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的八大话题——新世纪我国版权贸易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权论文,贸易论文,新世纪论文,话题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10周年，200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10周年，2002年是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0周年。2001年又是我国加入WTO和《著作权法》修订通过及颁布的一年。10年之后，再迈新程，使得新世纪我国版权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对版权贸易研究的及时总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1992年10月开始，我国朝着全面的、与世界接轨的、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迈进。10年期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数量超过3万种，其中2000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数量为7630种，2001年达8861种。据最新统计，2002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创记录的11532种。而与之相配套的就是各种博览会、研讨会、洽谈会、联谊会议的召开。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有关版权贸易的重要事件有：
2000年3月28日～30日，第二届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
2000年8月29日～9月3日，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000年8月29日～9月3日，全国首届版权贸易十年成就展
2001年1月，北京2001年版权贸易洽谈会
2001年5月25日～28日，上海2001年版权贸易洽谈会
2001年8月28日～29日，第六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暨第十一届合作出版洽谈会
2002年1月，第三届BIBF全国版权贸易研讨会
2002年3月14日，BIBF社长论坛
2002年5月24日～28日，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2002年7月19日，第七届华文出版联谊会议
2002年7月21日～26日，第八届沪港出版合作研讨会
而不能不提的还有以下两件事情：
2000年8月底，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主办、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版权研究会协办的“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评选活动拉开帷幕。2001年2月，评选结果公布，有包括商务印书馆、辽宁教育出版社等在内的38家出版社上榜。
2002年3月，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参考》杂志社联合主办了2001年度引进版、输出版优秀畅销书评选活动。评选出“2001年引进版优秀畅销书”（10种）、“2001年引进版优秀畅销丛书”（10种）、“2001年引进版优秀图书入围奖”（30种）、“2001年输出版优秀图书”（20种）。
随着我国版权贸易快速、强劲的发展，版权贸易研究也不甘落后。无论是博览会、洽谈会、研讨会还是联谊会议，都成了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发展友谊的重要场所。主要出版媒体不仅对这些会议作了充分的报道，也专门辟出一席之地刊登版权贸易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以版权贸易为题，搜集了这三年《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广角》、《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版权》（含《著作权》）、《中国图书评论》、《出版经济》、《出版工作》等业内媒体，剔除不重要及相互重复的部分，共得87篇文章。其中《中国版权》（含《著作权》）20篇、《出版广角》17篇、《中国出版》15篇、《中国图书评论》14篇、《出版发行研究》10篇，另外《出版经济》、《编辑学刊》、《出版工作》共11篇。2001年5月，中国国际出版促进会主办的《出版参考》还策划了《博览会与版权贸易》专刊。这些都充分说明各出版媒体对版权贸易的关注程度，也足以表明版权贸易对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以上文章的作者，有国家版权局局长，有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有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各出版社从事版权贸易的人员和编辑，有版权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出版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有相关高校和专业的师生。涉及面之广，充分说明了我国出版业界、出版理论界对版权贸易的重视程度。
就这些论文和文章的内容来看，说得最多的是以下八个话题：如何利用博览会（书展）、版权经营与国际组稿、版权逆差与走向世界、版权代理的地位和作用、版权业务素质与人才培养、版权贸易的策略与技巧、高新技术与版权贸易、贸易不规范与恶性竞争。下面选取重要的观点分别加以论述。
一、如何利用博览会（书展）
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把出国当成一种福利，而不是进行版权贸易的重要机会。以致造成能拍板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能拍板的情况，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
自1986年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依照“把世界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宗旨，在促进国际科技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扩大中外合作出版和版权贸易、发展图书进出口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它已经成为集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盛会，被认为是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展会之一。
特别是2002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召开，在我国版权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一届开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为了更好地发挥版权贸易平台的作用，它第一次以“版权贸易”为主题，即“发展版权贸易，促进文化交流”。这说明随着我国版权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博览会版权贸易数量的增加，博览会的功能已从务虚的图书展示转为务实的版权贸易。在本届博览会上，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共签署了版权贸易8106种，是首届（97项）的83倍多。据统计，2002年我国版权贸易数量为11532项，而博览会成交的数量就占70.29%，说明它已成为我国出版业实现版权贸易的最重要场所。
本届博览会的改革是为了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缩短出版物展示周期，加快出版信息、版权贸易信息的交流与传递。而许多出版社并不知道来博览会的真正目的。在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夏晗发现：“国内出版机构重展示，而国外出版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著名出版商则重营销。”主要理由是：1.从展位的布设来看，国内出版机构大多注重视觉效果的设计，以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而国外出版商则追求简朴、典雅，不求华丽，讲求实效；2.在送展样书的选择上，国内出版社多是把自己认为最具代表水平的图书送展，较少考虑国外的市场需求；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出版商则是针对我国的市场需求来组织参展的图书；3.在参加人员上，国外出版商多是派遣专门从事出版物产品及其附属权营销的人员，而我国出版社的人员组成有编辑人员、发行人员、出版社负责人，他们中熟悉版权贸易业务的并不多，缺乏对外交往的语言能力甚至起码的业务能力。（夏晗：《BIBF印象与启示》，《中国出版》2000.10）
在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将开幕之际，《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5期适时推出以《我们怎么利用国际图书博览会》为题的一组文章，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老总谈版权贸易的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志鹏社长的发言较有代表性。他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比作“一个巨大的知识信息中转站，知识交流、信息传递的枢纽。各国出版家、图书业者通过国际书展可以达到信息和通信的直接沟通”。
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一样，国外书展也是我国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了解世界图书市场的重要场所。环球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的周群在比较2002年法兰克福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伦敦书展、东京书展、美国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的基础上，反观我国这两年组织的书展团，指出中国与世界还是有一定差距。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图书界的重要人物、实权人物齐聚展场，出版商、版权代理人、书探、零售商、图书馆员都会来。我国出版社如果派出了对口人员，就能保证参展成效。而事实上，我国现状还不甚理想。她曾以新闻出版总署2001年9个重要书展团作为样本，作为一个统计：在总共425人次中，最多的是主任级领导，为151人次，占35.5%；社长、总编级领导其次，为132人次，占31%。其他人员分别是编辑、管理人员，人数最少的是版权贸易人员，为30人次，占7%。（周群：《透过书展看中国版权贸易》，《中国版权》2002.1）
看来，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把出国当成一种福利，而不是进行版权贸易的重要机会。以致造成能拍板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能拍板的情况，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有人有感而发，喊出“法兰克福离我们到底有多远”的声音。这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和各出版社的重视。
二、版权经营与国际组稿
不少出版社的版权经营通常只满足于版权产品的生产与营销，并没有将版权贸易作为出版社的主业之一来开展，更没有把版权放到经营资本的同一地位来管理和经营，对版权经营的轻视、忽视、闲置、浪费，乃是寻常之事。
万达版权代理公司总监吴呵融认为：“版权是出版产业最重要的资源，出版社的经营归根到底是版权的经营。”她将版权经营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最基本的经营，其特点是：出版社仅以本国市场为着眼点，对选题作一度开发，对原创作品只在国内范围，甚至区域范围进行使用。目前大部分出版社的经营处于这种状态。第二个层次，既注重国内组稿，又注重国际组稿，有意识地把开发国外、境外的出版资源纳入出版经营的范围，积极进行版权贸易。这一层次的出版经营者，已具有版权贸易意识，懂得对出版资源进行二度开发：一方面，对本社在国内组到的原创作品，不但好好利用它们在国内市场的价值，而且能把版权卖到国际市场，进一步开发它们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外、境外的出版资源，将适合本国图书市场的作品版权购买回来，二度开发其价值。目前，国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出版社已进入这一层次的经营。第三个层次，出版经营的最高境界：出版国际化。经营者对每一选题的策划几乎都以世界图书市场为着眼点，他们是站在世界舞台上经营版权的。（吴呵融：《版权贸易：出版经营的更高境界》，《出版广角》2000.5）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聂震宁也认为：“版权是出版人最重要最本质的经营资本，出版人最重要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获取版权、经营版权的动力。然而，过去有不少出版社的版权经营通常只满足于版权产品的生产与营销，并没有将版权贸易作为出版社的主业之一来开展，更没有把版权放到经营资本的同一地位来管理和经营，对版权经营的轻视、忽视、闲置、浪费，乃是寻常之事，殊为可惜。”他认为：“面向21世纪，出版业将普遍进行版权贸易中的多样形式、多元媒体、多种介质的开发经营。”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形象出版工作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概念英语工程”等等。（聂震宁：《面向21世纪的版权贸易》，《出版经济》2001.10）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李峰认为：“引进成品或者引进版权可以归类为国际图书贸易的初级阶段或者简单阶段。高级阶段是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直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国际组稿。版权贸易如果是条粗线，那么，‘国际组稿就是版权贸易的细化’，是版权贸易最本质、完善、高级的含义。对于编辑来讲，必须有能力接受这样的挑战，编辑的组稿工作要由从前的‘足不出户’式的‘等稿’、‘守稿’、‘审稿’，转变为千里迢迢地到海外，到国外的作者家里‘约稿’、‘索稿’、‘组稿’，这就是国际组稿。”“国内出版社通过国际组稿，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际化的出版运作，积极参与国际出版竞争，对提高自身出版社实力，扩大自身眼界和胸怀都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李峰、邹晓东：《从强势购权到国际组稿》，《出版发行研究》2002.5）
聂震宁提出“国际投稿”才是版权贸易的高级阶段。他认为“从整个出版行业来看，中国出版业对‘国际投稿’的吸引力大小，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着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上影响的强弱，标志着我们与国际出版业接轨进程的快慢”。我们的出版社从国外版权代理商及出版社那里获取版权的手段，目前几乎主要还是“国际组稿”而非“国际投稿”。而随着中国出版在国际出版业的地位的提高，近几年来，到我国“投稿”的外国代理商时有出没，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庞大的中国代表团是受到外国同行欢迎的大买家，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会者逐年增多，这些都在表明我们对“国际投稿”者的吸引力正不断加强。（聂震宁：《我们怎么利用国际图书博览会》，《出版发行研究》2002.5）
三、版权逆差与走向世界
国家在加大外宣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大力扶持出版社进行版权输出。国家要制定出明确的扶持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办法，让出版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调动其积极性。国家也可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要策划选题，让各出版社竞标出版，这样可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
我国版权输出远远小于版权引进，这是我国出版人心中长久的“痛”。华文图书走向世界既是我们多年的梦想和期盼，也是出版人的重要责任。
版权贸易逆差是不争的事实。据最新统计，2002年我国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大约是9:1。那么，造成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英国第一位出版学教授、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理查森认为许多欧洲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是版权赤字（逆差）国，而造成逆差的原因“当然首先是语言因素”，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语言隔阂；再就是“中国出版商对外国市场了解太少”；而最大的障碍是“信息，特别是商业信息”。（郑晓红：《一位英国教授眼中的中国出版业》，《中国出版》2002.6）
作为未来出版人，苏州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李寿春认为版权输出市场的清冷显现了版权输出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表现在民族文化创新能力不强”；“其次是版权输出渠道的不畅通”；“此外，语言交流渠道不通畅也是阻碍版权输出的一个因素”。（李寿春：《版权贸易热的“冷思考”》，《出版广角》2002.7）
同为未来出版人的北京印刷学院外语系学生李玲香在观察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版权输出的八大瓶颈”。“之一：经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文化的‘强势’与‘弱势’”；“之二：“缺乏强大的资金和规模背景”；“之三：缺乏成熟的图书商业运作模式”；“之四：文化背景的差异成为翻译的拦路虎”；“之五：西方人学中文的有限”；“之六：外国特别是西方读者对中国了解仍少”；“之七：版权贸易专业人才严重缺乏”；“之八：观念上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魄力和精神”。（李玲香：《从第九届BIBF看中国版权输出的八大瓶颈》，《出版经济》2002.9）
北京版权代理公司的吴颖则认为其原因是：“1.我国图书的内在质量有所下降”；“2.选题雷同，有新意的作品和图书少”；“3.缺乏对外沟通的窗口”。（吴颖：《对外版权贸易中的几个实践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02.5）
那么如何缩小版权引进与输出之间的差距，促使某些出版社、某些图书走向世界，并在某些地区取得突破呢？而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上海三联书店总经理吴士余的观点是：“1.真正实现中国出版的产业化，做大盘子，增强实力，参与世界图书市场份额的竞争”；“2.打破行业界限，实施图书出版产业与其他传媒产业的联动，促成与海外华人传媒产业及国外出版业的合作”；“3.扶植和培育品牌出版社，注重华文图书的品牌效应”；“4.确立华文图书出版的文化制高点，重视出版的创意”。（吴士余：《未来之路：华文图书走向世界》，《中国图书评论》）
保罗·理查森认为要增加版权出口、改变贸易逆差，应该在科研成果信息介绍、一般出版物包括中国的旅游类、地图、中国艺术、中国历史、插图本图书等，还有适合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书方面有所突破。（郑晓红：《一位英国教授眼中的中国出版业》，《中国出版》2002.6）
文化艺术、科技和少儿图书也许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口。广东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傅东伟认为：“要想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真正树立起作为出版大国的形象，就必须首先通过图书和版权贸易等形式输出一大批从内容、语种、编排、装帧设计、印刷、纸张、开本，甚至包装和宣传品都适合海外市场需求，并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外向型图书。”他认为科技图书要走向世界必须做到：“1.强化外向意识”；“2.开发外向选题”；“3.重视图书质量”；“4.讲究运作策略”；“5.加强宣传推广”；“6.拓宽对外渠道”。（傅东伟：《科技图书怎样走向国际市场》，《出版发行研究》2001.6）
中国大陆的图书版权输出，绝大多数是向港台地区的“输出”，所以，与港台出版机构的合作备受重视。在第八届沪港出版年会上，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周舜培社长指出，沪港两地各有自己的出版资源和优势，可以进行良好的合作。内地有众多优秀的作家和技艺精湛的画家，上海还有大量优秀的编辑，既有极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又比较容易接受香港和国际的先进文化，能够很好地在两地间实现沟通。香港出版界熟悉西方图书市场及市场化操作的模式，承袭了一套国际通用的经营管理模式。香港的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能够熟练运用中文和英文的复合型语言人才。她提出了沪港合作、共同做好国际版权营销的几种方式：“1.针对目标市场，共同策划选题，各个击破市场”；“2.整合现有出版物，通过重新翻译包装，系统地推向海外市场”；“3.为国内的图书做版权代理”。（周舜培：《沪港联手做好国际版权营销》，《编辑学刊》2002.6）
输出版权就是输出文化，扶持版权输出是许多国家的重要政策。德国为了加强版权输出，设有多家基金会资助翻译出版；法国文化部、外交部也设立专门基金资助法语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申作宏了解到东南亚国家非常想引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汉英双语版图文本图书；海外的华人、华裔、华侨也需要双语版的对外汉语教材。而国内出版社对这些图书开发较少，原因是出版社认为开发的投资大于输出的收益，动力不大，这便需要国家出面扶持。因此，国家在加大外宣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大力扶持出版社进行版权输出。国家要制定出明确的扶持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办法，让出版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调动其积极性。国家也可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要策划选题，让各出版社竞标出版，这样可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申作宏：《从美国国际书展到北京国际书展看版权贸易》，《中国出版》2002.7）
四、版权代理的地位与作用
版权代理机构不能仅仅扮演中介组织、经纪人的角色，仅仅充当“二传手”，还应当介入选题的策划、出版、宣传和市场营销，与出版社、著作权人的合作应向深度、广度开发。
版权代理是版权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柱，对版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有利于开展版权贸易，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1988年以来，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了2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还有一些海外和国内民间的代理公司和代理人。对中小出版社来说，通过版权代理公司进行版权贸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版权代理也有助于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熊雁认为：“走向世界是一项系统工程、综合工程。只凭一家家出版社去做，不仅力量有限，成本也会增大。需要联合起来，携手共进，大家得利。这种联合与协作的重要一环便是培育得力的版权代理机构。它不仅可以促进各出版社联合起来进入大市场，还可避免小而全体系带来的视野狭窄及人力物力的浪费。好的中介公司能使出版社及时掌握全球出版信息，了解国际出版趋势，为版权贸易提供诸多方便。”（熊雁：《我国少儿读物走向世界之探索》，《出版广角》2001.1）
新闻出版报记者柴春元认为版权代理的活跃为版权贸易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但“与国外同业比较，目前国内的版权代理业还显得相当稚嫩”。“首先是信息技术手段落后”；“第二，收益和投资不成比例”；“第三，代理机构和版权贸易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市场无秩序的竞争给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第四，机构分散，未形成规模经营，也使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难以在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上树立威信”。解决的办法“一是向内用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占据更多的市场；一是向外用力，提高服务水平，深化服务层面”。（柴春元：《发展日益深入，繁荣正需规范》，《著作权》2000.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张美娟认为：有些出版社对版权代理有认识上的偏差，认为代理人是纯粹的中间商，克扣了作者的利润。其实，版权代理人不仅具有深厚的版权专业知识，而且具有广泛的市场关系，由其代理版权事宜，要比不甚了解出版与市场的作者和版权人本人去处理版权事宜，工作效率要高得多；另外，代理人的佣金只占委托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并不影响委托人的整体利益。（张美娟：《知识经济环境中发展我国版权贸易的对策》，《出版工作》2000.6）
目前，版权代理工作不见多大起色，做得好的只有有限几家。应该说这与版权代理公司的定位有很大关系。是单纯地做版权中介，收取服务费呢，还是参与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加大版权代理活动的策划含量呢，事关版权代理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后劲。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齐相潼认为：“版权代理机构要抓住机遇，调整角色，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能仅仅扮演中介组织、经纪人的角色，仅仅充当‘二传手’。还应当介入选题的策划、出版、宣传和市场营销，与出版社、著作权人的合作应向深度、广度开发。”（齐相潼：《入世后的版权贸易与版权保护》，《中国图书评论》2002.3）
天津版权代理公司的李春香认为：“版权代理公司要变单一的图书版权代理为包括图书、报刊、音像、广播、影视、美术、音乐、多媒体等全方位的版权代理；将代理出版社为主变为代理国内外的作者为主。这是版权代理公司赖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基础。”（李春香：《版权代理与选题策划》，《中国版权》2002.5）
而对如何实现版权代理中的选题策划问题，李春香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提出：“第一，从国内市场中寻找需求点，适时引进读者急需的图书”；“第二，从有关出版社的出书重点和出书特色中寻找空白点，策划、引进能强化其出书特色和重点的选题”；“第三，接受出版社或使用者的委托，有针对性地为其寻找并代理引进所需要的作品，给出版社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四，在版权输出方面，有针对性地将我国出版社的图书向海外推荐”；“第五，为海外出版社策划选题并组织稿件”；“第六，为作者策划选题，发现、培养新作者”。（同上）
目前，我国从事版权代理业人员急剧增多，但同时也出版了很多问题，比如代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鱼目混珠，有些代理人甚至侵害作者的权利。因此，吴颖、任彦提出，为了使我国版权代理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高我国整体版权保护水平，可否设立“版权代理人资格证制度”。版权管理部门应对版权代理人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建议将版权代理人资格分为两类：国内版权代理资格和国际版权代理资格。（吴颖、任彦：《关于设立“版权代理人资格证制度”的刍议》，《著作权》2000.2）
五、版权业务素质与人才培养
一个胜任的版权代表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准确地分析出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及畅销书流行的原因，而且要对国内出版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的出版成本和流程以便精确报价，以及能够做出引进后的销售计划。
要做好版权贸易，人才的选择和培养是关键，这已成为业内人士的一种共识。在2002年1月召开的“2002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上，与会人员讨论了目前版权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出版社还缺少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大出版社，无一例外地都有专门的版权贸易机构，这与他们版权贸易工作的高效率和市场份额的高占有率有非常大的关系”。（刘娟：《2002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综述》，《中国出版》2002.2）
目前，许多出版社对版权贸易人才的素质要求还存在着简单化认识，认为懂外语、法律就可以做版权。申作宏认为：虽然语言是进行版权贸易的前提，但是一个胜任的版权代表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准确地分析出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及畅销书流行的原因，而且要对国内出版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的出版成本和流程以便精确报价，以及能够做出引进后的销售计划。（申作宏：《从美国国际书展到北京国际书展看版权贸易》，《中国出版》2002.7）
而就这种复合型专门人才的具体素质，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小辛作了很好的总结：1.“应有良好的品德、敬业爱社。即坚持原则又灵活处事，有良好的语言和文字能力。还要有奉献和自律精神。”2.“应具有时间和效率观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志。具有诚实守信的法制精神，一旦契约生效，能严格履行合同。具有良好的计划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富有朝气，精力充沛。”3.“应掌握一门外语，最好有英语的口译和笔译能力。熟悉编辑业务，尤其是本社的选题范围和市场情况。会测算出版成本，了解出版各个环节。”4.“应掌握计算机使用技术，熟悉网络应用技术，具备学习和使用各种先进通讯工具的能力。”总之，要做一个合格的对外版权贸易的员工必须做到“德才兼备”。（小辛：《关于海外版权贸易的九个问答》，《出版发行研究》2000.12）
从目前来看，我国版权贸易人才的在校培养时机还不是很成熟。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短训班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出版外贸公司、出版社、出版培训部门都作了很多努力。国家版权局专门组织全国出版社中的版权贸易人才赴美国进行专业考察、培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上海、北京等省市版权局都举行了版权贸易培训研讨班等活动。比如，上海市版权局近年来多次举办各种形式的版权贸易培训班，培训对象不仅有版权贸易工作人员，还有社长、总编辑。1999年上海版权贸易洽谈会期间，他们除为本市出版人员举办专业培训外，还在洽谈会期间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由上海市与外国的版权贸易人员进行专业洽谈。承办法兰克福书展组团工作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专门为各地参加书展的人员举办了版权贸易培训。
从目前来看，这种非学历教育还比较零散，不成规模，各自为政。据了解，新闻出版总署培训中心还没有举办过出版外贸或版权贸易方面的专门培训班。笔者以为，版权贸易人员的培训应纳入出版专业人员的在职培训规划。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培训中心及分中心就可以每年定期举办版权贸易培训班，一年四次或两次。出版社派专门人员学习，也可以到有关高校进修。
目前，大多数出版社都是从社内挑选一些外语好的编辑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并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岗位。每年还派人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各个国际书展，希望在做版权贸易中学版权贸易。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岗位意识不够分明，人才流动比较快，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
在职培训和内部培养只是满足了一时之需，在校培养才是长久之计。1999年，北京印刷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语系英语专业（出版外贸专业），当年进行招生。它的培养目标就是版权贸易人才和书刊贸易人才。但既懂外语和相关法律，又懂出版、善营销的人才，不是短短的四年能够造就的。因此，本科后培养模式比如研究生层次或第二学位层次可能更加符合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规律。
六、版权贸易的策略与技巧
履行版权合同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最能体现版权部门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也是体现出版社整体素质的时候。出版社的老总们，应该特别加强这一阶段的领导。
版权贸易的理论固然很重要，但其策略特别是技巧，是版权贸易实战人员所急需的“绝招”。这只能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
在引进版权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谈判过程。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的朱卫清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提出引进版权谈判的几点技巧：“1.对利益要硬，对人要软。谈判的结果是要取得利益，然而，利益的取得却没有必要以破坏和伤害谈判双方的关系为代价。谈判人员应该从大局着眼，有发展的眼光，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会给今后带来更多的版权贸易机会”；“2.见树木也要见森林。有时，眼光不能盯在一个目标上面，面对整个国际图书市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3.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谈判时当然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要能够同时站在双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有时，适当灵活掌握谈判尺度，有利于达成双赢”；“4.讲效率才能双赢”。为了提高书展上的谈判效率，他认为至少需要做以下一些工作：“(1)提前约见，制作时间表。书展前两个月就应与重要的合作伙伴约定见面时间，尽量在头几天见面。因为头几天资料比较充足，也可以在选择最新选题上抢占先机”；“(2)考虑展台位置因素。尽量把位于同一展场的约见集中安排，避免把不同展场的约见安排在一起”；“(3)提前准备提纲和有关资料。每一个谈判一般都限定在半小时之内，因此事先准备好谈判提纲就很必要。如果需要谈的事情很多，最好给对方也准备一份备忘录，以便于对方记下我方的条件和要求”；“(4)主动控制谈判节奏。谈判双方往往是通信一年时间，书展上才能得以初次见面。因此，适当的寒暄和题外话是必要的。之后转入正题，就需要掌握轻重缓急，涉及今后长期合作关系的、有利于加深双方了解的、在版权贸易中双方最关心的，就多说，一些回去以后可以通过书面或其他方式解决的，就点到为止”。（朱卫清：《浅谈引进版权中的谈判及其技巧》，《著作权》2001.4）
而在买卖版权时，遇到对方故意抬价或压价时怎么办呢？小辛认为这是版权交易中的正常现象，要以平常心对待，与对方斗智斗谋。为此，他还提供了几个“偏方”：1.“欲擒故纵。为了防止对方故意‘拿一把’，对自己的目标要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不要让对方感觉自己对目标的关注”；2.“姜太公钓鱼。适合于投资比较大的选题”。这个姿势就是在向“鱼”发出“请上钩”的信号，为了早日钓上“鱼”，可以适当加大信号的密度；3.“田忌赛马。就是事先要了解对方，要有预案，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预想应对的办法”；4.“瞒天过海。在几个竞争对手同时争一个目标时，为了麻痹对手，可以同时谈几个选题。其中，只有一个是你最需要的，其他的都是‘陪绑’”。（小辛：《关于海外版权贸易的九个问答》，《出版发行研究》2000.12）
有些出版社认为合同一生效就万事大吉。小辛则认为“合同生效只是这出戏刚开了场。如果说，谈合同只是少数人的事的话，那么，执行合同就涉及社里有关部门相当一批人了。在这一阶段，版权部门的工作就是‘工头’——督促各部门按时、按质完成本部门的工作。并严格按合同规定，逐项逐项落实。这里，特别要强调时间观念，万一不能按时完成，一定要提前告诉对方，取得对方的谅解。履行版权合同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最能体现版权部门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也是体现出版社整体素质的时候。出版社的老总们，应该特别加强这一阶段的领导”。（小辛：《关于海外版权贸易的九个问答》，《出版发行研究》2000.12）
七、高新技术与版权贸易
网上版权贸易是对传统版权贸易的升级换代。它所涉及和联系的范围以及它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深度和详细程度代表了未来版权贸易的发展趋势。
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版权贸易的进程走上了快车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版权贸易的缺点和不足。
聂震宁认为：“传统的版权交易方式有其明显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信息渠道不够通畅，传输速度缓慢而且不够安全，交易成本过于高昂而投资风险较大，协议签订的后续联系不便，等等。而由于网络技术的支持，版权交易的效率明显提高，就地域而言，本地与全球、分散与集中、固定与灵活都能够便捷和交互地联系；就时间而言，同步与异步、明确与弹性、限时与不限时可以随心所欲；就版权操作的实务而言，顺序与平行、程式化与目标定向、稳定与动态均有了可参照性。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版权贸易带来了划时代的进步。”（聂震宁：《面向21世纪的版权贸易》，《出版经济》2001.10）
Rightscenter.com中国首席顾问孔令嘉认为网上版权贸易是对传统版权贸易的升级换代。“像Rightscenter.com这样的版权交易平台，其定位是提供版权导购服务，强化交易功能，做的是社区服务的概念。”它所涉及和联系的范围以及它向客户提供的信息深度和详细程度代表了未来版权贸易的发展趋势。（孔令嘉：《互联网时代与版权贸易》，《出版广角》2001.6）
山西科技出版社的张东黎认为：“内地出版社需要获取信息，除了图书博览会及版权代理公司等常规手段外，网络已成为重要的、快捷的手段。互联网的出版，使信息的获得和交流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张东黎：《我们如何争得一地》，《中国版权》2002.4）
小辛呼吁：“凡是有条件但还没有上网的社，应尽快申请电子信箱，建立网址、网站，并以英文发布，专人打理。因为上因特网早已成为国际出版界的必备‘通行证’和‘名片’，人家从网上查不到你，就会认为你实力不够，在谈判中会被‘矮化’。另一方面，网络确实奥妙无穷，又快又经济，还没有时差问题，哪怕相距几万公里，都能在网上的虚拟世界及时会面，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国际版权贸易的联系中，网络通讯是其他通信技术和传统联系方法都无法比拟的。”（小辛：《关于海外版权贸易的九个问答》，《出版发行研究》2000.12）
面对网络技术的冲击，书展作为传统版权贸易的重要场所也在作一些改变。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为完善版权推广服务工作，向参展商提供版权交易目录的光盘，同时他们也在书展之前、之中、之后提供在线版权交易服务。从2001年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始全年提供在线版权贸易交易服务，并向非参展商开放。客户可在书展网站上租用电子展台，由此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服务形式。（孙雨晨：《高新技术与版权贸易新特点》，《出版发行研究》2002.8）
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一个创举就是开设了网络专区。此次参展的有“博库”、“数字方舟”、“亿书堂”、“北大方正”等海内外40多家网络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也借机适时提出了其庞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中图在线。据称，已有380多家出版社要参加进来。从网络时代看出版，很容易形成资源共享，互惠互利。而在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为了方便博览会期间及日常图书版权贸易，组委会开始试办“2002BIBF网上博览会”，在“中图在线”网站上搭建“2002BIBF网上分会场”，提供“招展信息、展商服务信息、博览会活动报道、国版及外版可供书目查询、可供版权书目信息及版权贸易情况”。
八、贸易不规范与恶性竞争
最令外国出版商和作者反感的就是信用问题。“诚信”危机导致交易成本上升，直接后果就是授权方不断提高版税，一种“一锤子买卖”的做法普遍流行，加大了版权购买方的投资成本和风险。
版权贸易不规范和恶性竞争是版权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势必影响到版权贸易的质量和效率。
最令外国出版商和作者反感的就是信用问题。著名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向中国大陆某著名出版人讨要自己的一大笔稿费，而这位当事人则想方设法躲避她的追讨，索性不开手机。而有类似情况的出版社还不止一两家。由此，胡性慧指出，“‘诚信’危机导致交易成本上升，直接后果就是授权方不断提高版税，一种‘一锤子买卖’的做法普遍流行，加大了版权购买方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这严重影响了版权贸易资源的开发和再利用。（胡性慧：《发展版权贸易的思考》，《中国版权》2002.6）
哄抬版税、恶性竞争也成为业内一大公害。在书展上常出现十几家出版社争一本畅销书的局面，使得海外出版商奇货可居，一味抬高版税率和预付款，或者以次配好，强行兜售系列书或作家的整套文集。又由于我国的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晚，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规范，致使引进版权的版税相互攀比，不断升高，不少图书的版税率增加10%，甚至达到12%。（柴春元：《发展日益深入，繁荣正需规范》，《著作权》2000.1）
充斥出版界的“跟风”现象也蔓延到版权贸易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鞠方安认为，“同一类书引进太多，‘跟风现象’严重。例如经济类、管理类图书，许多出版社都在同时引进，而且一旦某家出版社打响某一品牌之后，大家便同来分享成果：类似的引进版图书立即蜂拥出现。再就是许多书引进翻译出版后，或者同一家出版社接着出原书的影印版，或者其他的出版社打‘擦边球’，抢着出影印版，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业内自相倾轧。”（鞠方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版权贸易思考》，《著作权》2001.5）
有关人士还提到不认真履行合同条款、未得到生效合同即盲目启动以及出版、印制、翻译质量差、只注重短期效益等诸多问题。
而就如何增强版权贸易过程中的规范化意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李朋义社长指出：“一方面国内出版业亟须制定一些行业法规来约束出版行为，避免行业违规操作和无序竞争，另外国内的出版机构要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国际版权贸易合作的相关规则，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版权事业健康发展。他提出“中国的出版业可否在版权贸易方面采取或制订统一的操作规程，避免重复引进，避免自相倾轧，共同维护业内利益，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刘娟：《2002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综述》，《中国出版》2002.2）
出版社的内耗也会影响版权贸易工作的正常进行。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赵丽萍提到，引进版权从签订合同到出版往往只有一年时间，这期间要经过翻译、编辑、出版等各环节，其中任何一环执行不力，就会影响全局。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职责不明或不敢负责任、个人利益等等而导致效率低下从而造成损失的例子和教训不在少数”。因此，要取得版权引进工作的成功，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运作良好的内部管理支持系统和质量保证系统作后盾。（赵丽萍：《版权与对外版权贸易》，《出版广角》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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