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价值链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了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重物轻人”的经济发展导向、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生产要素成本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发展失调、资源消耗过量、经济效益低下、人民收入徘徊不前、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1]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巨大变化，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转移到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不仅促进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2]而且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各国生产组织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与速度。
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不同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价值链这一概念首先由迈克尔·波特(1985)提出，他认为价值链就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相互联系所构成企业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3]实质上，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的产生，经历生产、配送到最终消费者和用后处理等一系列完整的活动。而全球价值链是遍布全球的诸多企业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一个有序集合，把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开始，经过不同阶段，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使用之后还要进行最终处理，它是代表全球一系列专业企业的价值网络。
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技术、生产、营销三大环节。其中，技术环节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技术改进、技术培训等；生产环节包括原料采购、制造生产、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营销环节包含将产品或服务最终配送到客户手中的销售、品牌和售后服务等。实质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同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异，以上三个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如图1所示。[4]
图1 “微笑曲线”——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增值能力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产品在多国或地区分工连续生产，伴有中间品的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形式(曹明福，2007)。[5]全球价值链分工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分工利益”，但与分工相伴生的“贸易利益”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却发生了严重倾斜(曹明福、李树民，2005)。[6]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形成跨国分工，传统国际转移从产业间分工转向价值链环节分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经之路。各国、地区根据自己不同的要素资源禀赋，承担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价值链内部不同环节，获取各自环节的价值增值与收益。[7]然而，无论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存在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位于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就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投入产出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中。[8]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的存在，加上低端产业及价值链环节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低层次的产业间结构升级——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比较顺利。而高层次的产业内分工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或是同一产业中向资本、技术密集环节的转移，需要中国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外溢的利用能力。而且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必将竭尽所能地阻碍甚至避免这些具有较大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转移，中国高层次产业升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特征下，尽管中国快速实现了低层次的产业间升级，却无法继续实现高层次的产业内升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于是，中国目前在大部分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占的位置较低，多为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的产业低附加值环节，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化，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和知识资源禀赋方面缺乏有效的积累，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核心技术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其他国家对相关技术和知识的使用。因此，在传统产业中短期内中国只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生产环节，其价值增值能力较弱，而资源、环境消耗巨大，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阻碍。[9]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在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分析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内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国要实现从加工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强国、创造大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抓住中国产业在不同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资源禀赋特征和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跨越式发展，才能真正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产业升级从传统产业间结构升级转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内分工地位的升级。产业高度升级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新特征，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巨大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这种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产业升级和要素资源投入结构产生影响。[10]如图4所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再仅仅表现为从低端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所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企业在产业内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组装生产低端环节转向产品科技研发与销售的高端环节(其中粗箭头①代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更多体现为高端产业内分工地位升级，而产业内分工地位升级也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更为突出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能有效提升一国产业价值增值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可以保证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跨国贸易得到满足，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促进国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多依靠一国资源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其中粗箭头②代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资源要素投入结构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在一国资源要素投入中，人力资源作为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载体，其素质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产业间结构高度和产业内分工高度，加上人力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受到了各方面的严格限制，其他方面资源投入变化固然能对一国产业升级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资本、自然资源等方面本身变化较小，大都通过人力资源的变化带动。因此，一国人力资源的变化成为其要素供给结构变化的唯一能动因素(其中粗箭头③代表人力资源成为国家资源要素结构中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的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各产业的发展高度，影响着一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如图5所示。其中有利影响通过顺向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利影响通过逆向拉力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图4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机理
图5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分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不断培养自身优势，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成长，进而促进国家整体产业升级，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积极影响。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必须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不具备某方面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被排挤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然而，一般单独企业根本无法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网络相竞争，企业无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退出市场。
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下，国际贸易争端频发，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随着中国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中国企业必须突破传统低成本发展思路，转向依靠科技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带动的发展新阶段。这正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以高消耗、低产出、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走向经济、社会、资源和谐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求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寻找核心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关注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提升，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多立足于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其关键在于人力资源质量水平。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企业发展越来越依靠人力资源质量水平的提高，这必然推动中国经济方式转向“以人为本”。[11]“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经济的发展动力最终要依靠人力资源的推动，单纯依靠资本投入将会影响到经济持续、长久地发展；二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民更好地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调整，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要素投入结构转变，从物质资源消耗转向高素质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管理创新的软资源消耗，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中国企业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法律环境，引导、保障中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转，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而且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个由各国独立企业组成的企业网络，彼此之间靠合约进行控制。为保障中间产品顺利流动，实现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有效参与，必然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给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与外国企业进行合作交流的环境，保护中国范围内企业网络的有效控制与监督，保障国内外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而且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间竞争状态，促进各行各业朝着更加协调、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这必然加重中国产业升级的难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独立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极不均衡，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难度越来越大，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端位置的跨国企业控制着合作契约签订的主动权，主导整个价值链分工体系，能在最大限度上攫取世界各国比较优势带来的整合利益。而其他低端企业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必须执行由其他国家跨国企业所制定的规则。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h)、伊曼纽尔、阿明等为代表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向“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几乎占有了全部国际分工贸易利益。[12]就必然造成处于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的中国企业在提升自身分工层次的努力中面临众多困难，并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分离，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短期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将劳动密集型价值链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生产，承接分工的企业及国家可能因此获得税收、就业增加等方面的分工利益。从长期而言，这种转移能够推动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资本积累。但这也可能固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状态，使之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加工水平上。长此以往，中国企业将一直徘徊于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置，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必然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也可能利用其他国家或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承担高能耗、污染环境的价值链环节，导致其他国家承担起自然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的严重社会成本。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高能耗就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中国生产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4.3倍、印度的2.5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一直低于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3]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位置，资源和环境承担巨大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延续明显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由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发展中国家对产业高度的战略控制力下降，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综合世界各国企业在技术、资源、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任何单独企业都无法与之竞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新时代企业生存发展无法避免的选择。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企业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国家对产业的战略控制力下降，产业调整方向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这样，就很难保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产业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面对各种市场障碍和人才竞争，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难度加大，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环节之间价值链要素的传递和转移过程实质上使中国企业面对更多的市场障碍和人才竞争，加大了中国企业自身创新发展的难度。首先，由于低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性较低，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低端位置的企业多以产品转移为主要形式，而高端生产要素如技术、资本等的流动性更强，使得分工体系中高端位置的企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承担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各种转移工作。因此，前者往往容易遇到更多、更大的市场障碍，受到各种防范措施和协议的制约。中美、中欧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充分反映了产品转移所面临的巨大市场障碍，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位置的中国企业的发展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技术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往往会受到分工合作协议的严格控制，中国企业很难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实现产业升级，这不利于位于分工体系低端位置企业的发展。而且，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往往利用高级人才这种生产要素本身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特点，凭借自身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与中国企业争夺高级人才，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必将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产业升级难度加大，最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是中国政府、企业、民众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面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中国必须从政策引导、环境构建、企业发展等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政府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构建新兴产业价值链。
在传统产业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资本资源禀赋与发达国家仍旧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从新兴产业入手。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尽管在知识、技术积累等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旧存在一定差距，但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从未出现的新兴产业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小，在相近的起跑线上，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14]促进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尽早形成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价值链中技术、营销、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由于新兴产业技术刚刚起步，中国仍有机会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但中国在新兴产业方面所面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于新兴产业研发做出了巨大投入，以抢占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如清洁能源产业。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已断言：哪个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中领先，哪个国家就将引领21世纪的全球经济。尽管深陷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仍然为新能源研究项目投入了4亿美元，为新技术变革提供资金支持，解决新技术市场化过程中的现实难题。因此，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必须由政府牵头，下大力气鼓励、带动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新兴产业发展政策也必须针对其中技术、营销等核心价值增值环节展开。片面强调新兴产业的参与，不关注新兴产业具体价值链环节地位，只会使中国新兴产业步传统产业的后尘，在低端价值链环节上形成发展路径依赖和突破限制，重复资源、环境消耗的老路，无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在传统产业中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转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要推动企业更为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保障国家产业发展利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能单单依赖企业的自发行动，国家必须在宏观政策方面予以有效引导，才能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进行转移。
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本国企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15]有效的产业政策不仅有助于引导企业的有序发展，提高产业的可持续竞争力，而且有助于逐渐扭转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地位。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平衡长期与短期效益，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政府通过高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参与技术环节的制定与改进，特别是产业上游标准制定环节，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的建立，对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的落后产业和企业进行限制，充分保证中国产业升级方向，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政府积极构建法律、政治、市场环境，保障并促进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有效的法律、政治、市场环境是保证企业有序竞争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有效保障。首先，切实保障劳动者各方面权益，促使中国企业从技术进步等其他方面培养比较优势，推动企业参与分工体系地位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少中国企业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环节而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了维持这种分工地位，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长期竞争优势，企业倾向于将本国工人的工资长期压低，这不仅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它实质上损害了企业的相对利益，不利于企业产业高度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对劳动者收入及其各项权益的有力保障，促进企业对人力资源质量的关注，提升劳动者福利水平，从而逐渐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积极通过法律执行和文化促进等措施，形成有效的市场诚信监督机制，改进中国市场的诚信环境。独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依靠彼此之间的契约控制。
第四，中国企业通过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和分工地位提升。
全球价值链分工毕竟是以企业为主进行的国际分工形式，核心是依靠企业自身发展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改进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要落实在中国企业自身良好的发展上。培养并构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促进产业自主升级的唯一途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动力。不同产业的企业可以通过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培养，不断加强研发、规模、差别化能力，在与世界其他企业的竞争合作中，提升自我优势，逐渐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环节，甚至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核心主导。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来自政府、市场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同时也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努力。
五、结束语
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大事。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分工趋势出现重大变化，传统的国际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以产业价值链内分工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为了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充分利用其中的有利条件，破解其中的不利因素，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即必须从产业政策、法律保证、企业核心能力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方案。在产业发展进程应针对中国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不同特征进行区别应对，实现中国高层次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中国产业高度升级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构建技术、人才资源禀赋的优势，高层次技术与营销环节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资源来实现，如何有效提升中国人才资源素质正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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