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三论文,丈夫论文,版本论文,贵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5-0010-05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原因在于这些作品不断地被改写，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其内容和意义有所不同，所以研究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和如何选择版本，就显得十分重要。沈从文的小说自发表以后不断地被修改，除了初刊或初版本外，流传广、影响大的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简称“修订本”)、1982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简称“文集本”)和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简称“全集本”)。全集本最大限度地恢复到了初刊本或初版本。考虑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初刊本或初版本已经不容易找到，它们作为“古董”在市面上已经基本绝迹，而且全集本已经恢复到初刊本或初版本，而文集本又保留了修订本的痕迹，为表述的简洁起见，本文选择《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全集本和文集本加以对校，从这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探讨沈从文小说修改的规律、得失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提供一个实例。
一、版本的变迁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变迁情况大致如下：
《萧萧》初刊：1930年12月10日载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署名沈从文。
初版：1936年11月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与旧》集子。
修订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6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8卷)。
《丈夫》初刊：1930年4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4号，署名沈从文。
初版本：1936年5月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
修订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4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9卷)。
《三三》初刊：1931年9月15号载于《文艺月刊》第2卷第9号，署名沈从文。
初版本：1936年5月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
修订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4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9卷)。
《贵生》初刊：1937年5月1日载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1号，署名沈从文。
初版本：1939年12月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主妇集》。
修订本：1957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文集本：1982年收入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6卷)。
全集本：2002年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8卷)。
通过这几篇小说的文集本与全集本的对校，可以发现，相对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的全集本，文集本的改动较大。为了使读者对这样的修改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下表列出了文集本与全集本的不同处，即相当于文集本对早期版本所做的修改数。我们归类的标准是：字、词的更换为一个修改单位，若一句的文意发生了变化，不管这句中有多少变更，都以一句为单位，一段的变化同样如此。虽然有这样一个总的计算修改数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有出入，难以做到绝对的准确，因此这种计算也只是一种相对统计，供读者参考。
作品 《三三》 《丈夫》 《贵生》 《萧萧》
标点
61757549
增加 字 24241324
词 11393843
句 23446661
段 无无 1 1
删除 字 1513 7 7
词 9 510 6
句 5 1 2 3
段 无无无无
更改 字 31381528
词 48432526
句 19 4 221
段 无无无无
合计 248
286
254
269
二、修改的动因
这几篇小说的文集本是以修订本为基础编校出版的，它的修改反映了初刊本发表或初版本出版以后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作家的精神状态、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及其影响。就其修改的原因而言，大致有3个方面：一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语言规范化的要求，三是文字上的纠错(文字的纠错主要发生于初刊到初版这一过程。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结集时，为了能使其以最好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往往会更正一些错别字，在字词句上加以润色)。文字上的纠错不必详论，下面仅对前两个原因做点分析。
首先是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规范的服从。虽然与同时代的茅盾、郭沫若等主流作家有所不同，沈从文一向对政治采取比较疏远的立场，但他在1957年出版修订本时仍然对作品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们还可从沈从文为这本集子所写的《选集题记》中看到他暗藏的苦衷：“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个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由于《沈从文小说选集》影响很大，加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才开始解冻，所以这些改动在《沈从文文集》中基本保留下来了，也就是说文集本并没有恢复到初版时的面貌。
通过文集本和全集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出于政治禁忌的原因所做的修改，如改变对人的称呼，即把解放前那种表现地位尊卑的称呼改成不显示阶级身份的中性称呼。在《三三》这篇作品的全集本中，不论是小说人物还是故事叙述人，对那个城里人与“砦子里”的主人都称呼为“少爷”、“总爷”，而文集本则分别改为“先生”、“砦子里”。同时，在文集本中，劳动阶级艰难的经济处境变得更加严重。在作品《贵生》的版本对校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说明贵生的贫穷状态，文集本竟然对贵生到底得了几担桐子“斤斤计较”。在全集本中为“多得了五担桐子”、“检荒还可得三四担”(第377页)，文集本中则为“多得了三担桐子”、“检荒还可得两三担”(第350页)，这样全集本中有“八担桐子”的贵生在文集本中只有“五六担桐子”。文集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几个看似无多大差别的数字，是因为桐子担数越少，则雇农越穷，同时受剥削的程度也越深。此外，文集本往往会增添一些话语来突现叙事者的阶级立场。在全集本中，《萧萧》没有涉及到与阶级相关的话语，但在修订本中，在祖父和萧萧的一段关于女学生的对话中，则加了这样一句话：“和做官的一样，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第225页)而在《丈夫》的文集本中，更是通过几个当兵的“醉鬼”之口来骂当时的军阀：“我们军长司长，都是混账王八蛋！是皮蛋鸡蛋，寡了的臭蛋！我才不怕。”(第16页)
与出于政治禁忌的原因所做的修改相关的是小说中存在“去性”的叙述，凡与性有关的句子都遭到一定程度的修改。这种修改与建国后性成为批判人的道德品质标准之一有一定的关系，也与新中国文学的洁化叙事成规紧密相关。这种修改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如金宏宇在他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谈到巴金《家》的版本变迁情况时说到的。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这几篇小说中的洁化叙事现象不是很多，但是作为一种修改的现象我们还是不能忽略。如小说《丈夫》中，文集本也许嫌“女子出乡卖身”叙事不雅训，就把“卖身”改为“讨生活”。作品《贵生》中，四爷和五爷在贵生家里的一段对话中说到八月瓜的不雅训的对话都给删掉了。这种修改在这几篇小说中虽没有对文本的本性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却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
其次是对语言规范要求的顺从。文集本涉及到语言方面的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艺术修辞上的考虑对作品进行修改。通过对校发现，文集本相对来说是一个扩充了的文本，如《三三》中有这样的一些更改：当听到城里人要三三坐时，三三的情态在全集本中为：“……三三眼望到另一边，傍近母亲身旁，一句话不说”(第24页)在文集本中为“……三三眼望到另一边，傍到母亲身旁，一句话不说，巴不得即刻离开，可是想不出怎样就可以离开。”(第134页)这说明文集本试图建立自己的语言叙述模式。阐释性语言的运用目的是为了使行文变得更流畅，也更能明确地表达叙述者的叙事立场。二是解放后语言规范化运动的直接影响。沈从文小说的写作年代在“五四”后到解放以前，与其他的作家一样，他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文，且含有少量的文言因素，又有不少从“偏僻一隅”的家乡所带来的方言。这种糅白话、文言、方言于一体的语言是那个时代作品的典型特征，鲁迅、茅盾等人的小说都有这一特点。解放后，政府为了规范语言，1955年10月推行了语言规范化运动。为了响应这一运动，很多作家根据规范要求对解放前的作品做了修改。1957年结集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文集本中所编选的作品基本上也是采用这个修订本，因此其语言文字风格与1957年版基本相同，而全集本除了一些错字的矫正之外，基本上“保持了作品原貌”。
因此，比较文集本与全集本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窥探修订本对新的文学规范的归顺。文集本中，主要通过调换音节、增删词汇等方法，使文言词句、古白话或近代白话词句和方言词句符合现代语言的规范。在这几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全集本中的“皆”、“故”、“沿了”、“类”，在文集本中都改为“都”、“所以”、“沿到”、“象”。现代汉语习惯用结构助词“的”构成偏正短语关系，全集本却较少使用，而在文集本中，则在很多情况下都添加了“的”字。如《丈夫》初版本中：“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第50页)，在修订本中则改成：“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第5页)。除了这些现象外，还通过增删或更换将“五四”时的一些词汇、句子的用法改为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用法。如作品《丈夫》，全集本为“我怕皇帝么”(第61页)，文集本则是“我怕皇帝我不是人”(第16页)。作品《三三》中，全集本为“另外同一个从不见面的年青男人”(第15页)，文集本则是“另外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年青男人”(第124页)。此外，对标点符号的修改也属这一类修改，而且处数很多，但总的来说没有对作品带来重要的影响。
三、修改的影响
沈从文小说的修改，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原来的文本。不管是出于主动的修改还是被动的迎合，它们都在客观上都改变了文本本性。考察这种修改的影响，我们认为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而总的来说其消极的方面要远大于积极的方面。
先说情节。为了迁就新的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学规范，文集本往往会对作品中的故事进行修改、润色，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原本具有连贯性的情节。如在《贵生》这篇小说中，当贵生知道金凤已许配给五爷后，他一方面心里很难受，但这种难受就像“丈夫”那样处于一种懵懂状态，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办才好。这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说明：鸭毛要他挑水他就挑水，五爷问什么答什么，而且在百无聊赖的苦痛中竟来编草鞋。他对杜老板是一种既无可奈何、又有所不满的态度，但这种情感总的说还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事实是要经过五爷娶金凤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刺激，他的被压抑的情感才会爆发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一般是保持沉默，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因为有了这么久的沉默，才导致了后面的大爆发。一颗沉睡的心醒了，等到“半夜里”时，他才会去“放火”。因此，在全集本中描述贵生到桥下去看金凤时，他的动作是在沉默的状态下进行的，这很符合贵生的性格，也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可是文集本所做的修改(加了贵生对金凤说的讽刺话及他对杜老板“狠狠”的看)，就影响了这种逻辑性。当时的贵生哪有心情对金凤说讽刺话呢？像贵生这样的人，最痛苦的时候应该是无言的。而且他对杜老板的不满也是无声的，不会是动作强度很大的“狠狠”，不应加上这种激烈的言词和行动。也许文集本对作品的修改是为了突出雇农贵生的阶级觉悟，但这种修改无形中破坏了原作情节的一致性。再如小说《三三》中的三三与那个“白帽子女人”的关系。三三对这个城里来的女人始终抱着一种隔膜，也不愿和她一起玩。同时叙述她俩的只有三次，第一次见面时不得已和她一起出去玩，但一旦听到妈妈的叫唤，三三就急忙跑回母亲身边；第二次和她见面时三三始终没说一句话；第三次没有见到，但三三不想去见了：“娘，走。”可见，三三对白帽子女人并没有什么友好的表现。但文集本中，在她们的第二次会面时，很突兀地加了一句“笑中包含了一种纯朴的友谊”。根据她俩的情感发展线索，三三是不会在这种笑中包含“友谊”的。也许，文集本为了突现出三三所具有的劳动阶级朴素的情感，才增加了这么一句话。此句对整个文本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破坏了三三与女医生交往这一情节的逻辑性。
再说人物。对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归顺必然会导致阶级意识的介入。这样，文集本对人物形象的修改就会产生两极化叙事方式，即丑化与美化并存。文集本丑化地主和落后人物，而美化和理想化正面形象。如在《丈夫》这篇作品中，提到了一个巡官，据全集本，作者并没有表明自己对这个人物的态度，而在文集本中，则有“那巡官装成很有威风的神气开了口”(第20页)，来说明反动阶级的走狗耀武扬威的形态。这种丑化阶级对立人物的现象在其他几部作品中也同样存在。如《贵生》在全集本中有一句“(贵生)望着这退职军官”(第372页)，在文集本中则是“望着这退职军官私欲过度的廋脸”(第345页)。当涉及到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时，对有损他们形象的字句进行修正，或根据需要美化他们的形象。同样在《贵生》中，当四爷说了一些要贵生“不用怕”的话后，贵生的表现是如何的呢？在全集本中：“贵生还是呆笑，因为记起刚才在厨房里几个人的谈话，……随即缩着肩膀同鸭毛走了。”(第372页)而在文集本中为：“贵生记起刚才在厨房里几个人的谈话，……随即同鸭毛走了。”(第345页)这样一改，作为雇农贵生的那种委琐形象就不见了。金凤对四爷五爷这类人的行为有过不满，但并不是很坚决。没能嫁给贵生，她也只是有过遗憾，不是完全的无助和被动。因此，金凤虽对贵生有好感，可一旦要嫁给五爷时，她也是顺其自然。但到文集本中，通过对金凤一些言行的修改，似乎金凤是一个痛恨四爷五爷这类纨绔子弟并为自己的婚姻感到极大的悲哀的女性形象。
三说主题。根据阐释循环的原理，对作品的理解需注意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依赖关系，如个别部分发生了变化，势必会影响对整体的理解。因此，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情节和人物形象的修改，必然会导致作品主题的滑变。在《贵生》这篇作品中，贵生始终不是作为一个有阶级觉悟的雇农形象而出现的。他没能如愿娶到金凤，当然与四爷五爷染指金凤有关。但是作品通过贵生的心理活动一再告诉我们，他迷信和延宕的性格是他没能如愿的主要原因。他担心铺子里的毛伙，担心那些过路的“卖猪攀乡亲的浦市人”，担心“上贵州省贩运黄牛收水银德州客人”。可以说这些担心都是有根据的，而且金凤的父亲也说要他“得留点心”，可见四爷五爷没出现，同样会出现其他的竞争者，只是贵生没有料到会是四爷五爷罢了。因此，他的失败其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他与四爷五爷之间虽是一种雇佣关系，但据书中所描述的，两者的关系也不是针锋相对的带有阶级对立的关系，如五爷送他东西，他不安，“必在另外一时带点东西去补偿。”(第339页)可以说这种关系也传神地说明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礼尚往来”。贵生的失败，谁说金凤父女没有责任呢？但在文集本中，当贵生得知五爷将要娶金凤时所做的修改，如“你个当官的”的增添以及上面所谈到的出于政治原因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修改，似乎把贵生娶金凤的失败归咎于四爷五爷这些豪强地主的干涉。这种带有政治意味的修改，改变了《贵生》的主题内涵，使一种生存景象上升到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不免有一种牵强附会之嫌。
我们再来看小说《丈夫》，由于预设了政治性的立场，文集本增添了一大段话：“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绊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第5页)。这样，小说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丈夫”的觉醒本来只是一种人性的复苏，一种作为人的尊严在几番刺激之下终于得到自我肯定的过程，并非是一种阶级的反抗，一种阶级觉悟的提高。沈从文写作的初衷是试图用落后的生存景象来批判湘西社会的停滞不前及现代文明给这偏僻一隅的社会带来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也是稍纵即逝的，如同塘里投入一块石子所激起的涟漪。再如小说《三三》，全集本的主题是为了说明现代文明的无药可救。连乡下的水、乡下的鱼、乡下的鸡蛋甚至乡下漂亮又健康的三三姑娘都救不了城里人。作者是用“城里人”来批判城里的现代文明及其对人性的压抑的。然而文集本经过修改，就把这种批判导向了一种对“城里人”带有阶级批判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修改很少，但是仍然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如称呼的一再改换，母女俩幻想城市美景时神气的更改，俨然把城里人看成了对立阶级，这就与小说本来要表达的主题有了一定的出入。
四说风格。沈从文小说的修改，不管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别人做的，不管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规范强制还是出于语言修辞方面的考虑，客观上都影响了原作的叙事风格。沈从文的湘西生活题材小说，写得那么自然，一点不矫揉造作，不堆砌词藻，不无病呻吟，从从容容，娓娓道来，朴素平淡，在语言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白杂糅的“沈从文文体”。但是文集本的修改，影响到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风格。在文集本中，由于词句的增加，叙述没有原作简洁生动。如在全集本中，萧萧唱歌快入睡时是这样描述的：“唱着使自己也快睡去的歌。”(第253页)而文集本中改为：“唱着那自编的山歌，唱来唱去却把自己也催眠起来，快要睡去了。”(第222页)一句很简洁的话就能很好地表达这种意思了，修改后反而缺少了原作的那种韵味，似有刻意求全之嫌。同样，从容的叙述能给读者想像的余地，但在文集本中，有时唯恐读者不知，总会加上一些解释性的话语，从而失去了原作的特色。如那城里人见三三不怕人了，在全集本中说了一句：“你不怕水冲去吗？”(第16页)在文集本中，这一句为：“你住在这个山沟边，不怕大水把你冲去吗？”(第125页)其实读者只要想像一下，就会知道那城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三三住在山沟边，因此修改后反而使读者参与思考的机会减少了。还有，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他家乡湘西的历史和传统习俗以及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山歌和语言，他的叙述是自然而然的叙述，没有斧凿的痕迹，不是靠展现湘西独特风俗和语言来增添作品的魅力的。可是在文集本中，有时就有这种故意为之的现象。最后，沈从文文体的“文白杂糅”本是其努力追求的结果，而刻意的修改，却影响了沈从文文体的生动自然，有时甚至不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语境。如上面提到的把文言词汇、早期白话及湘西方言换成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所做的修改。其实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其语言都能反映出当时的风尚，原本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刻意的修改是反历史性的。
当然，文集本的修改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首先，沈从文作为一个在湘西长大的作家，他对湘西很熟悉，因此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的描写中，他总是一笔带过，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感到莫名其妙，文集本通过简单的阐释，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如在作品《三三》的末尾，相对全集本来说，文集本增加了这样几句话：“水闸门的闸板一提起”、“为碾盘轴木加油”。如不增加这几句，谁知道那个母亲莫名其妙的找油瓶干吗。其次，原作虽然文笔优美，但有时作者的叙述显得逻辑性不强，读来有晦涩难懂之弊。修改本通过增删，使原文读来更流畅贴切。如《萧萧》中讲到那些女学生的时候，原作只说到她们“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修订本紧接其后又说“读那些没用的闲书”。作为女学生，如果只知打牌，而不去读书，又怎么是女学生呢？再如，作品《丈夫》修订本中，在叙述语言中多次把“妻”换成“媳妇”。笔者认为，初版本的“妻”对丈夫来说太文雅了点，不符合他的身份和习惯，倒有点像那个年代读书人对自己妻子的称呼。这样一改，显然更为贴切。
四、结论
相对于全集本来说，文集本的修改虽然具有上述积极的效果，但是文集本对原作的不少修改影响了原作叙述的从容优美，同时也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以及小说人物的丰满性。全集本尊重沈从文创作的初衷，使一个命运多舛的民主派爱国人士被删改的作品得以恢复原貌，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有很大帮助。通过比较，我们认识到最大限度地恢复沈从文作品初刊、初版本的原貌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必须予以重视，我们要有善本概念，在文学研究中努力使用那些最能反映作者思想艺术成就的版本。就沈从文的作品而言，我们最好能使用他的初版本或全集本，即没有为了刻意顺从现代汉语规范和迎合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作品做出修改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