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 ,人力资本结构与分工
——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框架
□曲海慧 1 冯 珺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摘要 ]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传统的分工结构和稳健雇佣形式正在让位于一个前所未见的灵活劳动力市场。以人力资本结构创造超额劳动供给为着眼点建立理论模型,能够解释创新经济的涌现如何改变传统的分工形态,即信息不对称在创新经济条件下,通过分工深化和平台型经济,导致交易费用的变化过程。结论表明,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即意味着其在创新经济情境下,能够面临愈加灵活的分工选择——可以选择更加灵活地将自身劳动力配置于传统部门,或创新经济部门,而具有相对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面临的分工约束则与此相反。就业结构的变化最终取决于分工外溢效应和分工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净结果。面对创新经济带来的分工变革,应当通过正规教育和信息素质培育实现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以此挖掘分工在提升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潜力。
[关键词 ]创新经济;人力资本结构;分工;就业市场
一、引 言
分工与交易是市场经济得以提升效率的行为基础。在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可以依据自身的人力资本禀赋选择介入市场分工的最优位置。个体劳动者分工选择的试错和耦合,最终在区位和价值链的意义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分工结构。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信息技术所支撑的平台经济等颠覆性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从前瞻性视角看,以新技术转化和新商业模式涌现为特征的创新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等创新经济元素,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重塑既有的雇佣形式和劳动关系,传统的分工和稳健雇佣正在让位于一个前所未见的灵活劳动力市场。劳动需求的外部集中化与劳动供给的内部分散化同时并存,分工链条的不同环节以平台的资源整合为纽带先后继起。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共享经济、众包经济等新业态客观上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最终通过产品和劳务的质量提升,将劳动力市场供求引向新的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有效减少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引致交易费用下降,从而为打破基于人力资本禀赋的分工粘性提供了可能。这对于劳动力市场微观主体所形成的挑战在于,即使通过传统的教育和培训方式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也有可能囿于人力资本结构与信息化要求的不相适应而陷入所谓的“数字鸿沟”[1]。 因此,值得警惕和忧虑的是,创新经济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显然是非中性的。相较于传统的收入分配藩篱,信息时代的新型贫困，事实上植根于缺乏竞争力的人力资本结构和其所引致的“分工陷阱”,从而更加难于破除。
在创新经济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背景下,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将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结构?代表性个体的人力资本结构将如何影响其分工位置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在创新经济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中,劳动者应如何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主动调整,以适应分工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本文建立了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以回应上述一系列重要关切,试图从学理层面研究创新经济情境下的分工与就业结构问题,在厘清创新经济所引致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规制等一系列现实含义的同时,也为劳动力市场微观主体优化自身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人力资本结构与分工
(一)超额劳动供给的视角
本文首先以人力资本结构创造超额劳动供给为着眼点建立理论模型,以此解释创新经济的涌现如何改变传统的分工形态。人力资本结构在本文中定义为：具有不同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之间所形成的比例分布和构成关系。考虑在一定经济范围内人力资本的总量为H,其中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为H u ,相应地,具有低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为H l ,则可以得到以下简单关系式:
通过在Matlab软件进行运算，对原始数据使用Exponential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H =H u +H l
(1)
在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定义θ 为如下表达式:
出现乌冰时，如乌冰面积不超过50%，或乌冰层浇薄（1cm左右），可以不破冰。如果乌冰面积较大、较厚时要打碎并捞出乌冰，使越冬池重结明冰。
(2)
容易理解,θ 为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即需要引入的反映人力资本结构变化的变量。θ 越大,代表高人力资本在总人力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越大。θ 的现实经济对应可以藉由观测维度的不同而不同。在衡量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时,常以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年数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此时θ 可以反映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资源中所占的比例规模。在微观个体层面,则可以反映更具生产性的人力资本在劳动者人力资本篮子中所占比例的结构性信息。
根据式(2)可得,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H u 与人力资本的结构系数θ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H u =θ ·H
(3)
与之类似,根据式(2)可得低生产率特征人力资本H l 与人力资本结构系数θ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英格曼神甫的著名口才此刻得到了极致发挥，似乎他是站在第三者的局外立场上，摆出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既为少佐着想，又为女学生们考量。
H l =(1-θ )·H
(4)
由此可见,在人力资本结构的视角下,高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与低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存在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共同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对于这一表述存在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方面,式(3)和式(4)以近乎二分法的简约形式展示了上述关系,主要出于讨论的便捷性考虑。事实上,对于具有不同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的刻画,同样可以诉诸于细分层次下离散和的形式、甚至连续假设下的积分形式,但基本结论不变。另一方面,由式(2)可知,θ 的现实经济对应受到观测维度的影响。以此类推,具有不同生产率特征的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结构系数θ 之间的关系,同样视乎讨论的经济情境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含义。
而H =θ ·L ,代入式(8)可得:
(5)
学生自然想到，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及推导方法不能通过类比得到，需要用错位相减法推导公式.将和式乘以公比并向右错一位，这时除首、尾两项外，各项对应相等，相减后，得(1-q)Sn=1-qn.然后，讨论q与1的关系，即得到求和公式，教师再解读公式运用的注意点.
(6)
从人力资本结构的角度看,对于具有高生产率特征的H u 而言,其劳动供给能够从要求具备H u 人力资本的正规部门,外溢到要求具备H u 人力资本,或要求具备H l 人力资本的创新经济部门。但反之不成立,对于具有低生产率特征的H l 而言,其劳动供给仅能够从要求具备H l 人力资本的正规部门,外溢到要求具备H l 人力资本的创新经济部门。于是,式(6)可以进一步被改写为:
则ω 的含义为共享经济、众包经济等新业态经济使得既有的正规劳动力创造超额劳动供给的比例系数,在通常情况下,其满足0<ω <1。从式(5)来看,ω 的具体含义可以表述为:先将既有劳动力中有条件从事新业态经济的劳动时间折算为标准劳动力数量,再计算其在全部劳动力数量中所占有的比例。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体的创新经济活动越活跃,也就意味着ω 系数可以反映出其所创造的超额劳动供给越多。特别地,考虑H 为人力资本,即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如果劳动者从事创新经济活动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正规工作时间相同,则T s =t n ·H ,此时将之代入式(5)可得:
(7)
从而有ω =θ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为劳动者从事创新经济活动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正规工作时间相同的极端情况。而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劳动者在从事正规劳动的同时从事创新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权衡和摩擦成本,因此ω =θ 并不必然成立。考虑创新经济意义下的高质量产出问题,相应地可以按照结构特征对人力资本进行划分:能够参与此类创新经济活动的H u ,以及无法参与此类创新经济活动的H -H u 。由于H u =ω ·H ,因此H -H u =H -ω ·H =(1-ω )H ,于是有:
（2016绍兴中考卷24题节选）?某兴趣小组进行光合作用实验，选取生长状况相同的同种植物叶，分成4等份，分别在不同温度下暗处理1 h，接着在相同光照下放置1 h，测定每份叶中有机物质量的变化，制成图6，叶在29℃时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量是多少？
H =H u +(H -H u )=ω ·H +(1-ω )H
(8)
进一步地,不妨考虑T s 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正式员工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新业态经济等创新经济活动的时间数量总和,t n 为T s 的影子工时——即在不存在创新经济的条件下,单位劳动力从事相同工作的标准劳动时间。于是
可以表示将创新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供给时间折算为正规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劳动供给数量,L 为传统经济情境下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定义ω 为如下表达式:
H =ω ·θ ·L +(1-ω )·θ ·L
(9)
在新古典的世界中,瓦尔拉斯拍卖者的非人格定价相对于一事一议(case by case)的分散议价机制更具效率,但这一结论建立在供给方人力资本无异质性的基本假设之上。但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供给者与需求者的身份并无非此即彼的明确分野;另一方面,超额劳动供给的实现必然受制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性。因此,放弃全局意义上的均衡价格,使之向微观层面的人格化定价回归,以反映不同供给主体的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是通过价格机制将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的有力途径。又因为分散议价本身即意味着极高的交易费用,因此数字经济活动必然要通过平台型经济实现折中(trade-off),即平台通过持续的交易信息不断修正对于某一具体供给方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判断,并将一系列判断通过价格变动反映出来。具体而言,网约车平台和共享住宿平台可以通过历史信息,针对具有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供给方施加价格惩罚、降低其提供服务的期望收益,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限制具有某些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供给方继续在平台内提供服务(此时的价格惩罚可视为无穷大)。
(二)交易费用的视角
基于此,有必要对创新经济引致效率提升的机制究竟归结于专业化经济,抑或分工经济作出明确区分。所谓专业化经济,本质在于通过“干中学”积累和改善人力资本,从而形成边际收益递增的专业化分工。换言之,专业化经济对分工演进的作用主要在于优化分工的深度而非广度。在专业化经济的极致条件下,处于市场任一分工位置的个体,均具有垄断性质的劳动力供给。与专业化经济强调分工的个体差异不同,分工经济主要着眼于整体层面的分工协同与配合,即市场的整体分工结构是否符合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充分摈弃了潜在的效率扭曲和错配。由此可见,分工经济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于以最优分工结构为目标的市场调整和演进,而并不强调个体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和具有垄断性质的劳动力供给。如前所述,共享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相对同质化的人力资源需求呼唤分散化的劳动力供给。以“滴滴打车”等网约车平台为例,其用车优势在于对订单的实时反馈和高效调度,同时以可观的车辆营运规模作为服务前提,从而破解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主要痛点,使得市场对于供求双方的协调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大为提升。但是,网约车平台并不强调司机个体之间的“专业化差异”,尽管乘客通过打分和留言评价等方式能够形成关于司机的市场信号,然而网约车平台对于司机服务的标准化程度的关注,远胜于对其差异化的关注,例如“专车”和“优享”所对应的标准化特征等。也即是说,同质性强的人力资本构成了共享经济的劳动力供给基础,从而共享经济所引致的效率改进在机制上主要诉诸于分工经济,而较少体现为专业化经济。与之相对,众包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差异化的人力资源需求呼唤分散化的劳动力供给。如“猪八戒网”等众包平台本身并不对加盟劳动者作出明确的标准化要求,但平台对于客户的持续吸引力来源于具有人力资本垄断性质的劳动供给主体,此类群体在不断的口碑竞争中形成头部效应。最终,众包经济的参与者或在具有人力资本垄断性质的分工结构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或因持续盈利能力不足而退出众包平台。也即是说,在众包经济的各个细分平台中充斥着大量分散主体,各自具有垄断性质的人力资本,共同构成了众包经济的劳动力供给基础,从而众包经济所引致的效率改进在机制上既诉诸于分工经济,又体现为专业化经济。总之,创新经济可以在整体意义上缓解市场性和计划性的矛盾[3], 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狭义推论是,创新经济正在打破传统分工粘性,使得劳动者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不断转换分工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由于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只有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才能实现超额劳动供给。因此,人力资本的卖方垄断和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隐秘知识(hidden knowledge)会造成交易费用上升。容易理解,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具有高人力资本H u 的劳动者既可以服务同样具有高人力资本H u 的消费者,也可以服务具有低人力资本H l 的消费者。那么从平均和整体的意义上讲,只要数字经济活动中劳动供给者与消费者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满足ω s ≥ω d ,则供给方就有动机在报价过程中夸大成本——例如,夸大数字经济活动中超额劳动供给时间所产生的负效用——而试图获得超额生产者剩余。如果这一动机被具有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理性消费者捕捉到,由于其人力资本结构不支持作出更加专业化的判断,那么无论供给者给出真实的或隐瞒信息的报价,都会导致一对一议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上升。此外,数字经济活动分散化的特点也使之缺乏传统行业中所谓以品牌释放市场信号的效应,从而使得信息不对称天然具有引致交易费用上升的趋势。例如,在比较共享住宿形式和星级酒店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时,消费者对后者的信任程度往往更高,这是因为其重视星级酒店背后所附着的行业信号作用,直至这一信号作用被意外曝光等市场外部因素所打破。
从而得到了通过人力资本结构联结分工与创新经济的关系式(9),其含义是:在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体中,创新经济活动本身越活跃、人力资本结构越能够满足创新经济活动的要求,则创新经济活动所能创造的超额劳动供给越多,反之则相反。因此,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即意味着其在创新经济情境下能够面临愈加灵活的分工选择——可以选择更加灵活地将自身劳动力配置于传统部门或创新经济部门,而具有相对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面临的分工约束则与此相反。如果考虑总需求不变,则创新经济部门的分工选择挤出了传统部门的就业机会。如果考虑总需求中对于创新经济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则上述挤出过程也会随创新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加剧的趋势。
三、分工与就业结构
前述理论模型通过揭示人力资本结构创造超额劳动供给的过程,讨论了创新经济对劳动者参与分工的影响。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分工与就业结构的理论联系。考虑以某种简约和孤立的生产方式作为逻辑起点,如果个人和家庭生产的过程是相对封闭的,即其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用于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均由个体劳动者,或家庭生产单位内部实现供给,个体禀赋与生产过程的普遍错配,必然使得产出水平在平均和整体的意义上受到抑制,从而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改善是难以实现的。如图1所示,为简明起见,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三个理性行为主体,箭头方向表示产品或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向,并以不同数字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不同种类[2]。在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出现之前,相关产品或服务仅能用于自给自足。随着创新经济的涌现,在局部分工扩大化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结构对于就业选择的影响得以显现,个体劳动者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和与之相伴的交换过程,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但此时依然面临人力资本结构局部最优和整体劳动力市场缺乏效率之间的矛盾。惟有在分工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有效劳动力市场必然要求其参与者按照最优的人力资本结构供给自身的劳动力,从而使得市场的整体就业结构锚定其人力资本结构。在这过程中,如果人力资本结构的禀赋优势使得分工依然具有未实现的改进潜力,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扭曲持续存在。
图1 分工与就业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经历刘易斯转折区间以后,二元结构愈发明显地让渡于一个一体化的、新兴古典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摩擦使得就业结构的调整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在此情况下,人力资本结构通常难以按照禀赋优势实现最有效的配置结果。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配套数据技术的演进与普及,创新经济活动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方兴未艾。其中,传统经济活动通过业态融合而产生的新业态经济,为分工和就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如下可能,即劳动者能够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实现个体人力资源的再配置,使其进一步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结构的禀赋优势。根据式(9)所示,人力资本结构具有向下的“兼容效应”,创新经济因而为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提供了灵活配置人力资源的可能性,使得劳动者的分工选择有机会从传统部门外溢到创新经济部门。从需求侧看,这种可能性主要对应于平台型经济的两种实现方式:一方面,体现为相对同质化的人力资源需求呼唤分散化劳动力供给的共享经济平台,其典型案例包括“滴滴打车”等网约车平台、“小猪短租”等共享住宿平台;另一方面,体现为差异化的人力资源需求呼唤分散化劳动力供给的众包经济平台,其典型案例包括“猪八戒网”等。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调节劳动力供求匹配的经济平台是否在一定范围内强调劳动者人力资本结构的同质性。
前述内容着眼于收益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活动所能创造的超额劳动供给。但是,在潜在意义上的超额劳动供给向现实意义上的就业机会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只有当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至少足以弥补和抵消分工深化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上升时,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才能够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形成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
从技术进步所引致的新产业经济来看,其对就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挤压效应是首先值得关注的[4-5]。 随着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和新兴功能性产品的问世,资本替代劳动有可能引发对于传统就业岗位的冲击。对于非新增就业劳动力而言,在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稳定以后,既有职业生涯的经验积累不足以使其在技能储备方面紧跟就业市场的转型进程,较高的保留工资又令其面临被初级岗位所排斥的风险,从而形成了“比较优势真空”适用于微观劳动力市场的版本。受到此类影响的典型劳动者包括城镇本地就业的“4050”人员,以及大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
但与此同时,新产业经济对于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从直接角度来看,围绕新产业经济下产品的研发、制造、运输、维护等环节能够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新增就业机会,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可以从分工结构的再配置中获益。从间接角度来看,新产业经济所形成的产品或服务对于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初级岗位的替代有可能是不经济的,因此新产业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带动此类就业机会的增长。对于具有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以及受到人力资本结构的“兼容效应”影响,而使得分工选择外溢到此类就业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只要回报水平高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前的均衡工资,而低于资本对该岗位劳动的替代成本,则雇员和雇主均能够从新产业经济引致的就业结构变迁中收获福利水平的改进。因此,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人力资本结构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作出的反应不尽相同。如图2所示,如果分别考察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可以描绘出就业结构随人力资本结构变动的分布曲线。创新经济造成人力资本结构处于高、低两端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就业创造,与人力资本结构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就业抑制同时并存[6]。从而使得原本的就业结构曲线凸向横轴,就业结构的不平衡加剧。即就业结构的变化,最终取决于分工外溢效应和分工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净结果,“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注]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
图2 人力资本结构,分工与就业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在创新经济情境下,微观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工位置不见得总是遵循既定的稳态,而是依其人力资本结构特征表现出跨越传统部门和创新经济部门的灵活性。但这一变化并未否定分工提升经济效率的本质,而仅仅是将针对分工的讨论引入更为一般的情形。事实上,在分工演进潜力耗尽之前,符合禀赋优势的分工本身即可导致经济增长。而创新经济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恰恰满足了持续推进分工改进的必要条件——平台型经济作为改进了的市场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7]。
选无霉变的玉米芯，在阳光下曝晒2～3天后，加适当比例的水、石膏粉、石灰粉和多菌灵，拌匀，闷1小时；料的湿度为60%～65%。用稻草作原料，需晒干切成9～12厘米长，用1%石灰水浸一昼夜，捞起后用清水将石灰冲洗干净，沥干。拌料时以手握料在指缝中挤出水分不下滴为宜。拌好后将料堆放，闷堆24小时，第2天进行翻堆，并将克霉灵用喷雾器喷洒拌入料中。
人力资本结构对于就业市场的影响通过分工机制发挥作用。就微观层面而言,具有高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通过创新经济的新技术和新业态,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的分工位置亦相对更加复杂。在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情况下,具有实际生产率差异,即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特征的劳动者,根据禀赋条件确定自身在市场上供给劳动力的最优位置,其结果最终以分工适应性和复杂程度等就业结构特征反映出来。就宏观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经济在培育面向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升级,应当充分发挥教育政策的引导作用,着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通过结构改善积极储备具有更强劳动力市场适应性的人力资本。
创新经济在技术变迁和商业模式革新方面发挥的作用,引致了市场劳动需求的深刻变革。由于对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劳动者而言,这一变革给分工选择造成的影响是非中性的,从而导致并非任一微观个体都能够从市场拥抱创新经济的过程中获益。从创新经济有利于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的角度来看,劳动供给的分散性,有利于个体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在平台经济的分工作用下充分发挥其生产性。但是从劳动需求的集中性来看,对于仅适应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而言,其生产性或受制于平台的“头部效应”,或直接被排除在新经济业态之外,成为跌入“分工陷阱”的新贫困者。因此,只有以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同时将提升信息素养和数据能力作为改善人力资本结构的重要取向,才能够真正使得创新经济的就业带动潜力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发挥。□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一种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主要表现为心肌缺血性坏死[1]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能改善心肌缺血状况，快速提高冠状动脉的血液灌注量，激活濒死心肌[2] 。我院采用舒适护理干预在接受PCI的AMI患者96例，患者的焦虑情绪与心功能级显著提高，取得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
[1] Kwak N.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by Pippa Norris[J]. Info, 2002, 79(01):91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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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634/j.cnki.11-1403/c.2019.02.026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1154 (2019 )02 -0102 -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就业结构调整与防范失业战略研究”(16ZDA026)。
通讯作者: 曲海慧,E-mail: quhaihui@gmail.com。
标签：创新经济论文; 人力资本结构论文; 分工论文; 就业市场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