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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3-0026-08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部分商品如粮、油等基本农产品和钢材、水泥、铝、煤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近几年少见的较大涨幅。于是对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恐慌立即取代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一些分析家举出房地产、交通、钢材、水泥、电力等领域投资增长的数字，以支持“投资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央行也提出要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目标。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指出：目前有近80％的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一、对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的分析
1.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农产品价格自去年四季度以来上涨？是需求的拉动吗？恰恰相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供给方面的原因。在长期的通货紧缩环境中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使不少因此而赔本的农民不种粮油作物，引起粮油产量大幅下降，库存减少。这种因供给减少而导致的物价上涨，与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快于商品供应增长的真正需求型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与通货的增长无关，而且恰恰是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使基本农产品的价格触到了其成本底线。
2.关于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钢材、水泥、铝、煤等涨价则与农产品不同，是需求拉动的结果。除前几年一直就有的国债建设项目外，去年房地产业有较大幅度的扩张。国债建设项目与前几年相比，去年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仅国债建设项目投资的增加，根本不足以使基础原材料原本还过剩的生产力突然就供不应求。除房地产外，真正增长的最终产品是通讯、汽车和出口，这些经济增长点与国债建设项目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拉动的投资形成了去年快于前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除了汽车对钢材等原材料有稍强的拉动效果外，通讯和出口对原材料的拉动效果并不很大。因此，对基础原材料突然较大幅度的需求拉动，只能是来自突然大幅增长的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业突然大幅扩张所造成的结果是房屋空置率空前提高，可见，房地产业投资的增长主要并不是由于对房屋需求的增长引起，不是由于房屋涨价形成对房地产投资的市场拉动，而是由于完全违背市场法则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导致的结果。在我国已基本完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十年后仍出现与市场机制的效率相悖的大量无效或低效投资，完全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相勾结的“圈地运动”造成的恶果。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房屋需求的增加通过市场价格的传导拉动了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在大部分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价格负增长的形势下，仅根据少部分商品的较大涨幅就认定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也仍然有失偏颇，这是把局部当成全局了。由此而提出“软着陆”的调控目标似乎也太早了点。
所以，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不是投资总量（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合理与否）的问题。
3.对物价上涨分析的总结
通过对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这两类主要涨价领域的分析，可看出这些涨价因素不是商品普遍的需求上升导致的结果，所以与货币供应总量方面的原因无关。因此只要管住房地产等有悖于市场机制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就不会有拉动原材料需求大幅增长的“过热”现象。而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基础能源和材料方面的“投资过热”，正是这些瓶颈产品通过市场价格的上涨调节出来的，瓶颈产业的“投资过热”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以瓶颈产业“投资过热”来证明“通货膨胀”是把这两者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另一方面，某些学者指出，目前我国有近80％的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这说明，宏观经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真正需求型的通货膨胀形势，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并未得到彻底扭转，而是正处于逐渐被纠正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保持同步变化，一起从负的通货膨胀率过渡到零通货膨胀率或低通胀率，而是必有一些商品价格由于市场的需求拉动率先上涨，甚至是较大幅度的上涨，然后才逐渐波及到其它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必有另一些商品仍旧处于价格负增长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当通货紧缩刚刚开始被纠正，尚有大部分商品价格负增长的时候，就引起了对通货膨胀莫名其妙的恐慌，似乎宏观经济只有永远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才是安全的。
由于1993年6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被宣传为克服“通货膨胀”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人们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对通货膨胀完全无效的治理）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结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如果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正是对这种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产生出对通货膨胀根深蒂固的恐慌心理。以至于在目前脚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
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二、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治理通货膨胀吗？
很多人至今还在相信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对付通货膨胀。其依据是货币紧缩可抑制总需求，需求受到抑制物价自然也就受到抑制。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在货币紧缩时，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
1.为什么紧缩货币会造成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大减。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以说，商品供给所受到的严重抑制，正体现了货币紧缩在发展中也同时在发展自身的反对力量，即货币供应缺口的发展通过减少商品供给而破坏性地消灭这个缺口，从而恢复货币和商品之间新的平衡的一种自发调节机制。
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虽然不断上升的成本（以牺牲部分供给为代价）推动物价上涨了，但厂商的利润空间仍继续受到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挤压，亏损和破产继续增加，商品供给继续下降，物价指数仍继续上涨。
因此紧缩的货币政策虽能抑制需求，但却能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于是在成本的推动下物价不降反升，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我国从19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了持续两年的速度加快了一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就是这类典型。
2.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否不产生货币供应缺口？
认为货币紧缩能治理通货膨胀的另一个论据是：只要紧缩恰到好处，就可将（相对于商品）膨胀的那部分货币缩掉而不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这个论据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商品而膨胀的那部分货币并非是处于闲置状态的（银行或企业的）备用金，而是处于使用状态的流通手段。历史实践证明，由于货币社会性和私有性的高度对立，越是通货膨胀时期，资金的利用率反而就越高，处于闲置状态的备用金就越少。因此通货膨胀时的任何紧缩措施都会立即绷断许多已绷得很紧的货币循环的链条而成为债务的链条，产生货币和商品流通中的堵塞效果，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下降，并进而堕入这二者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明确的结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治理通货膨胀，而扩大的货币政策却正是对付通货紧缩的良方。我们持续了近十年的货币政策却恰恰把它用反了。
三、回顾货币政策十年得失
为什么1993年6月货币紧缩后通货膨胀会迅速发展？为什么1994—1995年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不降反升？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有多可怕，是“不治之症”，而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是不对症的“恶治”。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也因此而恶化。
通货膨胀发展的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对已超出警戒线的通胀，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缓地逐渐接近商品供给的增速，通货膨胀就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停顿下来。根本用不着什么紧缩。即便要“缩”也只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应是中长期的宏观政策。
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仅局限于货币方面的措施，对已呈快速发展的通胀，货币政策已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并因成本升高，供给减少而导致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对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减税及其它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措施才是对症的良方。
1993年6月突然的货币紧缩所造成的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以及商品成本普遍迅速的上升都是非常典型的。这除了前面所分析的理论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1993年以前的几年中，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已基本上“拨改贷”，成为银行的活期贷款。因此紧缩使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众多国企立即陷入资金短缺和三角债的困境，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和商品成本的迅速上升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立即形成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其速度也两倍于紧缩前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许多报刊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央行仍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继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账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一半国企和大半乡镇企业垮掉了）。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加剧了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在货币持续紧缩了两三年后，物价指数又降下去了呢？这是因为：
1.产品的成本最终会下降。因为在企业的利润空间受需求和成本双重挤压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企业是铁的市场法则，唯有拼命压缩成本才是生存之道。但在需求被严重抑制，生产达不到一定批量规模的时候，靠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会受到很大限制。于是不仅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技研发投入因远水不解近渴而被彻底压缩掉。而且普遍出现牺牲质量的短期行为，不但解雇大批熟练工人而雇佣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还出现了数不清的以“假冒伪劣”为生的“经营者”，出现了普遍超载的野蛮运输，出现了更多的环境污染和对资源的破坏。这些虽然并非紧缩需求才会有，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些“假冒伪劣”、野蛮运输和破坏环境者的生存动机，也为其彻底杜绝大大增加了难度。
2.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失业增加，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普遍节衣缩食，从而使消费品的社会需求受到严重抑制，产品卖不出价钱，大部分产品只是在维持经营。成本和需求两方面的原因使物价终将会降下来，但其代价是惨重的。
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造成我国长达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衰退。199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实现利润为—1.18亿元，亏损面高达50％，与1988年相比，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了358％，利润下降了64％，亏损额增加了9.7倍。国有企业亏损率（亏损总额/盈利总额）1993年以前一直低于10％，而1995年上升到43％，1996年又上升到201％，1997年略有下降，但仍达到171％。1998年情况继续恶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乡镇企业成片倒闭。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隐性失业转为大规模公开失业，据工会方面统计，1997年各类企业下岗人员共计2400万，其中国企超过1000万（注：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除此之外还有上亿的农民成为“剩余”劳力。在1997年，年度贷款规模限额8000亿元只贷出了一半，这足以说明经济规模的萎缩。
1997年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下降，钢铁、建材全行业亏损，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亏损。1998年生活资料价格也全面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终于变成了完全表面化的无可争议的通货紧缩。但央行却仍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而拒绝实行有针对性效果的扩大的货币政策。1999年后虽实行扩大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制止住了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但由于货币政策仍未放松，使扩大的财政政策受到很大限制，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和萧条的阴影。
在金融方面，银行原本为收回贷款才实行的货币紧缩取得了完全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银行呆胀竟发展到2万多亿元，数倍于银行的自有资产。而三角债则不知比银行呆账高出多少倍。并且由于时间过长，许多债权和债务人早已破产，要想理清这些债务并最终大幅减少银行的坏账已变得非常困难。
直到2003年，由于新一届政府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所改变，才使通货紧缩逐渐被纠正。
四、警惕经济战的误导
对付通货膨胀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便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年左右的“滞胀”。后在里根上台前出现了供应学派理论，主张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及因此产生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应通过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美国在里根任期内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可以说，美国具有十年“滞胀”和其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克服“滞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1993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流通速度骤然下降，货币供应缺口迅速扩大，企业成本急速上升，经营状况普遍恶化，紧缩前需求型的通货膨胀也立即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13％加速到1994年的24％，其中19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19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对这种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不应一味紧缩银根。成本型的通货膨胀本身就是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下降成本上升的结果，对付它应该放松银根，制止住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应鼓励投资扩大生产，尤其是扩大瓶颈产业和产品的生产，以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而通过减税以全面增加企业盈利水平是调动鼓励企业投资和经营热情，增加商品供给最有效的手段。
但在美国有着很强的控制力的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指导下，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了。这对在紧缩的宏观环境中已陷入困境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对我们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官方及所控制的权威机构和主流舆论大都持肯定鼓励的态度，有些甚至比中国官方宣传的调门都高，“中国威胁论”也由此产生。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积极评价”并非恶意，不过人云亦云而已。真正有意误导翻云覆雨者毕竟是少数。还有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曾对我们错误的经济政策提出过忠告，如已故的美前商务部长工布朗就曾告诫过我国领导人不要再犯美国曾犯过的错误。美国一些个人和民间组织也曾以各种方式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这些个人和组织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偏爱或厌恶，只是对媒体大肆渲染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感到可疑。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严峻的政策环境使企业过重的税负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五年之久的严重衰退，实际发生的情况和中外媒体宣传的强烈反差，说明不能排除我们被有意误导的因素。误导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尽量犯错误，利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生疏和理论上的幼稚，把我们引入货币紧缩和高税收、高失业率的陷阱，迟滞我们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不冒风险地削弱我们的国力。任何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因此经济政策和理论从来都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它必然要和有战略利益冲突的他国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被误导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各种形式的经济战恐怕永远都不会平息，今后也还会变换各种方式一再出现。
五、维持稳定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率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它们的发展本身同时也是在发展自身的对立面。通货（相对于商品的）膨胀所发展的对立面是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以减弱其能量的商品供给。而通货紧缩所发展的对立面是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以物质财富的损失为代价破坏性地缩小货币供应缺口。这是货币和商品背离平衡的发展，通过发展自己的对立面而重新恢复平衡的自发调节机制。
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兼顾两个基本目标：1.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保持币值稳定。2.将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我国目前不仅城市有着日益发展的庞大失业人口，农村也有着上亿的剩余劳力。不论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还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都应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尽早实现充分就业。
19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产品的生产力。产品和设备大量积压损毁，企业大面积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经济发展速度也降到“一位数”，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不仅使农村的“剩余劳力”问题越发严重，而且还将全部税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账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只是由于国民收入水平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以后及受东南亚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才慢了下来。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一个水平较低的、理应迅速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我们的人力成本也是最低的。由于长期的基本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也颇具规模，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完成了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并有发达的国际贸易作为补充调节，这不仅可使我们的经济更有效率，而且会维系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只要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能够有效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解决各种瓶颈制约，并采取保证基本农产品稳定供给和较高的自给率的农业政策，就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严重困扰并阻碍我们高速发展的部门和产业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可以说，我们已具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有利条件，只要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犯大的错误，在巨额投资的大型建设项目中避免重大失误，实现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相反，在有着全世界最高储蓄率（积累率）的我国，在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对投资有着最大的吸引力的时候，在有着市场机制和发达的对外贸易进行高效率的调节补充的有利条件下，如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则必定存在着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其表现就是不仅长期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而且大量闲置资本苦无投资出路，从而不能与“剩余劳力”结合。而这些恰恰就是宏观调控最应避免的低效率所在。这种低效率不仅可以完全抵消市场机制产生的巨大效率，而且造成的巨大浪费可以大大超过计划经济制度。因此，高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完全正常且十分自然的事情。相反若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两位数则属于较慢的发展，特别是用7％的标准来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就更是缺乏根据。
六、关于基础产业的“投资过热”
1.对基础产业的投资热潮是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
在近80％的商品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的时候，出现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大幅涨价，说明这些基础产业实际上仍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这些前几年看似供大于求的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仍将是瓶颈，随着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这些方面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及使其超过其它产业的迅速增长将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必经阶段，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部门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以及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大大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水平，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在新技术产业部门迅速发展的现代，这个基础工业迅速扩大并带动整个经济成长的阶段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
以钢材为例，目前我们的年产量是两亿多吨，即使再翻一番，达到年产量五亿吨，按人均计算也只不过相当于日本年产量四千万吨时的水平。离社会需求的饱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至少产量从目前的两亿多吨增长到五亿吨这段时期，我们不用担心钢产量过剩。因为这段历史时期是基础工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成长的阶段，对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增长将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业产品。目前，基础产业紧缺产品的供需矛盾刚开始突出出来，我们的产量离满足国内需求的差距尚未发展到顶点，还需要耗去许多外汇大量进口钢材，从而拉动世界钢材市场价格上涨，使全世界的钢厂都大赚了一把。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限制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把这个经济利益长久地留给外国的钢厂吗？
2.瓶颈产业的投资是否过热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础产业的合理项目超过其它部门投资增长水平，是否已“过热”，要看其将来实际增加的生产能力是否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以钢材为例，在1983—1984年，我们也曾担心钢材产量和相关投资“过热”而意图压缩调整，但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富裕起来的农民对钢材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迅速造成了钢材供应短缺的局面，因此调整还未开始就很快转变为增产。在以后的数年中因经济的迅速发展钢产量一直供不应求，只是由于1988年的紧缩造成了暂时的供大于求，就是这种暂时的供大于求也并非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是此前进口钢材过多。1991年最后几个月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涨，又使钢材很快供不应求。1993年以后，被这些瓶颈产业产品涨价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由于长达十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大一部分变成了过剩的生产力而被压缩破坏掉了。以至今天这些基础工业领域又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不再采用1993年6月那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就不用担心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
3.对瓶颈产业投资较大幅度的增长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大幅度增加对瓶颈产业的投资，将会大大增加这些紧缺的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以后的供给，有助于平抑这些紧缺的基础产品的价格，也有助于抑制因这些基础产品涨价而可能导致的全面通货膨胀。这也是价格和市场供需互相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所在。紧缺的基础产品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稳定对几乎大部分商品的经营利润的增加都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也对大部分商品供给的增长和价格的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对瓶颈产业大宗紧缺商品的生产性投资是增加商品总供给最有效的投资，当然也就是能最有效地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将社会资金引入瓶颈产业以增加其产品供给，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否则，这些“热钱”就会投在“炒房”等无效投资上，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付出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代价。而若完全封死这些社会“热钱”的投资出路，则会因投资小于储蓄（注：储蓄=投资，这个恒等式只是统计学意义上已完成的投资和已形成的储蓄的恒等，而不是指目前已形成的储蓄中可用于（以后）投资的部分的恒等。），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使大量社会资本不能与劳动者结合而形成一方面是大量失业者，另一方面是大量闲置的社会财富的重大浪费。
对成为瓶颈的基础产业的投资，应限制的是那些小规模，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且布局不合理的项目。而对高技术水平、低能耗、少污染、大规模且又布局合理的项目则给予支持。
为何一方面对瓶颈产业产品价格上涨高度恐惧，怕这些产品价格上涨波及到其它行业，另一方面又认定对这些领域（将大幅增加商品供给，从而能有效吸收通货膨胀）的投资“过热”呢？如果是在担心通货膨胀，为何又限制投资增长而鼓励消费呢？消费的增长（即直接增加最终产品的需求）是直接增加通货膨胀指数，而投资的增长则不仅是间接增加通胀指数，而且还增加能吸收通货膨胀的商品供给。因此投资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比起消费增长产生的通货膨胀代价更值得（注：投资最后也都要转变为各种收入拉动最终需求，因而也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而鼓励消费则只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手段而恰恰不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手段。所以，投资和消费都是对付通货紧缩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投资能增加物质财富，所以既能对付眼前的通货紧缩，也能吸收日后的通货膨胀。）
七、今后真正的瓶颈产业和瓶颈部门
对钢铁行业的投资之所以位居各行业榜首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由于需求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于是资金便按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向钢铁行业，以便通过创造更多的供给平衡与需求的关系。并重新形成新的均衡价格。
今后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颈产业可能不是钢铁，而是水和电。水和电主要还是政府控制的垄断行业，不像钢铁行业和钢材的供给（包括进口）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那样灵敏。再者，水和电无法靠国际贸易增加供给。因此，很可能出现政府对水和电的需求增长估计不足而使投资不足，导致水和电的供给长期不能满足需要。届时政府为平衡供需而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水、电价格，引起全部商品成本较长时期普遍上涨，这对抑制通货膨胀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水、电和其它能源对经济发展长期的瓶颈制约作用，对水利工程、水务、人工降（增）雨、气象、水污染防治、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及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其它电能和能源，以及所有与这些水、电产业有关的科技研发和基础科研的投资需要和投资规模应更有前瞻性，使其较大幅度地超过其它工业部门投资增长的速度。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的低通货膨胀状态，从而持续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最大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对全局最关键的部门就是农业。在当前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的形势下，尽快地彻底免除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财政投入，以低风险高效率的方式引导银行贷款和其它社会资金投向紧缺的基础农产品的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对于缓解通货紧缩和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速稳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如从超出物质资料部门局限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说，长期制约我们发展的薄弱环节是教育和科技。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巨大的生产力主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因此对科技方面的投资应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况且人类发展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只能从科技进步中寻找出路。尤其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均资源已日益贫乏，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破坏的条件下，若不能尽快解决低污染或无污染且又廉价的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就要永远依赖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的世界石油市场，去满足比其它国家高几倍的GDP能耗比的巨大需求，并继续简单笨拙地燃烧能源，创造最大规模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恶化我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水资源方面，如果我们的科技水平永远解决不了按需要进行人工降雨的难题，就永远难以彻底解决水资源对北方发展的制约，也永远摆脱不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气温更高→降水更少→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北方的荒漠化和沙尘暴就会不断扩展。如果由于基础科技力量的薄弱，使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在重要的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依赖，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会永远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但前些年我们对重要的基础科研领域往往以“财力有限”为由，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甚至把国家不可替代的科研职能降低到民营公司为眼前利益只开发具体商品的水平。这种状况如不能彻底扭转，我们不仅将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而且还将被越来越脆弱的生态系统拖入苦难的万丈深渊。
科研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人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成为人才，因此对教育的投入应该比科技更重要，更有价值。但长期以来，因为教育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资源的分配上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长期拖国家发展的后腿。只有加大对教育的有效投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师资水平，改善教学内容，才能大大提高人民的素质和就业水平。使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和世界研发中心，乃至世界的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在科学技术和思想学术上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强国。
八、结束语
当前的GDP统计方法因颠倒了经济成果和代价的关系而失真，因此，一味追求当前失真的GDP显然是不可取的，按这种失真的GDP来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就更不可取。尤其是把它限制在7％的框框内更是缺乏根据。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有全世界最高的积累率（储蓄率），理所当然地应有与积累率（储蓄率）相适应的投资水平。加上大量外资的进入，以及规模巨大的后备劳动大军，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处于较低的理应迅速成长的阶段，因此，较高的发展速度应该是正常和必然的。相反，若将这种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行限制，必将造成更尖锐的矛盾和人力物力资源严重的浪费，各种因缺乏物质力量已十分尖锐的（甚至是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将更加尖锐。没有物质财富较快的增长，就永远不会有在一定的量变基础上才能走向良性循环的质变。没有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我们就永远没有力量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需要随时调整解决。但这些调整措施本身应具有能维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目的和效果，而不应使调整变成减速和刹车。使较快也比虽慢但不断变速更稳妥。比如一辆汽车不断地刹车启动，启动刹车，尽管车速很慢，所造成的汽车机件的磨损碰撞及燃油的耗费，都要超过速度虽快但匀速平稳运行的同类汽车。再加上两车因速度本身产生的功效差别，经济效益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由速度较快而生出，而恰恰是对正常速度的频繁制动造成的得不偿失的变速损耗以及速度本身的损失。
现在有些观点不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而总是针对速度问题说事，总爱拿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作比较。这种比较不仅反映了一些发达国家过分担忧中国经济强大的心理，而且缺乏经济学的基本常识。7％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中国被压到最低限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即使在前年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环境中，经济增长速度仍达到了7.8％。如经济增长速度再低于7％，则将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和损失，而这些损失由于是储蓄不能形成投资的结果，所以很大一部分是直接由银行和金融系统来承担。这在目前银行和金融系统坏账高企的形势下，势必会进一步增加银行的金融风险。况且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造成的通货紧缩局面将是非常严重的。7％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出，可恰到好处地使中国获得最慢的发展。
发达国家早已基本实现了较充分的就业，且投资早已饱和，各种基础公共设施也都很完备，人们的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又缺乏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力的竞争优势，因此根本不可能再有像发展中国家那样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平衡的必然趋势。
印度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已达1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7％～8％或更高，但从未见这两国有需要“软着陆”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储蓄率（积累率）及对外资的吸引程度均不及我国，因此，中国经济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应属很正常的现象。而低于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则必然存在着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其表现就是大量的财富积累（较高的储蓄率）不能转变为投资，并长期摆脱不掉通货紧缩的困境。
去年下半年以来，类似温州炒房团和各地方无效、低效投资的大量出现，难道不正是中央财政和中央计划引导利用的民间资金对瓶颈产业和部门的高效率投资太少，使这些本应转化成资本的“热钱”没有出路而造成盲目投资的吗？
所以，目前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和投资总量的问题，而是投资的效率和结构方向问题。对于发展速度应顺其自然，既不应人为地追求高速度指标，同样也不应一味压制速度，追求低速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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