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中国论文,困惑论文,未来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表明，从一孩向二孩人口政策的过渡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也是风险和利润怎样均衡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人口国情，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可以服务于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同时它也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可能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老年人口 二孩人口政策 人口贷款还债方针
一、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在现代决策活动中，从单一目标决策向多目标综合决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由于现代社会生产过程具有精微性、宏远性、速变性的特征，人们在决策时不得不同时对决策实施后的潜在长远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设法变害为利，争取获得多目标综合收益的决策效果。
人口决策对经济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这主要是由于人口控制的特点和它的重要性。人口控制的重要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庞大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城乡人口比例，不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传统“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人口意识，难驾驭的人口移动等众多因素。合理的人口控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准备探讨人口政策在下一世纪的变化，及近期决策分析和未来人口政策选择。
探讨未来，人们自然想起我国建国初期人口战略决策的失误。五十年代，我们错误地认为人多手多，认为人多容易搞经济建设。保天下和打天下毕竟不是一回事。当时根据战后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发展必然性和薄弱的经济基础，马寅初教授提出了人多口多，人口要合理控制的低强度计划生育观念。当时的决策者们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建议没有能采取科学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反而在教条主义和主观冒进情绪的影响下对控制人口的低强度计划生育建议给予否定和批判。建国初期十几年中人口决策的失误带来了后来的人口失控，造成了今天沉重的人口负担和史无前例的严格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
马尔萨斯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的制约关系，“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有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趋势，人口的增长有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1〕，这就是其简单的表述。虽然， 马尔萨斯的人口发展决定经济发展，最后制约社会发展的社会治理结论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而且被马克思〔2〕等社会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但是， 我们应该承认，马尔萨斯也许是用非常的手段，道出了一个悲观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发展，包括人们的享受消费观念的逐渐变化，在决定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一影响的内在潜力有超越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总之，人口决策和经济决策断然不可分开。
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控制，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生育水平已从7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约5个孩子下降到今天的生育约1.7个孩子。这是人口管理的奇迹。虽然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在人口更替水平（2.1个孩子）之下，但是由于人口惯性， 我国目前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人口增长的势头仍很快。按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格勒的计算〔3〕，经济起飞阶段，人口每年增加1%，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大约将增加1.5%，并需要增加储蓄和投资4%到5%，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稳定的人口与财富的比例。按这一观点，给定我国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每年需要增加粮食2.5%，同时储蓄和投资约7.5%。显然，我国近期人口增长较快，资金积累则相应较慢，人口增长某种程度上正在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少年人口的减少到劳动力和老年人口问题
我们可以把人口分为三个不同的年龄段：少年（0—14岁）， 成年（15—59），老年（60+）。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影响这三个年龄段人口数在未来的相对比例的变化。减少出生人数可以减少总人口数。人口总数下降的同时，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下降。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实行一孩政策，到80年代末一孩政策才有所放宽，直到现在农村夫妇在第一胎是女婴的情况下才可以生第二胎。总之80年代是我国出生数急剧减少的阶段，其结果是本世纪末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得很快。显然，近期一孩政策将有收效。
人的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到了下个世纪初，也就是我国控制人口的中期，结果将是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下降。不过，考虑到那时人口基数仍很大，而且农村近十年中仍将有2至3亿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在下世纪的劳动力资源是不会短缺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有过这样的计算〔4〕，假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而且， 人口每年增加1.5%，如果要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业就业每年必须扩大5%以上。这就是我国下个世纪初的现实：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巨大的非农业就业要求。目前国家正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还不够。如果那时劳动力供给仍出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由于劳动力前期基础教育和专业技能的人口投资没能到位而引起的。它会造成未来要求就业的人数不少，但可符合发展要求的劳动力不多。
如果近期人口投资不够，那么未来数十年内我国将始终难以摆脱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人口的压力会使这种发展模式转变为技术型为主的经济发展延续到下个世纪20至50年代。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密集型发展模式必须由技术型发展模式来代替才可能使经济有持续的增长。因为以持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生产的高产出、最终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冲破这一影响的关键就是改进技术构成，包括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改进制约劳动力素质发挥的劳动体制与人事结构。这就意味着，加大人口投资。如果人口投资较少的话，由于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很难有像近期这样，经济以10%左右的增长率高速腾飞。为了未来的持续经济增长，控制人口只是改变经济投入模式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家和企业要集思广益，双方同时根据人口国情加大近期的人口投资。按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观点〔5〕，决定人类未来前途的并不是空间、 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加大人口投资对我国未来非常关键。
下个世纪20至50年代，根据我国计划生育的决心和计划生育队伍的力量，各种预测方案的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的绝对规模在14至16亿之间，期望值比目前高出近四分之一。我国在这一时期将进入8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所带来的影响的最后阶段。一孩政策的实行，使得那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很快，人口老化的速度和规模将成为棘手的人口问题。未来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增长是由于我国本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在2010—2030年间陆续进入老龄而造成的。换言之，现今不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未来人口老化问题的症结。
未来老年人口对国家的相对压力是巨大的。研究表明〔6〕，三、 四十年后我国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将从现在的9%增大到20%以上， 即翻一番还要多。预测给出到2040年我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5亿，比1995年美国和法国两个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到那时国家和个人将不得不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而奔波。我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形式是现收现支方式，这种保险的合理性程度取决于较大的劳动力人口和较小的老年抚养人口。客观事实是，由于一孩政策，那时一个成年劳动力要承担两个老人的沉重家庭负担；由于一孩政策，国家和企业为了维持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事业、为了支付退休金，在那时要从每个劳动力身上征收两个老年人所需的税收。虽然为解决此问题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进行现支保险方式向部分积累方式的转化，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体系结构的非合理完善和令人恐惧的通货膨胀，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养老保障回收资金和积累资金的正常有效使用。
未来城市老年人口剧增、农村老人向城市的转移以及城市化加快趋势也是要考虑的。数据表明〔7〕，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 城市退休职工人数平均每年以14%的高速度增长。与此同时，退休费用也猛增，从33亿增长到313亿，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25%。由于人口国情， 下世纪的状况会更严重，城市和企业都会面临人口老化的剧烈财政冲击。
另外，由于前期劳动密集型生产短期较高产出的较大可能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那时很可能成为总量上的经济强国，不过人均发展水平还很低。国际对我国经济崛起的消极反映是可以想象的。现在就已经有些大国，在我国是否应属于发展中国家上大作文章，想以此阻挠我国顺利进入世界关贸总协。下世纪我国治理人口老化问题，很难像以前那样，有国际技术和财力的大力援助。由于我国人均经济能力的限制，我国在这一阶段将从对控制绝对人口数成功的喜悦中，陷入对老年人口问题的征战。经济发展的财力、物力、人力将不得不过多集中在老年人身上。那时人口老化压力的逐渐严重将会超越人口绝对数的压力。雪上加霜的中国人口问题将更难对付。因为这时的人口问题将不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的实施和抓紧抓好的问题，人口老化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一合理的社会系统工程的建设和健全问题。
未来老年人口对国家的绝对压力也是巨大的。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的研究报告和国家统计表明〔8〕，当今养老与养小之比为1.8:1。国家抚养一个老年人的支出是近乎抚养一个少年儿童支出的两倍。这一比例在未来增大的趋势是必然的。这是由于如下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人均寿命的延长。医学科学水平在发展，人类生产和生活水平在提高，人的寿命会继续延长。按实际发展状况，我国在未来40年之内，从现今人均预期寿命70岁延长15年到85岁是非常可能的。那时老年人人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意味着医疗卫生事业的昂贵支出。这一支出在下个世纪50年代将达到峰值。今天65岁退休后，人们可活5年， 未来人们可活20年，是现在的4倍。 暂且忽略寿命延长这一因素的定性强度变化，单就从定量的变化上粗略地说，未来养老对养小的比例将不是1.8 倍的问题，而是7.2倍（4个1.8倍）的问题。 如果类似这样的一个数字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少儿人口的抚养压力和老年人口赡养压力相比将显得相形见绌。第二个因素是可能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无论任何时候少年儿童除了国家教育设施等基础投资之外，其抚养大都是父母完成的。但是老年人的赡养则可能有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现代化的逐步到来，家庭会逐渐核心化，老年人和子女分居会逐渐成为现实。西方社会从昨天的大家庭到今天核心家庭的变化可以间接地证明这一点。〔9 〕这就是说社会变迁的结果会是，中国今天的养老家庭负担为主型转变为明天的社会负担为主型。鉴于此，国家未来必须加大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是一很难改变的趋势。
三、未来二孩人口政策的可能性
怎样才能防治和延缓未来严重人口问题的出现呢？除了大力发展经济的直接的经济办法之外，还有一个间接的人口办法，那就是在人口老化问题高峰到来之前的20年左右时间内提高出生率，由一孩人口政策过渡一孩人口政策。二孩人口政策的提前实施会加大少儿人口比例，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并逐渐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趋势。虽然短期内，老年人口的总量不会减少、少儿总量又在增加，成年人口的负担会加重，但10年后这种状况将彻底改观，而且人口会向着稳定的年龄结构发展。
但是，未来半个世纪之内突出的制约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老化之外还有人口绝对数过大的问题。由于人口惯性，人口绝对数会逐年增长，这一趋势还要持续到下个世纪中期以后。到那时，人口规模是稳定还是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口政策的要求，现在还较难预知。虽然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可能很快，但人均起来，可能增长缓慢。加之人口对资源，包括可更替资源（诸如水、森林等）和不可更替资源（诸如煤、矿等）的持续过分压力，解决人口绝对数压力的一个也许多少过高的期望就是，科学技术的较大突破，荒山变良田、沧海变能源。
现在，每当有人谈到二孩政策，一些人就以不符合当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理由而加以否定，认为人越少越好。按目前状况，虽然人越少越对经济发展有利这一提法是正确的。但关键是，较少的人口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快速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合理，这是未来人口老化问题的根源。我们不应只从人口的表面现象——庞大并且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去看问题，去下结论。忽视人口结构的分析结论，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也是我国的一大国情。
经济增长从本质上是一个多方位的进程，它不可能靠一个部门或一种政策的努力就能成功。一孩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虽有好处，但它不可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经济研究和历史现实证明〔10〕，人口增长越慢不一定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长并不总是马尔萨斯预测的那样悲观。较大的人口规模和一定的人口增长也有乐观的一面。首先，有些经济学家（包括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的缪尔达尔）认为，人口增长作为一个社会“挑战”，从正面提高了社会“响应”〔11〕。也就是说人口数量供给的加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按经济学理论，有时当不可能或很难通过市场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时（比如降低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人们必须想办法去提高市场需求（发展经济，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以追求发展的稳定性——市场供需平衡。当然，经济学家凯恩斯还从一定的人口增长会导致有效需求的变化上，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探讨。其次，人口增长会造成青年比例较大的积极因素〔12〕，这意味着资金积累和生产产出较大，消费相对较低。另外，一定的人口增长会提高劳动力的内部流动。内部流动对改进资源配置十分重要。按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观点〔13〕，在开辟人力资源、加大人口投资、优化组合的现代经济分配中，人口内部流动性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知道，资源合理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人口增长从增加内部流动的角度讲，有助于这一杠杆发挥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讲，一孩政策也不是永久成立的。因为时间无限长的话，一孩政策下的社会结构会受人口结构剧烈变化的影响产生动荡，甚至会导致民族的消亡。另外，当今众多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可参考的事实是，由于家庭社会毛细现象的存在，经济发展之后，人们为了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有较惬意的生活享受，大都不愿多生育。未来人口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令人担忧的负增长。而且事实证明发达国家（比如人口负增长的德国和意大利）提高生育率比发展中国家降低生育率更困难。现今我们一些城市居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已经说明，就算在城市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要生二胎的家庭也不一定很多。再者，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性说明，人口决策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人口决策者必须根据新形势和新环境的需要作出新决策。总之，一孩政策是有历史的阶段性的。未来二孩政策实施的时间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是在2010年、2020年、还是2030年？
四、人口贷款还债之风险和均衡人口政策之战略
二孩政策实行得越早，则人口老化问题出现的时间就会越短，人口老化冲击强度就会越低，但是人口绝对数压力就会越大；二孩政策实行得越晚，则人口老化问题会越严重，不过人口绝对数压力会越轻。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选择适宜的未来人口政策是艰难的。
考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描述为“人口贷款还债”方针。这由于如下理由：计划生育的短期结果是少年人口减少，少年人口减少如保持人均人口投资不变则意味着教育投入和少儿抚养投入相对降低，国家节省了人口投入资金。这就是说今天计划生育从少儿人口减少所得社会整体人口发展基金实际上一种变相的“今天向少儿人口获得人口贷款”。这种贷款是有目的的。它一方面是期望这一人口发展基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会促进和协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期望半个多世纪后，即这批少儿人口老化到来之时，前期资金投入的产出可以补偿由于降低生育水平造成的未来老年医疗费用和老年人口赡养费用的相对上升，“明天向老年人还债”。
风险性是这种人口贷款还债方针的重要特征。因为还债的前提是贷款能在经济建设中增值。按这种观点，虽然一孩人口政策的风险性比较大，但投资成功后的利润也相对较大。对比起来，二孩人口政策的风险性不大，虽然这种政策较少获得人口发展基金但易贯彻执行，显然成功后的利润也相对较少。一孩人口政策就好像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股票市场，承担高风险但接受高利润；二孩人口政策就好像把资金存放到银行，承担低风险但接受低利润。如果未来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很愿意实施一孩人口政策，但是如果未来经济发展受到不可预料因素的严重影响，二孩人口政策的提前实施，从人口学角度上讲，是一种必须〔14〕。总之，我们可以把抉择人口政策看作是一种风险决策，任何风险决策都必须同时考虑风险和利润的矛盾二重性。
显然，选择人口政策的困惑等同于选择保守心态还是冒险心态。从决策论上讲〔15〕，保守心态和冒险心态是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在未来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人口政策的抉择取决于决策者是选择⑴要求国家较快富强，还是选择⑵要求国家较平稳的发展。风险心态之下的发展较快就有可能发展不平稳；保守心态之下的平稳发展就有很大可能是发展缓慢。如果无视二孩人口政策的存在，就无疑意味着我们默认并采取了风险心态的发展观。
保险心态的二孩人口政策有不可取的一面，风险心态下的一孩人口政策的长久实行也有消极的影响。那么是不是有折中的可能性？有，那就是一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后，过渡到实行二孩政策。这就好像，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金一部分存放在银行，一部分投放入股票市场，进行均衡风险决策。人口生育政策的过渡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十数年之后政治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存放在银行中的资金占总资金的比例的大小的问题，就是什么时间开始实行二孩政策的问题，二孩政策实行的越早，保守心态的比重就越大；二孩政策实行的越晚，风险心态的比重就越大。
人口政策，就其自身的特点和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来讲，应从长计议。过去的人口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待人口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国情、展望未来，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念强加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虽然人口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风险决策的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所谓事物发展的共性。我们可以考虑降低未来风险同时保持一定利润的人口均衡政策，也就是从一孩政策逐步向二孩政策过渡。鉴于人口均衡政策的可行性和稳妥性，它是在不远的将来可供采纳的人口决策。
人口均衡政策是国家的一个长期人口政策。由于国家长期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深，范围广，它属于人口战略性决策。人口均衡决策一方面不同于人口发展的苏南模式和承德模式等，另一方面也有别于人口管理的“三为主”（经常工作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预防为主）和“三结合”（生产，生育，生活）的管理方针。均衡政策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人口战略决策。而人口模式和方针则是行之有效的、或短期的具体人口战术操作，它们可以认为是实现人口战略决策的种种手段。在人口管理中，具体战术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战术一定要服从人口战略的导向。人口战略更重要。
人口均衡政策是否在未来贯彻执行，和相应的人口生育控制意识的平稳过渡，是非常有意义、有影响的。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现在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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