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李骚”问题的解决_楚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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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2-0052-04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离骚》篇题的训解不过“离忧、遭忧、忧愁”一类主题。[1]到了近世,学者们对“离骚”又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解读,产生了许多新颖独特的观点,胜义迭出,十分精彩。那么首先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总结。

       一、《离骚》篇题新解

       1.歌曲解

       “离骚”作为歌曲名的影响很大,游国恩先生首创其说。他在《离骚纂义》中讲到:[2]

       第考本书《大招》有云: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羲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或曰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按‘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者耳。

       游国恩先生据王逸注推断“离骚”乃“劳骚”之通转,解“离骚”属于楚国古曲。从以往文字训诂角度产生的乐曲解,实开后世“离骚”为曲调解之先河。稍后伊鸿书为《离骚》谱写曲调。[3]郭祥贵认为《离骚》是用大琴伴奏的楚国长篇声乐套曲,从音乐曲谱的结构形式、音乐节奏韵律方面阐发《离骚》的音乐性。[4]何国治也赞同郭祥贵的观点,并进一步从语言角度勾勒《离骚》的音乐美。[5]但游先生是用声训之法解“离骚”乃楚曲名“劳商”,而作为训诂之法的声训往往会有臆测之嫌。游先生没有举出“劳商”与“离骚”在文献中相通转的例证,而用“或”、“疑”等推测之词得出结论,似嫌乏证。

       2.楚音苗语解

       此说受游国恩先生启发。姚小鸥教授撰文认为“离骚”在战国时并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双音词,而是由“离”、“骚”两个单音词组成的篇名,进而分别探求各自的训解,得出“离,别也,即远逝;骚,忧也,即悸动。”将“离骚”解释为“屈原决计远逝自疏,即将离别故国时的心灵悸痛,简言则为‘离别之痛也’。”[6]但姚先生的文章前面认为从方言、民俗、神话的视角研究“离骚”的题义,会缺乏训诂依据,后文却又根据楚语方言与中原雅音的差别研究“离骚”的涵义,颇显矛盾。同时,另一些学者试图从历史学角度考证楚人楚语与今苗人苗语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他们用今苗语楚音对“离骚”进行说解。曾凡、钱宗武的《〈离骚〉题名的文化透视》从苗语、苗族历史、以及苗族与楚国历史的关系方面将“离骚”解读为“诉说”、“劝说”、“斥责”之义,实际是对姚先生说法进一步发挥。[7]

       3.地名“蒲骚”解

       王廷洽先生最早提出“离骚”为离开蒲骚,“骚”被认为是地名“蒲骚”的简称。[8]王先生立论的根据是《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屈原祖先屈瑕的事迹:“春,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基于此段描述王先生认为屈原的祖先因为在蒲骚打了胜仗,楚王便把蒲骚封赏给他。在诗人屈原看来,那里便是自己的故乡。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产生怀疑的是朱碧莲先生,他撰文仔细考证《左传·桓公十一年》中关于记载屈瑕事迹的段落后,认为屈瑕军事斗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斗廉的谋略,而屈瑕仅是实施者。[9]在随后桓公十三年的军事斗争中由于屈瑕的骄傲轻敌,终至惨败,连屈瑕自己也自缢身亡。朱先生按着这一逻辑得出:“屈瑕因战败而自杀,谈不上‘以死勤事’、‘以劳定国’,楚武王凭什么要建立祠庙来纪念他。”更要紧的是,楚王赐蒲骚之地给屈瑕并未见载于传世文献,故王廷洽先生的地名解难以服众。

       4.离别骚臭解

       此说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在传统训诂学的基础上形成,《山海经·北山经》有:“晋水出焉……其中多

鱼……食之不骄。”郭璞云:“骄或作骚,骚,臭也。”《辞海》引用了该注解释“骚”为狐臭。钱玉趾先生的《〈离骚〉诗题新解》对“离”和“骚”的传统解释提出疑义,认为屈原作品中的“离”作为离别之义没有与“忧”连在一起,值得怀疑。而“离”作为“罹”即遭遇之义,如果“离骚”是遭忧之义,题目却没有直接用“离忧”而用“离骚”,这也同样值得怀疑。[10]随后钱先生引用《山海经》中“骚臭”解,释“离骚”为离开骚臭之义。另一方面,从楚语方言解释,解“骚”为淫荡风骚之义,解“离骚”为离开淫荡、骚臭之人。大家清楚,《山海经》成书过程较长,大约晚至汉代才初具雏形,这就比屈原生活的时代晚很多,用《山海经》中的训诂不能确切理解“离骚”的真义。

       二、从出土文献研究《离骚》篇题的可能性

       以上诸说均为现代学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因观点新颖颇受关注,乃至不胫而走。但它们有一个通病,即缺乏坚实稳妥的文献学、训诂学、文字学的证据。其实,我们有必要回顾传统观点,喻进芳、韩国良在《“离骚”考辩》中总结前人对“离骚”的释义,认为主要有五种解释:遭忧、别愁、民心离散之愁、牢骚、歌曲名,颇为详审,可参看。[11]近人在传统观点上提出更多见解,除上文提到的四种新颖观点之外,还有钮国平的“去的忧愁”说、[12]孙文鎏同义复合词“忧愁”说、[13]牛龙菲的“双重乃至多重牢骚”说等。[14]这些新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观点的发挥,这会给人一种目不暇接、无所适从的感觉。古代学者对“离骚”的训解所依据的线索理据众多,存在以经证经之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成定说。我们认为,要得出完满的结论,还要从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学中寻求答案。

       禢健聪先生2013年第4期发表于《文史》的一篇《〈怀沙〉题义新诠》,利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次大胆提出“沙”、“徙”在先秦楚简中用的是同一个字形“

”,“怀沙”即“怀徙”,是感怀流徙之义。文章打破陈说,令人拍案叫绝。[15]实际上早有学者注意到应该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新材料对中国古典文献典籍进行整理校对工作。最近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系统总结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古文字材料对传世古籍的校对整理的工作,这是一篇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文章。[16]

       其实学者们在用楚语方言解释“离骚”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楚辞属于楚文化的特征,黄伯思认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2]与楚语相仿的越语出土文字资料曾见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能源镈”和“之利”残片铭文中,李学勤先生曾有相关论证。[17]而利用出土文献对楚辞的研究,因资料甚少而显得相对滞后,但也并非没有线索。最近汤章平先生系统总结有关楚辞《离骚》的研究,文章注意运用最新出土文献和考古学成果对《离骚》的作者、楚国的族属、屈原的生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收获颇丰。[18]他在文中提到,目前发现的有关楚辞的出土文献资料是1977年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古籍竹简残片。其中就包括楚辞《离骚》残文4字、《涉江》残文5字,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早在汉初就有了誊写在竹简上的楚辞。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类作品当属近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八辑的五篇作品《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鷅》。曹锦炎先生从体裁内容、主题、句式、用词等方面判断其为早于屈原时代的楚辞资料,他认为:“这五篇作品皆不见于今本《楚辞》,从体裁和句式看,也比今本各篇显得更具原始性。这对研究楚辞这种诗体之形成,很有帮助。相信这批早于屈原时代的楚辞资料的公布,必将对楚辞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先秦学术史、先秦思想史研究,起到积极作用。”[19]

       因此我们以为,从出土文献和古文字角度研究“离骚”的训解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三、从古文字学研究《离骚》篇题的现实性

       近现代出土大量战国至秦汉的竹简资料,其中楚系竹简占头角,这大大方便了学者研究像楚辞这种原本属于楚国的文献资料。故我们可以从战国楚文字中寻找“离骚”题义的线索。

       对于“离”字,众家依据“离”在《离骚》和楚辞中的用法,可解为遭遇、离别、离却等,均无疑义。①问题是从词义演变的角度看,“骚”的基本意义是动、骚动,它为何能引申出忧、愁之类的解释,实于古无征。

       其实“骚”是个被汉人认错的字。在古文字中存在两个字形相同但用法不同的“蚤(

)”字。一种见诸甲骨文、汉碑和汉代帛书。甲骨文中有

字,旧释为“拕”,裘锡圭先生改释为“蚤”。该字从虫从又,字像用手抓挠虫子之形,可能是“搔”字初文。从“叉”的“蚤”应是改会意为形声的后起字。[20]同时汉碑和马王堆帛书中的“蚤”也是作上从又下从虫之形。例如,汉碑《张纳功德叙》有“

震”、《曹全碑》有“萬民

擾”、《北海相景君铭》有“遠近

首”、《周景功勋铭》有“滞瀨

”,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蚤”字作“

”。从甲骨文到汉碑、帛书中的“蚤(

)”或从“蚤”之字的用法都与动或骚动有关,应该就是表示骚动义的“骚”。

       另一种出现在楚简中。在望山简中发现一句“尚毋为大

”,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三位先生将末一字释为“蚤”,疑读为“慅”,训为忧,并解释简文大意是“尚且不会成为大问题吧?”[21]该字又见于《郭店楚简·尊德义》“之流,速乎

(

)而传命”,这句可以与传世文献《孟子·公孙丑》中的“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句相互参照。裘先生在按语中将“

”隶作“

”,从虫从又声,又、邮古音近同,故“

”也能读为“邮”。因为有传世文献的对应,裘先生的这一释读已成定论。[22]很显然,从文例看,望山简和郭店简中的“蚤(

)”是个表示忧愁义或能读为与“又”相近的“邮”的字。前一种“蚤(

)”是个从虫从又的会意字,后一种则是从虫从又声的形声字。

       另外,禢健聪先生在《楚简释读琐记(五则)》中又发现新蔡葛陵楚简中与望山简“尚毋为大

”用法一致的“

”,作“

”形:[23]

       尚毋为

。(新蔡简甲三143)

       “

”又作“

”、“

”、“

”等形,文例分别为:

       不为

。(新蔡简甲三10)

       不为

。(新蔡简零204)

       不为

。(新蔡简零472)

       禢先生在望山简和郭店简的基础上补充例证,提出“

”的另一些构形

从虫从尤声,可以隶定作。

上从尤声下从心,隶定作,其实就是“忧”。

左从言右从尤声,隶定作訧。

从二尤声,是个双声符字,隶定作

。这些字所从的“尤”即“

”所从之“又”表手形之下加半圆形弧笔而成,据文例均可读为“忧”。显然,又、尤古音相近可通,这就为楚简中的“蚤(

)”所从的“又”符作为声符提供了佳证。从反面证明楚人为了凸显“又”在“蚤(

)”字中声符的作用,故意将“又”改为与之读音接近的“尤”。我们怀疑,“

”、“忧”、“訧”、“

”连同表忧愁义的形声字“蚤(

)”都是楚人区别于甲骨文、汉碑和帛书中表骚动义会意字“蚤(

)”的特殊用法。陈剑先生推测:“在战国楚文字里,‘

’是一个以‘又’为声符,可表示‘邮’或‘尤’的字,而在秦汉人笔下,‘

’却是后来的‘蚤’字。”[24]我们认为:“离骚”之“骚”在战国楚人的笔下本从表忧愁义的形声字“

”,而秦汉人误认为表骚动义的会意字“蚤”。如果秦汉人能正确认识“离骚”即“离

”、“离

”,又、尤、忧古音极近,“离骚”应解为“离忧”,即遭忧,那就自无问题了。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故意区分、蚤两种字形,只要分析它们的用法和各自所属时代、地域,就能清楚地判别。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还是把甲骨文、汉碑和帛书中的会意字定为“蚤”,把楚简中的形声字定为“

”。因为前者从字形上直观地反映出后起的从声的“蚤”字,而这个字正是表骚动义的“骚”所从的声符。而后者从字形上也能直观反映出“

”从又声,又、尤相通,读作忧愁义的“忧”。两个用法不同但字形相同的“蚤(

)”正揭示了古文字中普遍存在的“字际关系”理论,黄德宽《关于古代汉字字际关系的确立——以“顾”及相关字为例》指出:“字际关系指的是形、音、义某一方面相关联的一组字之间的关系。异体字、繁简字、古今字、同源字、通假字、同形字等,都是从字际关系角度提出的概念。”这两个“蚤(

)”字正是同形字的关系。黄先生在文末提到五条处理古汉字字际关系的指导性意见,其中第四条极具启发性。[25]

       古代汉字某些形体因时代、地域或其他原因,往往多种异体并存,某些形体也可能与后起字完全相同,我们在确立字际关系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以定型的汉字与古代汉字作简单地对照比附,以后人的用字习惯和规则来确定古代汉字。

       四、小结

       从古文字学角度解读“离骚”含义的确是一个全新而有益的尝试。据学者研究,像《楚辞》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应在楚地流传,那时这类作品就是用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楚简差不多的文字来记录。随着秦统一六国,传至汉初,人们在整理战国楚辞作品时,一定经历了将楚文字转写成当时通行的汉隶的过程。在传写过程中,因表忧愁义的形声字“

”与表骚动义的会意字“蚤”形近易混,致使写成了“蚤”、“骚”,让后世学者无法窥见“骚”作“忧愁”之解的文字证据。

       注释:

       ①“遭遇”说源自汉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别”义来自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离却”解源于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以“离骚”为“排解忧愁”之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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