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话的通用量词“隻”与“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福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量词是汉语重要的类型学特征之一。量词范畴也是一个典型范畴，适用对象包含“个体人”的通用量词是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通用量词的发生和发展与语言社团的认知心理有深刻的关系。汉语各主要方言的通用量词只有“个／個”与“只／隻”两种，应该是一个方言分类的重要指标。然而以往的资料都显示，福州话里既有“隻”又有“個”，这是需要讨论的。
壹
隻
（阴入调）
与“隻”搭配的名词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表示“人”的名词，又可细分为：
①以“侬、囝”为词根的词语，如：侬人、大侬大人、丈夫侬男人、诸娘侬女人、乡下侬乡下人、生分侬陌生人、侬客客人、囝儿子、儿囝孩子、丈夫囝男孩子、诸侬囝女孩子、囝儿儿女；
②亲属称谓，如：哥、弟、姐、妹、兄弟哥兄弟、姐妹、表兄、叔伯弟堂弟、亲家舅妻子的兄弟、家叔叔父、姨姨阿姨、姑妈；
③表示职业、社会关系或社会身份的词语，如：工人、花师花匠、和尚、兵、警察、学生、亲戚、朋友、女界女人、男界男人。
普通话论“个”的具体物品，如：
杯杯杯子、桶、瓢瓢瓢、箩、盖盖盖子、包包提包、书包、皮箱、酒瓶、塞塞塞子、架架架子。
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如：
国家、民族、办法、主张、会议、团体、概念、问题。
“隻”的本义是“一只鸟”。之石切，入声昔韵。《说文》：“隻，鸟一枚也”。作为量词，最早也仅用于禽类。据刘世儒的研究，“隻”的词义引申分作两个系列：一个由鸟及兽，南北朝时用来量鸟已经十分普遍，并开始扩展到量兽；另一个从“一隻”的“不成双”义素引申，经“箸”的中介，逐渐泛化为一般无生物的量词（刘1965）。所言极是。到唐代，量鸟兽或量无生物的用法都已经相当普遍。至于“隻”何时开始用于量人，还没有见到语法史的研究报告，但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湘语、赣语、客家话、闽北话量人也都用“隻”（参看北京大学1995），估计不会晚于唐五代。以“隻”量人大概不是从量鸟兽的用法扩大发展来的。名量词尽管是一个语法范畴，但其发生和应用都与认知规律有关。我们注意到汉语各方言用于人的量词大都避免与用于兽（尤其是“犬”和“猪”）的量词混同。虫鱼鸟兽各类动物在福州话里都以“头”量。这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名量词，在魏晋南北朝已经广泛使用，例如：“牛二十万头”、“白兔一头”、“大鱼十二头”、“白鸠一头”、“赤白鹦鹉各一头”、“大蜂数百头”等。如果这也是福州话的早期状况，那么可以推断福州话以“隻”量人是从无生物量词的用法扩展来的。
我们还注意到，以“隻”量人的方言分布在江南的中部一带，从湘、赣、客经闽北至福州。这一带的方言在音韵上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个是全浊声母今读送气。客赣自不待言；老湘语仍保留浊音；新湘语可能受江淮官话的渗透，此处不论；湘南土话（包括粤东土话）的大多数古全浊声母字今读是送气的（张双庆等2000；罗昕如2004）。闽北和福州都有部分古全浊字今读送气，找不到语音条件，但这些字在闽语内部却相当统一，一般都认为这是语音层次叠加的结果。张光宇(1996)认为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的分布区域是北方司豫移民南迁所走的内陆路线。
第二是庄章两组字在止遇流深臻宕曾通各摄呈现韵母洪细对立的现象。这一现象“从方言分布角度看，闽语表现最突出；其次是客赣……湘语吴语资料中值得注意的是老湘语较之新湘语，南部吴语较之北部吴语，都表现得更为充分。”陈泽平(1999a)认为这是一个唐五代宋之间的语音层次。
以“隻”为通用量词并且用于量人，这个“词汇－语法”范畴的现象在方言地理学上有指标的意义。其分布范围又与上述的两个全局性的音韵层次吻合，很可能属于汉语的同一个语言集团。
贰
個 ka（声调待考）
“個”在十九世纪的传教士资料中注音[ka]或[a]，上声调。北京大学(1995)写作“个”，注音[a(k-)]，阴去调（注：这表示变声前声母为[k]，变声后[k]声母弱化为
。）。李如龙等(1994)附录二“福州方言常用字读音表”写为“个”，注音[ka]，阴去调。冯爱珍(1998)写为“個”，注音也是[ka]，阴去调。可见，“個”的声母与本调仍存争议，下文将有详细讨论。
这个量词和“隻”对名词的适用范围大致相同，句法功能上的区别在于：
“数词+個”是粘附的，后面一定要有名词。如说：“三個哥（三个哥哥）”、“两個桶”。汉语的“数量+名”结构通常可以变换为“名+数量”，但福州的“個”是例外。请比较：
七本书～书七本七隻侬～侬七隻七個侬～*侬七個
两把蒲扇～蒲扇两把两隻和尚～和尚两隻两個和尚～*和尚两個
数量词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单独回答问题，或做主语、宾语，但“数+個”不行。
我买两本我买两头我买两隻*我买两個
由于“個”总是处在前有数词、后有名词的中间位置上，“数+個+名”总是形成一个包含变声、变韵、变调的韵律单位，其单字音的判定必须与本字考察同时进行。这里暂且写为“個”，是为了行文方便。
福州话的量词普遍可以受形容词“大、嫩小”的修饰，但“個”不能。例如：
大把铰刀大剪刀大头猪大猪大隻箱大箱*大個箱
嫩粒扣小扣子嫩菩花小花嫩隻屉小抽屉*嫩個屉
福州话的量词跟普通话一样，可以重叠表示“逐一”，但“個”不能。例如：
主主都是总款每家都是这样隻隻都是呆其个个都是坏的*個個都是呆其
以上概括的“個”的三个特点，既是相对于“隻”而言，也是相对于一般名量词的功能特点而言的。由于这些特点，“個”在福州话的量词体系中显得颇为特殊。
研究语法化的学者一致认为，南北朝时期才大量涌现的“数+量+名”结构是量词范畴语法化成熟的表现。在此之前的“名+数+量”结构中，量词还带有很强的名词性。太田辰夫(1958：150)甚至认为，“名+数+量”结构“仅在古代汉语中能见到，现代汉语中只限于记帐时使用”，这种结构中的量词仍保留名词性。量词重叠表“逐一”，以及在闽粤客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大／小+量词”的结构也是部分保留名词性的表现。
从以上罗列的“個”的几个句法特点来看，福州话的“個”才是一个语法化（或虚化）充分、不再具有名词性的纯量词。语法化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过程。那么，结合汉语史家对量词发展的一般看法，似乎可以排列出这样一个量词语法化程度的序列：
名+数／数+名鹿七十一《殷契佚存》43
一万人《殷墟卜辞续编》190
→名+数+名俘人十六人《殷墟书契菁华》6
→名+数+量枪二十枚《墨子·备城门》
→数+量+名五十本葱《齐民要术》（以上例子转引自孙锡信1992）
→数量名（中间为粘附性量词）“三個侬” （福州话）
但这个语法化程度的序列还存在一个让人疑惑之处。如果认为“個”的虚化程度最高，句法位置最稳定，句法功能单一，因而代表了量词语法化的最后阶段，那么，为什么它是福州话中唯一一个达到这个阶段的量词？由于其他汉语方言量词的调查研究还不够充分，我们无法断定是否存在类似的语言事实。但至少知道，普通话中的“个”也仍然可以用在名词后面。
太过特殊的现象总是有些可疑的。
关于福州话“個”[ka]的来历，最容易联想到的古汉语量词是“个”。“个”字出现在《大学》、《左传》等先秦两汉文献中。《通俗编·卷九》：“按‘个’属古字，经典皆用之”。可见它作为量词的资格跟“隻”同样古老。这个字还有“箇、個”的写法，应该是古今字或异体字的关系。《说文》：“箇，竹枚也”。最早专用于量竹子的枚数，渐次扩大到其他杆状物，而后进一步泛化。“個”字最早见于《仪礼·士虞礼》“俎释三个”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应该是这种使用范围扩大后出现的后起字。这个量词发展到南北朝开始用于量人，而且首先发展出“数+量+名”的格式。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刘世儒(1965：85)指出：“只有发展到了‘百个钱’‘一箇河神’一类的用法，才算真正成了量词。……现代语‘个’字是最发达的量词，寻源溯流，它是同南北朝的这种发展分不开的。”
率先发展出“数+量+名”结构的“箇”进一步语法化，成为福州话中虚化最彻底、后面必须跟名词的通用量词，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推断福州话这个“個”[ka]本字为“个／箇”的一个困难是语音与切韵音系的对应关系不符。“箇”《广韵》古贺切，去声箇韵。首先是声调不对。虽然总是处在“数+量+名”结构中的“個”[ka]没有单字调，但用福州话的三字组连调规律来对照，“個”[ka]的单字调应该是上声或阴入，不可能是阴去调。此外，韵母也有问题，按果摄开口一等在今福州话里文读
，白读[-uai]，没有[-a]的读法，弱化后也不可能成为[a]。蟹摄的怪韵也不读这个韵母。虽说语法虚词的语音对应常常逸出常轨，但语音形式上不能对应且缺乏具体解释，这样的虚词“本字”总是无法定案。如果“個”[ka]的本字不是“个”，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叁
我们查对了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留下的福州方言资料中有关这两个量词的记录。依据的材料是出版于1871年的福州话课本《榕腔初学撮要》(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by C.C.Baldwin，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另外还有福州土白《圣经新约全书》，由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于1908年出版。
在《撮要》中，“复”注音
（阴入调），“個”注音[ka]或[a]（上声调），二者与名词的搭配范围都是“person or thing”。关于数量词的句法位置，《撮要》也有简单的说明：“数词和量词有时放在名词的前头，如‘二把轿’，有时放在名词后头，‘轿二把’。谓语动词是被动语态时，通常放在后头，如：‘翦刀仔去买三把’。”（注：传教士资料中所写的汉字常用训读字，这里照引。括号内的数字是原书的页码，以下同。）
《撮要》中有一些举例性的短语和会话句子。翻检《撮要》，我们发现“個”总是用在名词之前，注音总是[a]，例如：
三個人(p24)
大中层两個屉中间一层两个抽屉(p71)
极少汝着赊我一個月日最少你要赊给我一个月(p119)
而“隻”总是出现在名词之后：
人二十六隻(p24)
火点一隻点一盏灯(p50)
铺盖皮箱一隻，伙食篮一隻(p75)
吼扛轿其两隻叫轿夫两名(p73)
人烧死四五隻(p89)
最典型的例子是《撮要》中一段指示仆人准备餐桌的话：
桌罩换澈其，一位着排一吓盘、叉两把、刀两把、汤瓢一把、盐碟一叟、玻璃杯一隻、手巾一条台布换干净的，每位要摆放一个盘、叉两把……。(p60)
这个例句中“一吓盘”就是“一個盘”，“吓”标音[a]，上声调（注：传教士资料中同一个词写不同的汉字的情况颇为常见，例如表示“长久”的
既有自创的的形声字“
”，又可以写同义训读字“久”；表示“错误”的
可以写同义训读字“错”，也可以写同音字“鄭”。“個”和“吓”也是这一类的“方言异体字”。）。在一长串的物品列举中，“一吓盘”的词序与随后的各项形成对照。
尽管《撮要》描写福州话的数量结构既可放在名词之前，也可以放在名词之后，但具体到“個”和“隻”的用例，却呈现出互补分布的局面。因此我们恍然大悟，“個”的来历原来近在眼前：这个“個”就是“隻”出现在名词前位置的弱化形式，而不是来源于“个”。
再调查出版于1908年《新约全书》，找到许多“隻”也可以用在名词前的例子；但“個”总是用在名词前面，后面必须跟着名词，没有反例。
肆
如上所述，“隻”是一个很古老的通用量词，最晚在唐五代时就进入了福州话的祖语，而且大概也是最早的既可以用在名词后，又可以用在名词前的量词之一。“隻”在一百多年前读作，近期才变作，福州郊区以及邻近的古田、罗源、连江等地至今还是读。这个量词用在名词前形成“数+量+名”或“指+量+名”的紧密结构，从而失去韵律上的独立性。处在连续的语流中间，声韵母发生弱化音变，丢失声母、介音和韵尾，变成[a]。
福州话连读字组的后字声母要发生类化音变，这是福州话的重要特征之一。陈泽平曾指出，福州方言声母类化的实质就是语音弱化（陈1998：11）。以往概括声母类化规律都只是以“二字组”为限，实际上，口语中紧密组合的“三字组”中间一个字的语音弱化程度可以更进一步。一个词语的码长增加后自动压缩语音羡余信息，是语言符号经济原则的体现。与“隻”的弱化相似的例子如（“→”左边为单字音，右边是连读音，即口语中的实际读音）：
软腭音声母和零声母的类化规律相同（参考陈泽平1998）永远处在连读字组中间位置的通用量词极度弱化为[a]后，其单字声母按“二字组”的声母类化规律可以逆推为
中的任何一个。由于“个／個”在书面语中的常用性以及权威方言对其它方言的强大影响，这个语音弱化的量词被错认为来源于“个”，从而又附会出一个[k-]声母来。这也是一个俗词源干扰造成语音规律例外的例子。
由于它的塞音韵尾已经丢失，但仍服从阴入的变调规则，而阴入与上声的变调规律相同，因此19世纪的传教士根据共时的连读变调规律把它逆推为上声调，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20世纪中后期的几种文献则大约只是根据“个”字的音韵地位误推断为阴去调，而没有用三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加以验证。
在《撮要》有限的用例中，“隻”总是出现在名词后的位置，没有反例。由于用例总量不多，不敢下什么确定的结论。但考虑到土白《新约全书》毕竟晚出30多年，不妨做这样的假设：1871年之前，分布在名词之前的“隻”语音弱化为[a]，并被误认成“個”之后，与分布在名词后的“隻”断裂成两个量词。从而造成“隻”分布上的不平衡，只能出现在名词后的句法位置上。之后，“隻”又比照其他量词的句法功能类推，再次回到名词前的位置。在1908年的《新约全书》中可见到下面的用法（括号内是圣经的章节号）：
故务一隻人后我来还有一个人在我之后来。（马太2-11）
仅看见二隻兄弟，是西比太其仔又看见两个兄弟，是西比太的儿子。（马太4-21）
一隻人毛担当奉事两隻一个人不能够奉事两个主。（马太6-24）
以“隻”量人从未见于任何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的文本，是一个重要的方言分类指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的资料来观察，“只”类的方言有客家梅州话和闽北建瓯话。厦门话的这一量词本字还待考。南昌、长沙则是兼有“个、只”而跨类。其余的方言都属于“个”类。本文的分析如果符合事实，就证明福州话从来就没有“个／個”，也是纯粹的“只／隻”类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