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节约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节约型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8-0074-07
当代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支撑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经济增长赖以维持的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在中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的需求量持续大幅度增加，供需矛盾日显突出，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加大。从发展趋势看，世界各国都在自觉地摒弃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战略，而采取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适应这一现实，中国明确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构想。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出发，对节约理论的渊源及其实际效应做理论剖析，从中探讨节约型社会的深层内涵。
一、节约理论的渊源与发展脉络
在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节约”问题的研究历来构成一个重要命题①。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均从各自的理论体系给予了表述，已经形成了极具科学价值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省，即节约劳动时间；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享乐以及社会活动的全面性，统统决定于时间节约；节约劳动时间决不是放弃享受，而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享受的能力和手段；节约劳动时间是为了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充分发展个性所需要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这说明，劳动时间节约是社会化生产发生的前提，同时也是社会化生产的目标和结果。一个社会节约使用资源的程度，是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视作为一种基础而核心的规律，其他规律甚至价值规律也不能替代它。此外，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则更直接地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②。显然这个定义隐含了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同时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稀缺性”这一重要前提出发，讨论了既定技术条件下的社会产品与资源配置，通过研究如何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来达到人类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可以说，关于节约理论的分析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无论从哪一个体系看，节约、效率、经济增长之间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与分配视角。在《国富论》开篇，斯密详细论述了劳动分工、劳动节约与资本积累、财富增长的内在关系。其基本观点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二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一方面，斯密把节俭或节约与资本积累相联系，认为只有增加资本才能增加生产工人，进而增进国民财富，但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勤劳而是节俭。因为经由节俭积累起来的资本可以使一国实际收入随时间的进展而有巨大增长，同时也可以在增长中使资本的各种用途得到适当的分配。另一方面，斯密强调可以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③以制针工场为例，斯密列举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缘由：分工能够增进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分工可以节省工作转换所花费的时间；劳动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④显然，这三点实际上也就表明，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在斯密那里，财富的创造和增长离不开能够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的劳动分工；同时，参与分工和交换的劳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正是由“看不见的手”所塑造的整个社会的节约与和谐。
与斯密不同，李嘉图借助于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来探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问题。他不再是单独讨论节约劳动和提高效率，而是把节约劳动与节俭问题置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动关系之中。“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⑤李嘉图对于地主获得的地租极端厌恶，认为它阻碍了生产和资本积累。因为地租是地主从土地生产物中无偿拿出去的一份，并且全部都被消费掉、没有投入生产过程；相反，资本家阶级所获利润的绝大部分会被节俭储蓄起来进行再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在李嘉图看来，后者更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整个社会应该为节俭消费、积累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大开方便之门。显然，李嘉图对资本家阶级节俭积累行为的推崇，使得他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和分配关系，从而将对节约问题的分析转移到了财富分配机制构造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层面，这比斯密明显是前进了一步。
2.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对节约问题作出深入探索和精辟剖析的是马克思。“劳动时间的节约”规律，被马克思认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由于劳动消耗的多少是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此一切节约，归结起来都应当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且马克思将这一命题精练地表述为：“真正的节约（经济）＝节约劳动时间＝发展生产力。”⑥以劳动时间的界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范畴区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马克思建立了关于劳动时间节约的理论，它涵盖了微观和宏观、生产和消费、数量和质量等各个层面。首先，马克思从微观和宏观角度论述了节约劳动时间规律的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节约，这既要求单位产品耗费（成本）的节约，还要求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占用的节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宏观角度考察了社会总劳动时间的节约。其关于产品符合社会需要的理论就是从宏观角度而言的，即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发展，而且要通过微观经济单个企业的产销对路实现。其次，在继承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拓展了分工与交换对节约劳动时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例如，在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将单个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并竞相采取各种先进技术与手段的行为，与全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机联系起来，进而阐明这些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导致了可变资本的减少和不变资本的节省，最终在对高额利润的追逐中实现了资源的节约效应。再次，马克思认为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因而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但相对于人的无限需求而言时间有稀缺性，所以消费又必须适度，这就是消费和积累的互动与制约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消费和积累的制约关系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正是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它在不断加深资本家与工人之对立关系的同时，也对积累资本和推动资本主义进程起到了显著作用。最后，基于节约与生产、消费、增长等方面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探讨了节约劳动时间对人的充分发展与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产和增长，还要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使人的自身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新古典理论的稀缺性假设。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逐渐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转向了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技术关系分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发表时，经济学界已被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理论所统治。以“稀缺性”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分析节约问题，探讨如何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以达到人类需要的最大满足。
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理论在逐渐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稀缺性与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关系。正如罗宾斯所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限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⑦。萨缪尔森更是强调，“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承认稀缺性的现实性，并且设法计算出如何去组织社会，从而最有效率地运用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这也是经济学所能起到独一无二的贡献之所在”⑧。当然，稀缺并不是指资源绝对量的多少，而是相对人的欲望而言的稀少状态。随着人的欲望的不断扩张，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增加使得人们用于消费、生产、分配、交换等一系列活动的时间越来越有限。因此，在既定资源和既定时间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节约来提高经济效率就成为主流经济学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讲，经济增长的起因是社会全部运转费用的下降（不仅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费用，还包括交易费用、情报费用、组织费用等等），而这种下降本身又取决于社会成员愿意在全部活动中更加节省共同体有限资源的积极性”⑨。
二、节约的三重效应
（一）节约的生产效应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一般把技术与竞争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因此，要研究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节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就要分析这些因素内生化的决定机理。在早期古典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劳动生产率曾被视为内生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配第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比从事工业的人数将有所减少。这一命题后来被费雪和克拉克进一步阐述，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它描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率变化的动态关系。后来，1870年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在否定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使经济学的发展走上了心理预期和主观判断之路。其中，瓦尔拉斯论述的隐含经济效率最优的一般均衡概念、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效率概念，完全将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寄托于帕累托效率和非帕累托效率两种主观状态，忽略了在国家和社会环境中由制度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这样一来，所谓技术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的采用也就成为一种外生决定的力量，而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生产率内生于经济增长的科学思想并未被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继承。
实际上，对科学技术内生地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最早作出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在《资本论》中，从探讨商品的二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开始，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并且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⑩。如果劳动消耗的多少以劳动时间来衡量，那么一切生产过程的节约，归结起来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即通过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来节约劳动时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11)这样，生产商品所需必要劳动时间就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不过，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并非单纯由劳动一个因素决定。“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2)因此，可将其依次概括为劳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和土地。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诸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相应变化，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价值量的变化。
此外，马克思还从分工与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阐述了劳动时间节约所带来的生产效应。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发展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说，分工就是生产力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因为在行业之间的分工阶段，每个工人都有专门固定的工作，由于工人长时间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工作，就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里生产出更多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过渡到了行业内部的分工，此时工人长时间从事一种专门性的简单局部操作，局部劳动的方法逐步完善，节省劳动时间的经验也逐步积累。而且，由于局部工人整天连续不断地从事同一操作，不必调动劳动位置和切换劳动工具，这就缩小了劳动的间隙、节省了劳动的非生产性时间的耗费，从而达到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产品的目的。再有，当劳动者专门从事某一种固定工作时，经验的长期积累更有利于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以及多样化，这也是在生产中节约或进一步节约劳动时间的前提之一。这既适应了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的需要，同时也为机器的发明提供了物质条件。当然，这都须要依靠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分工又恰恰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个必要前提。
但是，对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说，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机器发明与运用的一般分析上，而是强调了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作用。他在总结工场手工业分工时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13)。这里的生产力，也就是“协作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可以产生分工效应和协作力。“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4)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协作力或集体力产生的“合作剩余”。在今天的现代企业，要素所有者之所以能够通过一定的契约安排组成企业这种团队型的赢利组织，也正是因为协作产生的集体力会导致企业中的合作剩余出现，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节约的消费效应
如果要全面理解生产过程中的节约和劳动时间减少，也就必须要考虑生产的另一面——消费，即节约所具有的消费效应。消费与生产是相伴生的，二者具有同一性，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15)。在这个基础上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必然是“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而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6)按照马克思观点，抑制需求的生产并不能成为发展经济的条件，要发展经济必须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也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包括发展消费资料都是同步的，即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是节约消费效应的体现。
新古典理论则从稀缺角度剖析该问题。比如，相对于人的无限需求与欲望而言，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人们对时间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因此，时间的稀缺性常常决定着产品的需求、消费、生产与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环节，即如何将社会可支配的总劳动时间按需要的变化有效地投入到各种用途中去。传统新古典理论把消费者视为最后决定人，即有一定收入的个人具有某种需求和欲望时，就能在市场上购买到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服务，即消费是可以瞬间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后，加里·贝克尔开始在《时间分配论》中引入时间变量来剖析消费问题，即“新消费者论”思想。在这一理论中，消费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因而购买一种物质资料或一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即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消费。(17)例如，人们购买汽车的目的不是为了汽车本身，而是为了得到以汽车为物质基础的服务和消费。如得到一种方便到达目的地的手段，或是获得一种炫耀的资本。所以消费行为不过是一个中间环节，消费者用这种行为生产出最后的满足，从而成为一个在消费中进行生产的经济人。这里的关键是加入了时间因素，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因此，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同时也就有了它的“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牺牲的收入。在现代高速增长的社会中，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因而在同样的时间单位里人们可以得到更大满足。结果，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了，与其他资源相比时间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消费者开始表现得更加节约自己的时间。考虑到时间的新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增加个人的产品或满足量，消费者将试图用那些需要时间较少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偏好，这正体现了新古典视角中的节约消费效应。从这一角度讲，经济增长其实并没有改变人们的需求和偏好，而是增加了向每个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从而使之能最好地使用自己的资源，实现节约。(18)
（三）节约的人力效应
把必要活动时间以外的人的生存时间划分为两部分，即劳动时间（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分析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其中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维持人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则是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生产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里，人基本上处于自身再生产的状态；而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人开始超越自身再生产的范围，创造出剩余的可积累财富，并进入自由时间——直接用于发展个人诸种本质力量的时间。也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劳动者能够超出自身需要而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时，人类就无需再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而是可以腾出一部分自由时间去从事物质生产以外的科学、艺术等活动。显然，只有在自由时间内，人才能超越物的制约，并超出作为产出的物质生产者的地位，使自己真正成为自由的精神主体，即“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9)。
在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对自由时间作出科学界定，并进而揭示了自由时间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意义。(20)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自由时间”也就是“非劳动时间”，即“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等。(21)这样，自由时间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它是劳动者生活时间的一部分。“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2)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自由时间的来源，即自由时间是由劳动时间的节约获得的；另一方面，他也把自由时间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明确指出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正像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样，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人全面发展的作用也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为了维持生存，劳动者把可以支配的时间几乎都用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这时候还没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化，人的发展问题也无从谈起。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劳动在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外有了剩余。剩余劳动的出现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必然结果。它不但令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之外拥有更多的非劳动时间，同时也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并使人的活动逐步走向全面性。随着社会化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劳动阶级和非劳动阶级的对立。一方面，被剥削的劳动者不得不将更多时间花费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上，自由时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却通过占有剩余劳动而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摆脱出来，在侵占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占有了社会的自由时间。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本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主体，但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状况却造成了劳动者自我的异化。
相反，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工和私有制的未来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和自由时间的增长却是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的自身素质的不断完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然会在第三个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23)在马克思看来，到了第三个社会形态，一旦人们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了自由时间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比如自由时间里增加了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时，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就会达到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而且，自由时间的充裕必然促进劳动意义的变化，即由谋生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排除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促进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充裕的自由时间必将打破传统的生产方式，使物质生产过程成为科学和技术在工艺上的应用，使人的劳动可以不再限定在旧式分工的位置上，而是作为既通晓多种文化知识、又懂得按照各种尺度进行积极创造的主体。因此，人的发展也将真正表现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三、节约型社会的归宿
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以及人类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完善过程，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美好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与实践过程。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是以劳动时间节约为基础和前提，涉及到社会化再生产的方方面面，既包含着人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也蕴涵着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节约型社会也就是和谐的社会，它部分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伟大构想。
首先，它是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像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4)。可见，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巨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在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是将社会历史持续推向前进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也认为，经济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的和单向度的，而是要受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反作用。“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25)也正是由于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社会发展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合力推动促成的，因此社会发展才不能仅仅归结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应当把历史活动主体人的能动创造活动同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因素的能动反作用联系起来，以真正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其次，它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社会不是一个偶然产生和机械组合的个人集合体，而是由人们按照一定关系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而这些关系是由他们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6)。但人与社会的关系能否协调发展，却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原始社会，个人依附于群体而无独立地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对自然共同体的依赖，但又陷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特权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同样存在着人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个人主体摆脱了等级权威的控制，从人的依赖走向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不仅加剧了人与社会的不协调，而且形成了“个人至上”、“人类中心”的社会格局。正是在力求解决资本主义人与社会的冲突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即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这一思想既肯定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又把一切自由发展的个体从本质上统一为整体的社会联合体。这样，人再不是相互矛盾的存在，而是社会与个人、他人与自身之间有着内在统一，从而共同创造社会、有着共同利益的联合体。可见，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正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
最后，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便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从依赖自然、利用自然发展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它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匮乏与环境退化。大自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离开自然界这个载体的支撑，任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都将是空中楼阁。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它与社会生产关系中节约、和谐一样，同样是节约型社会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阐述人和自然物质变换时就强调过这一点：虽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自然对于财富创造具有重要作用。他坦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创造着使用价值。从物质变换的角度而言，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运动”，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因为“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28)。这就是说，劳动和自然界共同创造了财富，二者之间是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的。不过，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对自然的破坏。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严重“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9)。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永恒相处共同发展的条件，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0)。因此，我们建立节约型社会必须要把过去恶性循环的物质变换过程变成良性循环，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际上也意味着必须重视发展所处的自然环境；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与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统一的。节约型社会的实质是人、社会关系与自然三个层次的高度和谐与统一。这种状态近似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未来社会所描述的那样，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发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31)。
注释：
①相关概念有“节欲”(Abstinence)、“节俭”(Providence)和“俭朴”(Frugality)等，其中“节欲”一词被广泛应用。许多古典和新古典学者如西尼尔、马歇尔、穆勒等人都有相关论述。
②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上），第4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③④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⑤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⑦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第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⑧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⑨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1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⑩(11)(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2、350、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3、3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Becker,G.,1965,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The Economic Journal,75,pp.493-517.
(18)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2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自由时间”在马克思论著的英文版中为“free-time”，后来西方学者习惯将其等同于休闲(leisure)，也就是指人们在自由时间里通过一定的休闲活动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或更好的自我发展。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9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3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55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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