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幕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徐乾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发展最兴盛的时期，除了在地方衙门特别是府州县衙门，广泛存在着以从事刑名、钱谷为主要职业的幕友外，还有不少学者遨游于廷臣及督抚学政幕下，从事修书、校书等工作，并形成一些重要学人幕府。徐乾学幕府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它是在清延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大规模纂修《明史》及《大清一统志》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幕府学术活动与清初政治学术发展紧密结合，故甚为重要。
一 关于徐乾学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玉峰先生。苏州府崐山县人。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徐秉义、徐元文，被称为崐山“三徐”。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1673)探花，徐乾学则是康熙九年(1670)探花。进士及第后，徐乾学先任翰林院编修。不久，主试顺天。数年后，因母亲病故，回籍丁忧。康熙二十一年(1682)奉命纂修《明史》，任总裁官。此后，他相继担任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大清一统志》编纂局总裁、刑部尚书等官职。
徐乾学的舅父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这层关系使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将那些不愿与清廷合作的遗民学者延致幕下。当然，徐乾学能够成为清代最早的重要学人幕府的幕主，与他喜好延揽宾客分不开。关于这一点，他的弟子韩菼记载道：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山林遗逸之老，亦不惜几两，屐远千里乐从公。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访问故实，商榷僻书，以广见闻。后生之才隽者，延誉荐引无虚日，即片言细行之善，亦叹赏不去口。荜门寒，或穷困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资助，不足更继之，即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侈就别院以居之，登公之门者甚众。（注：韩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有怀堂文稿》卷十八。）
徐乾学笃嗜搜罗文献典籍，他的传是楼藏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很有特色。黄宗羲作《传是楼藏书记》说：
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沈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随其所至，莫不网罗坠简，搜抉缇帙，而先生为之海若，作楼藏之，名曰‘传是’。昔人称藏书之盛者谓与天府相埒则无以加矣，明室旧书尽于贼焰，新朝开创，天府之藏未备，朝章典故、制度文物为历代因革，皆于先生取之，是先生之藏书非但藏于家也。先生内备顾问，外奖风流，……风声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门墙。（注：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传是楼宋元板书目》附。）
由此可知，徐乾学之所以能将清初大批著名学者延致幕下，与他拥有大量藏书也很有关系。
徐氏宾客既众，难免良莠不齐，顾炎武因此对其所为颇不以为然。当史学家潘耒准备去投奔徐乾学时，顾炎武表示反对，致书潘耒道：
原一（徐乾学字）……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丑。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趋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免。（注：顾炎武：《与潘次耒札》，见《亭林余集》。）
顾炎武所言，大约是有感于当时的朋党之争而发，因为徐乾学正是当时朋党之争中的一位知名人物。他先是依附明珠，反对索额图派。脱离明珠之后，他自成派系，与明珠一派相抗衡。索额图失势后，徐又与索额图及熊赐履相连结，反对明珠。正因为徐乾学深深卷入了党派之争，所以在他的周围不免有趋炎附势之徒。这恐怕是引起看惯了明末党争的顾炎武反感的主要原因。
不过，顾炎武说徐乾学“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丑”，却不尽然。徐乾学本是一名学者型官员，“八岁而能文”，“十三而通五经”（注：韩l菼：《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有怀堂文稿》卷十八。），“少壮迨老无一日释卷，自六艺子史百家之书靡不贯穿”（注：宋荦：《憺园集序》，《憺园全集》卷首。）。他像当时的多数学者一样，对理学抱一种“尊朱摒王”的态度，不过，他更重视当时正在兴起的考证学派。在他所延聘的幕宾中，就有乾嘉汉学的先驱人物阎若璩和胡渭。徐乾学延聘大批学人入幕，主要是出于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和当时清延修书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徐乾学幕府以其从事学术活动而闻名，而不是以参与政治斗争而闻名。二 京师时期的徐乾学幕府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诏试博学鸿儒，中试者五十余人，入翰林院，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官职。同时开《明史》馆，安排他们“俱著纂修《明史》”（注：《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八十，康熙十八年三月甲子。）。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霭、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此时，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尚在崐山守孝。徐乾学正聘请万斯同编纂《丧礼》一书。秋间，徐氏兄弟丁忧期满，万斯同应邀北上修史，从而成为徐氏兄弟的第一个重要幕宾。（注：王焕镳：《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康熙十八年。）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是清代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出于黄宗羲门下。他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推崇私家修史，而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认为官修史书常常仓猝之间成于众人之手，彼此各执己见，分割操裂，是非难分，贤奸混淆。因此，万斯同至京后，“不置衔，不受俸”（注：陈康祺：《万季野父子之狷介》，《郎潜记闻初笔》卷十二。），以布衣身份住进徐氏兄弟的碧山堂宾馆。一方面以此来表明他的遗民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标榜他的私家修史主张。万斯同的史学才能很受徐氏兄弟的推重，并获得纂修官们的钦敬，虽“不居纂修之名”，而“隐操总裁之柄”（注：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新一版，第125页。）。关于他在幕府修史的情况，全祖望有生动的记述：
康熙戊午，诏征博学鸿儒，浙江巡道许鸿勳以先生荐，力辞得免。明年，开局修《明史》，崐山徐学士元文延先生往，时史局中征士许以七品俸，称翰林院纂修官，学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总裁许之。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人；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虽其后不尽仍先生之旧，而要其底本，足以自为一书者也。（注：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鲒埼亭集》卷二十八。）
就在万斯同入徐氏兄弟幕府的次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著名的《古文尚书疏证》的作者阎若璩(1636-1704)也应邀来到徐乾学幕府。当时，阎若璩因应上年的博学鸿儒科不第，正滞留京师。在一次与翰林院编修汪琬关于丧礼的辩论中，引起徐乾学的注意，遂被邀至邸第，“延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注：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康熙十九年。）。但大约一年后，阎若璩离开徐幕，客游福建。
康熙二十二年(1683)，阎若璩复应徐乾学之邀至京师。此时，另一位考据学大家——《易图明辨》的作者胡渭(1633-1714)已于上年入徐幕。阎、胡二人第一次在徐乾学幕府会面。在这之前，胡渭馆于大学士冯溥邸第长达五年余，直到冯病卒。（注：夏定域：《德清胡明先生年谱》，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著名地理学家黄仪(1636-?)也来到徐乾学幕府。（注：夏定域：《黄仪传略》，《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
清廷开明史馆的政治意图，主要是拉拢有遗民思想的学人，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6页。）。因此，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时候，刘献庭、王源以及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均来到京师，以徐乾学幕宾身份参与修史工作。（注：李：《王子传》，《怒谷后集》卷六；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一。）当时，徐乾学除了担任明史馆总裁外，还兼任大清一统志馆总裁。阎若璩、胡渭、黄仪、刘献庭等又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编纂。顾祖禹(1631-1692)在两次拒绝徐乾学的延聘之后，也大约在此时接受邀请，参纂《大清一统志》。（注：夏定域：《顾祖禹年谱》，康熙二十六年。）这样，除了清初诸大师外，当时大多数有名的学者，都聚集到了徐乾学幕府。
刘献庭(1648-1695)字继庄，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人。年十九，亲殁，挈家而南，隐于吴。“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注：全祖望：《刘继庄传》，《錡埼亭集》卷二十八。），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而又具有强烈经世精神的著名学者。万斯同“于书无所不读，乃最心折于继庄，引参明史馆事”（注：全祖望：《刘继庄传》，《錡埼亭集》卷二十八。）。两人在修史过程中，配合得很默契。全祖望说：
余尝闻之，万先生与继庄共在徐尚书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故都下求见此二人者，得侍万先生为多，而继庄以游，罕所接。（注：全祖望：《刘继庄传》，《錡埼亭集》卷二十八。）可见，万斯同与刘献庭作了分工，一人出游考查，一人静坐观书，然后以所得互相印证。
除延聘学者参修《明史》及《大清一统志》外，徐乾学又组织大批学者编修《通志堂经解》。该书卷帙浩繁，汇集了宋元理学家的经学著作。徐氏幕宾顾湄、张云章等为主要校订者。（注：《顾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张云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三二。）徐乾学还请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编纂《资治通鉴后编》。（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
康熙二十八年(1689)冬，徐乾学因其一子行为不端，并曾诈取进士功名，为副都御史许三礼所劾。徐上章乞假南归，获得批准，但仍奉旨携书局即家编修。京师时期的徐乾学幕府遂告结束。
三 苏州时期的徐乾学幕府
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徐乾学辞别内廷，回到苏州，开书局于洞庭东山，继续编纂《大清一统志》及《资治通鉴后编》。万斯同与黄百家因修《明史》，仍留徐氏京邸，未与同行。不久，明史馆监修徐元文亦休致回籍，万斯同与黄百家遂为新任监修张廷玉及总裁陈廷敬、王鸿绪等所留，修史于京师江南会馆。后黄百家以父年迈，不能久留，遂任史志数种，归家成之。（注：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一。）万斯同则为王鸿绪延致邸第，继续纂修《明史》，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病卒。（注：王焕镳：《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康熙三十三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刘献庭也未随徐乾学南归，他在京师，“以馆俸之得，钞史馆秘书无算”（注：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石园文集》卷首。），准备归里后，招集同志，私撰《明史》。遗憾的是，他在回籍后不久即病卒，夙愿未能实现。
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等仍应徐乾学之聘南下修书。徐乾学又疏请姜宸英偕行，当时姜正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馆任职。（注：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康熙二十九年。）回到苏州后，徐乾学“复延访四方耆儒名宿，共襄厥成，郁郁彬彬，络绎奔诣，皆大国词人之选”（注：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横山文集》卷七。）。裘琏有《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一篇，记当时幕府盛况，以及书局的修书生活。文中写道：
……琏海滨下士，劣固陋，获与诸君子游处，又以其暇，领公教诲，可不谓幸！……慨夫昔之作者侈张卷轴，罔顾纰缪。而公核校精严，务极根柢，稗言莠字，片不安，或集多士，送难于登临，或抽架帙，刻烛于飞觞，拨繁壹虑，不疲以乐，公于是书（按：指《一统志》）可谓勤矣。夫揽大纲者，多忽细故，善器使者，或略躬亲，公则体国奉公，不辟劳动，一日之耗，动逾中产，公犹必以尽善切属多士，而不务求速成塞责，……琏等辑校之暇，间与诸君子凭眺湖山，寄情鱼鸟，作为诗歌，共相唱和。……作为是记而叙名于左，后之览者慨然以思其不徒作交游聚散观也哉。其人德清胡渭生，无锡顾祖禹、子士行、秦业，晋江黄虞稷，山左阎若璩，太仓唐孙华、吴暻，常熟黄仪、陶元淳，钱塘沈佳，仁和吕澄，慈溪姜宸英、袭琏。（注：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横山文集》卷七。）
裘琏列举参与修书之学者凡十四人，其实不止此数。唐孙华《哭座主玉峰尚书徐公》诗有“两年书局幸从游，鹤盖成阴裹胜流”之句，自注云：“公开书局于洞庭，与余同事者姜西溟、黄俞邰、李武曾、胡朏明、查夏重、邵子湘暨同年沈昭嗣、吕山浏、陶子师、吴元朗。”（注：唐孙华：《哭座主玉峰尚书徐公》，《东江诗钞》卷二。）可知，李良年（武曾）、查慎行（夏重）、邵长蘅（子湘）等，都参与了修书工作。另外，徐善当时正在洞庭东山，也参与了修书活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乾学因故落职，书局亦撤。于是，幕宾相继星散。两年后，徐乾学病卒于家。此时，《大清一统志》尚未完成，《资治通鉴后编》“草创甫毕”。徐乾学去世后，他的遗嘱连同《大清一统志》草稿钞本以及其他几部著述一起送往北京。未几，徐乾学之弟徐秉义奉诏卒《一统志》之役，复延黄仪参与考订（注：夏定域：《黄仪传略》，《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但此书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定稿。
四 徐乾学幕府的影响
徐乾学幕府的出现，一方面是清朝统治稳固以后，学术文化逐渐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与清政府对遗民学者的笼络政策有密切关系。徐乾学幕府所从事的主要是官方的修书事业，因此，尽管当时严禁学者文人聚会结社，徐乾学广延幕宾的做法，却不曾受到清廷的干预，因为它与清廷纂修史书的政治初衷是相吻合的。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庭、黄百家等纷纷加入徐乾学幕府，表明清政府的笼络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这些有遗民思想的学者拒绝接受当局授予的官职和提供的俸禄，但他们参与官方的修书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新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编修《明史》可以说是他们对过去一段历史的总结，而参纂《大清一统志》则表明他们对新朝统治的认可。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徐氏兄弟的舅氏为顾炎武先生，因此，他们与明遗民学者及其后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徐乾学幕府实际上又为他们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在徐乾学兄弟的庇护下，“那些受聘的学者就无须顾忌清廷的禁令，可以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自由聚会”（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由于徐氏兄弟的帮助，这些游幕学人得以看到官方的藏典秘籍以及徐氏崐山传是楼丰富的藏书。这为他们自己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正是在徐乾学幕府中，胡渭钞录了大量的资料，为撰写著名的《禹贡锥指》做好了准备。（注：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三年。）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也充分利用了传是楼的藏书。（注：夏定域；《顾祖禹年谱》，康熙十九年。）
徐乾学幕府的修书活动，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明史》在二十四史中以取材丰富，文字简炼，体例严谨而著称。《大清一统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考订精详，校对严谨，乾嘉道时期的续修和重修即在此基础上进行。《通志堂经解》的纂辑是为了迎合清初尊朱黜王的学术风尚，“搜罗宏富，而不尽精粹”，“然多数罕传之籍，得因其（按：指徐乾学）巨力以行世”（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资治通鉴后编》的“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特别是当时徐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以来郡县旧志，而阎、胡等人又长于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徐乾学主持编纂此书时，《永乐大典》尚藏于秘府，不曾开放，有关宋元历史的许多著作，皆未得窥，因此此书难免有漏略之病。尽管如此，《资治通鉴后编》还是远胜于前此续鉴各本。乾隆时期毕沅与其幕宾所撰《续资治通鉴》即以此书为蓝本。
徐乾学延聘大批学人入幕，并赞助他们的学术活动，既是为了满足官方修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这一做法在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清朝统治逐步走向强盛和统治政策逐步走向宽容，许多朝廷大员步徐乾学后尘，延揽学人，从事学术活动。以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等为幕主的重要学人幕府相继出现。这些幕府学术活动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淡，逐渐变成了幕主自己的事业，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赞助、鼓励学术文化发展的活跃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