结果证明本文构建的融资风险预警仿真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实际变动趋势。最后从管控体系、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一直处于轻度警戒状态,对于融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方面的建设并不健全,尽管管理融资风险的管控体系已初步搭建,半数以上的企业已经开始着手风险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的工作;管理制度从融资渠道、治理结构、资金管控、人员管理、市场管控等方面逐步完善;管理流程从人才体系建设到绩效考核也日趋规范,管理方式也在定性与定量研究中不断创新,但在风险管理意识、组织架构建设、管理机制完善以及技术方法提升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技术,创新配套服务,以加强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管理工作,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可归纳为叁方面:一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客观全面地识别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弥补企业融资风险管理研究中对风险成因探索的不足及相关指标选取的缺陷;二是应用文化行业的宏微观专有数据,系统综合地构建具有文化特色的融资风险度量与预警指标体系;叁是综合利用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点,引入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文化企业的融资风险预警体系进行仿真模拟。
龚志刚[5]2019年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税务考量》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今后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步入世界舞台,长远看必然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在此过程中,如何做好企业海外投资、运营、退出等各个阶段的税务筹划,规避税务风险、提高税务收益是每个涉外企业都需要提前规划解决的。本文试图从全方位的视角建立起海外投资控股架构需要考虑税务事项的框架,分析各个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税务事项的要点、利弊及风险,提示企业综合考量税务及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审慎做好投资及经营各阶段尤其是前期税务筹划,并根据情况灵活应对潜在的各国国际税收制度、规章的变化,以广阔、前瞻、全局的视野谋划、执行,力争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或部分风险接受条件下换取全局效益。最后,本文强调了控股架构设计要事先筹划、综合衡量,建议合适情况下搭建区域总部式的投资架构以便灵活应对海外投资不同情况及可能的各种制度、规章的国内、国际变化。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务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崔玥珺, 杨扬[6]2019年在《论近代中国公司制的初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历史回望》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公司制的形成是中西方商业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特殊历史时期下,公司制的萌芽、成型、完善与反思缩影了近代中国商业变迁的主要脉络。这一时期,资本与资本构成为近代中国公司制的形成提供了源动力,文化冲突与企业家精神则助推了公司制的完善与发展。立足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代节点,以史为鉴,回望中国公司思想之根源,追溯中国公司制度之雏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现代企业制度的来龙去脉,为构建新时代新型公司制度提供本土化参考,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的必要选择,也是为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史实梳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中国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与路径选择——兼析股权融资偏好[D]. 夏龙河.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2]. 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D]. 刘义圣.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3].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D]. 刘琼琼. 吉林大学. 2008
[4]. 文化企业融资风险的识别、度量与预警研究[D]. 谭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
[5].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控股架构税务考量[J]. 龚志刚. 纳税. 2019
[6]. 论近代中国公司制的初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历史回望[J]. 崔玥珺, 杨扬. 长白学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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